首页 -> 2007年第6期
佛得斯湖上的生死搏斗
作者：林肖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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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在电视上看到的海军陆战队的那些招兵广告吗？看到过那些一切准备就绪似乎无论碰上什么事都能对付的家伙们的照片吗？嗯，那就是我。我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模范一员生活了22年。我曾是个健美运动员——全身肌肉就重达210磅——50岁时还能躺在长凳上推举425磅重的杠铃。
如今我连到自己的健身房看看杠铃片都做不到了。看到那些东西犹如残酷的讽刺。两年前我患上了头颈部癌症。我顶住了它，但化疗和外科手术把我折腾得体重只剩下140磅了。出院后几个月，我仰卧在杠铃长凳上，双脚着地，试着从重力架上举起空杠铃。只有35磅，但我却举不起来，我想，我再也不是个男子汉了。
有件事是肯定的。我的海军陆战队生涯已告结束。我和妻子唐娜在帕洛斯·佛得斯湖边买了一幢房子，那是亚拉巴马州东南部一个僻静的去处。
我们迁居那里是因为我们喜欢钓鱼——房子后面有艘14英尺长的小船系在我们的码头上，随时准备出发——还因为我认为宁静的湖会使我心情平静。但这一点并未做到。“目前你正处在缓解期，”我的医生告诉过我，“不过，我很遗憾地告诉你，癌症可能会复发。”
一个春天的傍晚，我斜靠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在妻子的身边看日落。向外凝望平静的湖面大概是目前惟一能让我高兴的事。我不禁怀疑，我还有多少东西留在这世上了？
“亲爱的，你听到吗？”唐娜问道。我坐直身子，我那海军陆战队老兵的本能开动了。听起来像是引擎发出的噼啪巨响。
唐娜起身朝玻璃门外仔细察看湖面。“拉里，瞧那飞机飞得多低!”一架小小的双引擎飞机擦着树顶猛冲过去。我想，天哪，他肯定不知道有两组电力线穿过湖面呢。
我看到飞行员勉强绕开了一组电力线，而后倾斜低飞。他很可能认为自己安全了。顷刻间，他撞进了第二组电力线。飞机急速翻转，倒栽葱坠进了湖里。
“打电话给911!”我对唐娜大声喊道，随即匆匆走下台阶来到码头我的垂钓小船上。飞机离岸约100码，差不多已经完全沉入约8英尺深的水中。部分机身和一只机翼的一部分露出水面。飞行员在哪里？
我啪地开动小船引擎，朝飞机的残骸驶去。光线暗得很快。营救人员还得好几分钟才能到，那可是宝贵的几分钟啊。我突然想起，我是惟一能拯救那个飞行员的人。可是，以我的健康状况，我能行吗？我能潜入水中找到飞行员，把他拉回水面吗？我祈祷着：上帝啊，我连35磅的重量都举不起来。我关上了小船的发动机。飞机的一个引擎冒出黑烟。我的双眼被熏得酸痛，刺鼻的辛辣气味呛得我的双肺火辣辣的。一摊摊汽油弥漫在涟漪起伏的湖面。飞机快要爆炸了!
在海军陆战队，我们做过处理这类紧急情况的应急训练。我必须找到飞行员，把他弄出飞机，拖到水面，检查他的呼吸，给他止血，不让他休克。我知道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救他。我用绳子把船系在机身上，脱下鞋子和衬衣，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
引擎的燃料和汽油形成的油雾使我简直无法看清任何东西。我用手沿着飞机的轮廓摸索。每碰到一个开口便把手伸进去寻找飞行员的座舱。我的肺快要爆裂了。突然我摸到了一个座位的轮廓。空的。我猛蹬了几下升到水面。他应该在那里的。
我大口地吸了一些空气，再次潜入水中。飞行员在哪里？我沿着湖底再次绕着飞机摸索前行。我不放弃，我想。不放弃他，也不放弃我自己。我的肺迫切需要空气。我强迫自己潜在水底，继续搜索。没有。我不得不回水面再吸了一口气。我下到水中撑着机身向前摸去，我的手扫过了什么东西。那个飞行员，是他。飞机撞毁时把他的座位撞进了前端机头部。他穿着飞行服整个人颠倒了过来。把他从里面弄出来，我对自己说。我胡乱地摸着他座位上的安全带。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了。挺住，老弟，我就回来。我飞快地冲到水面，又吸进更多的空气，再次潜回水中。
我的手指摸到了什么东西，又冷又硬。安全带的脱扣。我按了一下。飞行员被松开了，我可以把他拉出座舱了。我用双臂抱紧他使劲地拉。没用。感觉中他就像一袋湿淋淋的水泥。我的肺又发出信号了。上帝啊，我需要你。我用尽全身力气再拉。突然间我和飞行员都浮到了水面上。
我划着水把我们两人挪到机身边，用左手抓住机身。我看看飞行员。他没有呼吸。我想，我们俩真是绝妙的一对，一个重病缠身，另一个溺水垂死。
我将他转过身来，用右臂夹住他的肋骨，尽力挤压。水从他嘴里涌出，可他还是没有呼吸。
我用身体把他压在机翼上，用右臂架住他的头，往他嘴里吹气。一下。两下。我自己的肺——由于癌症和化疗的折磨已很虚弱——被辛辣的烟熏得刺痛。我想，我不知自己能否救活他，我快要不能呼吸了。他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我试着吹了第三下、第四下。主啊，我还有多少时间？
帮帮我吧。我又试着吹了一下。他的胸膛动了动，挤出了一声轻轻的咳嗽。他的嘴里渗出血来。他还没有知觉，但至少是恢复呼吸了。不过，他伤得不轻，尤其是头颈部。我不能冒险把他移进小船。我和他还能在水面坚持多长时间？随着时间一秒秒过去，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虚弱。救援队在哪里？
突然我明白我们会没事的，无论如何，我会没事的。“你别担心，我们就要成功了。”我对飞行员说。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能听见我的话，但我就是必须听到自己说出来。
湖对面传来一个声音。“拉里，我们来了!”一条船斜穿过烟雾。不一会儿，我们就被拉到了安全地带。
急诊医士们把飞行员固定住，风驰电掣般的用救护车把他运走了。其他人在救助我。我的身体遭受了伤害——颈、胸和胃的50％有1-2度烧伤。我的肺嗡嗡作响。手指在抓住机身时扯裂了一根韧带。
在去医院的途中，我问及飞行员的情况。“他的左腿碎裂，肋骨断了几根，而且很可能有一边肺萎陷。”一位急诊医士说道，“但是他能治好的，这得归功于你。”
另一位急诊医士插话说：“伙计，你知道你救的是谁吗？他是杰克·卢什，全国汽车比赛协会的车队老板。马克·马丁和马特·肯塞斯为他赛车。在赛车界，他和他们一样有名。”
我则想到我救了另一位也挺重要的人物——我自己。
第二天，报纸上称我为英雄。但是那种说法实际上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由于自己再也不能做些事情而心情抑郁——甚至感到羞愧。现在，我发现自己仍然什么都能做。
我第一天能活动时就直奔健身房，渴望重返杠铃长凳，再度做好准备，无论今后还会遇到什么。
（心海摘自《英语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