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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散文在西漢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史傳散文中，班固的《漢書》和趙曄的《吳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政論散文相繼出現了以王充《論衡》、王符《潜夫論》爲代表的一批積極參與現實的作品。另外，游記、碑文等新的散文樣式也嶄露頭角，開始成爲文體大家庭的一員。從總的趨勢看，東漢散文向著駢儷化的方向發展，同時，不少語體散文作家也著意追求通俗易懂、淺顯明快的文章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對浮華文風有所矯正。
第一節 《漢書》
西漢士人宦海沉浮的藝術再現 家族興衰史的展示 李陵、蘇武的悲劇人物形象 精密的筆法 對起始事件的交待 篇末的軼聞逸事
班固編撰的《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對前代著述多有借鑒，對此，聶石樵指出：“一部《漢書》在歷史史實方面多取自《史記》，而在思想體系方面則源於劉歆。有名之《漢書》十志，即多本自劉歆。”“如其武帝以前之史事，多採自《史記》，然絕非抄襲原文，而是經過整理和加工，做了許多補充。”“《漢書》成於武帝以後之史事，則是以班彪之《後傳》爲根據，綜合各家對《史記》之補續，綴集所聞而成。”（見其《先秦兩漢文學史稿·兩漢卷》，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33頁）書中考證頗爲詳實，可參閱。｝，在叙事寫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繼《史記》以後出現的又一部史傳文學典範之作，因此，歷史上經常把司馬遷和班固幷列、《史記》和《漢書》對舉。
《史記》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漢相爭和西漢初期的人物傳記，《漢書》的精華則在于對西漢盛世各類人物的生動記叙。《漢書·公孫弘卜式皃寬傳》對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現的各類人材作了概述｛文中有如下概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衞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襃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漢書》卷五十八，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634頁）｝，其中提到的絕大多數人物都在《漢書》中有一席之地，分別爲他們立傳。通過叙述這些歷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現了西漢盛世的繁榮景象和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史記》所寫的秦漢之際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勢下雲蒸龍變，建功立業，此時涌現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戰將和謀士。《漢書》所寫的西漢盛世人物則不同，他們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統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將和謀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經師儒生。和秦漢之際的戰將謀士相比，西漢盛世的法律經術文學之士的閱歷雖然缺少傳奇色彩，但許多人的遭遇卻是富有戲劇性的。他們有的起于芻牧，有的擢于奴僕，但通過賢良文學對策等途徑平步青雲，扶搖直上，其中有許多軼聞逸事。公孫弘年六十餘纔才以賢良征爲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書言病，免職歸鄉。後再次征選賢良文學，災川國又推薦他應召。鑒于以往的教訓，公孫弘根本沒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對策之後公孫弘名列榜首，“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漢書·公孫弘傳》）後來又屢屢昇遷，數年後便拜相封侯。公孫弘後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對比非常鮮明。朱買臣拜會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
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漢書·朱買臣傳》）
朱買臣是會稽（今浙江紹興）人，他在免官之後曾到會稽駐京機構所在地寄住，窮愁潦倒，來京辦事的會稽老鄉也看不起他。朱買臣拜爲會稽太守之後，他隱瞞真相，故作矜持，而會稽同鄉則前踞後恭，醜態百出，演出了一場滑稽劇。《漢書》展示了官場上形形色色的世態人情，生動地再現了西漢盛世各類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們的成功和失敗構成一幅幅維妙維肖的畫面。
除《世家》外，《史記》的人物傳記基本都是以寫單個人爲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興衰史。在漢初的功臣傳記中，衹有《絳侯周勃世家》寫了周勃、周亞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傳記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漢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們不是一代爲官，而是幾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漢書》記叙了許多世襲官僚家族的歷史，如《霍光金日磾傳》、《張湯傳》、《杜周傳》、《韋賢傳》、《蕭望之傳》、《馮奉世傳》、《翟方進傳》等，傳主都不是單獨一個人，而是記叙幾代人的事迹。通過描述這些家族的興衰史，對西漢社會的變遷作了多方面的展示。《史記》對酷吏的揭露極爲深刻，張湯、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們身上充分體現了西漢社會刑法的嚴酷，吏士的殘暴。班固也批判酷吏，《漢書》亦設《酷吏列傳》。可是，《漢書》的《張湯傳》、《杜周傳》在揭露張湯、杜周文法刻深，寡恩少義的同時，對他們的子孫張賀、張安世、張延壽、張千秋，杜延年、杜緩、杜欽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稱揚，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們對張湯、杜周這兩位酷吏的反感，使他們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實際。
《史記》具有濃郁的悲劇色彩，有大量悲劇人物的傳記。《漢書》中悲劇人物的數量不如《史記》那樣衆多，但《李廣蘇建傳》中李陵和蘇武的傳記，卻和《史記》的許多名篇一樣，寫得酣暢淋漓，悲劇氣氛很重。李陵是位悲劇人物，傳記有條不紊地叙述了外界條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絕境的過程：先是路博德拒絕派兵接應陷入重圍的李陵孤軍，使李陵兵敗，不得已投降；接著西漢朝廷輕信傳言，誤認爲李陵訓練匈奴兵以拒漢軍，一氣之下將李陵的家口全部處死，從而使李陵斷絕了返漢的念頭。班固對李陵飽含同情，不吝筆墨詳寫李陵孤軍深入、浴血奮戰的場面，幷對李陵派人刺殺充當奴兵教練的李緒一事予以肯定。《漢書》交待了造成李陵悲劇結局的客觀條件，同時又深入地刻畫出這位悲劇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動上的搖擺猶豫。兵敗被困時，他先是決心以死報國，口稱：“兵敗，死矣。”“吾不死，非壯士也。”可是，在生死抉擇的關鍵時刻，他卻投降了匈奴。他在匈奴地域會見漢朝使者時有心歸漢，卻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了決心。他受匈奴單于的指派去勸降蘇武，遭到蘇武拒絕後又自責自省，認爲自己罪孽深重。他先後兩次爲蘇武置酒，一次是勸降，一次是餞行，李陵或是“泣下沾礻今”、或是“泣下數行”，每次都悲痛欲絕。李陵有著太多的恩怨和遺憾，他的悲劇結局既是客觀形勢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蘇武的形象近乎完美無缺，然而，他卻要遭受種種苦難和折磨，是另一種類型的悲劇人物。和李陵相比，蘇武性格剛强，意志堅定，幾次面對生與死的考驗，他都臨危不懼，大義凜然。他不肯屈節辱命，引佩刀自決；他怒視義律的劍鋒，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饑餓的嚴峻考驗，“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蘇武對西漢朝廷衹有感恩之心，沒有相怨之意。李陵告訴蘇武，他的兩個弟弟蘇嘉、蘇賢因侍奉天子有失而相繼自殺，蘇武妻改嫁、兒女生死不明。聽到這些不幸的消息後，蘇武回答說：“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亡所恨。”蘇武的這番話表明他對封建倫理道德的恪守，但從中也折射出他在家破人亡之際所保持的平靜心態。班固正是通過多方面描寫蘇武在艱難困苦絕境中所表現出的鎮定自持，塑造出一個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和《史記》疏蕩往復的筆法不同，《漢書》重視規矩繩墨，行文謹嚴有法｛《漢書》的謹嚴細密，古人多有論述，擇其要者如下：劉知几《史通》卷一：“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浦起龍釋本，第22頁）劉熙載《藝概》卷一：“班孟堅文，宗仰董生、匡、劉諸家，雖氣味已是東京，然爾雅深厚，其所長也。蘇子由稱太史公’疏蕩有奇氣‘，劉彥和稱班孟堅’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勝窮。”（見《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頁）｝。
首先，《漢書》筆法精密，在平鋪直叙過程中寓含褒貶、預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準確。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漢中期的兩位重臣，他們對西漢王朝的穩定和發展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漢書·霍光金日磾傳》以精細的筆法刻畫出二人的莊重謹慎。“光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仆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連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準確，霍光爲人處事的小心謹慎由此可見一斑。班固對于金日磾亦有類似叙述：“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通過目不忤數十年，不敢近所賜宮女，不肯送女進宮三件事情，把金日磾的篤慎表現得很充分。霍光、金日磾都以謹慎著稱，然而，兩人的謹慎程度又存在差異。霍光的謹慎止于自身而已，對于其家屬則缺少必要的約束。金日磾則不同，他不但自己儘量杜絕細小的過失，而且對于後代嚴格管教，把任何可能引起麻煩的事端消滅在萌芽狀態，書中有如下記載：
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漢武帝視金日磾之子如己子，然而，金日磾幷不因爲弄兒受到天子的寵愛而放任自流，相反，倒是管教得更加嚴厲，甚至不惜把和宮女相戲的親生骨肉殺死，以絕後患。霍光死後才三年，霍氏便遭滅族之罪。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作爲俘虜留在漢地，最終成爲股肱之臣。其子孫歷經武、宣盛世，一直到哀、平之際，七世爲內侍，在歷史上傳爲美談。對于霍、金兩個家庭的不同結局，班固運用精細的筆法準確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後果。當然，霍氏的覆亡也是强臣震主所致，對此，書中另有明確的交待｛《漢書》卷六十八《霍光傳》：“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剌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漢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958頁）｝。
其次，《漢書》不但對于事情的來龍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對于那些帶有起始性質的事件，都要特別加以强調，以引起讀者的注意。比如，西漢舊例通常是以列侯爲相，先封侯，後拜相。公孫弘卻屬例外，他是無爵位而拜相，于是，武帝封他爲平津侯。《漢書·公孫弘傳》在叙述此事後寫道：“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這是明確告訴人們，先拜相後封侯的做法是從公孫弘開始的，在此以前絕無僅有。類似的提示語在《漢書》中還有多處｛分別見於《漢書》下列傳記中：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卷六十五《東方朔傳》：“是後，公主貴人多逾禮制，自董偃始。”卷七十《鄭吉傳》：“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卷七十四《丙吉傳》：“公府不案吏，自（丙）吉始。”卷七十九《馮野王傳》：“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分別見《漢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525、2857、3006、3145、3304頁）｝，顯得非常醒目。它有助于讀者準確把握漢代各種制度的演變，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再次，《漢書》的謹嚴有法，還在于它對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規定，幷且在全書一以貫之。《漢書》和《史記》一樣，也寫了許多人物的軼聞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瑣事。對于這類事情，司馬遷或把它放在傳記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間，也有的放在末尾，沒有固定的位置。《漢書》則不同，凡屬傳聞類的生活小故事幾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于定國曾任丞相，封西平侯，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漢書·于定國傳》的末尾是這樣一段文字：
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于定國傳記的前面有關于其父治獄的記載，上面所引文字完全可以放在于公治獄一段中，但班固卻偏偏置于篇末，顯然是精心安排，有意爲之。這種篇末講述傳主早年生活故事的寫法在《漢書》其他傳記中經常可以看到｛分別見於《漢書》下列傳記：卷六十四下《終軍傳》、卷七十二《王吉傳》、卷七十五《夏侯勝傳》。（分別見《漢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819~2820頁、3066、3159頁）｝，這與其說是追述往事，不如說是爲所寫的人物作一生的總結。這種追叙、補叙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鋪直叙，增加了波瀾起伏。
總之，《漢書》有精細的筆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規則，以謹嚴取勝，從而形成和《史記》迥然有別的風格。
第二節 《吳越春秋》
曲折多變的故事情節 荒幻離奇的浪漫色彩 性格刻畫和外貌描寫 《吳越春秋》和《越絕書》的異同及其與吳越文化的關係
《吳越春秋》是成書于東漢的一部歷史散文，趙曄撰｛趙曄生平事跡載於《後漢書》卷七十九下《儒林傳》：“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廝役，遂弃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撫卒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2575頁）｝。其書今存十卷，主要叙述吳越爭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吳爲主，後五卷以越爲主。
《吳越春秋》在體例上兼有編年體和紀傳體史書的特點，是歷史演義小說的雛形。全書所叙重要事件都明確標示年代，但實際幷不準確，多有訛誤。《吳越春秋》叙事完整，全書以吳越爭霸爲主綫，具體到各章又都有自己的重點，保持相對獨立性；各章之間前後貫通，一脉相承，講述的故事具有連續性。
《吳越春秋》的故事情節曲折多變，引人入勝。書中許多故事在正史中有記載，但作者把它們寫入本書時不是原封不動地襲用，而是依據傳說或發揮想像，增加了許多生動的細節。比如，對于伍子胥奔亡過程中的渡江、乞食二事，《史記·伍子胥列傳》總共用了一百餘字加以叙述，其中乞食一事尤爲簡略。到了《吳越春秋》中，這兩件事所占篇幅甚多，長達六七百字。其中渡江一節增加了躲避偵探、漁父唱歌、蘆中待餐的情節，乞食一節出現擊綿女形象，幷對她的身世節操加以詳細交代。在《史記·伍子胥列傳》中，漁父和擊綿女的結局如何，司馬遷沒有點明；而在《吳越春秋》中，這兩個人相繼自殺，爲的是保守機密，保護伍子胥，同時擊綿女還是爲了保全自己的節操。和《史記》的相關記載相比，《吳越春秋》對伍子胥奔亡一事的叙述不但文字量大增，情節複雜，而且險象環生，扣人心弦，更富有小說的特徵和魅力。《吳越春秋》中的許多情節，是通過移植聯綴而把本來互不相關的故事糅合在一起，但依然給人以真實感，産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吳越春秋》的許多故事荒幻離奇，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吳越春秋》是在正史的基礎上演繹而成，其中許多人物和事件在歷史上確實存在，有其現實基礎；另一方面，《吳越春秋》又吸收許多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它的荒幻離奇主要源于此。在追溯吳越兩國祖先時，分別講述了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和夏禹娶塗山氏的傳說。在吳王占夢事件中，公孫聖因直言不諱被殺，臨死前他稱自己將在深山散爲聲響。後來吳王兵敗，在秦餘杭山呼喚公孫聖的名字，三呼三應。書末又稱，伍子胥、文種相繼被殺後，“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這是以浪漫的想像寄托對伍子胥、文種的同情，他們生而爲英雄，死而爲神靈，是用溝連人神的方式爲全書作結。卷九的袁公與處女比試劍術場面，袁公飛上樹變爲白猿，運用恍惚迷離的筆法貫通物我，模糊了人與獸的界限。類似的超越時空、出入生死的情節在《吳越春秋》中是大量的，開志怪小說的先河。
《吳越春秋》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畫，書中的幾位主要人物如伍子胥、范蠡、勾踐等人都寫得很成功，個性非常突出，尤以伍子胥的形象最爲豐滿。他奔亡吳國之後，前期小心謹慎，後期成了托孤老臣之後，則直言强諫，出語激切，寫出了人物性格的發展。《吳越春秋》特別注重對于人物形象的外貌描寫，以此突出人物的個性特徵。伍子胥“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是位偉岸的男子漢大丈夫。刺殺吳王僚的專諸“確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是不怕艱險的勇士模樣。白喜（伯嚭）“鷹視虎步”，以此突出他的專功擅殺之性。類似的外貌描寫在此之前尚不多見，它對後代小說的人物形象刻畫有很大影響。
東漢的另一部歷史散文《越絕書》的許多內容和《吳越春秋》相同｛關於《越絕書》的作者，明代有些學者根據該書《越絕篇敘外傳記》中的一段隱語推測，這部書出自袁康、吳平二人之手，學術界多取此說，然亦有持異議者。陳橋驛的《點校本越絕書序》對於書的作者有詳細考論，可參閱。（見《越絕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樂祖謀點校本）｝，二者可以相互印證。區別在于，《越絕書》各篇之間不是連貫的故事，而是獨立成篇，顯得比較鬆散。除講述歷史故事外，中間還有地理、占氣等方面的專章，給人以駁雜之感。
《吳越春秋》和《越絕書》都以吳越爭霸爲主要綫索，又都是出自吳越文士之手，因此，它們都具有鮮明的吳越文化的特點。吳越之民重劍輕死，信巫淫祀｛吳越民風習俗，漢代有如下記載：《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乃令越巫，越祝祠，安臺，無壇。”（《史記》，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399~1400頁）《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漢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667頁）應劭《風俗通義》卷九：“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肉；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見《風俗通義校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吳樹平校釋本，第338頁）｝，這兩部歷史散文中曲折的故事情節、荒幻的神話傳說、强烈的復仇意識和崇武尚勇的義俠形象，無不和吳越文化的歷史傳統密切相關，這兩部作品是吳越文化的重要載體。
第三節 《論衡》和《潜夫論》
《論衡》的選材 疾虛妄的寫作宗旨 王充的論辯方式 《論衡》的局限性《潜夫論》的批判精神和文風特徵 東漢碑文和游記
在東漢的政論散文中，王充（27－96？）的《論衡》從內容到表述方式都別具一格｛王充事跡見於《後漢書》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箸《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李賢注引袁山松書：“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629頁）｝。
王充出自細族孤門，加之仕途坎坷，因此形成了自覺的批判意識，一生志在糾正世俗的虛謬。《論衡》是他的發憤之作，正如該書《對作》篇所說：“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幷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言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詮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王充撰寫《論衡》的目的是要使語言的表達輕重得體，合乎實際，提出辨別真僞的標準，該書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起到了這種作用。
《論衡》全書85篇，現存84篇，缺《招致》篇。從開始的《逢遇》篇到《物勢》篇共14篇，選材角度較新。漢代的政論散文多從治國修身篤學方面切入，這個傳統在西漢初年賈誼那裏就已經奠定。後來揚雄的《法言》、桓譚的《新論》基本都是這方面的內容｛《後漢書》卷二十八上《桓譚列傳》：“初，桓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961頁）《新論》一書久佚，今有《四部備要》本行世。另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十三至十五有輯本，最爲完備。｝。王充對揚雄、桓譚都很推崇，但《論衡》上述14篇專論在內容設計上卻頗具匠心，不與前人雷同。王充不是泛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而是選取當時理論界的熱點問題分別加以闡述，其中包括人的遭遇、命運、天性、才氣、骨相等頗有深度的議題，都是圍繞著自身的困擾而展開。這些專論體現了王充對現實的積極參與，同時又流露他對于人類的終極關懷，和《荀子》的某些篇章有相似之處。
最能代表王充疾虛宗旨的是“九虛”、“三增”、《論死》、《訂鬼》諸篇｛“九虛”、“三增”指《論衡》下列篇目：《書虛》篇、《變虛》篇、《異虛》篇、《感虛》篇、《福虛》篇、《禍虛》篇、《龍虛》篇、《雷虛》篇、《道虛》篇，《語增》篇、《儒增》篇、《藝增》篇。｝，該書《對作》篇稱：“苦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這些篇章所論述的都是世俗迷妄已久、沉溺最深的問題，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其中包括史書虛妄誇大的記載、天人感應之說、靈魂不死觀念等。王充不但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世俗的虛妄之說，而且對聖賢之言、經典之文也多有辯駁，指出其誇大失實、不盡可信之處。
《論衡》一書是論辯性著作，是一部“實論”型散文。作者用事實說話，援引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事例批駁各種虛妄之論。在此過程中，或同類相證，或巧用比喻，或從生活經驗出發，或進行邏輯推理，從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開論述，具有很强的說服力。爲了論證得透徹充分，每篇都反復詰難，多方發揮，文風雄辯，然而儒者病其蕪雜。
《論衡》一書的文字比較接近漢代口語，既準確精練，又通俗易懂，和當時那種“深覆典雅，指意難睹”的賦頌迥然不同。《論衡》的用詞樸實無華，不重雕琢，在當時文風日趨駢儷化潮流中獨樹一幟。王充的行文不摹擬前人，完全根據內容的需要組織文辭，富有創新精神。
王充在《論衡》一書的《藝增》、《超奇》、《佚文》、《對作》、《自紀》諸篇中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文學觀點，這些理論和他寫作的傾向是一致的，二者可以相互印證。
《論衡》一書以疾虛妄爲宗旨，但是，由于歷史條件和認識上的原因，其中也有許多局限。王充對神學目的論持否定態度，不承認有意志上帝的存在，但仍然認爲人的貴賤壽夭、國家的治亂安危都受時數的支配；他不認爲人可以長生不死，卻相信觀察骨相氣色的相面術；他不承認有雷公龍神存在，但對民間的求雨術卻表示認同。諸如此類的矛盾現象在《論衡》一書中還有許多。王充的理論建立在樸素直觀的基礎上，一旦論述的對象超出他的生活經驗，就難免在求實上出現不徹底性。
王符的《潜夫論》和王充的《論衡》都成書于東漢中期｛《後漢書》卷四十九《王符列傳》：“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630頁）王符生卒年不可確考，約生於安、和之際，卒於桓、靈之間。｝，也是一部憤世嫉俗之作，對當時社會上各種醜惡現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時弊。在議論政治上的得失時，往往採用正反對照和排比的筆法，有很强的說服力和感染力。《考績》篇寫道：
羣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囂暗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
漢代用人制度有詔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有道、賢能、直言、敦樸、質直、清白等科目，王符認爲羣僚舉士名不副實，于是把應舉科目和所舉之人的品格才能用對比鮮明的反義詞逐一加以標示，句法整齊，揭露得非常深刻。桓、靈時童謠云：“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鶏。”這首童謠和王符的上述話語有異曲同工之妙，衹是王符是用相反的概念構成强烈對比，童謠則是使鮮明的形象和徒有的虛名造成巨大反差。《務本》篇寫道：“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于世。”王符批判靡麗浮華的文風，《潜夫論》一書的文字皆樸實無華，準確簡練。書中雖不時顯露批判的鋒芒，但以溫雅弘博見長，不爲卓絕詭激之論，和王充的《論衡》稍有不同。王充、王符以及後來的仲長統，幷稱東漢政論散文三大家，而又各有自己的特點｛劉熙載《藝概》卷一：“王充、王符、仲長統三家文，皆東京之矯矯者。分按之：大抵《論衡》奇創，略近《淮南子》；《潛夫論》醇厚，略近董廣川；《昌言》俊發，略近賈長沙。”（《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頁）｝。
東漢政論散文繼承了西漢的傳統，但文章氣勢不如西漢。而叙事散文和西漢相比，在樣式上則有所突破，出現了成熟的碑文和游記。
東漢碑文和秦代刻石銘文有淵源關係，但東漢碑文不像秦刻石銘文那樣凝重呆板，而是不時有清麗之作。崔瑗的《河間相張平子碑》用簡潔的文字展示張衡的學問品格｛載於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四十五，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第719頁。｝，文采斐然。胡廣的《征士法高碑》短小精悍｛載於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五十六，第783頁。｝，多用偶句，妙語天成。蔡邕的碑文在東漢最爲著名，成就尤高｛蔡邕碑文收錄於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七十五至卷七十九，第879至899頁。清李兆洛所編《駢體文鈔》卷二十四選蔡邕碑文十四篇，頗有代表性。（見《萬有文庫》本，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469至482頁）｝。三胡碑雖然都是爲胡廣所撰，但能變化體勢，不相重復。他的碑文能寫出人的各自特徵。楊秉是危世抗節之臣，爲他寫的碑文直錄其事，富有生氣。楊賜有清操懿德，深通《尚書》，碑文也就本于經術，氣象淵靜。《郭有道碑》和《陳太丘碑》是蔡邕碑文的代表作，歷來受人稱道。碑主郭泰、陳實都是漢末名士，郭泰終身不仕，陳實先仕後隱。這兩篇碑文沒有敗筆，時見道氣，讀其文如見碑主其人。東漢後期盛行品鑒人物的風氣，蔡邕身爲士林領袖，也參與了對名士的評議，他是從人物鑒賞的角度撰寫碑文，這和後代那些專門用于樹碑立傳的文字有所不同，其文學價值也就在于此。
馬第伯的《封禪儀記》是現今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游記｛載於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二十九，第632至634頁。馬第伯爵里未詳。｝。該文記叙建武三十二年（56）的封禪活動，雖然是按時間順序依次寫來，但其中時有精彩的景物描寫，攀登泰山的艱險場面也寫得很傳神。這篇游記對泰山的人文景觀、封禪儀式也多有交待，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後來的《洛陽伽藍記》、《水經注》在筆法上和這篇作品有很多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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