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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东西两大阵营划分的和世界格局促使处于西方包围之中的新中国政权，开始对香港实行新的门户政策。从此，香港进入相对自立发展时期，香港文学也分流出去，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大陆模式的道路。
一 纷繁的文坛景观
香港文学自立期伊始，文坛出现了极大变化。原先在香港的大批内地文化人，北上回归祖国；而对新中国有误解，或有敌对情绪的一大批大陆文化人则南来香港，形成了南北对流的现象。
五十年代初期，这批文化人初来乍到，尚处于适应新环境的阶段，“美元文化”浪潮还未出现，处于这一历史空隙的香港文坛是沉寂的。文艺刊物寥寥无几，其文化品位由于受到商业机制的挟击而沦落低俗，这一时期的创作以写都市男欢女爱的“都市传奇”为主，这种作品，文学价值不高，但有些好的却能以晓畅的文笔表现香港社会特质和节奏。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文艺杂志逐渐多了起来，较有影响的有马朗主编的《文艺新潮》、杰克主编的《文学世界》等，香港文坛重现热闹景象。
不久，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同时企图以香港为桥梁，向中国内地进行文化渗透。为了配合其美式文化宣传，制造颠覆新中国政治的舆论，巩固其在亚洲的阵地，美国国会拨款在香港成立了“亚洲基金会”，掀起了一股“美元文化”（美元纸币呈绿色，有人戏称之“绿背文化”）浪潮。该基金会一方面资助出版机构（如亚洲出版有限公司和友联出版社），一系列带有政治色彩的出版物纷纷出台（如《人人文学》、《今日世界》、《中国学生周报》、《海澜》、《大学生活》等）；一方面笼络来自内地的文化人，这批政治落魄、心境悲凉的文化人在美国“经援”的诱惑下，甘愿充当政治的宣传工具，制作了大量政治倾向鲜明的作品。这股“绿背文化”浪潮在五十年代初、中期，裹挟了许多文化人，后来他们组成了一个“友联”体系，他们的活动与创作一度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绿背文化”背景下的出版物，大多是政治的传声筒，是为某种政治目标服务的。作者在宣泄个人的哀怨落拓情怀和悲凉心境的描述中，透露出一股鲜明的反共意识，就连颇具才华的张爱玲也以《秧歌》和《赤地之恋》等作品加入这个大合唱。同时，这些杂志从长远、宏观的角度看，对香港文学的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如《人人文学》和《中国学生周报》，前者只出版了两年多，后者则出版了二十二年，是香港文学史上的重要刊物，四五十年代出生的本地作家，或在本地成长的作家，有很多是由他们直接或间接培养出来的。另外，这些杂志在六十年代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推介颇力，刊登了不少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诗和小说。
在“绿背文化”浪潮沸沸扬扬的同时，一股与之对峙的反“绿背”浪潮也在悄悄崛起，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散发着一股火药味。这派人主要以源克平主编的《文艺世纪》为阵地，走的是现实主义路线，其成员包括叶灵凤、曹聚仁、阮朗、何达、黄蒙田等等。这种文化对峙几乎贯穿整个五十年代，随着“绿背文化”的撤退，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这种状况至五十年代末才得以改变。
在这两种文学对峙之外，也有一些作家忠于自己的艺术信仰，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感受出发，如实地反映时代面貌，创作了一批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作品，为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坛留下降有长久价值的作品，如曹聚仁的《酒店》、徐
的《彼岸》、李辉英的《人间》和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等。
五十年代中，马朗主编的《文艺新潮》一面介绍存在主义巨匠萨特和卡缪及其理论主张，广泛引进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一面发表本港作家的现代主义试作，如徐
的《心病》、《选择》，马朗的《雪落在中国的原野上》等。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技巧和新鲜内容曾使文艺青年眼界大开，其存在主义思想意识也使青年人深受刺激而兴奋一时。这股现代主义思潮对台湾文坛也曾产生影响，但由于当时香港文坛的政治意识强烈，《文艺新潮》所倡导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并未形成热潮。六十年代，被认为是香港文坛的现代主义广泛传播时期。
六十年代开始，由于香港文坛上的政治意识日益淡漠，香港的工商业经济迅猛发展，城市的现代化促进了人们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旧的文艺传统、文艺样式不足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深度和复杂性，这就为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提供了良好契机。1960年，《香港时报》推出《浅水湾》文学副刊，由刘以鬯主编，一年间，致力于推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并刊登了一些较为新锐的作品。1963年，岑昆南、李英豪主编的《好望角》半月刊面世，该杂志亦走前卫路线，刊登香港和台湾的新潮作品。以自由主义相标榜的《盘古》杂志对于介绍存在主义、嬉皮士文艺及《文艺伴侣》对于推介西方荒诞剧，探索存在主义源流等方面都做出了努力，另外还有《新思潮》、《中国学生周报》后期都积极提倡现代主义，大大助长了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态势。一群留欧美的青年学者戴天、也斯、叶维廉、亦舒等，视野开阔，阅历丰富，回港后聚集在现代主义文学刊物的大旗下，以新的姿态，新的走向，高昂的热情开展文学创作活动。另外，老作家刘以鬯开始其“实验小说”的创作，西西创作具有幻想个性的奇诡的作品，戏剧家李援华从事现代主义戏剧大胆尝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涌入，对于改变两源文学对峙的尴尬局面，为香港文学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路，使香港文学面目一新，其意义与历史作用是不容否认的。但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如他们在运用弗洛伊德学说和意识流技巧刻画人物时，常出现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的毛病，有的作品显得晦涩难懂，不考虑民族的审美习惯，部分作家沉醉于孤芳自赏。
当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香港文坛传播发展时，仍有一群与内地社会主义文学有密切联系的香港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其中除了资深作家叶灵凤、罗孚、侣伦、何达等，还有海辛、金依、阮朗、三苏等。这批现实主义作家秉承文学“引导社会向上，改造社会”之宗旨，其作品着重反映现实，反映中下层群众的疾苦，揭露社会矛盾，抨击社会黑暗，歌颂真、善、美。现实主义文学在艺术上多采用传统手法，注意塑造人物形象，与现代主义文学强调抒写个人的体验与感受，表现自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现实主义作品较具有本土色彩。现实主义作品的发表园地，主要包括《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的副刊和《文艺世纪》、《文艺伴侣》、《青年乐园》、《南洋文艺》等杂志。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文学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发展并行不悖，没有像台湾的乡土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论争那样，展开论争、互相对抗，而是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存竞长。这为香港文学多元化的自由发展，开了一个好头，立了一个新风。
六十年代，以梁羽生、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勃兴，无疑成为香港文坛的又一大景观。 梁羽生、金庸在五十年代已开始武侠小说创作，至六十年代出现了创作高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凌驾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之上，开创了一种新流派。
六十年代的电子传媒还未发达，各种文娱康乐活动也不如日后的多，年轻人的文艺才华有相当一部分仍通过文字表现出来，因此，当时的大专生及文学青年组织“文社”之风甚浓，其中较为活跃的有座标现代文主、草木社、微望社等等。六十年代的青年文社是香港文学的重要景观，成为培养作家的温室。
另外，香港报业的专栏杂文副刊在六十年代已开始蓬勃发展，专栏副刊除了杂文外，还有连载小说。这些专栏杂文副刊也培养出许多写杂文的健笔，进一步丰富了香港文学的内涵。
六十年代，香港文学已形成了显著特点：本地作家和外来作家并存：“通俗文学”（主要以大众趣味为依归）和“严肃文学”（力求内容深化和技巧创新）并存；左派作家和右派作家并存；专栏杂文为重要的文类。因此，可以说当代香港文学的模式奠定于六十年代。
1966年，内地的“文革”和1967年香港出现的政治风暴，冲击了香港文坛，因而文坛一度沉寂。在此期间不见有稍具规模的文学杂志出现，而一些维持日久的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被迫停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
二 本时期的小说
由于内地南迁和香港本地作家热衷于创办文学刊物，加上美国新闻处对亚洲出版社和友联出版社的支助，对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说创作起了推动作用，其中，长篇小说创作较活跃，曹聚仁的《酒店》、秦牧的《黄金海岸》、俞远的《思前想后》、黄思聘的《长梦》、熊式一的《女生外向》、《天桥》、高雄的《新寡》、蒋牧良的《老秀才》等作品都颇具影响力。此间，短篇小说创作较弱，舒巷城的短篇小说显得比较突出。以梁羽生、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以及科幻、言情小说也大量出炉。上述各种类型的小说，大多采用传统的写实手法。
五十年代老作家俞远的长篇小说《思前想后》影响颇大。这部作品前后出了十四版，不仅在香港一纸风行，在东南亚也轰动一时，作者由此一举成名。这是一部以第一人称手法创作的小说，取材于青年男女恋爱故事，通过主人公“我”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的展示，饶有趣味地表现了情场的风云变幻。“我”始而受挫、失败，最后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说最后以“我”冲破困境，取得成功而结束。这样一个题材乍看与流行小说无大的差别，由于作者的匠心处理，使这部小说成为寓教于乐的佳作，既有趣味性、娱乐性和可读性，又贯穿着思想、情操、道德等方面的教益。整部小说带有轻喜剧色彩，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徐速于1958年出版了《星星。月亮。太阳》（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这是五十年代香港文坛影响甚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徐速抗战年代投笔从戎，担任过参谋等军职，战后创办杂志。1950 年移居香港，创办《海澜》和《少年周刊》两种杂志和高原出版社，并在珠海书院任教。 1966年，他创办了纯文艺杂志《当代文艺》月刊，惨淡经营了十四年，对推动香港和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港期间，徐速锲而不舍地从事创作，写了大量小说、散文、诗歌和文学评论
.《星星。月亮。太阳》是徐速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全书近三十万字，再版过十多次，并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这是一个爱情的悲剧，徐速说：“我想在我的创作中，将人类崇高无邪的爱情，从三个不同性格的女性中表达出来。没有偏私，没有虚伪，没有鄙俗，像天空中的星星、月亮和太阳，那样高洁、庄严、美丽。”（见徐速《〈星星。月亮。太阳〉自序》，高原出版社，1958年第6版）小说中的三个女性阿兰、秋明、亚南虽然出身、教养、生活经历不同，但却有不少共同点：都有美丽的容貌、善良的心地、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乐于成人之美。三人的内心深处都流露出对男主人公徐坚白的爱恋。徐坚白是个重感情的知识分子，小说注重剖析他复杂的心态，着力挖掘人物隐秘的心灵纠葛。为了能充分袒露饱受创伤的主人公的心灵世界，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徐坚白以“我”的身份出场。
整部作品情节铺排绵密，形成环环相扣之势，以星星、月亮、太阳分别象征三个女性--阿兰、秋明、亚南。徐坚白每每怔怔地望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想着“明天太阳又会出来”。他不愿失去她们中之任何一个，其结果，正如小说开篇前所引海涅的一句话：“我同它们一起微笑--于是毁灭”。这是一部格调清新高雅的小说，没有一般香港爱情小说常掺夹的庸俗、色情描写。
进入六十年代，香港小说在表现技法上呈现多样化的景象，不少作家将意识流、象征、暗喻等现代主义手法引入小说创作。其间，南来老作家徐
、唐人、李辉英等创作力非常旺盛。 本土作家舒巷城、夏易等的小说也日趋成熟。南来老作家人生阅历丰富，生活道路坎坷，其作品大都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时代精神，艺术素养高，文字功底深。以唐人为例，他1949年移居香港，一直在报馆任职，并从事大规模的文学写作。他以蒋介石一生为题材的长篇现代历史小说《金陵春梦》八卷，出版后在海内外风行不衰。他取材于香港社会现实的《香港寻夫记》、《香港大亨》、《苍天》、《赎罪》等小说也都很有特色。从唐人的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到，香港社会中的人是各式各样的，有勤劳、善良、富于创造力的劳动者，也有流氓、恶棍、巧取豪夺者等形形色的人渣；有强者，也有弱者；有被损害、被剥削者，也有害人者、剥削者。金钱，操纵着香港社会这部巨大的机器飞速地动转着。摩天楼、车水马龙的街道、炫目的霓虹灯……这些繁华的表象将香港像一只茧子似地裹了起来，而唐人，则以他犀利的眼光，将茧子剪开，使读者看到香港社会的内囊。
抗战时期与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东北籍作家齐名的李辉英，1950年移居香港，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系主任。李辉英居港后的创作以小说为主，除继续写抗战生活、怀乡思亲的作品外，还写了大量反映香港社会的短篇小说，后者成就较高，先后出版了小说集《牵狗的太太》、《名流》、《黑色的星期天》。他的这些作品被认为是香港的“问题小说”。读者在他的小说中看到：香港是个万般皆下品，惟有金钱高的社会，繁荣的现代物质文明并不能掩盖精神的贫困。在那个社会，世风日下，富商巨贾巧取豪夺，流氓恶棍等黑势力猖獗一时，下层社会的贫民苦苦挣扎。李辉英将自己强烈的爱憎情感倾注于笔端，他的小说与唐人同类题材的作品可谓异曲同工，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作者郁积在心头的不满与悲愤。李辉英的小说在技巧上也颇具特色，马阳对李辉英上述短篇小说创作风格的四点概括颇为精当：“1构思精巧”：“2 描写传神，语言生动，表现手法丰富多彩”：“3 通过刻画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来反映‘天堂’--香港社会的真实作为己任”：“4喜欢用第一人称‘我’来写作。”（见马阳《从〈黑色的星期天〉看李辉英的小说技巧》，载《瀛外诉评》，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在香港文坛上，追求创新，勇于实验，成绩卓著，蜚声文坛的现代主义作家，首推刘以鬯。
刘以鬯本名刘同绎，1918年12月出生于上海。年轻时酷爱文学，读中学时曾加入叶紫发起组织的“无名文学社”。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赴重庆，从事新闻工作。战后回到上海，先在《和平日报》以主笔名义编副刊，然后离任创办了怀正文化社。
1984年冬离开上海去香港。
去港一段时期后，刘以鬯经友人介绍入《香港时报》编副刊，1951年任《星岛周报》执行编辑及《西点》杂志主编。1952年，刘以鬯由香港来到新加坡，任《益世报》主笔兼编副刊，该报停刊后，又任吉隆坡《联邦日报》总编辑。1957年，刘以鬯自南洋返回香港，先后任《香港时报》、《快报》等副刊编辑，并积极参与各项文艺活动，多次担任香港、新、马、泰等地征文比赛的评审委员，致力于发现、扶掖新人。1985年，刘以鬯创办了纯文学杂志《香港文学》月刊，并自任社长兼总编辑，该杂志在沟通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扶持新秀和推动香港文学的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1988年11月，刘以鬯以香港地区特邀代表的身份赴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1994年至1995年任香港市政局“作家留驻计划”第一任作家，现任香港作家联会会长。刘以鬯在从事报刊编辑之余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酒徒》、《岛与半岛》、《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等，短篇小说集《天堂与地狱》等，评论集《短绠集》、《看树看林》等，还有多种译著。
刘以鬯借鉴现代派的新技巧手法，探求内在真实，热衷于撰写“实验小说”。他的“实验小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运用新技巧、新手法创作的；第二类虽也运用新技巧、新手法，但主要侧重于探求人物的“内心真实”。第一类作品无论是创意、结构、情节、形式都有别于传统的“性格”小说。如其居港初期的名篇《天堂与地狱》，结构别出心裁。这是一篇寓言与现实相结合的小说，将苍蝇拟人化，在咖啡馆里看到那三千块钱易手一周后，深感“天堂”的龌龊，还不如“地狱”的生活来得纯洁。那三千块钱戏剧性的循环，有力地讽刺了香港社会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打错了》是一篇从形式到内涵都极为独特的短篇小说，通过一起车祸表达了作家关于人生祸福无常的感叹，深含命运辩证法和人生哲理。小说的内容和技巧都很独特。两则故事情节大致相同，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把两者联系起来比较、思考，产生“惊奇效果”，发人深思。这种结构与形式的小说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刘以鬯注重在小说创作中探求“内在真实”。他认为只有探求内在真实，运用横断面的方法去探求个人心灵的飘忽、心理的幻变并捕捉思想的意象，才能真切地、完整地、确实地表现这个社会环境以及时代精神。
《酒徒》是刘以鬯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963年。作品写“一个因处于这个苦闷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刘以鬯：《〈酒徒〉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页。）的故事，这个“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就是酒徒。酒徒是位职业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文学修养颇高，对文艺有精辟的见解。他曾办过出版社，编过报纸，来到香港后，他主张文学要创新，创作过实验小说。但在香港文艺受制于功利价值观念，作家地位低、稿酬低、盗印商多，严肃文学被挤得难以立足。
他为生活所迫改写武侠小说，由于怪异武功写得不够，丢了地盘，又不得不改写黄色小说。 他的精神生活也很糟糕，他所接触的女人，不是放荡，就是早熟淫邪，但他良心未泯，仍有正义感，仍善待这些女性。他对现实十分不满，尤其不满文艺界的乌烟瘴气，为了逃避现实，他借酒浇愁，直至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堕落成为一个整日靠酒麻醉自我的酒徒。小说通过对酒徒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描绘，深刻地反映了香港畸形的社会现实，并借酒徒之口予以痛斥。酒徒的精神压抑和对现实的愤慨，正是作者在现实中的深切感受，遵照内在真实的原则，他把自我感受加以艺术化，从而雕镂了一个矛盾痛苦的灵魂。酒徒处于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里，而其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对世界、对现实，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一直困惑于矛盾的怪圈中，又没有坚毅的性格，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降临了。作为职业作家，他的悲剧命运极具代表性，是社会的一种典型。
《酒徒》是作家刘以鬯借酒徒手中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而成的愤世之作，同时，小说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首先表现为意识流技巧的娴熟运用。《酒徒》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意识流长篇小说，小说没有故事情节，只写“我”在外界压力下，心智失去平衡，借酒解愁。酒醉时，意识朦胧，酒醒时，清醒而忧愁，就这样，生活一直在半梦半醒之间度过。作家善于捕捉人物瞬间的感受和体验，加以联想发挥，跳跃着展开五花八门的描述抒写，思想、情绪、回忆、梦境、幻觉等电影蒙太奇一样连缀在一起，时序交错，意象交叠，事件之间没有逻辑联系，人们的心理与思维活动也是无序的。其次，《酒徒》采用了许多象征和隐喻的艺术手法，如小说开篇第一段写道：“时间是永远不会疲惫的，长针追求短针于无望之中，幸福有如流浪者，徘徊于方程式的‘等号’后边。”这里象征隐喻着主人公浓厚的失望情绪，时间永不停息地流逝着，主人公的一切努力追求却是无望的，有如长针追求短针，永无幸福可言。又如第一章开头，“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作者把感情、思想寄寓在“落雨天”和抽烟的“烟圈里”进行表述，就显得耐人寻味。此外，哲理性的议论，散文化的抒情，排比句的运用，没有标点符号的长句等，都与酒徒形象和小说的内涵和谐地融化在一起，使小说充满艺术张力。
《岛与半岛》是刘以鬯于199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出书之前先在报纸副刊上连载，当时就深受读者的欢迎。后来，刘以鬯将这些连载小说收集起来，共近七十万字。出于艺术上的追求，刘以鬯对原连载小说进行大幅度的整理、裁减、修改，最后浓缩成十二万字的现版小说，由此可见刘以鬯的艺术的执著追求。《岛与半岛》以七十年代香港股灾为写作背景，通过主人公沙凡一家人的见闻，折射出当时香港市民在股灾的破坏下的恐惧心理。这是一部极具香港地域色彩的小说，写的是发生在香港的事件，主人公也是生活在香港的香港一家人，是一部“港味”十足的小说，它的出版是对“香港文学无区域色彩”这一说法的有力回击。小说在艺术方面显得颇为独特，小说的结构表面上看，似乎比较散乱，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故事，所写的只是一个个生活场景，一件件独立的小事情，小说中亦有许多新闻消息作背景文字，语句简短，但与正文结合起来则相得益彰、和谐统一。这种文体有些类似于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小说”和大陆的报告文学式小说，但又有所不同，是刘以鬯在文学创作中的又一创举。
对刘以鬯的“实验小说”的评价，目前仍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刘以鬯那些没有人物没有故事情节的小说，没有人物的感情和冲突，叙述显得平板，缺乏艺术的张力。刘以鬯的“实验小说”的确与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习惯有差距，评判其价值尚需时间，但是刘以鬯在讲求实利的商品社会里，仍坚持对艺术的执著创新的精神和勇气令人钦佩不已。
徐 （1908-1980 ），笔名有徐于、迫迂、东方既白等，生于浙江慈溪一个书香之家。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留校任教。1933年应林语堂之邀在《人间世》半月刊任编辑，与鲁迅有过交往。1936年赴法留学。抗战爆发后毅然弃学回国，先居上海“孤岛”，后辗转至重庆，主编《热风》杂志，应邀在中央大学任教授。1944年在《扫荡报》当记者，派驻华盛顿任特派员。1946年回国，1950年由上海赴香港定居。1961年至1062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
1966年以后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教，在浸会学院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80年10月5 日病逝于香港。
徐 是位学者型作家，他学贯中西，研究领域甚广，在文学创作方面是多面手，尤其擅长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杂文、评论方面也有大量作品。徐在内地时创作的《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小说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充满异国情调，着眼于用爱去唤醒沉睡的人性。在香港居住的三十年，是他创作生涯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他写的小说在内容上逐渐向现实生活靠拢，并热衷于抒写个人对宇宙、人生和时空观念的哲理探索。完稿于1961年的《江湖行》长六十万字，从二十年代中期起笔，写到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展示的社会画面相当广阔，以浙江、上海为主，并向鄂、豫、皖、赣、湘、桂、川等省的城乡辐射。徐
在这部小说中有着力展示一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力图概括中国历史上这一动荡时期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层面和各阶层人物在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徐
写于1964年的长篇小说《时与光》也颇引人瞩目。作者试图借助“爱”这条牵动人物命运变化的线索，来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人的命运中偶然与必然间的联系等问题。这部作品写了人与人性，写了人与社会之间的某种调谐的可能性及前景，具有浓重的象征主义色彩。徐
还写了数十篇短篇小说，题材以追忆内地生活尤其是故乡和居住上海时的生活为主。 他的《手枪》、《后门》、《春去也》、《痴心井》等中短篇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除了写作，徐
还创办过多种文学刊物和出版社，并积极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为繁荣香港文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夏易是活跃于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坛的少数专业女作家之一，其作品多以女性为主人公，擅长刻画人物的心灵世界，故被称为心态作家。
夏易原名陈绚文，祖籍广东新会县，1922年出生于香港。香港沦陷第二年，夏易回到内地，考进西南联大社会系，194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继续读书，受到朱自清先生的亲身教诲，并促使她走上了文学道路，其处女作《静斋半年》就是由朱自清介绍发表在北京的一家刊物上的。回港后执教鞭多年。1954年开始用“夏易”的笔名创作长篇连载小说《香港小姐日记》，并一举成名。此后，夏易创作不断，先后以林未雪、方茜子、章如意、叶问、余盈等笔名在《新晚报》、《明报》、《文汇报》、《海光文艺》、《文艺世纪》、《海洋文艺》等报刊上发表连载小说，达五六部之多，另外还有大量的散文、杂文、影评等。夏易陆续出版的作品有《悬崖上的爱情》、《干杯》、《变》、《青春三部曲》、《紫色的爱》、《明月几时圆》、《日记里的秘密》、《一往情深》、《橙色的诱惑》、《都市的陷阱》等二十多部。
作为心态作家，夏易很喜欢写日记体小说，如《香港小姐日记》、《少女日记》、《青春日记》、《朝霞日记》、《日记里的秘密》等。夏易对心理学素有研究，其小说对人物内心刻画入木三分，尤其擅长描写女性心灵深处的隐秘角落。如在《少女日记》中，作者把黄秀珍处在复杂的家庭环境里，既不愿离开妈妈，又与大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那份心情描绘得活灵活现。夏易的日记体小说，开拓了香港小说的创作模式，在香港文学史上有着文学革新的意义。\；《香港小姐日记》是夏易的成名作，作者有意识地模仿一位少女稚嫩的笔调写日记，清晰勾勒出女主人公林玉玉从情窦初开、感情困惑、徘徊、乃至最后省悟的整个心路历程。林玉玉是一位典型的“小姐气”十足的香港少女。她与风流倜傥的刘源的爱情是建立在人的外表美和金钱的基础上的，忽视了“爱”以外的人生要义。表哥对林玉玉则不同，他从不迁就附和她，并严格要求她“不断培养内心的美”。显而易见，作者试图借林玉玉等三人分分合合的爱情纠葛，探索并挖掘出爱情的真谛和人生的价值。夏易的短篇小说创作往往撷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一朵小浪花加以精心的描绘，笔调轻松、从容，有如诗化小说。其短篇小说代表作有《关》、《梦芬的黄昏》、《风满楼》等。
夏易是位现实责任感很强的作家，是“为人生而艺术”的积极推崇者，她的作品注重反映社会，把握时代。由于深受大陆文化的熏陶，故其对事物的看法有着明确的价值判断，她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有着明显的理想化色彩。她的艺术创作常有主题先行之嫌，对生活的观照不够细腻，这是不足之处。夏易的小说题材大多局限于恋爱婚姻故事和蓝领阶级困境，略嫌狭窄。夏易曾说：“我要我的作品有教育性，用崇高的思想来引导读者。”故其小说的社会教育色彩很重，但形式却通俗，手法简朴，文字浅显，所以夏易称自己的小说是“半严肃半流行”。
舒巷城是香港第一代本土作家，被誉为香港的“乡土作家”。舒巷城原名王深泉。1923年生于广东惠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舒巷城在茅盾主编的《立报》副刊《言林》发表作品，并从此开始其文学创作之路。1942年，舒巷城北上桂林，遇上湘桂大撤退，于是便四处飘泊，于1948年重返香港。在香港，舒巷城的本职工作是会计，文学创作是其业余爱好。四十多年来，他笔耕不辍，硕果累累，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山上山下》、《雾香港》、《伦敦的八月》、《曲巷恩仇》；长篇小说《太阳下山了》、《白兰花》、《巴黎两岸》；诗集《我的抒情诗》、《回声集》和《都市诗钞》等。1999年4月17日于香港逝世。
舒巷城的文学创作深受“五四”新文学创作理念的感染。在舒巷城的作品中，《太阳下山了》是一部难得的长篇佳作，该长篇写于1960年至1961年，最先在香港《南洋文艺》连载，后列入“南洋文艺丛书”之一出版，花城出版社再版时，改书名为《港岛大街的背后》。
《太阳下山了》以四十年代的香港社会为写作背景，反映了住在西湾河一带的一群劳苦人的辛酸生活。作家张凡颇具文才，刻苦写作，然生活陷于困顿，其妻贪慕虚荣，离他而去；莫家男孩莫基仔身患小疾，却因无力付医疗费而死；林江养父林成富，原为小鞋店店主，因市道衰落，终至破产，他不甘心失败，梦想有朝一日重振旗鼓，但梦想破灭，自己也被辗死于车轮下。《太阳下山了》实为一幅四十年代末香港下层社会的浮世绘，小说没有描写尖锐的矛盾和阶级的对垒，而以从容的笔墨抒写香港草根大众温馨的人情，从而使作品洋溢着浓烈的人情味。小说通过在苦难生活中充满憧憬的弃儿林江这一少年的视角，精心勾勒出一个个美丽意象，一种世事沧桑、浮尘变迁的淡淡伤感构成了小说的基调。
舒巷城的小说一般只截取生活中的某些片断，通过多角度的描绘，在笑声泪影中展现一幅幅真实的香港社会图画，他的另一部长篇《白兰花》则另有一番情致。《白兰花》是香港文学中有关抗日战争题材的凤毛麟角之作，它以情节委婉曲折见长。小说以女主人公周洁美与“我”的恋情为主线，以抗日分子的秘密工作为烘托，其中爱情故事若隐若显，误会丛生，极富戏剧性，再加上敌我斗争的尖锐、复杂，更使作品传递出凄美动人的韵味。
舒巷城在艺术创作中孜孜以求，《巴黎两岸》便是体现其独特艺术构思的典范之作。《巴黎两岸》这部长篇通过青年画家西蒙的死，揭示巴黎两岸贫富的对立和艺术价值在商业社会中的扭曲，表达一种对理想幻灭的深切痛思。小说以揭示西蒙死因之谜展开情节描写。在小说展开过程中，西蒙始终没有出现，他的生活经历完全借助于他的亲戚、朋友、爱人等的议论、叙说、回忆、追溯、眷恋等等一点一滴积聚起来而完成的。作者采用多角度、多侧面的烘托、渲染等方法刻画人物，暗写西蒙，明写西蒙的亲友、爱人，最后揭开西蒙之死的迷雾，同时亦将西蒙正直勤劳、忠情重义的性格特征凸现出来，由此可见舒巷城艺术上的独具匠心。
舒巷城另一部有着独特价值的作品是纪实小说《艰苦的行程》。这部作品记述了作者于香港沦陷后，胸怀着报国之志，辗转飘泊于中国大地的千山万水的艰苦行程。小说避开对战争的正面描述，侧重写战争留下的灾难，写沿途的凄怆景色、难民的流离失所。《艰苦的行程》这部纪实性文学作品是中国四十年代历史的一面镜子，在香港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
舒巷城是地地道道的香港本土作家，尤其熟悉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他对香港有深刻的了解和切身体验，其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好坏兼有的普通人，这也许出于作者对人性的理解，对生活的认识之缘故。因此，舒巷城的作品洋溢着健康、引人向善的格调。他的小说主要以“过去”的香港为写作背景，体现了他浓厚的怀旧意识。舒巷城是位香港本土色彩浓郁的作家，以粤味语言生动地描绘香港的社会风情，刻画香港草根阶层的心理。他擅于以哀而不怨，冷静典雅的叙事笔调诉说往事不再、浮世变迁，苍凉凄美是其一贯的美学追求，在香港作家中，舒巷城的艺术品味无疑当属上乘。
在六十年代中期的香港，中国古老的武侠小说重新崛起，不过，它是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的，被人称为新武侠小说。新、旧武侠小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新武侠小说无论在内容上，艺术上较之旧武侠小说都有鲜明的新素质、新突破。新武侠小说以国家、民族的利益、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准则，以民族感情、爱国精神、正义正气为基调，歌颂英雄豪侠的爱国爱民、行侠仗义，歌颂人性美，鞠笞人性恶，肯定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人生原则，具有历史的、人生哲学的深度。在艺术上，新武侠小说吸取我国古典小说的精华（主要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
，又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具有恢宏的气势、壮阔的场景、曲折的情节、鲜明的形象、雅趣的语言，不仅有极高的可读性，也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是在旧武侠小说基础上的一次“质”的升华。
在香港新武侠小说界中，金庸无疑是一代宗师。他的小说自问世以来，有如一股强烈的冲击波，震动着华人社会的读书界，自从八十年代初进入大陆，迅速风靡华夏神州。金庸的小说在华人世界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文坛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声势显赫的望族，笔名金庸是“镛”字的一分为二。抗战爆发后，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后又转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在上海任《大公报》记者。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入港编报，从此开始了他在港漫漫的文学生涯。后来，金庸与友人合股创办《明报》，成为香港《明报》报刊系列的大股东。1955年，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是他处女作，至1972年最后一部《鹿鼎记》出版，共写十五部三十八册武侠小说，之后他宣布“封刀”。接着他又花了十年时间进行增删、修订，由于《越女剑》较短，金庸不列入系列，其余按创作时间顺序排列如下：《书剑恩仇录》（1955）、《碧血剑》（1956）、《雪山飞狐》（1957）、《射雕英雄传》（1958）、《神雕侠侣》（1959）、《飞狐外传》（1959）、《白马啸西风》（1960）、《鸳鸯刀》（1961）、《连城诀》（1963）、《倚天屠龙记》（1964）、《天龙八部》（1965）、《侠客行》（1964）、《笑傲江湖》（1967）、《鹿鼎记》（1969-1972）。金庸曾饶有趣味地将其作品名字的第一个字抽出来组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的武侠小说，思想内涵博大精深，包含丰厚的社会、历史内容。金庸的作品有七部以历史为背景，取材于宋元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的民族关系，面对这些敏感而又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诸如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兄弟民族间的战争、汉民族的民族英雄，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等等），金庸以全新的历史视角，表达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念。如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问题，作者也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仍保持传统的民族观念：反对满清统治，讴歌侠客义士所进行的反清复明斗争。随着对历史的研究的深入，他中后期作品的历史观念，已狭义的民族主义立场转向人民本位思想，人民利益及社会进步成为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最具代表性的是《鹿鼎记》，作品写天地会、沐王府群雄与康熙皇朝的矛盾斗争。人历史上看，比较明朝末年，清朝初期社会稳定发展，人民生活也较安定，因此金庸把康熙写成明君，并不因为他是满族而加以否定和贬抑。金庸从人民本位和社会进步的原则出发，而不是根据统治者的民族成份来评判一个政权的优劣的民族观，显得豁达、公允。
在非历史题材的作品中，金庸以”武“为载体，寄寓了他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和见解。他极注重写人性，尤其是对于人性的残忍、卑鄙、狡诈、无耻，无不给予无情的暴露。《连城诀》中的人物由于受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腐朽人生观的支配，演出一幕幕人生惨剧，作者把人类的丑恶灵魂入木三分地雕刻出来，读后令人震颤，使之成为一部很好的讽喻劝世的佳作。作者写武林世界中的人性，其实是影射现实生活中的人性，借暂时的人来表现永恒的人。金庸的小说，无论历史题材或非历史题材，都极富创新，砥砺人的灵魂，净化的人境界，引人健康向上。
金庸武侠小说成功的关键在于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郭靖、黄蓉（《射雕英雄传》）、乔峰（《天龙八部》）、令狐冲（《笑傲江湖》）、韦小宝（《鹿鼎记》）等。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所有人物中，韦小宝（《鹿鼎记》）是一个典型，是金庸对中国文学人物画廊的一个贡献，是中国武侠小说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韦小宝是清朝扬州丽春院一个三流妓女的儿子，不知其父为何人。到京城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做了少年康熙的朋友，以后便左右逢迎，官运亨通，既做了天地会青木堂堂主，又在清廷中当太监总管，官至一等公、大将军。韦小宝在妓院的环境里从小受欺凌、耳闻目染的是人间肮脏污秽，养成了无赖流氓性格，他善吹牛撒谎，他说谎的决窍在于细节细说，且真实无误；只是在关节上胡说一通。流言一旦揭穿，他即用另一手法对付，或装聋卖傻，或胡搅蛮缠，或偷龙转凤，或栽赃于人。他擅长拍马，拍马时加上插科打诨，叫人看来有趣，听来舒展；他嗜赌成癖，他不仅赌钱，还用赌做手段决定军国大事，行动方略；他好色、爱色如命，见色就喜；他还善于敲诈勒索，善于搜刮钱财，是一个十足的市井无赖怪杰。在金庸的笔下，韦小宝虽是个令人头疼的无赖，同时也是个并不叫人生厌的喜剧人物。他嗜赌，赌必作弊，但他施舍慷慨，从不赖帐；他好色，但他爱得情深，真心体贴关怀所有爱上的佳人；他敲诈勒索，但并非守财奴，朋友见者有份，他还把巨款捐赠给台湾灾民。韦小宝品性中最令人赞赏的是他恩怨分明，是非不淆，对朋友讲义气。因他是处于清廷与天地会两股势不两立的政治力量的夹缝之间，故其侠义精神显得特别可贵。韦小宝左右逢迎、逢凶化吉，全凭他的刁巧机智，伶牙俐齿，因他无文化又不会武功，难免吃亏，但他却会进行心理自我补偿，他的身上颇有阿Q
的影子。韦小宝的形象是对复杂人性的典型概括，从中可透视到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对现代的人为人处世亦有警示作用。
金庸塑造人物，已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单一呆板的模式。他把英雄豪侠从神秘莫测近于神的地位拉回人的位置上，赋予他们七情六欲，让读者感到英雄也是人。金庸注意写人的复杂性格，正邪混杂，智愚合一，金庸还注意描写人物性格渐次发展的成熟过程。这种动态的性格发展，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性和立体感。金庸在小说艺术方面刻意求新，每部作品总有新东西，或手法新，或视角新，或意境新，或结构新。正由于不断出新，才不会给人模式化，概念化的感觉。
注重写”情“，这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鲜明特点，其笔下的感情包括：男女恋情，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兄弟手足之情，师徒之情，朋友之情，知音之情等等。由于金庸在小说中让各种情感互相碰撞、交融，便形成了掩映多姿、复杂斑驳的武侠言情世界。金庸武侠小说的情节常常变幻莫测，令人意想不到，常常把情节推上绝顶，难以为继，让作品中的人物处于一种两难选择之中。正当读者顿生迷茫时，忽然又异想天开，豁然开朗，绝处逢生。这正是金庸武侠小说撼动读者心弦的原由之一。金庸小说的神秘性是其另一特色，变幻莫测的武功，神出鬼没的人物，人烟稀少的大漠等等，无不充满神秘性，而正是这种神秘性很好地满足了读者猎奇心理。
金庸博学多才，学贯中西。琴棋书画、人情风俗、天文地理、佛道儒学、秘笈剑经、气功脉道、武功招式、江湖黑话、行帮切口、中外历史、门派渊源，均了然于胸。他的作品内容包罗万象，有如一部大百科全书，故有人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称为”金学“。
金庸的小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欣赏价值，给人愉悦与知识，因此在当今小说之林中，金庸小说应占有重要地位。
梁羽生是香港新武侠小说的开派人物。梁羽生本名陈文统，1926年生于广西蒙山一个书香之家，受父辈影响他很小便学会了写诗填词。1949年，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是年9月，在香港《大公报》任编辑。梁羽生写武侠小说出于一件偶发之事。1952年，港澳因一件比武之事闹得满城风雨，报社老总灵机一动，便约他写武侠小说，他当晚便构思《龙虎斗京华》，次日便以”梁羽生“笔名推出，在报上连载。这部小说不同于评话式的旧武侠小说，而是注意到气氛的渲染和场景的烘托，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有精细的描画，且对作品所述史实及山川景物的绘写均作了认真的考证，令旧武侠小说读者耳目一新，故而大受欢迎。由此便一发不可收，在以后的三十年间共写了三十余部武侠小说，有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之称。其代表作有《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等，不少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颇具特色。他的作品大都依据史实而写，也参考一些野史，在收集、研究史料上舍得花功夫，这就比那些时代背景只略作点缀、与情节和人物性格缺乏联系的旧武侠小说高出一等。在塑造侠士形象时，梁羽生注重表现一种忧国忧民、深明大义的崇高思想境界，小说中的侠客间争斗，不像旧武侠小说那样只是门派之争，而往往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以《七剑下天山》为例，小说中的凌未风和刘郁芳是一对心心相印的爱侣，但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毅然割舍了个人的恋情，投身于挽救国家命运的民族圣战之中。梁羽生的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显见有着道德教化的意图。布局合理，线索清晰，善于设置悬念，是梁羽生小说在结构、情节安排方面的特色。梁羽生擅长写诗填词，在作品中每每穿插一些旧体诗，这也为他的武侠小说添了不少风采。梁羽生的小说有时用佛教中的善恶报应观念处理人物命运，造成小说人物结局的简单化和模式化，此乃一大不足。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香港科幻小说开始盛行起来，拥有大量读者。香港科幻小说水平不一，有高低雅俗之别，有的胡编滥造，一味以荒诞离奇的幻想取悦读者，甚至任意掺入暴力、色情内容；有的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缺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倪匡堪称香港科幻小说创作之大家，他的作品有较为严谨的构思，布局诡异，想象奇特，情节紧张，可读性高，拥有大量港台和东南亚的读者。倪匡的科幻小说近年来传入内地，也很受内地青年人欢迎。
倪匡原名倪亦明，祖籍浙江镇海。1935年出生于上海，1951年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继而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干警，并先后参加治淮工程、在内蒙古兴建农场等工作，1957年来港定居。来香港后，倪匡先后当过染厂杂工，《真报》杂役、见习记者、记者、主笔。一步步辛勤耕耘，倪匡终于成为一富有传奇色彩且风格多变怪异的香港名作家，他以”卫斯理“的笔名写科幻小说，用”倪匡“的笔名写武侠小说，以”沙翁“的笔名写框框杂文，以”魏力“的笔名写侦探小说，样样精通，且写作速度极快。
倪匡凭着超人的毅力和才华，三十年来已创作了近百部文艺作品。其中，科幻小说有《蓝血人》、《地图》、《心变》、《失魂》、《无名发》、《多了一个》、《不死药》等六十五种（据香港明窗出版社出版的《卫斯理小说系列》），收入《倪匡短篇武侠小说全集》中的《飞针》、《游侠儿》、《红飞雁》等十四种，还有《不寄的信》、《沙翁杂文》等散文杂集多种，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
倪匡的文学生涯始于武侠小说创作。或许由于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太出色了，掩盖了倪匡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的名声，他的作品销路虽不错，但影响不是很大。1963年，在金庸的鼓励下，倪匡写了第一部科幻小说《钻石花》，自此，他走上了科幻小说创作的道路，成为香港最负盛名的科幻小说作家。
从人物的角度着眼，倪匡的科幻小说可划分为三个系列：1 卫斯理系列；2 原振侠系列；3 其他人物系列。其中卫斯理系列最受欢迎，影响最大。系列小说主人公卫斯理侠肝义胆，武艺超群，但又有别于过去时代行侠仗义的侠客形象。他学识渊博，能掌握最新的现代技术手段，对科学表现出一种狂热的探究精神。卫斯理具有一种超常人的智慧，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
倪匡的科幻小说，其科学性十分淡薄，他利用可以想到的科学手段来结构故事，目的是为了刻画人性。故此，想象力和故事性成为倪匡科幻小说的基本元素。对此，倪匡曾说过：“要写科幻小说，科学知识倒不能太丰富了，即使写了也一定不好看……就像真正懂武功的人不会写武侠小说那样，现在西方有一批科幻小说作者，本身是科学家，可是他们写出来的科幻小说真是沉闷得要命，毕竟任何小说本身必须是小说才行，就是要有吸引人的情节，如长篇大论的大谈科学理论，那不就变成科学文献了嘛。”（《港台作家小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年版。）
倪匡的科幻小说善于借一个故事，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未被认识的事物作大胆的科学猜测和解释。这一类小说中的科学内容较多，如《聚宝盆》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著名科学家，在古物店偶然买到一块金属碎片，经研究，那是明朝沈万三的“聚宝盆”碎片，所谓“聚宝盆”，经研究，是一台金属复印机，该机器结构精密，原理深奥，原来那是外星人遗留在地球上的。在有些作品里，倪匡在注入科学性的同时，也注入了作者对社会的观察与认识，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与人生信念。大胆的想象，奇特的幻想，是倪匡科幻小说的显著特点，也是他的作品能吸引众多年轻人的主要原因。倪匡的科幻小说，情节、人物关系都比较单纯，但他善于在情节演进中营造紧张而又幽秘的氛围，透出危机感，紧扣读者心弦。
倪匡科幻小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相当部分科幻作品之科学内涵稀薄至微，与其说是科幻小说，不如说是爱情小说或惊险小说。
倪匡是一位极富才华的作家，如果能在“为稻粱谋”写作的同时，沉心静气，多思考一些文学本身的要义，写作时能仔细构思，多加推敲，相信会成为更具艺术分量的作家。
三 本时期的诗歌
本时期的香港诗歌与小说、散文相比显得逊色，但有成就的诗人和可观之作还是不少。五十年代，诗坛现代主义诗派呈崛起之势，代表诗人为昆南、王无邪、叶维廉、马朗等。他们的诗在表现香港现实生活时不同于以往的写实之作，而是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印迹。昆南的《布尔乔亚之歌》、马朗的《焚琴的浪子》、叶维廉的《赋格》等作品，堪称香港现代诗的滥觞之作。1954年以后，《文艺新潮》、《诗杂》和《新思潮》相继出现，标志着香港新诗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马朗主编的《文艺新潮》把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引进香港文坛。该杂志在三年中出版了十五期，介绍了存在主义等多种现代主义文学的潮流，且波及台湾，一些台湾的现代诗作者常向它投稿。香港现代诗也难免有走火入魔的现象，但与台湾早期的现代诗相比并不显得太离谱，具体表现为：香港的现代派诗人并未片面追求“横向移植”而全盘否定“纵向继承”，他们的创作方向没有与“五四”以来的诗歌传统完全绝缘。五十年代拥有最多读者的不是上述现代派诗人的作品，而是采取朴实的写实诗风创作的力匡的诗。力匡此时创作的《理想》等一批诗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切的思想感情，诗风质朴粗犷，蕴含着深厚的人民性，对社会阴暗面的剖示毫不留情。
六十年代的香港诗坛，由于老作家马博良、刘以鬯等的鼓吹，现代主义思潮依旧保持着颇为强劲的势头。此外，中老年诗人笔耕甚勤，新一代诗人脱颖而出，成为诗坛的重要现象。舒巷城不仅在小说创作方面硕果累累，在诗歌艺术方面也颇具造诣。本时期他以抒情诗创作为主，结集出版了《我的抒情诗》和《回声集》。《我的抒情诗》分两辑：第一辑写友情、亲情、乡愁，第二辑主要写男女之间的爱情。他的诗格调清新晓畅，节奏于轻缓中略带亢奋。
徐 宝刀未老，诗情勃发，写了很多含蓄蕴藉的诗，既有浓厚的哲学意味，又不乏浪漫色彩，诗歌技巧趋于圆熟，有些诗还被谱上了曲，广为传唱。以也斯、戴天、绿骑士、胡燕青、西西、蔡炎培等为代表的一批新人登上诗坛。这是在一种放任自流、自由无羁的创作环境中产生的新诗人，他们感情充沛、思想活跃，善于博采众长，给香港诗坛注入了活泼的生机。
年轻人的诗显得多姿多采，不拘一格，或委婉，或深沉，或清朗，或激昂，各擅其长，各有各的诗路。
四 本时期的散文
五十年代香港散文创作数量不多，一则是可供作家发表散文的报刊杂志少，二则是本地散文创作队伍尚未建立起来。其间，从事散文写作的主要是南来老作家，而出版个人散文专集的只有曹聚仁、徐
等少数几位作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由吴其敏主编的《五十人集》和《五十又集》，这两部颇具分量的散文集共收入叶灵凤、黄蒙田、舒巷城等八十七位作家的一百篇散文，这两本书出版于六十年代，但其中多数作品写于五十年代，是香港作家五十年代在散文园地惨淡经营取得的成果。
六十年代香港的散文较之五十年代有了长足的进展。随着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报刊数量剧增，这就为散文的大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许多作家又将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散文结集出版，大量散文集的面世，成为此间文坛的可喜景观。出版散文集的以中老年作家居多，或许具有相当生活阅历的人才钟情于散文写作。叶灵凤的《忘忧草》、《百叶杂记》、曹聚仁的《鱼龙集》、《浮过了生命之海》、徐
的《思与感》、吴其敏的《闲墨集》、舒巷城的《灯下拾零》、夏果的《石鱼集》、徐速的《一得》、侣伦的《无名草》、司马长风的《长歌集》等，都属有特色的散文集。夏易的散文集《花边。拇指。爱》、《港岛驰笔》、《希望之歌》等大多取材于社会、人生问题，丰富的联想，鲜明的对比是她常用的手法。明朗，昂扬，饱含激情是夏易散文的基调。几位后来离港赴海外定居的老作家也写出不少散文佳构，如李素的《心籁集》、《窗外之窗》、思果的《河汉集》、农妇的《锄头集》、《水牛集》等，都是各具特色、脍炙人口的散文集。
曹聚仁是本时期活跃于香港文坛的散文大家。曹聚仁，出生于1900年，原籍浙江浦江，曾是朱自清的学生，毕业于杭州第一师范。1932年起在上海创办文学杂志。并曾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任战地记者，战后回到上海。1950年赴香港，专门从事写作，曾主编《学生时代》杂志，创办过创垦出版社，曾多次回内地参观访友，1972年，在澳门病逝。曹聚仁博览群书，学识渊深，著述甚丰，一生写了近四千万字的文章，出版作品七十余种。
移居香港的二十年间，曹聚仁写得最多的是散文，曾在报刊上撰写好些专拦。五十年代，他先后出版了《北行小语》、《北行二语》、《人事新语》等散文集，通过自己采访时的实录，如实报道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展示翻身当了国家主人的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他主持的地方史志专栏散文写得最多的是上海，他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对浩如烟海的上海史料了如指掌。
他撰写的大量有关上海地方史志随笔，系统地介绍了上海的发展史，在香港拥有很多读者。 曹聚仁在香港的创作中最有价值的是两部近百万字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和《万里行记》，前者是一部散文体的自传，后者是一部抗战时期回忆录。《万里行记》写了作者任战地记者时的见闻感受，有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控诉，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颂，并大量介绍了各地风土人情和历史掌故。这两部作品兼具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叶灵凤（1904-1975 ），本名叶韫璞，原籍南京。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活跃于上海文坛，是著名的“新感觉派”小说家之一。1938年起定居香港，此后专门从事随笔写作，结集出版的作品有《北窗读书录》、《晚晴杂记》、《香港方物志》等。叶灵凤随笔的特点是知识面广，善于旁征博引，援古论今，文章思路明晰，逻辑严密，字里行间充满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颂扬。从叶灵凤的随笔中可以看到，他对祖国山川风物，特别是早年生活过的江南风光和人情习俗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对香港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也作过精深的研究，写出许多文章，其中有些作品填补了香港史研究中的空白。
1963年香港南苑书屋出版了叶灵凤的《文艺随笔》，所收篇什大部分是他的读书札记。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我一向认为要写这一类的随笔，将自己读过了觉得喜欢的书介绍出来，是应该将这本书的作者，他的生平和一点有趣的小故事融合着这本书自身来一起谈谈的。有时，一本书在这世间的遭遇，会与这本书的内容同样的有趣，这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叶灵凤的这本书介绍的作品都是外国古典和现代名著，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学评论集，在介绍作品的同时，还谈及作家的生平、轶事和作品产生的背景情况，以推出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见长。从对外国名著的推介、普及角度看，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不仅能帮助中国读者欣赏外国文学，并且对借外国文学的艺术技巧，提高中国作家的创作水平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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