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捷径+苦干

作者:艾伦·格林斯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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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期间,为了支付学费,我为一个投资机构当兼职调查员。当时冷战刚开始,五角大楼大量制造战斗机、轰炸机和其他军用飞机。投资家都想预测备战计划对股市的影响,因此他们都急于知道政府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尤其是铝、铜和钢材的需求量。
  不过这些数据可不容易搞到。1950年,朝鲜战争一打响,五角大楼就把所有军用物资购买计划列为保密文件。
  我以前对金属市场有所了解,所以自告奋勇去当这个“侦探”,老板同意了。首先,我找到1950年国会听证会的会议记录(这些资料是向大众公开的),但因为军事会议是保密召开的,我没法看到他们的记录。
  怎么办?我想到了1949年的会议记录。那时朝鲜战争还没有开始,军事会议在正常听证会期间召开,记录也很详细,而通过研究政府公告和一年来的新闻报道,我知道1950年和1949年美国空军的规模和装备基本一致。于是我从1949年的记录中找出每个营有多少架飞机,每个空军联队有多少个营,新战斗机的型号、后备战斗机的数量和预计损耗量。有了这些数据,我就基本上可以算出每个型号战斗机的需求量了。
  接下来我必须找出每种型号的飞机需要多少铝、铜和钢材。我找来各种飞机制造厂的技术报告和工程手册,一头扎进数字、图表和工程专业术语的海洋。渐渐地,凌乱的资料中呈现出规律,政府的购买计划变得清晰了。
  调查结束后,我写了两篇很长的报告,都被发表在《经济记录报》上,题目是《空军经济学》。时隔30多年,我当上美联储主席后不久,一个曾在五角大楼工作过的同事说:“还记得你写的《空军经济学》吗?你计算出来的数字跟政府保密文件里的数字非常接近,当时吓了我们一大跳,差点儿就要派秘密警察跟踪你呢!”
  如果你问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会给你两个答案:“捷径”和“苦干”。比如《空军经济学》这项调查,1949年的会议记录是“捷径”,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计算整理出各种型号飞机的数据是“苦干”,这两项缺一不可。
  (田生摘自《环球时报》 2007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