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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針對晚唐五代文風進行革新的思潮逐漸形成。到了宋仁宗慶曆（1041－1048）前後，伴隨著范仲淹、歐陽修等人領導的政治革新運動的開展，文學革新的思想變得更爲自覺。因爲改革政治、表達政見需要儒學理論的指導以及更切于實用的文學形式，于是一度中斷了的韓、柳古文傳統得到了繼承和發揚。而立國已經數朝，在經濟、教育等方面都已取得相當成就的北宋帝國也急需建設足以自立的一代文學，所以不但歐、梅等人對此大聲疾呼，朝廷也一再發出矯正文章之弊的詔令。歐陽修倡導的詩文革新，正反映了當時文壇的必然趨勢。
第一節 歐陽修的散文、辭賦和四六
歐陽修的文壇領袖地位 歐陽修的文學革新主張 歐陽修對西昆體和太學體的矯正 體裁的完備與功能的加强 平易紆徐的文風
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是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安）人｛歐陽修文中常自稱廬陵人，而《歐陽文忠公集》卷七一《歐陽氏譜圖序》云：“修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爲吉州永豐人也。”嚴傑《歐陽修年譜》（南京出版社1993年排印本）從之。今按永豐置縣事在至和元年（1054），其時歐陽修已48歲，不得以之定其籍貫。且廬陵爲吉州州治所在地，故仍以歐陽修爲廬陵人爲妥。｝。他出身于一個小官吏家庭，但四歲喪父，生活貧困。其母鄭氏親自教他讀書，以蘆杆代筆，在沙上寫字。鄭氏還常對歐陽修講述其父生前廉潔仁慈的事迹。良好的家教對歐陽修成長爲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歐陽修24歲進士及第，次年到洛陽任西京留守推官，結識了尹洙、梅堯臣等人，聲同氣應，切磋詩文。後入京任職，勇于言事，風節凜然，一度被貶夷陵縣令。仁宗慶曆年間，他積極參加范仲淹領導的慶曆新政，又被貶往滁州等地。到48歲方召回京師，晚年官至參知政事。65歲致仕，定居潁州，次年病逝。
歐陽修博學多才，詩文創作和學術著述都成就卓著，爲天下所仰慕。他又是一代名臣，政治上有很高的聲望。他以這雙重身份入主文壇，團結同道，汲引後進。在當時的著名文學家中，尹洙、柳堯臣、蘇舜欽是他的密友｛尹洙（1001~1047）、梅堯臣的年齡長於歐陽修。尹洙早作古文，且創造了古峭簡潔的文風，對歐陽修有所啟發。但是歐陽修後來居上，終於在古文上作出了比尹洙更大的貢獻。范仲淹也曾指出：“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尹師魯河南集序》）梅堯臣革新詩風在歐陽修之前，成就也不低於歐，但是歐的政治地位和其他成就（古文、史學等）都高於梅，所以歐陽修成爲文壇盟主，而尹、梅而成爲其輔佐者。正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宛陵集提要》所說：“佐修以變文體者，尹洙；佐修以變詩體者，則堯臣也。”｝；蘇洵、王安石受到他的引薦；而蘇軾、蘇轍、曾鞏更是他一手識拔的後起之秀。由歐陽修來肩負革新文風的領導責任，正是衆望所歸。
歐陽修倡導的詩文革新在本質上是針對五代文風和宋初西昆體的，可是歐陽修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都與柳開以來的復古派文論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歐陽修主持文壇以前，以西昆體爲代表的文風已經受到嚴厲的批評。宋仁宗在天聖至慶曆年間曾三次下詔誡斥浮靡文風，而當時任國子監直講的石介更是對西昆體視若寇仇，他專門寫了《怪說》三篇，猛烈攻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見《怪說中》，《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五，中華書局1984年排印本。按：石介此文作於宋仁宗景祐年間，其時楊億去世已十餘年，但西昆體的影響仍然很大。｝石介的觀點對太學生的影響很大，于是以太學生爲主的青年士子隨之而矯枉過正，競棄西昆體華美密麗之文風，走上了險怪艱澀的道路，形成了風行一時的“太學體”。｛“太學體”的作品大多不傳，今存若干數句，文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見《歐陽文忠公集》附錄五《事迹》），詩如“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五），風格確很險怪。｝“太學體”雖然提倡古文反對駢儷，但其自身怪僻生澀，也不是健康的文風。所以歐陽修在反對西昆體的同時，還必須反對“太學體”。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利用主貢舉的機會，對文風險怪的士子痛加排抑。經過幾年的努力，“太學體”終于消聲匿迹了｛關於歐陽修反對西昆體和“太學體”的過程，參看葛曉音《北宋詩文革新的曲折過程》，《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2期。｝。
從柳開、穆修到石介，復古主義的文論都有重道輕文、甚至完全把文學看作道統之附庸的傾向。歐陽修則與之不同，他對文與道的關係持有新的觀點。首先，歐陽修認爲儒家之道是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詡第二書》）其次，歐陽修文道幷重，他認爲“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又認爲“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彰；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彰。”（《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此外，他還認爲文具有獨立的性質：“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與樂秀才書》）這種文道幷重的思想有兩重意義：一是把文學看得與道同樣重要，二是把文學的藝術形式看得與思想內容同樣重要，這無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學的地位。柳開等人以韓愈相號召，主要著眼于其道統，而歐陽修卻重于繼承韓愈的文學傳統。
歐陽修自幼喜愛韓文，後來寫作古文也以韓、柳爲學習典範，但他幷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韓文文從字順的一面，對韓、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險深奧傾向則棄而不取。他說：“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見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同時，歐陽修對駢體文的藝術成就幷不一概否定，對楊億等人“雄文博學，筆力有餘”（《六一詩話》）也頗爲贊賞。
這樣，歐陽修在理論上既糾正了柳開、石介的偏頗，又矯正了韓、柳古文的某些缺點，從而爲北宋的詩文革新建立了正確的指導思想，也爲宋代古文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前景。
歐陽修早年爲了應試，對駢儷之文下過很深的功夫，同時也認真研讀韓文，爲日後的古文寫作打好了基礎。他在洛陽結識尹洙後，便有意識地向尹學習簡潔謹嚴的古文手法，幷以古文爲主要的文體進行寫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樣化。歐陽修對待寫作的態度極爲嚴肅，往往反復修改才定稿。深厚的學養和辛勤的實踐使他的散文創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歐陽修的散文內容充實，形式多樣。無論是議論，還是叙事，都是有爲而作，有感而發。他的議論文有些直接關係到當時的政治鬥爭，例如早年所作的《與高司諫書》，揭露、批評高若訥在政治上見風使舵的卑劣行爲，是非分明，義正辭嚴，充滿著政治激情。又如慶曆年間所作的《朋黨論》，針對保守勢力誣衊范仲淹等人結爲朋黨的言論，旗幟鮮明地提出“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的論點，有力地駁斥了政敵的謬論，顯示了革新者的凜然正氣和過人膽識。這一類文章具有積極的實質性內容，是古文的實際功用和藝術價值有機結合的典範。歐陽修另有一類議論文與現實政治幷無直接關係，但表達了作者對歷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論，對五代的歷史教訓進行總結，幷鮮明地表達了作者的褒貶，以及國家興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歷史觀。又如他爲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對友人的文學業績進行評述，而且抒寫了對死生離合、盛衰成敗的人生遭際的感慨，絕非爲文而文之作。
歐陽修的記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記》一類歷史散文自不必說，即使是亭臺記、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實的內容，如《豐樂亭記》對滁州的歷史故事、地理環境乃至風土人情都作了細緻的描寫。又如《瀧岡阡表》，追憶父母的嘉言懿行，細節描寫細膩逼真，栩栩如生，這種效果決不是虛言所能達到的。
歐陽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論文慷慨陳詞，感情激越；史論文則低回往復，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樂由衷，情文幷至。例如《釋秘演詩集序》的中間一段：
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自高。二人歡然無所間。曼卿隱于酒，秘演隱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之游，子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
寥寥數筆，釋秘演、石曼卿兩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際已躍然紙上，而作者對兩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對時光流逝、人事變遷的感慨也洋溢于字裏行間，感人至深。在歐陽修筆下，散文的實用性質和審美性質得到了充分的顯示，散文的叙事、議論、抒情三種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機融合。
歐陽修對散文文體的發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的作品體裁多樣，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辭賦和四六也是他擅長的文體。首先，歐陽修對前代的駢賦、律賦進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韻的兩重規定，改以單筆散體作賦，創造了文賦。其名作如《秋聲賦》，既部分保留了駢賦、律賦的鋪陳排比、駢詞儷句及設爲問答的形式特徵，又呈現出活潑流動的散體傾向，且增强了賦體的抒情意味。歐陽修的成功嘗試，對文賦形式的確立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其次，歐陽修對四六體也進行了革新。宋初的四六皆沿襲唐人舊制，西昆諸子更是嚴格遵守李商隱等人的“三十六體”｛據《舊唐書·李商隱傳》載，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皆長於駢文，一時齊名，號稱“三十六體”。係因三人皆排行十六而得此名。宋王應麟《小學紺珠·藝文類》“三十六體”條云：“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三人皆行第十六。”｝。歐陽修雖也遵守舊制用四六體來寫公牘文書，但他常參用散體單行之古文筆法，且少用故事成語，不求對偶工切，從而給這種駢四儷六的文體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上隨州錢相公啓》、《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
歐陽修的創作使散文的體裁更加豐富，功能更加完備，時人稱贊他：“文備衆體，變化開合，因物命意，各極其工。”｛吳充《行狀》，《歐陽文忠公集》附錄一。按：此文作於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即歐陽修去世的第二年，可代表當時人的看法。｝這評價是公允的。
歐陽修的語言簡潔流暢，文氣紆徐委婉，創造了一種平易自然的新風格，在韓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別開生面。例如《醉翁亭記》的開頭一段：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迴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語言平易曉暢，晶瑩秀潤，既簡潔凝練又圓融輕快，毫無滯澀窘迫之感｛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載：“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衹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這是歐陽修作文精益求精、不憚屢改的著名例子。這種力求簡潔的文風是當時古文家的共同傾向。據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八記載，宋仁宗初年，歐陽修與尹洙同在洛陽。有一次錢惟演建成“雙桂樓”，“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某用五百字可記。‘”可見他們是自覺追求簡潔文風的。另參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的類似記載。｝。深沉的感慨和精當的議論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語氣，娓娓而談，紆徐有致。這種平易近人的文風顯然更容易爲讀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其後宋代散文的發展歷程就證明了這一點。
歐陽修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
第二節 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的詩歌
歐陽修詩中的議論及其平易的風格 梅堯臣開拓詩歌題材的嘗試及其對宋詩藝術的先導作用 蘇舜欽詩的奔放直率風格
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進行了革新。他重視韓愈詩歌“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六一詩話》）的特點，幷提出了“詩窮而後工”的詩歌理論｛見《梅聖俞詩集序》。按：唐代韓愈已注意到詩歌創作有“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荊潭唱和詩序》）的現象，歐陽修則從作者遭遇的角度探究其原因，更爲透辟。｝。相對于西昆詩人“歷覽遺編，研味前作”的主張，歐陽修的詩論無疑含有重視生活內容的精神。歐陽修的詩友梅堯臣則更加明確地主張詩歌創作應做到“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幷反對“有作皆言空”的不良詩風｛見《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按：梅堯臣此詩作於宋仁宗慶歷六年（1046），而歐文《梅聖俞詩集序》則作於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定稿於梅去世後，所以歐陽修的觀點很可能受到了梅堯臣的啟發。參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中冊，第14~15頁，中華書局1962年排印本。｝。歐、梅等人的詩歌創作正是以扭轉西昆體脫離現實的不良傾向爲指導思想的，這體現了宋代詩人對矯正晚唐五代詩風的最初自覺。
歐詩中有一些以社會現實爲題材的作品，如《食糟民》揭露了種糧的農民衹能以酒糟充饑的不合理現實，《邊戶》描寫了宋遼邊境地區人民的不幸遭遇。但歐詩更重要的內容則是表現個人的生活經歷或抒發個人的情懷，以及對歷史題材的吟咏等。由于他的這類詩篇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與西昆體的同類詩作有本質的區別。例如《戲答元珍》：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笋欲抽芽。夜聞歸雁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此詩以荒遠山城的凄凉春景襯托自己的落寞情懷，篇末故作寬解之言，委婉地傾吐了內心的感觸，真切感人。
歐詩受韓愈的影響較大，主要體現在散文手法和以議論入詩。然而歐詩幷不對古人亦步亦趨，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歐詩中的議論往往能與叙事、抒情融爲一體，所以得韓詩暢盡之致而避免了其枯躁艱澀之失。例如《再和明妃曲》中“雖能殺畫工，于事竟何益”及“紅顔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議論精警，又富有情韻。歐詩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體現在句法上，而是借鑒散文的叙事手段，如《書懷感事寄梅聖俞》叙述宴游經歷，平直周詳，深得古文之妙。
歐詩也學李白，主要得益于語言之清新流暢，這與歐詩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結合，便形成了流麗宛轉的風格，例如《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寫好友萬里相思和少去老來的感慨，時空跨度很大，情緒亦跌宕起落，然而文氣仍很宛轉，娓娓如訴家常。歐詩的成就不如歐文，但兩者的風格傾向是一致的，這種詩風顯然是對西昆體詩風的矯正｛歐陽修對西昆詩風並不一概否定，他對西昆體用筆精細的優點有所借鑒，例如《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評曰：“雖昆體之工，亦未易此。”｝。
梅堯臣（1002－1060）是專力作詩的文人｛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因宣城古名宛陵，故世稱宛陵先生。他出身農家，屢試不第。宋仁宗天聖九年（1031）憑叔父之門蔭入仕，歷任州縣屬官。皇祐三年（1051）賜同進士出身，任太常博士等職。著有《宛陵先生集》。其生平事跡，見《宋史》卷四四三本傳；另參朱東潤《梅堯臣傳》，中華書局1979年排印本。｝。存詩達二千八百多首。
梅堯臣雖然沉淪下僚，卻非常關心時政。每逢朝中有重大的政治事件發生，他總愛在詩中予以反映，這些詩或以寓言的形式來抨擊邪惡勢力，如《彼䴕吟》、《猛虎行》譏刺呂夷簡；或乾脆直書其事，如《書竄》爲彈劾大臣而身遭貶竄的唐介鳴不平。梅堯臣也積極地用詩歌反映民生疾苦，對他擔任地方官時目睹的貧民慘狀作了尖銳的揭露，如《汝墳貧女》、《田家語》等，秉筆直書，感情憤激，繼承了杜甫、白居易的傳統。甚至在他的寫景律詩中都有《小村》這樣的作品：
淮闊洲多忽有村，棘籬疏敗謾爲門。寒鶏得食自呼伴，老叟無衣猶抱孫。野艇鳥翹唯斷纜，枯桑水嚙只危根。嗟哉生計一如此，謬入王民版籍論！
然而梅詩更值得注意的題材走向是寫日常生活瑣事，因爲這體現了宋代詩人的開拓精神。從六朝到盛唐，詩人們對生活中凡俗的內容不屑一顧。從中晚唐開始，雖然詩歌不再回避平凡、瑣屑的生活細節，但尚未形成風氣。梅堯臣則常常從日常生活瑣事中取材，寫了《食薺》、《師厚雲虱古未有詩邀予賦之》等詩。所謂“古未有詩”，正表明此類題材是初次進入詩歌的殿堂。梅堯臣的嘗試有時不很成功，例如《捫虱得蚤》、《八月九日晨興如厠有鴉啄蛆》等，凡庸醜陋，缺乏情韻，但這是他作爲一位嘗試者難免要付出的代價。梅詩中更多的作品則成功地實現了題材的開拓，把日常生活中的瑣屑小事寫得饒有興味，如《七月十六日赴庾直有懷》寫值夜時想念妻兒，《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描寫味美而有毒的河豚等，爲宋詩開闢了更加貼近日常生活的題材走向。
與題材內容趨于平凡化相應的是，梅詩在藝術風格上以追求“平淡”爲終極目標。梅堯臣論詩，推崇平淡之美，他說：“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輒書一時之語以奉呈》）他說的“平淡”不是指陶淵明、韋應物的詩風，而是指一種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一種超越了雕潤綺麗的老成風格。梅堯臣的創作實踐表明了他追求這種風格的過程，例如他的《魯山山行》和《東溪》這兩首名作：
適與野情愜，千山高復低。好峰隨處改，幽徑獨行迷。霜落熊昇樹，林空鹿飲溪。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鶏。
行到東溪看水時，坐臨孤嶼發船遲。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短短蒲茸齊似剪，平平沙石淨于篩。情雖不厭住不得，薄暮歸來車馬疲。
兩首詩分別作于39歲和54歲時，都體現了“平淡”的風格傾向。然而前者“平淡”之中帶有幾分清麗，結尾尤爲蘊藉，以情韻見長。而後者則“平淡”之中頗見老健，結尾意隨言盡，且故作枯澀之筆，全詩以思理取勝，可見梅堯臣詩風的演變是以偏離唐詩豐神情韻的風格爲方向的。雖說這種嘗試有時給梅詩帶來了詞句枯澀、缺乏韻味的缺點，但它最終導致了新詩風的形成。歐陽修在梅堯臣卒後評其詩說：“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梅聖愈墓志銘》）這個概括是相當準確的。
梅詩的題材走向和風格傾向都具有宋詩風氣之先的意義，後人評之爲：“去浮靡之習，超然于昆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諸大家未起之先。”｛元人龔嘯語，見《四部叢刊》本《宛陵先生集》附錄龔嘯《跋前二詩》。｝正是著眼于此，從歐陽修到王安石、蘇軾都對梅詩贊嘆不已，這也正是宋人對這位一代詩風開創者的公正評價。
與梅、歐共同革新詩風的重要詩人還有蘇舜欽（1008－1049）｛蘇舜欽，字子美，祖籍梓州銅山（今四川中江），曾祖時移居開封。宋仁宗天聖七年（1034）進士及第，歷任縣令等職。慶歷四年（1044）因范仲淹薦任集賢殿校理、監進奏進。同年因細故被政敵誣陷，削職爲民，寓居蘇州滄浪亭。四年後病卒。著有《蘇學士文集》。按：蘇舜欽卒於慶歷八年（1048）十二月，於公歷已入1049年。其生平事跡見《宋史》卷四四二本傳。｝。蘇舜欽性格豪邁，詩風也豪放雄肆。他早年慷慨有大志，喜以詩歌痛快淋漓地反映時政，抒發强烈的政治感慨，例如《慶州敗》對北宋與西夏的戰爭中宋軍將昧士怯終致喪師辱國的醜聞的抨擊，《城南感懷呈永叔》對達官貴人坐視民瘼空發高論的行徑的揭露，都是直言痛斥，毫無顧忌。他被逐後的詩多抒寫心中的憤懣之情，例如《維舟野步呈子履》：“四顧不見人，高歌免驚衆。”《天平山》：“庶得耳目清，終甘死于虎。”雖牢騷滿紙，卻仍然表達了對黑暗勢力的蔑視，同樣具有批判現實的意義。
蘇舜欽的另一類詩是寫景詩，他喜寫雄奇闊大之景，贊美自然界的壯偉力量，如《大風》、《城南歸值大風雪》等。這些詩同樣顯示了詩人開闊的胸懷和豪邁的性格。
蘇舜欽詩直率自然，意境開闊，以雄豪奔放的風格見長。這種風格主要體現于他的長篇古詩，例如《中秋夜吳江亭上對月懷前宰張子野及寄君謨蔡大》中的一段：“長空無瑕露表裏，拂拂漸上寒光流。江平萬頃正碧色，上下清澈雙璧浮。自視直欲見筋脉，無所逃遁魚龍憂。不疑身世在地上，只恐槎去觸鬥牛。”想像奇特，筆力酣暢，本是寧靜柔和的月夜也被賦予開闊的意境，風格奔放。蘇舜欽的短詩也有相似的風格傾向，但是語言更爲凝練，例如《淮中晚泊犢頭》：
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
由于蘇舜欽作詩往往是落筆疾書，所以推敲、剪裁的功夫略嫌不足，有些作品有不够含蓄、不够精練的缺點。宋詩暢盡而傷直露的特點，在蘇舜欽詩中已見端倪。
歐、梅、蘇的詩歌創作在藝術上還不够成熟，然而他們爲革新宋初詩風作出了很大貢獻，爲宋詩的繼續發展開闢了道路。稍後的大詩人王安石、蘇軾等人正是沿著他們的道路繼續前進的。
第三節 王安石等人的散文
王安石散文簡潔峻切的風格 曾鞏散文平正周詳的風格
比歐陽修稍晚，一批優秀的散文作家活躍于文壇，其中最著名的是王安石、曾鞏和蘇洵、蘇軾、蘇轍。他們連同歐陽修，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齊名，被後人合稱爲“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臨川）人。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早年在鄞縣、舒州等地作地方官，積累了外任的從政經驗。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他力圖通過新法來達到富國强兵的目的，但由于變法的程度很激烈，所以儘管得到神宗的支持，還是引起了保守勢力乃至主張穩健改革的蘇軾等人的反對，導致了長達數十年的新舊黨爭｛關於王安石新法的始末及評價，可參看鄧廣銘《王安石》，人民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漆俠《王安石變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罷相退居江寧，從此退出了政壇。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在舊党東山再起、新政被全部廢除後，王安石卒于江寧。
王安石是以政治家自許的，他的文學觀點以重道崇經爲指導思想。他說：“所謂文者，務爲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上人書》）可見王安石雖然不排斥文學的藝術性，但他更重視文學的實際功用。
王安石的散文大多是直接爲其政治服務的，這些作品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强的說服力。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本朝百年無事札子》等，對宋王朝的現實形勢作了深刻的分析，從而證明實行變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堪稱新法的綱領。又如他的學術論文《周禮義序》、《詩義序》等，都是爲配合新法而推行的新學而作，也具有同樣的特點。
王安石的短文更能體現其散文的個性風格，那就是直陳己見，不枝不蔓，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如司馬光的《與王介甫書》以3000字的篇幅指責新法，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則以380字的短書作答，集中筆墨對司馬光信中關于“侵官”、“生事”、“征利”、“拒諫”、“招怨”的五點指責逐條批駁，語意廉悍，文筆犀利。比如對“征利”的反駁僅用一句話：“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一針見血，語約義豐，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極度的簡潔和周密的說理相結合，便形成了被清人劉熙載稱爲“瘦硬通神”（《藝概》）的獨特風貌。又如史論《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以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鶏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于鶏鳴狗盜之力哉？夫鶏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全文不足五百字，然而層次分明，議論周密，詞氣淩厲而貫注，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
王安石的散文創作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從而提高了這種文體的實用價值，這對古文的發展是大有裨益的。當然王安石的散文也有缺點，他過于注重邏輯說服力，而對藝術感染力重視不够。例如他的游記名篇《游褒禪山記》，議論透闢精警，但寫景寥寥數筆，形象性稍嫌不足｛王安石散文的上述特徵深受後代特重“義法”的古文家的推重。如近人高步瀛的《唐宋文舉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排印本），選文宗旨一遵清代桐城派的觀點，此書的甲編（古文部分）選王安石達22篇，爲宋代作家之冠。王文中的《周禮義序》、《上仁宗皇帝書》等均入選。｝。
曾鞏（1019～1083）是與王安石同時的古文名家｛曾鞏，字子固，南豐（今江西南豐）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進士，曾知齊州、福州等地，官至中書舍人。《宋史》卷三一九有傳。著有《南豐類稿》。｝。他是歐陽修的學生，作文遵循歐陽修的指點。曾文議論委曲周詳，文字簡練平正，結構嚴謹而舒緩。曾文長于議論，如其名作《墨池記》，按體裁應是記叙文，但文章的主要內容卻是借王羲之苦練書法的故事來發議論。曾文在當時享有盛名，南宋的呂祖謙、朱熹也對他評價很高，其原因是曾文平正古雅的文風非常符合理學家的文章標準。
第四節 王安石的詩歌
早期詩風的特點 王荊公體及晚年詩風向唐詩復歸 王令的詩
王安石寫詩與作文一樣，也有重視實際功用的傾向。但是他也把詩歌看作是抒情述志的工具，偏重于抒寫個人的情懷，反映的生活內容也更爲豐富，所以其詩歌的藝術成就超過了他的散文。
王安石的詩風在56歲退居江寧以後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他的創作歷程可以此爲界分成前後兩期｛王安石詩有南宋李壁的注本，今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據朝鮮活字本影印的《王荊公詩李壁注》爲最完備，共收詩一千五百三十餘首。李注精確賅洽，向稱佳注，但它僅對少量作品注明了作年，全書並未編年。今人李德身著有《王安石詩文繫年》（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排印本），但繫年不盡準確。所以有一些王詩尚無準確的繫年，但大致上可以看出作於前期還是後期。｝。前期的王詩注重反映社會現實，像《河北民》描寫邊界地區人民在災年的悲慘生活，《兼幷》、《發廩》等批判貪官污吏，都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與此同時，王安石也寫了許多抒情詩，其中頗有思親懷友的名作，如《思王逢原》三首懷念德才兼備卻不幸早逝的好友王令，《示長安君》寫歲月流逝、兄妹離別之情，語淡情深，十分感人，表現了這位嚴肅、剛强的政治家的另外一面。寫得更出色的是咏史詩，他繼承了左思、杜甫以來借咏史以述志的傳統，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表達了新穎的看法，幷抒發了自己的政治感情。如《賈生》：“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前人咏賈誼，多著眼于其才高位下的悲劇命運，王詩卻獨排衆議，認爲賈誼的政治主張多被漢廷採納，其作爲政治家的命運遠勝于那些徒得高官厚祿者。此詩借咏史以明志，字裏行間隱約可見王安石本的人政治家風采。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更是傳誦一時的名作，試看其一：
明妃初出漢宮時，泪濕春風鬢脚垂。低徊顧影無顔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衹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唐人咏王昭君多駡毛延壽，多寫王之顧戀君恩，而此詩卻說王之美貌本非畫像所能傳達，王昭君流落異域的命運未必比終老漢宮更爲不幸，都體現了在唐詩之外求新求變的精神。而結尾指出王昭君的悲劇乃是古今宮嬪的共同命運，議論之精警突過前人，充分體現了宋詩長于議論的特徵。
王安石退出政治舞臺以後，心情漸趨平淡，詩風也隨之趨于含蓄深沉。雖然後期王詩中仍有寓悲壯于閑淡之中的情形，如《北陂杏花》中“縱被東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兩句，無疑寓有對自己高尚情操的孤芳自賞之意。但如果與早期所作《華藏院此君亭》中的咏竹名句“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相比，則詩風顯然已從直截刻露變爲深婉不迫了。
後期王詩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寫景抒情的絕句，正是這些詩使王安石在當時詩壇上享有盛譽。黃庭堅說：“荊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葉夢得說：“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選語用字，間不容髮。”（《石林詩話》卷上）從宋人的這些言論來看，人們稱王詩爲“王荊公體”，主要是著眼于其晚期詩風｛“王荊公體”一詞首見於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但嚴羽沒有解釋“王荊公體”的內涵。參看莫礪鋒《論王荊公體》，《南京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如《雪乾》和《書湖陰先生壁》：
雪乾雲淨見遙岑，南陌芳菲復可尋。換得千顰爲一笑，東風吹柳萬黃金。
茅檐長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這些詩描寫細緻，修辭巧妙，韻味深永。如果說王安石早期的詩風顯示了直截刻露的宋詩特徵，那麽其晚期詩則以豐神遠韻的風格體現出向唐詩的復歸。所以王詩在當時詩壇上自成一家，其藝術成就也足以列于宋詩大家的行列。
王安石非常器重的王令（1032～1059）｛王令，字逢原，先世居於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長於廣陵（今江蘇揚州）。王令不應科舉，除短期出任高郵學官外，一直以教私塾爲生。28歲病卒。著有《王令集》。｝，才高命蹇，未及施展抱負即不幸早逝，但他在詩歌創作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王令詩以評擊時弊、抒寫自己的遠大抱負爲主要內容，風格雄偉奔放，語言奇崛有力。充滿著浪漫色彩的長篇五古《夢蝗》巧妙地借蝗蟲的申辯揭露了人間的種種不平等現象，痛斥貪官污吏等寄生蟲對人民造成的烈于蝗害的災難，構思奇特，筆鋒犀利，是一篇杰出的寓言詩。王令的抒情詩也具有開闊雄大的意境，如《暑旱苦熱》：
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著翅飛上山。人固已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幹？崑崙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常遺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間！
豐富的想像力和雄偉的氣魄都是宋詩中罕見的。但是此詩語句粗豪生硬，意蘊發露無餘，也正是宋詩缺點的典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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