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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朱明王朝頃刻崩潰。此時已在東北地區稱帝立國號的清朝統治集團，乘機揮軍攻入山海關，宣布定都北京，揭開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帷幕。
清王朝統治中國共267年。它從定鼎北京起，經過40年的征服戰爭，統一了中國。爲鞏固政權，它採取了恢復生産、安定社會的措施，一度國勢增强，社會繁榮，版圖遼闊，出現過史家所稱的“康乾盛世”。隨著社會的發展，統治階級的腐朽，社會矛盾日益加深，便又走向了衰落。待到19世紀中葉的道光年間，中國受到了外國列强的侵略，清王朝的架子雖然沒有倒塌，社會性質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歷史進入了近代。
鴉片戰爭以前的清代文學，上承明中葉以後文學發展的新趨勢，屬于中國文學近古期的第一段。然而，清代文學又呈現出一種集中國古代文學之大成的景觀，各種文體都再度輝煌，蔚爲大觀，取得不容忽視的成就。
第一節 文化專制下的學術和文學
文化專制：獨尊程朱理學 編書與禁書 日益嚴苛的文字獄 漢學的興盛桐城古文正宗的確立 文學的滯化現象
清王朝統治者由于很早便利用了明王朝的降臣降將，朝廷的設立悉依明制，也懂得要利用漢族的儒家思想控制社會思想文化，定都伊始便擺出了尊孔崇儒的面孔，“修明北監爲太學”，規定學習《四書》、《五經》、《性理》諸書，科舉考試用八股文，取《四書》、《五經》命題（《清史稿》卷八十一“選舉一”）。康熙皇帝是歷代少有的博學而重視文教的帝王，讀書甚多，特別崇尚朱熹，曾說朱熹“文章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內外爲一家”（《禦纂朱子全書·序言》）。他還任用了一批信奉宋代程朱理學的官員，如魏介裔、熊賜履、湯斌等所謂“理學名臣”，編纂理學圖書，昇朱熹爲孔廟大成殿配享十哲之次，成爲第十一哲。宋代理學遂成爲清代的官方哲學。
清王朝控制社會文化思想的方式之一是編書。康熙在三藩之亂即將平定之時，便著手實行“偃武修文”的措施，詔開博學鴻詞科，意欲將全國的學者名流吸收到朝廷之中，雖有一些人拒征，還是錄取了數十人，開始編修《明史》，幷先後編出了《康熙字典》、《淵鑒類函》、《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等。乾隆年間編成的《四庫全書》收經史子集典籍三千四百餘種，近十萬卷，爲我國古代文化典籍之一大總匯。主持編纂的紀昀等人作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已收入的三千四百餘種和未收入而存目的六千七百餘種書籍，作了簡要的介紹評論。從保存古代文化典籍的角度說，這未嘗不是一件功德。但是，清王朝在以行政手段搜集全國圖書的同時，也作了一次大規模的圖書檢查，幷且明令各地查繳“違礙”的書籍，然後銷毀。最初還衹是查禁“有詆觸本朝之語”的明季野史，後來更擴大查禁範圍，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的著作中“議論偏謬”者，明末將相朝臣的著作，明末清初文人如黃道周、張煌言、呂留良、錢謙益、屈大均等人的著作，都在查禁之列。據統計，乾隆時被禁毀的書籍有“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孫殿起《清代禁書知見錄·自序》）。就此而言，這又是一次文化專制造成的圖書厄運。
清王朝控制社會思想的更嚴厲的手段是大興文字獄，案件之繁多，株連之廣，懲治之殘酷，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清初的軍事征服階段，清王朝尚無暇顧及文化學術。康熙一朝文字獄尚少，著名的莊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都是對抗拒思想的鎮壓，因爲其中記載、議論明末史事，表現出眷戀明王朝的思想情緒。雍正朝文字獄漸多，著名的曾靜、張熙案追究至已逝世的呂留良的著作，還是在于消除人們的反清意識。乾隆朝文字獄最爲頻繁。朝廷苛責地方官吏，官吏深恐一幷參處，舉報之風大增，于是望文生義、捕風捉影、故入人罪的情況，便屢屢發生，幾乎每年都有以文字致罪的。吟詩作文，乃至屬聯擬題，都有可能被隨意引申曲解，遭致殺身滅族之禍，文人普遍懷有憂讒畏譏、惴惴不安的心情，形成了畏懼、鬱悶的心態和看風使舵的處世態度。當時就有人描述說：“今之文人，一涉筆惟恐觸礙于天下國家”，“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鱔而以爲蛇，遇鼠而以爲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于人心世道，實有關係。”（李祖陶《與楊蓉諸明府書》），《邁堂文集》卷一）這也就影響當時的學術風氣，造成如後來龔自珍說的“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爲稻梁謀”（《龔定盦詩集·咏史》）的情況。
乾嘉漢學從學術源流上講，可以說導源于清初的顧炎武，從其學術精神上講，則是清王朝文化專制的結果。在文字獄的恫懾下，人們承襲了清初學者的治學方法，卻丟掉了經世致用的精神，多是不關心當世之務，只埋頭于古文獻裏進行文字訓估、名物的考證、古籍的校勘、辨僞、輯佚等工作。乾隆時期有多位漢學家被召入四庫館，參與了《四庫全書》的編纂。乾嘉漢學家在文字、音韻、訓詁、金石、地理等學術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有一定的歷史地位。但總的看來，卻衹能說是做了豐實的學術研究的基礎工作，脫離現實的傾向導致缺乏思想理論的建樹，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遺憾。
清王朝的文化政策及乾嘉學風也多方面地影響到文學。桐城派古文及其正宗地位的確立，與科舉考試用八股文和漢學的興盛都有關係。古文原本包括應用散文和文學散文，明末清初的小品文和大量迹近小說的傳紀文，顯示著古文中文學散文的發展。桐城派理論奠基人方苞提出“古文義法”說，即所謂“言有物”、“言有序”，講求的是文章之“雅潔”。他是信奉程朱理學的，曾奉敕選錄明清諸大家的時文，編成《欽定四書文》，頒爲時文程式，被稱爲“以古文爲時文，允稱極則”（《清史稿》卷八十一“選舉三”）。他的以“雅潔”爲標準的“義法”說，也就是以雅正的文辭，簡明有序地記事、議論。就他對歷代文章的評論，特別是對清初吳越遺民“尤放恣”、或雜小說家言、“無一雅潔”的指責看，有排擠文學性散文的傾向，形成對明清之際的古文風格的反撥。當時便有人說他“以古文爲時文，卻以時文爲古文”。到姚鼐又將“古文義法”說，發展爲“義理”、“考據”、“辭章”的三合一，這顯然是受方始興起的漢學的影響，連學術也納入文章的要素，與他自己論文章的“神、理、氣、味”與“格、律、聲、色”的理論，就相抵牾了。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說：“大抵望溪處于康雍‘宋學’方盛之際，而倡導古文，故與宋學溝通，而欲文與道之合一，後來姚鼐處于乾嘉‘漢學’方盛之際，而倡導古文，故復與漢學溝通，而欲考據與詞章之合一。他們能迎合當時統治階級的意圖而爲古文，又能配合當時知識分子所倡導的學風以爲其古文，桐城文之所由成派，而桐城文派之所由風靡一時，當即以此。”（第七十六節“方苞古文義法”）
漢學之學術思想還滲透進詩歌和小說領域。在詩歌方面明顯的表現是翁方綱對王士禛神韻說和沈德潜格調說的修正、別解，提出他的肌理說。王士禛生活于康熙朝，他主神韻說是將詩尚含蓄蘊藉的特點强調到極致的程度，變得不可捉摸，與社會現實拉開了距離。沈德潜生活于乾隆朝，論詩悉依儒家詩教，尚溫柔敦厚，中正和平，聲雄韻暢，統歸于格調，成“盛世之音”。翁方綱認爲詩皆有格調、神韻，都虛而不實，“無可著手”，于是“指之曰肌理”。（《仿同學一首爲樂生別》，《復初齋文集》卷十八）他所謂“肌理”，意即可以捉摸的“理”，包括義理、文理，類乎方苞所說“有物”、“有序”，也就將“理”作爲詩之本、詩之法。所以他稱宋人作詩三昧是：“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窮極歷代體制之變，搜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石洲詩話》卷四））在他看來，“考據訓詁之事與辭章之事，未可判爲二途”。（《蛾術篇序》，《復初齋文集》卷四）這樣，詩便不是陶冶性情，而是可資考據學術淵源、歷史是非得失的材料。漢學成爲一種風氣，也影響了小說：一是歷史小說重在叙述歷史事件，如《東周列國志》，作者自謂是“有一件說一件”，“哪里有功夫去添造”，不僅可作“正史”看，而且可學到稽古、用兵之類的學問（蔡元放《東周列國志讀法》）。一是“以小說爲庋學問文章之具”（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五篇），如《野叟曝言》、《鏡花緣》等，作品雖有人物、情節，也有思想內蘊，但以逞才學爲能事，添入許多學問、技藝，便違背了小說藝術的本性。應當說文化專制造成的漢學學風，也造成清中葉文學的背離文學的滯化現象。
第二節 清代人文思潮與文學
清初的學術轉向 理欲之辨的深化 文學社會功用的强調 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 文學中的人文意識
明清之際的社會大動蕩、大變革震撼了廣大文人的心靈，引起了一批思想敏銳深沉的學者如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對社會歷史進行反思，學術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在中國學術史上劃出了一個新時代。
清初幾位思想家大都是反宋明理學的。他們的學術淵源不同，反對的態度不一致，有的激烈反對，有的是修正，但一致的是痛棄宋明理學空談心性，不務實學，及其所造成的“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學風。黃宗羲批評說：“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明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于所謂道學者。”（《留別海昌諸同學》，《南雷文約》前集卷一）顧炎武更爲激烈，說：“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虛。”（《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將明代的亡國歸咎于宋明理學所造成的學風，自然不切實際，但也正說明他們是深慨于明亡清興的社會巨變，而要改變明代空言心性的虛浮學風，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致力于研究歷史上的典章制度，從歷史的治亂興衰中探究治世之道，即所謂“當世之務”。他們開拓了學術研究領域，在各自的學術方面作出了卓異的貢獻，提出了許多具有啓蒙意義的新思想。王夫之發展了古代的唯物論和社會進化論，他的《讀通鑒論》對中國古代歷史作出了一些新的精闢論斷。顧炎武的《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發表了一些改變舊制度的意見，如“均田”、“均貧富”、廢科舉生員、地方按人口比例推舉官員等，以及“寄天下之權于天下之民”、“保天下者，匹夫之賤有責”的思想。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更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做出了無比激烈的批判。清初學者的思想超越了單純反清的性質，反映了改變封建制度的歷史進步要求，對晚清的改良運動産生過不小的影響。
清初學者對明代王陽明心學的揚棄，特別是對晚期李卓吾非儒薄經反傳統思想的否定，衹是一種矯枉過正的偏激。但是，學術思想和社會思潮的發展從來不是簡單的對立、否定，而是揚棄中有繼承、繼承中有揚棄。由王陽明的心學蛻變出王學狂禪派，李卓吾被稱爲異端之尤，再到清初的啓蒙思想家，在人性的問題上便呈現了這樣的蛻變、轉化的過程。王陽明的基本思想是：“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傳習錄》）可見王陽明的心學原是要人消除私欲，一切照封建倫理道德立身行事。李卓吾出于王學，卻將人心從架空臆說中拉出，返還給現實社會，從人人要生存（即所謂“吃飯穿衣”）和發展（即所謂“富貴利達”）的基點出發，做出了相反的結論：“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德業儒臣後論》，《藏書》卷二）他說：“寒能折膠，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熱能伏金，而不能伏競奔之子，何也？富貴利達所以厚天生之五官，其勢然也。是故聖人順之，順之則安矣！”（《答耿中丞》，《焚書》卷一）肯定了“私”也就是“欲”爲自然之勢，也就否定了壓制人的“私”、“欲”的封建倫理關係及其道德信條的合理性。清初思想家雖然反對心學空言心性，甚至詆毀李卓吾，但實質上卻接過李卓吾的“人必有私”的命題，肯定私欲的合理性，不同的是他們進而以此爲基點將“欲、”理“統一起來。王夫之說：“理欲皆自然”（《張子正蒙注》卷三），“有欲斯有理”（《周易外傳》卷二），“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讀四書大全說》卷四）。黃宗羲也說：“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幷無天理之可言矣。”（《陳乾初先生墓志銘》，《南雷文定》後集卷三）在這裏，“人欲”成了基本，“天理”也就由宋明理學家所說的“人欲”的對立物，即封建倫理關係的精神幻影，變爲“人欲之各得”的社會理想。要達到“人欲之各得”，人人各遂其欲，“人欲”就要落到“恰好處”，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由此出發，黃宗羲發出了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謂君主是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大公”，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産業”。（《明夷待訪錄·原君》）這樣，理欲之辨就由李卓吾的個性解放精神延伸爲社會解放的理想，由思想領域的反傳統拓展爲對社會制度方面的批判、探討。
在學術思想、社會思潮的轉變中，文學思想也隨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清初的文學思想也就是清初社會思潮的組成部分。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位思想家，文學觀雖不盡一致，對文學問題的關注程度也不相同，但都重視文學的社會功用，拋棄了晚明文學的表現自我、個性解放、率真淺俗的理論觀念。顧炎武最爲突出。他自身是詩人，也認爲“詩本性情”，但强調應“爲時”、“爲事”而作。（《日知錄》卷二十一“作詩之旨”條）對于文章，他更認爲“須有益于天下”，所謂“有益”就是“明道”、“紀政事”、“察民隱”、“樂道人善”。（《日知錄》卷十九“文須有益于天下”條）顧炎武的文學觀可以稱之爲經世致用的文學觀。黃宗羲論文學注意到了文學的特質，認爲“詩之道從性情而出”，往往是不平之鳴，所以“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南雷詩歷·題辭》）他論及文與詩之不同、詩人之才情在創作中的作用和詩的表情方式，謂詩人是“情與物合，而不能相舍”，“即風雲月露、草木魚蟲，無一非真意之流通”。（《黃孚先詩序》，《南雷文案》卷三）不過，他還是將詩中表達的性情分作“一時之性情”和“萬古之性情”，認爲“離人思婦，羈臣孤客，私爲一人之怨憤”，“其詞亦能造于微”，而超越“一身之外”，關乎治亂興衰，“合乎興、觀、羣、怨、思無邪之旨”的性情，才更有歷史的內容和價值。（《馬雪航詩序》，《南雷文定》四集卷一）可見他還是注重詩的社會意義和歷史價值。王夫之論文學較之顧炎武、黃宗羲更加著重于文學的基本問題，他以哲學家的思維，對人類文化的發生發展、廣義的文學（所謂政教之文）與美文學（即詩）的本質、功用的區別，詩的審美特徵及其在創作和閱讀中的規律等一系列的問題，做了系統、縝密的理論闡述。他論詩的本質、創作和閱讀，表述爲“情”的生發、表達和接受（所謂“以情自得”），從而也就貼近了詩的審美特徵。所以，他說詩是“陶冶性情，別有風旨，不可以典册、簡牘、訓詁之學與焉”，甚至不贊同“詩史”說。《薑齋詩話》卷一）但又說情有“貞”“淫”之分，有“盛世之怨”和“亂世之怨”之別，意義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時代環境中應有不同的節制。（《詩廣傳》卷三）這就又講究詩的社會意義和效用了。
待到清中葉，清初的啓蒙思潮雖然受到扼制，有所消沉，但隨著社會矛盾的日趨激化，反映在文化學術領域，明清之際啓蒙思潮又重新抬頭，這便表現爲漢學的裂變。漢學家戴震的“由詞以通道”的治學方法，使他由古籍文字的訓詁，進入對理學問題的研討和對宋代理學的批判，他也就成了一位哲學家、思想家。他的《孟子字義疏證》發揮自然人性論，說“人生而後有欲，有情，有知”，認爲“人倫日用，聖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由此批判宋儒“以理殺人”，說：“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實際上是對封建綱常倫理的痛切至深的批判。汪中好古博學，考證古代典章制度，恢復了顧炎武的經世致用的精神，發表了與傳統思想相左的觀點，認爲荀子得孔子之真傳，力駁孟子以“無父”誣墨子爲枉說，被翁方綱指爲“名教之罪人”，要革除他的秀才資格。汪中在研討古“禮”的題目下，發表反對封建婚姻制度，反對婦女夫死殉節的“婦道”，說：“本不知禮，而自謂守禮，以隕其生，良可哀也。”（《述學·女子許嫁而婿死從死及守節議》
有清一代文學的興衰變化，與清初開啓的啓蒙思潮的消長有著或明或隱的聯繫。
清初幾位學者的思想，作爲一種啓蒙思潮，不能不影響到文學創作，或直或曲地滲入文學作品中。他們反對晚明的張揚個性、自適自娛、崇尚率直淺俗的文學傾向，强調文學的社會功用，以及他們對詩學的發展，也就再度提高了詩的地位，或者說是維護了詩的正宗地位，幷推動了詩風的轉變。清代詩的繁榮、詩的批評理論的興旺、詩話的大量涌現，與之不無關係。對文學社會功用的强調，影響到上層文人的文學創作，戲曲作品趨于雅正，悲劇意識超過了娛樂格調。康熙朝後期出現的兩部傳奇杰作--《長生殿》和《桃花扇》，題材雖有古今之別，卻都表現著深沉的歷史反思，而且與清初啓蒙思潮息息相通。兩部劇作都採取了以男女離合之情寫國家興亡之感的結構模式，對情愛是尊重的，卻又和國家興亡綁在一起，把國家興亡擺在了個人的情愛之上。《長生殿》是以國家和百姓的不幸諷諭“占了情場，弛了朝綱”的君主，《桃花扇》是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邏輯喝斷亡國後還貪戀情場的人。兩劇在社會觀、情愛觀、君主觀等方面，以及其間存在的似乎不可思議的矛盾現象，都與清初啓蒙思潮相契合。
在清中葉文學領域也呈現出類似晚明的一股思潮，反傳統，尊情，求變，思想解放。袁枚是突出的代表人物。袁枚秉性灑脫不拘，行事便有向世俗挑戰的精神。他在詩壇上公開批評、嘲諷沈德潜的格調說和翁方綱的肌理說，重建和發揮性靈說，認爲詩重性情，强調表現真我、真性情，創作重靈機和真趣。他認爲“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小倉山房文集·答蕺園論詩書》）他寫了許多愛情詩、艶情詩。雖然其中有輕佻之病，但總的說，袁枚的思想和詩作表現出個性解放的叛逆精神。這一時期，小說雖屢遭禁止，新作也少優秀作品，但卻如平地一聲雷似的，突然出現《儒林外史》、《紅樓夢》兩部文學巨著。《儒林外史》以真實的圖像執行了對科舉制度的批判任務，連同小說中一些正面形象如杜少卿等，都可以從啓蒙思想家的著作裏發現其思想底蘊。《紅樓夢》完整地解剖了一個富貴的大家庭，從多個方面顯示出其腐朽、脆弱、無望，人人都是不幸的，有奴僕的不幸，也有公子小姐的悲哀，還有愛情的悲劇和沒有愛情的婚姻的悲劇；更通過意象化的小說主人公賈寶玉對人生的思索，表現出一種覺醒意識，在他的怪誕的話語中寄寓著人文思想的光彩。這兩部巨著都反映著歷史的進步要求。
第三節 清代文學的歷史特徵
集歷代文學之大成 文學古典形態的再度輝煌 新興文體的飛躍 演變的趨勢
清代是中國最後的一代封建王朝，一個少數民族貴族集團經過武力征服而建立的封建王朝。中國文學歷史悠久，到清代已經經過數度變遷，數度形態各異的輝煌，有著豐厚而多彩的歷史積累。社會的和文化的種種背景，造成了有清一代文學獨具的歷史特徵。
清代文學較之以往各代異常繁富，甚至可謂駁雜。一方面是元明以來新興的小說、戲曲，入情之後依然蓬勃發展，另一方面是元明以來已經呈現弱勢的詩、古文，乃至已經衰落下來屈居于陪襯地位的詞、駢文，入清之後又重新振興起來。舉凡以往各代曾經盛行過、輝煌過的文學樣式，大都在清代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各類文體大都擁有衆多的作者，寫出了大量的作品，數量之多超過以往各代，包括它們盛行的那個時代。各類文體曾經有過的類型、作法，出現過的風格，清代作者也大都承襲下來，有人學習效法，也有人獨闢蹊徑有所創新，相當多的作者達到了很高的造詣，寫出了許多優秀的乃至堪稱珍品、杰構的傳世之作，如吳偉業的歌行詩和王士禛的神韻詩，陳維崧的登臨懷古詞和納蘭性德的出塞悼亡詞，洪昇的《長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兩部戲曲，汪中的駢文《哀鹽船文》，文言小說中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白話章回小說有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紅樓夢》。郭紹虞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緒論》中論及清代學術之集大成時說：“就拿文學來講，周秦以子稱，楚人以騷稱，漢人以賦稱，魏晋六朝以駢文稱，唐人以詩稱，宋人以詞稱，元人以曲稱，明人以小說、戲曲或制藝稱，至于清代的文學則于上述各種中間，或于上述各種之外，沒有一種比較特殊的足以稱爲清代的文學，卻也沒有一種不成爲清代的文學。蓋由清代文學而言，也是包羅萬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點的。”清代文學可以說是以往各類文體之總匯，呈現出一種蔚爲大觀的集大成的景象。
對于清代文學的這種集大成的景象，自然還是要作具體分析的，各體文學的成就、歷史地位是不一樣的。但其中有個突出的現象，就是曾經興盛過的文體之再度興盛，實際上也是中國文學傳統精神和古典審美特徵的復歸與昂揚。
詩在唐代已經定型，體式完善，成就極高，成爲後世之典範，再經過宋詩之補充，元明作者步趨其後，缺少開拓、創新。在明清鼎革的社會動亂之際，與學術文化思潮由空疏之心學轉向復古形態的經世致用之學相呼應，詩歌創作轉向傷時憂世，遺民詩人之呼號、悲憤、礪志，其他詩人之徘徊觀望，黍離之悲、滄桑之感，成爲清代前期詩的主旋律。遺民詩人關注國運民生，緣事而發，雖然他們的身世遭遇、才學性情各異，但卻幾乎一致地以前代關注國運民生、志節高尚的詩家爲師法對象，如屈大均推尊屈原，顧炎武繼踵杜甫，吳嘉紀學習杜甫詩中取法漢樂府之一格。清初詩從總體上說是繼承和發揚了貫穿中國詩史中的緣事而發、有美刺之功、行“興、觀、羣、怨”之用的傳統精神，同時也繼承和發揚了傳統的審美藝術的特徵。如果說遺民詩主要還是以其詩史般的內容、所表現的志節情操而稱重當時，影響後世，而另有些詩人則在詩藝方面更有所開拓、創造。如吳偉業的歌行詩，專取明清之際關乎興亡之人事，創作出了《圓圓曲》、《鴛湖曲》一批叙事活脫、詞藻富麗、情韻悠然的詩篇，在白居易之後又開拓出叙事詩的一種新境界。稍後的王士禛追踪六朝以來詩的沖和淡遠一格，他的神韻詩將中國詩尚含蓄蘊藉的特徵，推向了極致，在中國詩史上也是一個貢獻。可以說中國詩的傳統精神和古典審美特徵，在清代又一次獲得了發揚。
詞作爲一種抒情詩體，曾在兩宋度過了黃金時代，元明兩代呈現衰落之勢。也是在明清鼎革之際，詞發生了轉機，走出俚俗，歸于雅道，成爲徬徨苦悶中的文人委婉曲折地抒寫心曲的方式。待到江南“科場”、“奏銷”、“通海”諸大案接連發生，在政治環境的壓力下，詞更成爲文人曲寫心迹的方式，作者蔚起，出現了地方性的詞人羣和大的倡和活動，以陳維崧爲宗主的陽羨詞派、朱彝尊爲領袖的浙西詞派形成，詞的創作呈現了“中興”的局面。陳維崧、朱彝尊都揚棄了詞爲“小道”的觀念，認爲詞與“經”、“史”同等重要，可與“詩”比肩，終身不廢填詞。他們的詞取材不盡相同，風格各異，但都開拓了詞的境界，帶動了有清一代詞家競馳，出現了被譽爲“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王國維《人間詞話》）的納蘭性德。清人詞無論從規模或成就上講，都足稱大觀，再次顯示幷發展了詞的特異的抒情功能。
駢文經過唐、宋兩次古文運動的打擊，便一蹶不振。駢文以對仗排偶、隸事征典、詞藻華麗爲特徵，是一種古典形態的美文。清初文人以駢文爲寄托才情的文事，從而揭開了駢文復興的序幕。到乾嘉時期駢文大盛，形成與桐城派古文對抗的局面，這既與清代社會環境的壓抑、文化學術思潮的復古傾向有關，也和其後漢學興盛的學風有關，駢文作家中便多著名的學者，如作《哀鹽船文》的汪中，爲駢文力爭正統地位的阮元等。但從當時發生的駢文與古文之爭論看，卻反映出駢文復興之文學底蘊，就是要求恢復文章藝術之美。儘管這種古雅的文體對作者和讀者都要求有更高的學識和文學素養，但在清代畢竟又盛行一時，而且經過爭論産生了不拘駢散之論，更不失爲唐宋古文運動之後的一種歷史補償，對後來的文章，如梁啓超之新文體，也有一定的影響。
清代文學也表現出新興文體的雅化傾向和雅俗幷存、互滲的狀態，斑駁陸離中閃現出耀眼的光芒。
戲曲方面，在明代盛行的傳奇已經文人化，雜劇更落入案頭化的地步。入清後傳奇、雜劇都順從著晚明的趨勢，創作更加活躍。一方面，一些原來幷不看重戲曲的正統文人，乃至文學名流，也在遭逢國變、落汨失意的境遇中，于詩文之餘操筆編寫戲曲，抒寫亡國之痛、出處兩難的心態和侘傺失意的情懷。這類作者有吳偉業、王夫之、尤侗、嵇永仁等。他們作傳奇、雜劇，大都取歷史故事加以隨意虛構，乃至幻化，寄托個人的情感、心迹，抒情性沖淡了戲劇性，也就更加脫離舞臺，加重了案頭化傾向，但也表明戲曲已獲得了正統文人廣泛的認同，影響到如李玉等原本依附于舞臺表演而編劇的作家的劇作，增强了社會歷史意識。另一方面，一些作者追隨明亡前夕阮大鋮、吳炳等開創的風情喜劇的路子，注重戲劇性，多是利用巧合、誤會、陰錯陽差製造生動的情節。李漁是這類劇的能手。他還就明代傳奇劇的得失，總結出一套系統的編劇和表演的理論，著成《閑情偶寄》一書。李漁的理論和劇作表明明代以來戲曲創作重心由“曲”向“戲”轉移，也可以說是戲曲向戲劇本質特徵的回歸與創作的成熟。戲曲創作中社會歷史意識的增强和對戲劇性的注重這兩個方面的綜合，便涌現出了一個戲曲的高峰--《長生殿》和《桃花扇》兩部杰作的誕生。此後戲曲的雅化墮入道德教化，或者變成純案頭的讀物，古典戲曲也就失去了藝術生命。
清初的小說也是順從明末小說的趨勢，舊作的新編雖仍不絕如縷，但作家獨創的作品卻日益增多，從總體上看是邁入了獨創期。擬話本小說結束了改編舊故事的路子，取材于近世傳聞和當代新事，貼近了實際生活，卻滲入了文人意識；諷世的氣味加重了，卻缺乏藝術的釀造，幷且愈來愈趨向倫理道德的說教。另一種情況是愛情婚姻小說雅化，蛻變爲才子佳人小說。李漁的小說創作表現出更高的主體意識，故事情節演繹的是其超乎常人的爲人處世的經驗和對人情世態的調侃，也就進一步改變了話本小說的叙事模式和風格，議論的成分增大了，作者的既定意向勝過幷取代了生活的內在邏輯。長篇小說邁入個人獨創期，作品紛繁多樣。有的是沿著晚明世情小說的路子，在醒世的旗號下展示最世俗的人生圖畫，如《醒世姻緣傳》頗爲鮮活，叙寫用民間口語，富有幽默之趣；有的是叙寫近世朝野政事，藝術上大都比較粗糙，如《檮杌閑評》摻入了虛構的魏忠賢發迹史，才有了小說味道；有的是就明代幾部著名小說作續書以寫心，境界不一，如陳忱的《水滸後傳》喚出水滸英雄進行抗金保宋的戰鬥，寄托了清初遺民的心迹，也給小說增添了抒情性質。小說已成爲社會的一種文化需要，康熙朝以後雖然屢有禁令，神魔、公案類不斷滋生，世情類也相繼有新作出來，還出現了打破畛域集多類性質于一體的作品，以及雜陳學藝的小說、用文言文作成的小說。其中《鏡花綠》是頗有特色的。在衆多作者或適俗或別出心裁的創作中，終于有人感受到時代的脉搏，領悟到了小說的文學特徵，面對現實人生，將平凡的生活變成真實而有審美內蘊的小說世界，于是吳敬梓創作了《儒林外史》，曹雪芹創作了《紅樓夢》。
由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清代文學在前期和中葉是有變化的。前期文學關注國運民生，有著熾烈的責任感和深沉的歷史意識，傳統文體和已經雅化的戲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影響深遠。在清中葉，傳統文體雖然也很活躍，流派紛呈，詩說文論競相爭鳴，但成就和影響卻遠抵不上小說。不過《紅樓夢》的出現，幷非孤立的現象，與它同時的性靈派詩人袁枚等的詩歌創作，也透露出時代的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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