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0期

吃喝的自白书

作者：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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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吃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在童年时代，这个问题曾经如此深切地困扰着我发育不全的心智。在迎接大跃进的时代里，我不合时宜地降生了。1957年一个冬日的正午，越过阳光，我躺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因饥饿而哇哇大哭。不知所措的母亲把乳头对准了我的小嘴，而我却吸吮不到任何乳汁。在生命的黎明，我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匮缺。这似乎是一个生命的谶言。
　　我7岁前的食谱是被大饥荒年代所限定的。我们全家骨瘦如柴，状如幽灵，靠面疙瘩汤度日。那种食物是令人作呕的，散发着菜叶被过度烹煮后的恶心气味，尽管加入大量味精可以增加食欲，却引发了味精中毒。每天吃完面疙瘩后，我都要大口喝水，像一头在旱地里打滚的小狗。在味蕾迅速萎缩的年代，味精是维系我们与食物之间的危险纽带。
　　在炎热的夏天，我和隔壁邻居的小孩——一对姐弟在家门口共进午餐。我坐在小板凳上，从小碗里扒着难以下咽的面团和菜叶，眼里噙着失望的眼泪。惟一支撑我进食的信念是坐在对面的女孩，她的秀丽容颜就是佐餐的美味佳肴，也是我熬过大饥荒年代的最高慰藉。我们芦柴棒似的小手，紧密地缠在了一起。
　　父亲远在浦东工作，只能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的黄昏是个美妙的节日。我趴在窗口上，远眺着父亲的身影，然后飞也似地滚下楼去迎接他的手提包。每次父亲都会取出搪瓷杯，里面是期待已久的四个锅贴，有时则是两个热气腾腾的豆干菜包。童年的美食节就此降临在我的生命里，向我打开世界美妙的大门。我小心翼翼地咬开锅贴的表皮，用舌尖轻舔着香气四溢的肉馅，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这真是一个令人心醉的时刻，我的感官瘫痪在了粗粝的食物面前。食物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伟大友谊的纽带。
　　不久父亲因慢性肝炎而病休在家。为了治疗，他开始了凶猛的进补。而我则在一边助吃。他的冰糖炖蹄膀，成了我最喜爱的点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燕窝，为剔除混杂在胶状物里的羽毛，我和父亲分别用拔毛钳清理了整整两天，我至今都还记得它半透明的果冻似的形态。还有一次，母亲搞来了一副不知什么动物的睾丸，烧熟后呈现为酱红色，父亲把它切成薄片，坐在餐桌前慢慢嚼着，表情似乎有些尴尬，而我在一边观看，发出大惊小怪的声音。这是短暂而富足的时光，但它仅仅延续了三年，就被1966年的“文革”烈焰所焚毁。
　　由于政府禁止农民私自养鸡和贩卖，吃鸡成了一种罕见的奢侈。有一次，父亲的农学院朋友从单位里搞来一只巴基斯坦种的公鸡，我们全家沉浸于节日式的欢愉之中。父亲亲自动手杀鸡和烹饪“客家葱油鸡”。他把鸡切成小块，烧熟后再改为慢火炖煮，用葱油不断浇淋，让葱香透入鸡肉的深处。我从未品尝过如此鲜美的菜肴，连续好多天都在回味它的奇妙滋味。从此我坚持认为鸡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食物。在整个“文革”期间，这是我家惟一的盛宴。
　　食物是偷情者点燃对方的火柴。我曾经从家里偷了半斤大白兔奶糖给一个心爱的女孩，并且骗我妈说是老鼠吃的。这个拙劣的谎言被母亲当场识破，我为此还挨了一顿打。但我还是感到了生命中最脆弱的甜蜜。女孩回赠给我的，是一副用旧毛线编织的无指手套，上面有一些深蓝和杏黄色相间的波纹，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我戴着它度过了那些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我把其中的一只丢在了公共汽车上，而另一只则被我收藏起来，像藏起一个爱的秘密标记。但后来，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它从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们形影相吊地行走在“文革”晚期的黑夜里。她提前退休，而我则在一家照相机厂里当了钳工。我们生活小康，无所欲求。母亲有时会带我去附近的乔家栅点心店，吃两毛五分钱一碗的鲜肉馄饨——半透明的面皮下面，暗褐色的猪肉馅隐约可见，面汤里漂浮着葱粒、紫菜和蛋皮。店堂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顾客在这种高档食店里流连。而我们却在那里悠闲地小坐，望着大玻璃窗外的襄阳路风景，心情庄严得像个贵族。
　　“文革”结束后，国家食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在那个美妙的时刻，好像所有的顾客都感到了某种叫做希望的事物，他们的眼神里露出了暧昧的笑意。
　　(钧天选自《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 图/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