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后，当我决定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对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一切迹象显示我的事业选择似乎是明智的。我在少数党为任两期后，民主党最终掌控了州参议院。随后，我通过了包括从伊利诺伊州死刑制度改革到开展州儿童健康计划的许多法案。我一直坚持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书，我喜欢这个工作，常常会有人邀请我做巡回演讲。我保持了独立、奠定了声誉、稳固了婚姻，可这一切在我踏进首府华盛顿时--至少从统计上看――都面临着风险。 　　过往的日子都是有代价的，我想其中一些代价是随着人慢慢变老而来的。留心的人会发现，年复一年只会让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全部缺点，那是一些盲点，是一些反复出现的思维定势，它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的，而时光的推移几乎注定了这一切只能每况愈下。蹒跚走路必然会引起股痛，道理如出一辙。在我身上，有个缺点一直让我心神不定：即便工作一帆风顺，即便恩惠近在咫尺，我都缺乏欣赏之心。这是现代生活的通病，我想，这也是美利坚民族性格中的通病，这一点在政界再明显不过了。但谁也讲不清到底是政治本身鼓励这个特性，或只是吸引了那些具有这种特性的人。曾经有人说过，人不是完其父愿，就是缮其父过，我想这倒可以用来解释我的缺点或其他东西。 　　不管怎样，我正是在这种不安稳的心态下决定参加2000年的选举，挑战一位在职民主党的国会席位。那是一次考虑欠周的竞选，我铩羽而归。我从这一惨痛失败中醒悟到，生活有许多不确定性，不可能一切都按计划实行。一年半后，失败的创伤已经痊愈。2001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一位传媒顾问共进午餐，他此前一直鼓励我再次竞选国家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