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真实的谎言

作者：金文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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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最后一例手术，已近下午5点，我匆忙换下手术服，就直奔火车站，明天是娘80岁生日，今晚我必须赶回农村老家。
　　刚走出医院大门，手机突然顽固地震动起来。首长命令我一小时内赶到机场，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在娘和任务之间我别无选择。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拨通了老家的电话，告诉娘，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培训班，今天就走，不能亲手给娘剥鸡蛋吃了。没办法，我只能对娘撒谎。
　　娘对北京很敏感，娘撇开生日的话题，叮嘱我，丫头，现在北京“杀死”厉害着呢，你可要注意啊。“杀死”是SARS的谐音，娘搞不清它们的区别。
　　我有三个哥哥，娘近不惑之年才有了我这唯一的女儿，娘就一直丫头、丫头地叫着，叫得满世界都知道我是她的宝贝疙瘩、贴心小棉袄。
　　我有点后悔了，真不该说去北京！我恨不得打自己几巴掌。我赶紧说，娘，您忘啦，丫头本身就是医生，还是个厉害的医生，咱可不怕“杀死”。
　　娘呵呵地笑了，是呀，是呀，就挂了电话。
　　作为第一批进入小汤山医院的军医，我被直接分配到重症监护室，和其他几位军医组成了名副其实的“敢死队”。
　　重症监护室是抗击“非典”前沿中的前沿，工作强度超乎了我的预想，每个人都在挑战极限，高速运转着。即便如此，我还是会拖着疲惫的身体给娘打电话。
　　然而，当媒体报道“非典”和小汤山时，我在医院走廊匆匆走过的身影还是牢牢定格在娘的眼里。尽管套着防护服，但一个镜头就够了，娘还是凭直觉认出了我。
　　那天晚上，我连续抢救了三个危重病人，几近虚脱地从监护室出来，时间已是凌晨时分，我费力地脱下那早被汗水湿透的防护服，饥饿却没有食欲。
　　我从抽屉里拿出手机，竟然有十多个未接来电，其中娘的就有六个。
　　我赶紧给娘回电话。娘说，没啥子事，就是想我了，又问我吃了宵夜没有。
　　我说不饿。娘急了，说你这孩子还是不知道照顾自己，身体垮了怎么工作，没食欲也要强迫自己吃，听话！娘也只在这样的时候对我严厉。
　　娘，您去睡吧。我知道娘半宿没睡。
　　不行，去弄点吃的，听你吃下去我就睡。娘坚持着。
　　我知道拗不过娘，就急急忙忙地去拿方便面，我还故意弄出很大的声响，等把方便面泡上了，再拿起听筒，耳边传来轻轻的鼾声，娘睡了。
　　娘一定又是坐着睡的，我能想象得出。小的时候，有多少次，娘拿着针线，在为我们操劳的时候坐着睡着了，我真的记不清了。而今天40岁的我，却依然让娘惦念着。
　　要是能在娘的身边该多好啊，我可以扶娘躺下来，给娘盖上被子。可我做不到，我只能轻轻地、轻轻地挂断电话，按娘的要求狼吞虎咽地把方便面消灭干净。但面进了嘴里，眼泪还是忍不住流了出来。
　　我半夜还在工作，更戳穿了我参加培训班的谎言，但娘却从来没有直接问过我，我们默契地回避着“非典”的话题。
　　娘开始特别关注起“非典”的形势。娘除了每天看电视新闻以外，生活中又增加了两项必修课。一件是去村委会看报纸，其实说看，不如说去听。娘不识字，但娘可以求人帮她读报。娘不关心政治，娘只关心“非典”，因为这和她的宝贝丫头有关。另一件事就是晚饭后的上香祈祷。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娘非常虔诚，净手后娘都要跪着上香，而且都要等香燃尽了才肯起来，娘腿脚不好，一炷香对于她来说简直等于半个世纪，娘每次都要靠拐杖才能颤颤巍巍地站起。娘只能用这种方式为她的丫头祈祷平安。
　　每天上午，娘照例是要去村委会的。但那天下起了雨，可娘不管雨不雨的，娘一手打着伞，一手拄着拐杖出门了。风很大，风把娘的雨伞吹跑了，娘急着去追，一下子滑倒了。
　　娘就这样卧床不起。
　　我给娘打电话的时候，感觉娘的声音不对，有些沙哑。但娘不承认是身体不舒服，娘呵呵地解释，我那些假牙又光荣下岗了，嘴里兜不住风。
　　我说那赶紧镶上啊，明天我给三哥打电话，让他领您去镶。娘连说了好几遍不用，娘说我等我的宝贝丫头回来给我镶。
　　娘迷信，娘忌讳不吉利的话，可娘确实怕我回不去。想到那些在抢救病人过程中感染“非典”，甚至献出生命的同事，我的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但我还是爽朗地笑着，大声说，娘，丫头保证回去给您镶牙，咱镶满口的烤瓷牙！
　　娘最终没能挺过来，娘去了，娘是面对着北京，面对着小汤山，面对着女儿的方向坐着去的，电话听筒静静地悬垂在床边，一副倾听的样子。
　　知道噩耗已是第三天的黄昏，是大哥来的电话，哥说，妹啊，娘走了，别怪哥，是娘不让告诉你的，娘不想耽误你的工作。大哥还说其实娘最放心不下，最想看一眼的就是我这个老丫头。大哥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
　　悲痛从心底弥散开来，整个世界都空虚了。我只能默默地跪下来，向着家乡的方向，母亲的方向，叩首，因为那是愧疚的方向、崇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