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南渡前後詞風的演變(王兆鵬撰)

  繼元祐詞人而登上詞壇的,是以李清照、朱敦儒、張元幹和葉夢得、李綱、陳與義等爲代表的南渡詞人。這批詞人主要生活在12世紀上半葉徽宗、欽宗和高宗三朝社會由和平轉向戰亂的時代。由于時代的劇變,他們的生活和創作環境明顯分爲兩個階段。他們的前半生,是在徽宗朝畸形的和平環境中度過,生活比較安定舒適,大多數詞人是在綺羅叢中吟風弄月,創作上雖已初露鋒芒,但被當時還健在的前輩詞人周邦彥、賀鑄等的光芒所遮掩,尚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靖康之難後,金人的鐵蹄改變了他們後半生的生活和創作傾向。民族的屈辱、山河的殘破和民衆的苦難,促使他們自覺接受蘇軾的詞風,爲救亡圖存而呐喊呼號,幷日益貼近社會現實生活,去表現戰亂時代民族、社會的苦難憂患和個體理想失落的壓抑苦悶。南渡詞進一步擴展了詞體抒情言志的功能,加强了詞的時代感和現實感。

  第一節 李清照
  “別是一家”的詞論與“別是一家”的詞境 生不幸死亦不幸的朱淑真
  南渡詞壇雖然未出現堪與蘇軾、周邦彥幷駕齊驅的大詞人,但巾幗詞人李清照的橫空出世,卻使南渡詞壇放出奇異的光彩。
  首先,李清照在理論上確立了詞體的獨特地位,提出了詞“別是一家”之說{原文始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原無題,僅稱“李易安云”。後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二一又據之轉錄,並加上“李易安評”的標題,篇首亦作“李易安云”。今人通稱“李清照《詞論》”。}。
  在李清照之前,李之儀曾從創作論的角度,提出過詞“自有一種風格”的看法(《跋吳思道小詞》)。李清照進而從本體論的角度提出了詞“別是一家”的理論。所謂“別是一家”,意指詞是與詩不同的一種獨立的抒情文體,詞對音樂性和節奏感有更獨特的要求,它不僅像詩那樣要分平仄,而且還要“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關於“五音”、“五聲”、“六律”的含義,可參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第198頁注釋。},以便“協律”“可歌”。否則,詞就成了“句讀不葺之詩”,而失卻了詞作自身的文體特性。詞作衹有保持自身獨立的文體特性,才能不被詩所替代,在文學之林中佔有獨立的地位。如果說蘇軾是從詩詞同源的淵源論角度提高詞體的地位,那麽,李清照則是從詞的本體論出發進一步確立了詞體獨立的文學地位{參沈家莊《李清照詞“別是一家”說芻論》,見《李清照研究論文集》,齊魯書社1991年排印本,第295~309頁。}。
  其次,在創作上,李清照生動地展現了她的生命歷程和情感歷程。
  李清照(1084~1155?){李清照婚後先居汴京(今河南開封),後移家青州(今屬山東)。靖康禍起,李清照逃奔江南,夫妻倆用半生的心血收藏的文物圖書先後在戰火中喪失殆盡;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丈夫病逝後,她拖著病體孤身一人四處奔逃避難。其間又有人惡意中傷,企圖攫取她殘存的珍貴文物。江南戰火剛停,驚魂甫定,又遭張汝舟的糾緾和欺凌虐待,並被下獄九日,而且引起了一場令後世爭論不休的“改嫁”風波。在金華(今屬浙江)居住幾年後,移居杭州。其生平事跡,主要見於她的《金石錄後序》。另參黃盛璋輯注《李清照集》附《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年譜》(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排印本),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附《李清照事跡編年》。關於李清照改嫁張汝舟事,可參濟南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李清照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1984年排印本)有關爭鳴文章。},自號易安居士,濟南章丘(今屬山東)人。她的一生,既享受過幸福,也飽經苦難。18歲與情投意合的趙明誠結婚,夫婦倆詩詞酬唱,共同收集整理金石文物,生活頗舒心適意。閨房綉戶是她的生活世界,而美滿的婚姻愛情便成爲她主要的人生理想。隨著趙明誠的出仕,夫妻暫離,生活出現了暫時的缺憾。李清照甜蜜寧靜的心弦于是彈奏出一首首略帶苦澀和憂怨的望夫詞: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鈎。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幹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鳳凰臺上憶吹簫》){李清照詞,各本文字頗多差異。本節所引李清照詩詞,系據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又李清照流傳的作品,真僞參雜,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所錄43首最爲可信(另附存疑之作14首)。《全宋詞》錄47首(末二首注作存疑)。研究李清照詞,當以王注本或《全宋詞》爲主要依據,其中所錄存疑之作不能輕易視爲李詞。}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又上心頭。(《一剪梅》)
  這些輕盈精妙的相思曲,銘刻著女詞人的情感歷程。李清照與趙明誠的愛情既有婚姻來維繫,更有深厚的感情基礎。雖然分離,卻互相惦念,一種離愁,由兩人分擔,“離懷別苦”也減輕了許多,更何況時時尚有傳情錦書的慰藉。苦澀的離愁中含有夫妻雙方心心相印和彼此眷戀的幸福感,是李清照愛情詞的一大特點。
  作爲杰出的女詞人,李清照幷沒有把自己完全封閉在閨房之內,而是常常走向大自然,去感受大自然的和諧美麗,以拓展胸襟,陶冶情操。如果把她前期詞作中所表現的情感世界分爲兩半,可以說一半是對丈夫的鍾情,另一半則是以對自然景物的熱愛,以及對禽鳥花草的眷顧:
  嘗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欲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如夢令》){此詞“嘗”、“欲”,原分別作“常”、“晚”,茲據《全芳備祖》前集卷一“荷花門”改。另參唐圭璋《詞學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第617~618頁。}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如夢令》)
  這反映出女詞人情懷的博大與仁慈。
  靖康之難後,李清照家破夫亡,受盡劫難和折磨。人生命運的劇變,也引起心境和詞境的變化: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聲聲慢》)
  失去了丈夫,她深切地感受到人間的孤獨和人生的乏味,往日的一切都失去了意義和亮色。往日大雁帶來的是丈夫的溫情與慰藉,如今見到大雁,引發的是絕望與傷心;從前見菊花,雖人比花瘦,但不失孤芳自賞的瀟灑,而今黃花憔悴雕零,則隱含著生命將逝的悲哀。從前輕盈妙麗的望夫詞如今變成了沉重哀傷的生死戀歌,詞境由明亮輕快變成了灰冷凝重。這是詞人情感歷程的真實寫照,也是時代苦難的象徵。
  李清照的情感世界是獨特的,她的藝術表現方式也是獨特的。她善于選取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環境、行動、細節來展現自我的內心世界。如《添字醜奴兒》(窗前誰種芭蕉樹)中“愁損北人不慣起來聽”的動作描寫,傳神地表現出初到南方時不習慣夜雨霖霪的煩燥心理。而“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聲聲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永遇樂》)等動作細節,也典型地表現出年老寡居年獨有的生活情態和寂寞心境。
  李清照詞的語言也獨具特色。第一,無論是口語,還是書面語,一經她提煉熔鑄,就別開生面,精妙清亮,風韻天然。如“綠肥紅瘦”(《如夢令》),“人比黃花瘦”(《醉花陰》),“寵柳嬌花”(《念奴嬌》),“柳眼梅腮”(《蝶戀花》)等,都是“人工天巧,可稱絕唱”(王士禛《花草蒙拾》)。而《聲聲慢》開頭連用14個疊字,從動作、環境到心理感受多層次地表現出寡居老人悶坐無聊、茫然若失而四顧尋覓的恍惚悲凉的心態,更是千古創格。第二,李清照善于用最平常最簡練的生活化的語言精確地表現複雜微妙的心理和多變的情感流程。如“才下眉頭,又上心頭”(《一剪梅》八字,傳達出心理的曲折變化:收到丈夫的來信,頓感欣慰而喜上眉梢,然獨居的寂寞畢竟難奈,相思之情又襲上心頭。“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武陵春》)短短三句,也將內心的猶豫和不堪負載的愁苦量化和具體化,既曲折生動又以巧妙自然。
  語言的清新素雅,很適合表現淡雅清疏的審美境界。她曾贊美桂花是“暗淡輕黃體性柔,情疏迹遠只香留。何須淺碧輕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鷓鴣天》)。這既是李清照的審美理想,也可視作其審美境界的藝術寫照。無論是寫情繪景還是咏物,如《醉花陰》、《怨王孫》(湖上風來波浩渺)和《孤雁兒》等,都不用華麗的色彩、富艶的詞藻來裝飾,而用白描手法,創造出水墨畫般的清婉秀逸的意境。
  李清照是中國文學史上創造力最强、藝術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她以女性的身份,真摯大膽地表現對愛情的熱烈追求,豐富生動地抒寫自我的情感世界,不僅比“男子作閨音”更爲真切自然,而且改變了男子一統文壇的傳統格局,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正如清人李調元所說:“易安在宋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黃九之下。”“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鬚眉。”(《雨村詞話》卷三)
  與李清照約略同時的,還有一位能詩善詞的錢塘(今浙江杭州)才女朱淑真{朱淑真,自號幽棲居士。其生活年代至今無確考。有人認爲她是北宋後期人,卒於南宋初,生年略早於李清照;有人則認爲她生於南宋初,生活年代與李清照同時而略晚。可參潘壽康《朱淑真別傳探原》(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繆鉞《朱淑真生活年代考辨》及續文(《文獻》1991年第2、第4期)等。朱淑真的作品集有《斷腸詩集》和《斷腸詞》。其詞《全宋詞》錄存24首,最爲可靠。其他校注本誤收有僞作。}。因婚姻爲父母包辦,所嫁非人,朱淑真一生都受到感情的折磨。她的詞,主要是表現沒有愛情的婚姻所引發的憂愁怨嗟、孤獨寂寞。如《減字木蘭花》:
  獨行獨坐。獨倡獨酬還獨臥。伫立傷神。無奈春寒著摸人。  此情誰見。泪洗殘妝無一半。愁病相仍。剔盡寒燈夢不成。
  連用五個“獨”字,表現出作者孤獨感的沉重。朱淑真詞的愁恨表層上似乎與五代北宋詞中的閨怨沒有多大區別,但深層裏卻是她自我獨特的生命體驗,是一位孤立無援地與不幸婚姻抗爭的才女心靈深處的呐喊和呻吟。她對命運進行過勇敢的抗爭和挑戰。《清平樂·游湖》所寫的“嬌癡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最是分携時候,歸來懶傍妝臺”,就是她所採取的實際行動。爲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大膽追求自主自由的愛情,不爲封建禮教所容,抑鬱抱恨而死後,“不能葬骨于地下”,詩詞遺稿被父母付之一炬{見宋魏仲恭《朱淑真詩集序》。另參陶爾夫、劉敬圻《南宋詞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排印本,第232~244頁。}。事迹聲名,湮沒不彰。可謂生不幸,死亦不幸!

  第二節 朱敦儒
  青年的放浪形骸 中年的飄泊憂憤 晚年的逍遙自在
  朱敦儒(1081~1159){朱敦儒,《宋史》卷四四五有傳。另參鄧子勉《朱敦儒雜考五則》,《南京師大學報》1992年第1期。},字希真,號岩壑,洛陽(今屬河南)人。南渡以前,他就獲得“詞俊”之名,與“詩俊”陳與義等幷稱爲“洛中八俊”(樓鑰《跋朱岩壑鶴賦及送閭丘使君詩》)。他的詞,繼承和發展了蘇軾抒情自我化的詞風{宋汪莘《方壺詩餘自序》曾說,唐宋以來的詞人,他最喜愛三人:“至東坡而一變,其豪妙之氣,隱隱然流出言外,天然絕世,不假振作。二變而爲朱希真,多塵外之想,雖雜以微塵,而其清氣自不可沒。三變而爲辛嫁軒,乃寫其胸中事,尤好陶淵明。此詞之三變也。(《方壺詩餘》卷首)汪氏也指出了朱敦儒詞是由蘇軾詞變化而來。另參梁啟勛《詞學》下編《概論》(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影印本)。按,朱敦儒詞集名《樵歌》,存246首。},具有鮮明的自傳性特點。
  朱敦儒的青少年時代,是在西京洛陽畸形繁華的環境中渡過,自稱是”生長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記流年。花間相過酒家眠。乘風游二室,弄雪過三川“(《臨江仙》)。他那疏狂放浪的行爲和尋歡作樂的心理中,也包含著蔑視功名權貴、追求自由獨立的人格精神。故當朝廷徵召他進京爲官時,他毅然拒絕,申稱”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宋史》本傳),幷寫下著名的《鷓鴣天·西都作》以表心迹: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與疏狂。曾批給雨支風券,累上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酒千觴。幾曾著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醉洛陽。
  這仿佛是他的人生宣言,充分表現出他笑傲王侯、狂放不羈的個性。
  靖康之難的戰火把朱敦儒拋入了飄泊的難民潮中。建炎元年(1127)年底,洛陽被金兵佔領前後,朱敦儒倉皇逃往東南避難,于建炎四年(1130)輾轉至嶺南一帶。其詞清晰地記錄了他南奔的行程和感受,詞風由飄逸瀟灑變得凄苦憂憤。其間表現得最爲突出的是飄泊流離的傷悲,從一個側面表現出戰亂時代民族的悲劇和社會的苦難。如《卜算子》:
  旅雁向南飛,風雨羣初失。饑渴辛勤兩翅垂,獨下寒汀立。  鷗鷺苦難親,矰繳憂相逼。雲海茫茫無處歸,誰聽哀鳴急。
  詞中南飛孤雁的意象是時代苦難的象徵。詞人唱出了戰亂時代飄泊逃難者的心聲:舉目無親的孤獨、終日奔逃的饑渴疲倦、生命時刻受到威脅的焦慮恐懼和無處歸宿的茫然悲哀。對國家破亡,中原淪陷,他更憂傷痛憤:
  金陵城上西樓。倚清秋。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  中原亂。簪纓散。幾時收。試倩悲風吹泪、過揚州。(《相見歡》)
  曾是”玉樓金闕慵歸去“的朱敦儒,于今也爲中原的喪亂而悲哀。這表明詞人閑曠自適的人生態度在民族受到壓迫蹂躪時已開始轉變,幷激發出救亡圖存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當紹興三年(1133)朝廷再度徵召時,朱敦儒便從嶺南赴臨安任職。但由于宋高宗和秦檜等權奸一味屈膝求和,不思抗戰,使得朱敦儒”有奇才,無用處“(《蘇幕遮》);”掃平狂虜,整頓乾坤都了“(《蘇武慢》)的理想也化爲泡影。他不禁悲憤怒號:“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水龍吟》)
  在仕途沉浮了十多年,朱敦儒對功名事業已灰心失望,因不附秦檜議和而被罷官之後,乾脆任性逍遙:“尋雲弄水,是事休問。”(《桂枝香》)從此,他變成了“閉著門兒,不管人間事”的“瘦仙人”(《蘇幕遮》。其中《好事近·漁父詞》十首和《朝中措》(先生筇杖是生涯)最能體現他晚年的人生態度。
  朱詞的風格也隨著他人生歷程的變化而變化。早年以婉麗明快爲主;中年以悲壯慷慨爲特色;晚年以清疏曉暢見長,語言通俗,明白如話。
  在兩宋詞史上,能比較完整地表現出自我一生行藏出處、心態情感變化的,除朱敦儒之外,就衹有後來的辛棄疾。蘇軾作爲新詞風的開拓者,雖然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開拓了抒情自我化的方向,但他還沒有將自我完整的人生歷程和整個的精神世界寫進詞中(另一半寫在他的詩裏),詩詞的表現功能還有所區分--詞多言情,詩多言志和叙事。李清照也恪守這種慣例。朱敦儒則進一步發揮了詞體抒情言志的功能,不僅用詞來抒發自我的人生感受,而且以詞表現社會現實,詩詞的功能初步合一,從而給後來的辛派詞人以更直接的啓迪和影響。辛棄疾《念奴嬌》(近來何處)詞題就明確說是“效朱希真體”{辛詞此題始見元大德三年廣信書院刊本《稼軒長短句》卷二,《景宋本稼軒詞甲集》題中無“效朱希真體”五字,僅作“賦雨巖”。另南宋吳儆有“效樵歌體”《驀山溪》詞;金元好問有“效朱希真體”《鷓鴣天》詞。可見朱敦儒詞在宋金人心目中已自成一體。宋代詞人能自成一體而被人仿效的另有柳永的“柳體”、李清照的“易安體”、辛棄疾的“稼軒體”、姜夔的“白石體”等。},陸游年青時曾受知于朱敦儒{參見於北山《陸游年譜》,中華書局1962年排印本,第38~39頁。另參陸游《渭南文集》卷二九《跋雲丘詩集後》。},爲人與作詞都受朱敦儒的熏陶,他的名作《卜算子·咏梅》即與朱敦儒的《卜算子》(古澗一枝梅)風神相似。

  第三節 張元幹等詞人
  時代感和現實感的加强 英雄的苦悶 流落異鄉的憂傷與懷舊情結
  民族戰爭,將同一民族內部個體的命運與整個民族的命運聯結到一起。李綱在靖康之難後即說:“朝廷安則山林安,利害休戚實與國同。”(《與趙相公別幅》)所以,南渡以後,詞人的創作已不可能完全封閉在自我悲歡離合和個人榮辱得失的圈子,而必須正視和直面苦難的社會現實,去歌唱民族的悲劇和社會的苦難,從而加强了詞的時代感和現實感,柔麗婉轉的詞體也變成了具有戰鬥性和批判性的精神武器。在這一詞風的轉變過程中,張元幹最爲典型。
  張元幹(1091~1161)在南渡之前{張元幹,字仲宗,號蘆川居士,永福(今福建永泰)人。宋徽宗宣和末年,曾任陳留縣丞。南渡後官至將作監。宋高宗紹興元年(1131),因不屑與奸佞同朝而掛冠致仕。其生平事跡,參王兆鵬《張元幹年譜》(南京出版社1989年排印本)。張元幹有《蘆川歸來集》和《蘆川詞》,存詞185首。},生活上跟朱敦儒一樣疏狂放蕩,時常是“百萬呼盧,擁越女吳姬共擲”(《柳梢青》)。創作上則模擬“花間”,內容不出酒畔花前,詞風綺艶輕狹。靖康之難中,他投筆從戎,曾協助李綱指揮汴京保衛戰。目睹民族的災難,他扼腕痛憤,詞風也自覺轉向東坡一路,而變得慷慨悲凉。題材取向上則直面山河殘破的慘痛現實:
  雨急雲飛,驚散暮鴉,微弄凉月。誰家疏柳低迷,幾點流螢明滅。夜帆風駛,滿湖煙水蒼茫,菇蒲零亂秋聲咽。夢斷酒醒時,倚危檣清絕。
  心折。長庚光怒,羣盜縱橫,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兩宮何處,塞垣只隔長江,唾壺空擊悲歌缺。萬里想龍沙,泣孤臣吳越。(《石州慢·己酉秋吳興舟中作》)
  此詞以高度濃縮性的筆法表現了漢民族空前的災難:外侵內亂,國破主俘。{此詞作於宋高宗建炎三年己酉(1129),其時金兵南侵和南宋內亂(所謂“群盜縱橫”)的詳情,可參《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四《金人渡江南侵》、卷六六《平群盜》。}面對民族的災難,張元幹不僅僅是悲哀,更力圖奮戰以解除災難,恢復和平,但朝廷不思抵抗,使他報國無門,衹有悲歌怒吼--吼出民族不甘屈服而被壓抑的憤切心聲!
  即使是在傳統感傷型的抒寫個人離愁的送別詞中,張元幹也難忘觸目驚心的苦難現實:
  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殘暑。耿斜灑、疏星淡月,斷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床夜雨。雁不到,書成誰與。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
  詞人魂牽夢繞著神州的巨變,故都的淪陷,村莊的殘破,生民的塗炭{張元幹此詞作於紹興十二年(1142)。紹興八年(1138)胡銓因上書反對和議而被貶至福州,又遭秦檜迫害,移新州(今廣東新興)編管。又詞中所寫戰亂的殘破景象,可參證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一和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引《趙子崧家傳》的有關記載。};他質問和探尋這場悲劇的根源:是誰造成砥柱傾折,使敵人橫行,民衆蒙難?理性的反思中含有直指皇帝的批判精神。友人胡銓就是因爲公開向投降主和的宋高宗、秦檜挑戰而被貶謫,張元幹作此詞則是爲胡銓壯行,對他奮不顧身的戰鬥精神表示支持和鼓勵。張元幹後因此詞而被捕下獄,幷被削籍爲民,正反映出此詞觸痛了宋高宗和秦檜一夥的心病{張元幹被捕入獄,在紹興二十一年(1151)。詳參王兆鵬《張元幹年譜》第182~185頁。}。
  在贈給李綱的《賀新郎》詞中,張元幹也表達了對朝廷賣國求和的憤慨,抒發了他“氣吞驕虜”的豪邁氣概和欲揮劍殺敵的戰鬥精神,也充溢著寶劍蒙塵、無路請纓的壓抑苦悶。情懷悲壯激烈,一掃南渡前詞中低沉委靡的格調,新的時代鑄就了新的詞風和詞境。
  早年以吟唱婉麗的“睡起流鶯語”(《賀新郎》)而聞名的葉夢得(1077~1148){葉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居士,蘇州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宋哲宗紹聖四年(1097)進士及第。南渡前曾爲蔡京所籠絡,官至翰林學士。南渡後歷官戶部尚書、尚書左丞、江東和福建安撫大使等。平生著作有二十多種,其中《石林詞》今存103首。其生平事跡,參《宋史》卷四四五本傳;王兆鵬《兩宋詞人年譜·葉夢得年譜》(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排印本)。},經戰火的洗禮,南渡以後也高唱起激昂的戰歌:“坐看驕兵南渡,沸浪駭奔鯨。轉盼東流水,一顧功成。”(《八聲甘州·壽陽樓八公山作》)贊美騎射演習的戰士“疊鼓鬧清曉,飛騎引雕弓”(《水調歌頭·九月望日與客習射西園余偶病不能射》)的英姿,洋溢著老當益壯的戰鬥豪情。
  葉夢得既善理財賦,又能帶兵打仗,在國家危難之秋,他本可以在顯身手,但由于權奸當道,壯懷理想不得伸展,于是倍感壓抑苦悶,如建炎三年(1129)任尚書左丞不到半月即被罷職後所作的《水調歌頭》:
  秋色漸將晚,霜信報黃花。小窗低戶深映,微路繞欹斜。爲問山翁何事,坐看流年輕度,拚卻雙鬢華。徙倚望滄海,天淨水明霞。  念平昔,空飄蕩,遍天涯。歸來三徑重掃,松竹本吾家。卻恨悲風時起,冉冉雲間新雁,邊馬怨胡笳。誰似東山老,談笑靜胡沙。
  另有一些詞人,不像張元幹、葉夢得那樣時時發出壯烈的怒吼,而是用敏銳的藝術感受表現戰亂時代普通人的種種體驗。
  動亂時代,人們不得不背井離鄉,過著流寓不定的生活。逃奔到異鄉,除了生活無著之外,地域環境的差異,風土人情的陌生,也會引起種種憂傷不適。李清照初從北方流落到江南時對南方“點滴霖霪”的連陰雨就深感不慣(《不添字醜奴兒》)。而區域方言的不通,也會引起飄泊者與當地人之間的隔膜,尤其是那些初到南方的“北客”,常常因“不解鄉音”而焦慮。洛陽人陳與義,建炎四年(1130)避亂到湖南武岡時,就表達過這種感受:
  寒食今年,紫陽山下蠻江左。竹籬煙鎖。何處求新火。  不解鄉音,只怕人嫌我。愁無那。短歌誰和。風動梨花朵。(《點絳唇》)
  戰爭毀滅了和平安定,和平時期的一切美好歡樂都衹能留存在記憶之中而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再現。于是今昔盛衰之感和懷舊情緒成爲南渡後整個社會一種難以解開的情結。李清照曾那樣深情地回憶“中州盛日”(《永遇樂·元宵》),朱敦儒時或懷想著“故國當年得意”(《雨中花·嶺南作》),張元幹也不時地“尋思舊京洛”(《蘭陵王》)。陳與義的名作《臨江仙·夜登小閣憶洛中舊游》更典型地表現出當時人的懷舊心態:
  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閑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在清婉奇麗的藝術境界中包含著深沉的人生感慨。
  同時的陳克(1081~?)、向子諲(1085~1152)、王以寧(1091?~1147?)等詞人也加入了時代的大合唱,在當時詞壇頗有影響。

  第四節 李綱、岳飛等詞人
  李綱的咏史詞和“南宋四名臣”詞 岳飛詞
  高宗建炎、紹興間(1127~1162),南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空前激烈的民族鬥爭,而朝廷內部的主要矛盾則是主戰與主和兩派的政治鬥爭。李綱、趙鼎、李光、胡銓等“南宋四名臣”和大將岳飛{“南宋四名臣”之稱,始見晚清王鵬運所刻《南宋四名臣詞》(四印齋刻本)。},是站在這兩個鬥爭前列的代表人物。他們雖然幷不以作詞而著名,但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不僅奮不顧身地致力于保衛家國,也用詞作來表現他們的鬥爭精神,爲抗金救國而呼號,代表著時代的最强音。
  李綱(1083~1140)是南宋的首任宰相{李綱,字伯紀,邵武(今屬福建)人。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進士。宋徽宗靖康元年(1126),任兵部侍郎、尚書右丞。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拜相,僅75天即罷。卒謚忠定。有《梁溪先生文集》,詞存54首。生平事跡參《宋史》卷三五八至三五九本傳;趙效宣《李綱年譜長編》(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排印本)。}。他以救國救民爲己任,《蘇武令》就抒發了他抗敵救國的執著信念:
  塞上風高,漁陽秋早。惆悵翠華音杳。驛使空馳,征鴻歸盡,不寄雙龍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歸黃閣、未成圖報。
  誰信我、致主丹衷,傷時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調鼎爲霖,登壇作將,燕然即須平掃。擁精兵十萬,橫行沙漠,奉迎天表。
  雖然已被罷職,不得重用,但幷未喪失抗敵的信心,仍期待著入相出將,決心率軍奪回被俘的徽、欽二帝,以雪國耻。
  李綱七首奇特的咏史詞,借歷史上敢于平定外憂內患的英明君主來激勵宋高宗振作精神以抗擊金人,表現出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賦予了咏史詞以强烈的時代精神和戰鬥性,詞的言志功能在此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和體現。如《喜適鶯·真宗幸澶淵》:
  邊城寒早。恣驕虜、遠牧甘泉豐草。鐵馬嘶風,氈裘淩雪,坐使一方雲擾。廟堂折沖無策,欲幸坤維江表。叱羣議,賴寇公力挽,親行天討。  縹緲。鑾輅動。霓旌龍旆,遙指澶淵道。日照金戈,雲隨黃傘,徑渡大河清曉。六軍萬姓呼舞,箭發狄酋難保。虜情讋,誓書來,從此年年修好。
  此詞用宋真宗聽取寇準之策放棄逃跑避敵之計而親征契丹最後使敵人退師、訂立“澶淵之盟”的史實,對諫高宗不要逃跑避敵,現實的針對性强,詞的境界也雄奇壯闊。叙事性和議論性有機結合,直接開啓了辛棄疾“以文爲詞”的先河。
  趙鼎(1085~1147)、李光(1078~1159)和胡銓(1102~1180)都是力主抗戰反對求和的名臣,也是公開向秦檜挑戰幷同被貶謫到海南而相互支持的戰友{趙鼎,字元稹,號德全居士,解州聞喜(今屬山西)人。徽宗崇寧五年(1106)進士。南渡後兩度爲相。晚年被秦檜貶至吉陽軍(今海南三亞),絕食而卒。謚忠簡。有《忠正德文集》。詞存45首。《宋史》卷三六○有傳。李光,字泰發,上虞(今屬浙江)人。與趙鼎同年進士。紹興八年(1138)拜參知政事,曾面斥秦檜“盜弄國權,懷奸誤國”,被秦檜貶至海南11年。謚莊簡。《宋史》卷三六三有傳。著有《莊簡集》,詞存14首。胡銓,字邦衡,號澹庵,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進士。紹興八年,爲樞密院編修官,上書反對和議,乞斬秦檜。被除名新州編管。後移吉陽軍。孝宗朝,歷官至兵部侍郎。卒謚忠簡。《宋史》卷三七四有傳。著有《胡澹庵先生文集》32卷。詞存16首。}。他們的詞作雖不多,但各自從不同的側面表現了他們堅强剛毅的生命意志和不屈不饒的鬥爭精神{參見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排印本,第118~120頁。}。趙鼎的《滿江紅》(慘結秋陰)和《花心動》(江月初昇)、李光的《水調歌頭》(兵氣暗吳楚)、胡銓的《好事近》(富貴本無心)等詞,“皆慷慨激烈,發欲上指。詞境雖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陳廷卓《白雨齋詞話》卷八)。
  當李綱等文臣在朝廷爲民請命呐喊之時,岳飛(1103~1141)等武將則在戰場上拼搏厮殺{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今屬河南)人。20歲從軍,屢敗金兵,戰功卓著,爲抗金名將。以不附秦檜議和,被誣下獄。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害。後賜謚武穆,改謚忠武。《宋史》卷三六五有傳。著作由後人編爲《岳忠武王文集》,詞存3首。},戎馬倥偬中橫槊賦詞,用熱血和生命譜寫出氣壯山河的英雄戰歌: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耻,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滿江紅》){此詞曾有人懷疑不是岳飛所作,並引起海內外學術界長期的爭鳴。認爲不是岳飛所作的證據,尚不充分,隨著討論的深入,學術界已基本上認同爲岳飛詞。參王學太《岳飛〈滿江紅〉的真僞問題》(載《建國以來古代文學問題討論舉要》,齊魯書社1987年排印本,第232~241頁)。}
  由民族的深仇大恨轉化而來的勇猛無畏的戰鬥豪情、洗雪國耻的迫切願望和必勝信念,配合著鏗鏘有力的語言,激昂雄壯的旋律,凝結成詞史上輝煌的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