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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散文可分为史传文和论说文两大类，各有突出的成就。论说文包括奏议、政论、书信、专著、杂文等众多体裁，它们或论政治、或谈学术、或批评社会风气、或抒发人生感慨，大都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不少作品感情充沛、议论透彻。形象鲜明，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因而很受后人推崇。汉代论说散文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两汉不同时期，他们又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节 西汉前期的论说散文
从西汉建立到武帝即位的半个世纪里，为了休养生息，统治者实行了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各家学说得以并存，思想言论较为自由。被秦朝的文化专制摧残殆尽得论说散文便在这种土壤中重新生长起来。这一时期的作者有的身在朝廷，有的身在藩国，其文章普遍带有战国之余响、大汉之新声的特点。所谓战国之遗响，是说这些作品思想活跃。议论纵横，大都注重形象与文采，不同程度的带有战国散文的风格。所谓大汉新声，是说这些作品在思想上体现了兼收并蓄、熔百家于一炉的时代特点，反映了作者对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拥护和为国效力的热情，感情充沛、气势强劲，体现了新兴的大汉王朝的蓬勃生气。无论是朝廷作家还是藩国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这种特点。
朝廷作家的文章起于对亡秦教训的总结，陆贾的《新语》首开其端。陆贾（生卒年不详），楚人，曾以客的身份随刘邦定天下，汉初曾出使南越，说南越王尉佗向汉称臣，文帝时官至太中大夫。据《汉书》卷四十三《陆贾传》载：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安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祖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
刘邦由于以武力得天下而蔑视《诗》、《书》，陆贾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武力并非治国的长久之术。《新语》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的。书中高度肯定了儒家经典的作用，把仁义作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在汉初，这是最早倡导儒家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文章。
从写作的角度来看，《新语》体现了儒家文章立言有本，高屋建瓴的特点。全书把《道基》列为首篇，先讲治道的根基——仁义。在讲述这一观点时又先从宇宙论入手：
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故曰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成雷电，阴成雪霜，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殒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
陆贾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宇宙运行的和谐秩序，在此基础上，又讲述先圣、中圣和后圣建制度、设教化、立纲纪、倡仁义的历史作用。这样一来，就把儒家的主张和宇宙法则联系起来，赋予它们万世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最高价值，同时，也提出了一种将人的行为、社会的秩序纳入宇宙生命秩序的理想状态。在此基础上，《新语》论述了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另外，陆贾在文中明确地以《五经》、六艺做为立言的根本，各篇的结尾往往引用“《诗》云”、“孔子曰”以及《春秋》经传以代替结论，增强说服力。这种写法，正是儒者之文依经立义的写作原则。
到了文帝时期，著名的政论文作者还有贾山和贾谊。贾山（生卒年不详），颖川（今河南禹县一带）人。他在文帝时曾数次上书，言多激切，今存者只有《至言》。《至言》借秦为喻，言治乱之道。文中指出，秦之灭亡在于赋敛过重，奢侈无度而不修礼义，又劝诫汉文帝虚心纳谏、敬士礼贤，批评他只是和身边的大臣贤士以射猎为事，希望他“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从思想倾向来看，这无疑是一篇儒者之文。在论述方式上，《至言》往往引《诗》为据，循循诱导地讲述正面道理，这是从孟子以来形成的儒者之文的特色。后来从董仲舒到刘向的文章，大都沿袭这条路子。另外，贾山之文又有言辞激切，气势不凡的特点，姚鼐《古文辞类纂》称赞《至言》“雄肆之气，喷薄横出。”这一特点体现了贾山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人格特征。
贾谊的散文在汉初成就最高。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他是个关心现实，年轻有为的政治家，文帝时任太中大夫，曾多次上书朝廷，建议内削诸侯，外抗匈奴，制礼作乐，革新政治，巩固中央集权。文帝虽不能采纳，但对其才华非常赏识，准备任以要职。因朝中老臣反对，文帝疏远了贾谊，让他去做长沙王太傅，后又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骑马摔死，贾谊也因悲伤而死，年仅三十三岁。贾谊在他的政论中，以儒家的治世理想洞察现实，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社会矛盾。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这就是所谓“定经制”和“审取舍”。定经制是以儒家的伦理纲常来规范各种社会关系。审取舍即崇礼义而轻刑罚，以德化民。这是把儒家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改变汉朝建立以来一味因袭秦制，无所持循的现状。贾谊认为这才是彻底救治时弊，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儒家理想中的古制，对于国家体制及政策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例如立保傅、别亲疏、尊大臣、重民生、增积贮等等。刘向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过也。”[1]所谓“体”，即关乎国家发展方向的政治理想和治国原则。贾谊从理想出发，抓住治国的指导思想这一根本问题，对现实作全面深入的分析。这是和游说之士一味纵横捭阖、法家之士单纯指陈利害明显不同的。
理想主义的色彩赋予贾谊之文充沛的感情。他在文中常常憧憬儒家的理想社会图景，以此来劝说、鼓动当权者。同时，儒家治世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又造成贾谊作品中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是当他的建议受到朝中元老的排斥时，更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愤。《治安策》一开头便写道：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
简直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令人想起屈原作品中的慨叹。这种浓郁的忧世之感与孤愤之情，显示了贾谊深厚的儒学底蕴。
贾谊之文还带有战国散文重气势、重文采的特点，他常在文中极力铺陈排比，夸张渲染，使作品文辞生动，节奏铿锵，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他的《过秦论》是一篇总结秦朝灭亡原因的文章。文中没有采用逻辑推理的方式，而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铺叙，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
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伏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镞，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事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振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俛起阡陌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杆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銛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作品由秦孝公时写起，极力渲染秦国一代比一代强盛的过程，一直写到秦始皇时达到了强盛的顶点；然后笔锋急转，铺叙秦始皇死后农民起义的巨大声势何秦朝的迅速灭亡，最后，经过层层对比、设问，提出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文章铺张扬厉，纵情挥洒，有一股不可阻挡的气势和力量。由于经过层层铺垫和对比，最后的结论便格外警悚出奇。这样的文风带有战国纵横家的特点，但其思想内容又是西汉前期所独有的。
另外，贾谊的思想兼受儒法两家的影响，他的有些散文，如《谏封淮南诸王疏》，能够反复深入的剖析利害，直言不讳，鞭辟入里，体现了法家峭刻质实的文风；而另一些作品则善于引喻取譬，侃侃而谈，带有温厚平易的儒者之文的特点。
朝廷之文的另一个代表作家是文、景之际的晁错。晁错（约前200－前154），颖川（今河南禹县一带）人，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曾受命向济南伏生长学习《尚书》，迁博士，拜太子家令，后举贤良文学，对策，高第。他曾多次上疏朝廷，主张重农抑商，发展生产，削诸侯，抗匈奴。景帝即位，任以为内史，他进一步提出削藩的主张。吴楚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叛乱，景帝听信袁盎的谗言，将他斩于东市。晁错的文章不大讲究文采，但思想深刻，说理透辟，带有法家的文风特点。他的《论贵粟疏》一开始便指出了汉初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说明了农业生产的重要，然后又列举事实，分析了当时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的现状及其危害，接着又提出了具体建议。文章毫无耸人听闻之谈，但逻辑严密，透辟征实，凿凿可行。例如文中这样分析农业的重要：“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话讲的相当实在，体现了法家之文直率峭刻的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说，贾谊、晁错“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惟谊犹有文采，而沉实则少逊”，并称二人之文“皆为西汉鸿文，治溉后人，其泽甚远。”
藩国作家的代表是枚乘和邹阳。枚乘（？－前140年）早年曾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因见吴王有谋反之意，便写了《谏吴王书》加以规劝。文章相当含蓄委婉，但又辞意恳切，态度鲜明，长譬远引，曲尽利害。他把吴王的行为比作“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临不测之渊”；“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告戒吴王“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所以为大王惑也。”作品不仅比喻繁复贴切，而且句式骈散相间，灵活多变，还有不少地方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百态横生。邹阳早年与枚乘同居于吴王刘濞门下，也写过《上书吴王》，劝其勿反。吴王不听，他就和枚乘等离开吴国，去做梁孝王门客，因受人谗毁而入狱，于是写了《狱中上梁孝王书》，陈诉冤屈。文中大量列举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劝谏梁王真正信用贤才，“不牵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抒发了正直之士无辜受谤的悲愤。同时又用了很多排比、对偶句式，再三致意，反复申说，读起来激情滚滚，悲慨淋漓。邹阳和枚乘的这类文章，明显带有战国纵横家散文的特点。
藩国之文还有一部著名的代表作，就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作《淮南子》。它又名《淮南鸿烈》，是淮南王刘安招集宾客所作。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
《内书》即《淮南子》，它大约创作于景、武之际。这一时期，汉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逐步达到了强盛的顶点。汉武帝即位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出现于这一时期的《淮南子》，也带有一种恢宏阔大的气象，它突出体现在内容的宏博和文风的闳丽。
《淮南子》的内容极其广博，全书二十一篇，形成了一个宏大而完整的结构。首篇《原道》讲大道化生万物、覆载天地的作用，次篇《俶真》讲体道的境界，这两篇是道家哲学思想的基础。其后《天文》、《地形》、《时则》三篇，分别从时空分布上描述天地之构成，四时之变化。从《览冥》到《泰族》，分论社会人事，《览冥》讲物类相感、同气相应，以明天人之际；《精神》论保养精神，虚静无为，使人反其性命之宗。这两篇是治国、养生及处理一切事务的基本依据。以下诸篇则具体论述政治、法令、军事、礼制、风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后由《泰族》而归结于修身。第二十一篇《要略》为全书总序，概括全书写作宗旨、特点及各篇旨义。从《要略》来看，这样一个结构出于编者的精心安排，它把几乎无所不包的内容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庞大的体系力图沟通自然与社会，贯穿历史与现实，乃至穷尽各种知识与事物，堪称“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刘知几《史通·自叙》）。因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
《淮南子》不仅内容广博，而且在思想上兼容并包。作者不拘泥于一家学说，主张兼收并蓄，融汇百家。《泛论训》说：“百川异源，而毕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齐俗训》说：“百家之言，指凑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于体。”在《淮南子》中，对于儒、墨、法家诸家学说，有所批评，也有所肯定。作者对百家学说的这种态度，恰恰反映了汉初道家学派“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特点。
与内容的宏博相适应，《淮南子》在文风方面具有闳丽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诸子》说：“《淮南》泛采而文丽。”刘熙载《艺概·文概》说：“《淮南子》连类譬喻，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淮南子》中有一些篇章从思想到文风都近于老庄，特别是《庄子》书中的奇诡寓言和瑰丽境界，更是常常出现于《淮南子》中。此外，淮南为楚国故地，屈原作品长期在这里流传，淮南王刘安及“小山”等门客都是楚辞的爱好者。因此，《淮南子》中的作品又时而带有楚骚之风韵。道家文辞与楚骚风韵的结合造成《淮南子》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例如《原道训》中这段话：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鬼出电入，龙兴鸾集，钧旋毂转，辕而复帀。已彫已琢，还返于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总。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呴谕覆育，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豪毛润泽，羽翼奋也，角辂生也，兽胎不贕，鸟卵不毈，父无丧子之忧，史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虹蜺不出，贼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游微雾，骛怳惚，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扶摇抮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锻，不能与之争先。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驰大区。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刘览遍照，复守以全。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是故疾而不摇，远而不劳，四支不动，聪明不损，而知八九野之形埒者，何也？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
这段话是讲述大道之威力以及体道的境界。文中极力铺陈排比，句式灵活多变，时韵时散，铿锵悦耳。前半部分描述伏羲、神农治理天下的境界，使人联想起《庄子·胠箧》、《马蹄》等篇中对“至德之世”的描写。后半部分展开宏伟的想象，以驾车比喻体悟大道、“神与化游”的境界。其笔下“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的大丈夫，酷似庄子笔下“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的“真人”、“至人”。而“令雨洒道”等句又分明带有屈原《离骚》的痕迹。《淮南子》深沐道家与南方楚地的文化精神，熔庄骚为一炉，创造了瑰丽多采的艺术境界。
《淮南子》的宏丽，尤其表现在文中大量运用铺陈排比，行文繁复。从上面的引文已不难看出这一点。善于铺陈形容本来是道家文风固有的特征，而作者采用这种表现手法则出自明确的创作意识。作者认为，道论深奥幽眇，万物浩繁众多，必须“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才可能充分表达。《淮南子》在论述对象方面追求至深至众、宏大广博，无所不包，在表达方式上也必然力求详尽繁复、连篇累牍、巨细无遗：“所以洮汰荡涤至意，使之无凝结底滞，卷握而不散也。”《淮南子》正是要向人们展示一个宏阔而浩渺的世界，使人遨游观览于其间，获得逍遥自由、无所拘滞的快乐。这种崇尚宏大壮美的审美趣味是秦汉时代精神的体现。
引譬连类是《淮南子》中运用得最多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淮南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比喻、寓言、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它们出现于文中，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性。作者非常重视这种“揽物引类”、“引譬援类”的表达方式，《要略》说：“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淮南子》这种表达方式打破了自然、社会与人的界限，在天地与人事、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幻的事物之间博采旁搜，纵横驰骋，形成酣畅淋漓、广博宏富的审美特征。
《淮南子》以其闳丽广博的文风显示了西汉道家的文化精神，也带有汉代鼎盛期的时代特征。此后，随着统治者文化政策的改变，这种文风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节 西汉中期的论说散文
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是西汉的中期。这一时期，汉朝达到了强盛的顶点，散文创作也空前繁荣。这些文章继续保持了前期散文的特点，笔力劲健，辞气昌大，在内容和文风方面，又有三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首先是出现了一批直接为朝廷歌功颂德的作品。其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公元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省）人，汉景帝时做过武骑常侍，由于景帝不喜欢辞赋，他辞职去梁国，在梁孝王门下，与赋家邹阳、枚乘等人交游，创作了《子虚赋》。梁孝王死后，他回到蜀地。武帝初年，由同乡杨得意推荐，被武帝召见，任以为郎，曾奉命出使西南夷，后曾任文园令，以病免官。据《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蜀民以非上意。”相如于是作《谕巴蜀檄》。文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责备了唐蒙及巴蜀太守，然后便大力宣扬汉朝的声威，赞扬汉武帝开拓疆土的功绩，最后批评蜀郡百姓“不急国家之难”，“寡廉鲜耻”，“俗不长厚”。相如使蜀时，听到蜀郡父老对通西南夷有怨言，朝中大臣也有同感，他不敢向皇帝直谏，便写了《难蜀父老》进行讽喻。文中先假设“蜀郡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向使者进言，陈述通西南夷之不便，然后便让使者加以驳斥和诘难，最后终于把诸大夫说服。文中借使者之口批评诸大夫说：“盖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室之绝业，天子之亟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乎哉？”完全是一派教训人的口吻，对汉朝天子，则极尽颂扬之能事。此文从形式、风格到劝百讽一的倾向都带有辞赋的特点。上述两篇文章已不同于汉初那种充满政治热情，为朝廷献计献策的文章，而是完全站在官方立场上，为现行政策辩护。但它们写得辞藻艳发，气势不凡，虽属歌功颂德，却又不全是阿谀，客观上也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汉王朝空前强盛的现实。相如临终前还作过一篇赋体的《封禅文》，目的就是为了歌颂“大汉之德”，文章写得典雅庄重，辞采缤纷，充满了对汉朝统治者德颂扬。
其次是出现了一些感慨士之不遇，抒写牢骚不平的作品。这一时期朝廷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逐渐结束了百家并存和诸侯国养士的局面。文人的活动空间农渐狭小，实际地位下降。很多作家感到备受压抑，有志难伸，因而在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愤懑抑郁之情。代表作品有东方朔的《答客难》。
东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县）人，武帝初年，上疏自荐，得以待诏金马门，曾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他为人滑稽多智，颇得武帝欢心，又正直敢谏，曾作《谏起上林苑疏》，批评武帝废农田开猎苑，但由于不通经术，不善持论，始终未受重用。《汉书·东方朔传》说：“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这篇作品就是赋体杂文《答客难》。
文中假设客人向作者问难，嘲笑他虽有“博闻辩智”，却难与苏秦、张仪的地位相比。然后就让作者出来为自己辨解：
是故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势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幅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
文章用社会情势的变化说明士之不遇的原因，表达了知识分子在汉代大一统局面下的压抑感。无论是客的问难，还是作者的辨解，都是在替东方朔发牢骚。但作者在后面又表示：“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苟能修身，何患不荣！”这就淡化了前面的不平之气，而使思想归于纯正。这种写法相当于汉大赋的曲终奏雅。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又反守为攻，把客斥责了一番：“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由是观之，譬由鼱鼩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这样，作者就使自己成为一个守道不贰的处士，一个正确思想的代表。之所以这样写，不仅是为了回击客的问难，而且也是向皇帝表示忠心。这种写法很像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作者一方面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一方面又站在正统的立场上来发言，文章也就写得冠冕堂皇，雄辩滔滔。这种用假设问对来表达人生困惑、通过说反话来发牢骚的作品对后人影响很大。后来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参》、崔骃的《达旨》、张衡的《应间》、蔡邕的《释诲》、崔寔的《答讥》以及唐代韩愈的《进学解》，在形式上都是模仿《答客难》的。东方朔还有一篇《非有先生论》，假托非有先生之口，发表“谈何容易”的感慨，也是抒写怀才不遇之情的作品。
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另一篇抒愤之作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故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己发愤著书，创作《史记》的决心。文章直写胸臆，尽情发挥，激情滚滚，带有长歌当哭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坚韧顽强的进取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虽然沉痛，但并不消沉，给人以崇高的审美感受。后代很多作家都从中受到了激励和启发。
另外，随着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一些作品的风格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种典雅醇厚，带有浓厚经学气的儒者之文，代表作家就是董仲舒。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东）人，是著名的《春秋》公羊学大师，早年读书勤奋，曾“三年不窥园”，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举贤良，因对策出色，深得武帝赏识，曾任江都王和胶西王的国相，后因病辞官，卒于家。董仲舒著有《贤良对策》三篇，是回答汉武帝三篇策问而写的。汉武帝在策问中提出了天人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他说：
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惶康居。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凌夷，至虖桀纣之行，王道大败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得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虖！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饰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群生？[2]
汉武帝即位时，正值年富力强。他雄心勃勃，不满足于文、景时期已取得的成就，希望有一番更大的作为。但他考察三代以来的历史，却又对治乱兴衰之迹深感迷惑：东周以来数百年间为何大乱不止？那些“守文之君、当涂之士”为何无法挽救世道的衰微？仅靠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已不能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在历史表像的背后是否还有未为人知的深层动因？人类的行为如何与天道相协调，从而获得更大的合理性？急于求治的汉武帝需要回答这些问题。董仲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引入《春秋》公羊学的灾异理论，大讲天人关系问题。他在对策中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3]
董仲舒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的警告，要求统治者对天意畏惧敬顺。这种观点体现了董仲舒“屈君而伸天”，用天来约束皇权的思想。支撑灾异理论的是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学说。汉代人认为，宇宙的秩序体现为阴阳五行，阴阳失和，五行错乱，必然导致天地失序，这是灾异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人的行为同样能影响阴阳五行的协调，从而引起灾异。董仲舒即从这一角度来解释灾异。他说：
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事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谬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4]
他认为，灾异乃是人的行为导致阴阳失和的表现，因此它是社会政治的反映。从这个角度来看，灾异的出现并非取决于天的主观意志，而有其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体现了宇宙的法则，是人间的君主必须遵循的。从董仲舒开始，汉代经学家大都从这一角度来讲灾异。在《对策》中，董仲舒又通过解释《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这一表述方式来阐发他的思想：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春秋》中非常普通的一句话被董仲舒引申出如此深奥的道理，这种以阐释经典来发挥己见的方式正是汉代经学的特点。董仲舒借这种方式阐发了汉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满足了汉武帝探究天人关系和追求太平盛世的愿望。
董仲舒的文章代表了经学散文的基本特征。首先，它不像先秦和汉初的文章那样铺张扬厉，纵横驰骋，而是温文尔雅，侃侃而谈，有条不紊，带有浓厚的学者气。其次，它不仅引经据典，引申发挥，而且大讲天人关系和阴阳灾异，以便从宇宙观的角度提供论据。这两个特征是汉代散文发展的一种新趋向，随着经学的盛行，它逐渐成为汉代散文的主流。后来的谷永、刘向、匡衡、翼奉等一大批作者，都是沿袭了这个路子。
上述三种倾向之外，西汉中期还有一些抒情之文，思想不拘于正统，文风也相当自由。代表作家有杨王孙和杨恽。
据《汉书·杨胡朱梅云传》载：
杨王孙者，孝武帝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至。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
《汉书·扬胡朱梅云传》收录了杨王孙的《报祁侯缯宅书》，书中说明其裸葬的动机：
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败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于戏！吾不为也！
从信中可以看出，杨王孙裸葬的动机有两个方面：一是出于对死亡的通达的看法和反朴归真的追求；二是出于反对厚葬之风而欲以矫世反俗。前者直接来自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后者则反映了道家蔑弃世俗之礼的通脱精神。由于这样的精神内涵，其文风也极为自由活泼，毫无拘谨陈腐之气。这样的文章在经学文风盛行之时，可谓孤鸿逸响。
杨恽（？——前56）字子幼，华阴（今属陕西省）人，司马迁的外孙，官至中郎将，封平通侯。他好交接英俊名儒，颇有才名，因卷入官场斗争，被免为庶人。回乡后大置产业，广交宾客。朋友孙会宗写信劝他：大臣废退后应闭门戒惧，“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于是杨恽作《报孙会宗书》回答他。书中说：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主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指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粟。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文章自始至终充满了怨忿之气。杨恽一直对免官不满，一遇机会，便无所顾忌地发泄出来。后来此文被汉宣帝看到，杨恽因此而被腰斩。宋代真德秀称此文“文气豪荡似史迁”（《古文辞类要笺证》第五册引）。文章的跌宕不平之气确实很像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但比《报任安书》缺少了人生的志向和豪情，而多了些玩世与急刻。这样的文章在西汉中期尚属绝响，魏晋之后，则屡见不鲜了。
汉宣帝时期，还出现了一部著名的政论文，这就是桓宽编纂的《盐铁论》。桓宽，生卒年不详，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早年治《公羊春秋》，后官至庐江太守。始元六年（前81），汉昭帝召开会议，由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贤良、文学就武帝时实行的盐铁官营政策进行辩论，议题涉及政治、经济、国防等诸多方面。汉宣帝时，桓宽根据盐铁会议的讨论情况加工整理，“增广条目，著数万言”，成《盐铁论》一书。此书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论说散文。书中用“两刃相割”、“二论相订”的方式，比较客观的记录了丞相、御史大夫之徒和贤良文学的互相诘难，不仅反映了双方的观点，而且再现了当时激烈的辩论情景和双方人物的情态。文中运用很多排比对偶句式，大量引类譬喻，铺陈渲染，造成了鲜明的形象性和充沛的气势，其形式和风格都带有辞赋化的特点。到了西汉后期，象这样议论纵横，激切慷慨的文章就不多见了。
第三节 西汉后期的论说散文
西汉后期，朝政日非，社会矛盾加剧，抨击时弊的奏议成为论说散文的主流。再加上这时经学大盛，议政之文无不染上经学色彩。刘向、谷永、匡衡等人是经学文风的代表。
刘向（前77——前6）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刘交之后，早年治《谷梁春秋》，历仕宣、元、成三朝，曾两次下狱，官至中垒大夫。他的散文主要有奏议、叙录、杂著三类。
刘向的奏议都是针对宦官专权、皇帝奢靡等现实问题而作的，这些文章的主要论证方式，不外讲天变灾异和引经据典，二者往往结合在一起。例如元帝时，刘向上《条灾异封事》抨击石显、弘恭等专权，文中首先回顾历史，讲到周朝的历史，便引用《周颂》中《清庙》、《邕》、《执竞》《思文》等诗，以说明西周政通人和，获得天助；而后又引《小雅》中的《角弓》、《小旻》、《十月之交》、《正月》等篇，以证幽、厉时期朝政失和，引发灾异。讲到东周以降，又引《春秋》为证：“至乎平王末年，鲁隐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于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伤其祸殃自此始也。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见……”在详细罗列了《春秋》记载的各项灾异之后，又说：“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周室多祸……遂至陵夷不能复兴。”至此，又总结道：“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这段文字完全是依托经典而讲述历史，其中渗透着西汉经学家的解经观点。经过这样一番引证，才转入汉代外戚、宦官专权的话题。而讲到现实，仍然是旁征博引，以经为据。[5]刘熙载说：“刘向文足继董仲舒…。刘向所谓“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即宇宙的根本法则，经学家认为这个法则体现于儒家的经书当中。刘向的奏议往往通过引用经典而揭示这个法则，用以指导和纠正君主的行为。
刘向最著名的奏议是《论起昌陵疏》。汉成帝最初为自己修建延陵，后来又改修昌陵，因昌陵地势低洼，劳民伤财，数年不成，于是又重新大修延陵，极其奢靡。刘向因此上疏劝谏。文章开头即出：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惧，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遂徒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阴。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粟，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这里不仅引经据典，而且以“三统说”为据，说明天命无常，“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这就把问题上升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在此基础上，他又用前代君王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告诫成帝借鉴历史教训，戒奢崇俭，然后指出：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陛下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数，营起邑居，期日近卒，功费大百万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愍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陛下慈仁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陇，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
文中对营建昌陵的危害作了大胆的揭露，对汉成帝的批评也非常尖锐，竟说他“与暴秦乱君竟为奢侈”，表示“窃为陛下羞之”，可谓披肝沥胆。但更大胆的是文中所说的“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这种言论在汉代以后很少有人再讲，但却是西汉经学盛行的观点，不少经学之士都曾在奏疏中表达这种官天下的思想，要求皇帝改良弊政。刘向在文中援引这种思想，证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发而为文，便能高屋建瓴，深切著名。明代茅坤称此书为“西京第一书疏”。
刘向在成帝时受命校理图书，每校一书，则为之撰写叙录。这些叙录不仅介绍该书的整理编定情况，而且对其加以评论，其中不乏精辟之见，文章也写得平易畅达。例如颇受称道的《战国策叙录》，刘向在文中先回顾历史，从西周的太平盛世讲起：
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恩德其上。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
这里以向往的口吻赞美了西周的礼义教化，由此便由春秋时期讲到战国：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义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敬以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兵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政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设。有谋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盟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长短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文中对战国时期的礼义废弛、道德沦丧痛心疾首，接着就讲到秦国废弃道德仁义而“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终于导致二世而亡。这段文字等于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战国策》产生的背景，同时，又对西周以来的历史兴衰予以总结。其中特别强调道德礼义的重要作用，表现了儒家一贯的政治理想。经过这样的分析，也就使人看到《战国策》背礼义而任诈谲的实质和危害，堪称立言有据，不为空论。但在结尾，刘向也肯定了《战国策》一书的价值：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亦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智异策，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这样，全文就对《战国策》一书作了一个全面的分析评价。文章以历史为据，以儒家的政治理念为标准，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虽不故作铺陈夸饰，却也议论宏阔，颇具气势。
刘向还编有《说苑》、《新序》和《古列女传》，这三部书都是杂采先秦典籍和民间传说中的故事分类纂集的。刘向意在通过这些故事宣扬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为现实中的帝王贵族和后妃树立榜样。其中有些故事不乏寓意，在后代流传很广。
谷永（？——前10）本名并，字子云，长安（今属陕西省）人，博通经典，官至大司农。成帝时，他多次上疏抨击时弊，“专攻上身与后宫”。他的《灾异对》针对当时屡屡出现的灾异，杂引《诗》、《书》、《易》、《论语》，批评时政。其中又特别指出：“天生烝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6]在此基础上，他具体指出成帝的种种失道之处，要求他改正。这样的文章，也和刘向的奏疏一样，带有汉代经学家的理想和无畏的批判精神。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今山东峄县西北）人。通《齐诗》，历仕宣、元、成三朝，官至丞相。他也曾多次上疏揭露时弊。刘熙载说：“刘向、匡衡文皆本经术。向倾吐肝胆，诚恳悱恻，说经却转有大意处；衡则说经较细，然觉志不逮矣。”（《艺概·文概》）由此可见二人奏疏之异同。成帝时，赵飞燕姊妹专宠荒淫，匡衡上疏，劝皇帝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其中说：
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7]
这段议论完全围绕对《关雎》的说解而展开，从《关雎》作为《诗经》首篇的地位，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两句的含义，都是当时《齐诗》学派的师说。把说经的文字大段地写入奏疏，正是经学之文的特色。借说经而谏，如同对皇帝进行教诲。因此，这类奏疏不再追求纵横驰骋的议论和铺张扬厉的辞采，而代之以苦口婆心的劝导和反复叮咛的说教。经学文章的博雅醇厚，即由引而来。
西汉后期的重要论说文作家还有扬雄和刘歆。
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性恬淡，好读书，除熟习儒家典籍外，又受道家思想影响。四十岁时始入京师，历仕成、哀、平三朝，始终做郎官，未得升迁。王莽时转为大夫，校书天禄阁，晚年以埋头著述而终。扬雄早年自视颇高，曾模仿《离骚》作《反离骚》，模仿《子虚赋》和《上林赋》作《甘泉》、《河东》、《长杨》、《羽猎》四赋，含有比肩屈原、司马相如的用意。他又认为经莫高于《易》，传莫高于《论语》，于是模仿《周易》作《太玄》，模仿《论语》作《法言》。这两部书不同于当时那些抨击时弊的政论，其内容和风格都追求古奥，《太玄》尤为艰涩难读。扬雄文学性最强的论说文是《解嘲》和《解难》。《解嘲》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文中假托有客嘲笑扬雄为官拓落，“位不过待郎，擢才给事黄门”。扬雄则回答说：“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族。”然后描述了汉代大一统条件下士的境遇：
方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纠墨，制以质铁，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戴（糸丽）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当途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者为卿相，夕失势者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坐而守之亦无灾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淡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
扬雄把汉代和战国时期士的境遇相比较，对当时庸夫显进、奇士难容的现象，深致愤慨。作品采用赋体，辞锋锐利，雄辩滔滔，比《答客难》更富于气势和文采。但文章结尾又表示要采取清净寂寞，默默自守的态度，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
扬雄的《太玄》和《法言》都有深晦难懂之弊，针对别人关于《太玄》过于深奥，“众人之不好也”的责难，他在《解难》中反驳道：
若夫闳言崇议、幽微之塗，盖难与览者同也。……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辞之衍者不可同于众人之听。……师旷之调钟，俟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
这里引老子之言说明优秀的作品必然曲高和寡，表示不愿改变操守去迎合俗众。可以看出，扬雄这些古奥深晦的文章，不仅是他思想的载体，也是他孤高反俗的人格的体现。他企图用这些带复古色彩的文章对抗庸陋冗沓的流行文风。另外，扬雄在王莽当政时还模仿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作过《剧秦美新》，颂扬王莽的新朝。文中有不少天命苻瑞之说。此文曾受到后人訾议，但在刘秀建立东汉之后，这类谀颂之文便成为散文创作的主流了。
刘歆（前53——23）字子骏，后改名刘秀，字颖叔，是学者刘向之子。他在汉末曾任奉车光禄大夫、太守等职，王莽当政时因与王莽关系密切，被封为红休侯，王莽代汉自立，又封为国师。后因参与密谋劫持王莽的计划，事泄自杀。刘歆曾和刘向一起校理群书，刘向死后，他继续这项工作，并在刘向编纂的《别录》的基础上，编成《七略》，这是我国最早的完整的图书分类目录。刘歆博通经典，尤好古文经学，他主张将古文经典《左传》、《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博士的反对，他要求与对方辩论，对方拒不理睬。为此，他作了《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文中回顾了汉代经学发展的历史，讲述了古文经书发现的过程，然后便猛烈抨击今文博士对古文经的排斥：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缺，苟因陋就简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独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衡命，将以畏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谘，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其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既有学术观点的争论，也有利益之争的成分。《汉书·儒林传赞》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濅盛，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刘歆为古文经学争立博士，无论从学术方面还是从利益方面都对今文经学构成挑战。已被立为学官的今文博士，出于坚持学术观点和维护既得利益的双重目的，必然会不遗余力地排斥古文经学。刘歆在文中以大量事实论证《尚书》等三部古籍的价值，指出今文经学家迷信师说，“抱残守缺”的弊病，揭露他们为学派私利而排斥异己，拒绝真理的本质。文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有可贵的思想价值，它暴露了由于独尊儒术而引起的僵化迷信和士风堕落，其中包含着一种历史的要求，即恢复先秦儒家守道正身，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传统。由于作者带着强烈的愤慨而作，文章也就写得酣畅而犀利，刘勰称其“辞刚而义辩”（《文心雕龙·移檄》）。这种特点与醇厚温雅的经学文风明显不同。
第四节 东汉前期的论说散文
从东汉建立到汉章帝时期，政局比较稳定，统治者不仅继续提倡经学，而且大力提倡谶纬迷信，并鼓励知识分子写歌功颂德之文。汉明帝曾在班固面前批评司马迁作《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称赞司马相如于病中“述颂功德”，作《封禅文》，堪称“忠臣”（班固《典引序》）。在这种导向之下，“述颂功德”的文章应运而生。这些文章又往往充斥着图谶符命等迷信的东西。班固的《典引》就是这样一篇歌功颂德之作。另外，此期论说文往往带有浓厚的道德化色彩。班固还作有赋体文《答宾戏》，此文在形式上虽是模仿《答客难》和《解嘲》的，却没有其中的牢骚不平，而是表白自己“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向，表现出浓厚的道德化的倾向。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那些不拘于儒家正统，思想和文风都自由活泼的文章。代表作家有冯衍、桓谭和王充。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他在两汉之际，是一个伟岸卓识而郁郁失志的人，由于归顺刘秀较晚，始终未受重用，只做过一段曲阳令。建武末年，他在困顿中给刘秀上疏自陈，其中说：“于今遭清明之时，饬躬力行之秋，而怨仇丛兴，讥议横世。盖富贵易为善，贫贱难为工也。”满腔怨忿之情，溢于言表。疏奏，仍不为用，他便辞官归里，作《显志赋》以表志。赋前之序长达五百多字，是一篇极富特色的散文。文中说：
冯子以为，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风与云蒸，一龙一蛇，与道翱翔，与时变化，岂守一节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进退无主，屈伸无常。故曰：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与物趋舍。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阔略杪小之礼，荡佚人间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
年暮岁衰，悼无成功，将西田牧肥饶之野，殖生产，修孝道，营宗庙，广祭祀。然后阖门，讲习道德，观览乎孔老之论，庶几乎松乔之福。上陇阪，陟高冈，游精宇宙，流目八纮，历观九州山川之体，追览上古得失之风。
冯衍追求一种自由超脱的生活，他让自己在读书论学、观览山川、考究往古中寄意寓心，充满自得之乐。这种不守一节、恬然肆志的人生态度显然与正统儒家有异而颇具老庄之风。老庄思想的引入使冯衍这些文章写得极自由畅达，富于个性色彩。明代张溥曾说：“夫西京之文降而东京，整齐缛密，生气渐少。敬通诸文，直达所怀，至今读之尚想见其扬眉低几，呼天饮酒。”（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这样的作品和整齐缛密，生气渐少的流行文风是大不相同的。
桓谭（前38？－32）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宿县一带）人，成帝时以父任为郎，王莽时为掌乐大夫，光武时为议郎给事中。他敢于公开批判盛极一时的谶纬迷信。据《后汉书·桓谭传》说：“是时帝（汉光武帝刘秀）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于是桓谭上《抑谶重赏疏》。书中揭露奸邪小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批评刘秀“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另外还劝告刘秀对臣下施以重赏。文中直截了当地阐明观点，对刘秀的批评亦直言不讳。文中也不引经据典，唯一的一处征引是：“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这显然是把老子的“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加以改造，以适合自己的观点。上谏书、讲道理不引用儒家经典，却改造道家之言以立论，充分显示了其为文的自由疏放，不拘一格。桓谭还作有《新论》，此书已严重散佚，从仅存的片段来看，书中抨击谶讳和一切虚妄迷信之说，也可谓不遗余力。其风格朴素而明快，毫无陈腐的经学气。王充曾称赞《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又称桓谭等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论衡·超奇》）由王充的推崇不难了解桓谭作品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独抒己见的风格。
王充（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于细族孤门，只做过下层官吏。他早年入洛阳太学，曾拜班彪等著名学者为师，好读书，博览而不守章句。王充是个不合于流俗而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在《论衡·自纪》中说：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情，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没华虚之文，存敦庞之朴，拨流失之风，反宓戏之俗。
《讥俗》和《政务》今已不存。《论衡》是古代思想史和散文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对当时流行的迷信、虚妄、庸俗、僵化的思想观点和社会风气作了全面的批判，并且显示了不同于流俗的文风。
首先，《论衡》一书带有强烈的求实精神。王充自觉地以道家的自然哲学批判谶纬迷信、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等虚妄之言。《论衡·自然篇》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万物之生，含血之类，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说以为天生五谷以食人，生丝麻以衣人，此谓天为人作农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其义故疑，未可从也。试依道家论之。”《初禀》篇说：“自然无为，天之道也”；《寒温篇》说：“天道自然，自然无为”；《谴告篇》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道家的自然学说为《论衡》注入了浓厚的理性精神。书中往往广泛列举事实对谬说妄言逐项批驳，用事实证明其荒唐不实。同时，王充又非常讲究论辩的逻辑性，特别擅长从对方观点中找出自相矛盾之处，揭示其谬误。文章显得有理有据，具有无可辨驳的说服力。
其次，《论衡》充满了怀疑、批判精神，带有孤傲反俗的色彩。自然学说的导扬，必然与世俗行为及观念产生冲突，《论衡》的写作，就有鲜明的反世俗的目的。书中以“显实诚”，“疾虚妄”的精神，分析百端，独抒己见，甚至“有所发擿，不避上圣”，对汉代的俗儒的揭露，更是尖锐而深刻。例如《正说篇》指出：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这里不仅批判了俗儒笃信师说，陈陈相因的腐败学风，而且指出其原因在于治经之人为追求利禄而“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而以经学取士则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总根源。这样，王充批判的锋芒就直接指向了汉代思想文化政策下的士风与社会风气，以及依附于这一政策的整个儒士阶层。这种强烈的批判精神造成《论衡》“违诡于俗”的写作特点。王充明确指出：“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违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论衡·超奇》）《论衡》从思想观点到文章风格都是与世俗相违的，它的锐利的锋芒和泼辣的文词与当时盛行的文风迥然有异。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指出：“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
《论衡》一书鲜明地体现了王充崇尚真美的创作思想。《论衡·对作篇》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王充提倡的“真美”，一是指事实之真，二是指主观情感之真。书中对往古以来书传杂说中一切虚诞之辞加以辨诘批驳，即属于恢复事实之真的范围；而力倡主观情感之真，则直接来源于道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的思想。《超奇篇》说：“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符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又称赞桓谭“文由胸中而生，心以文为表”。这种创作思想必然导致反对因袭模仿，追求创作个性。《自纪》称“充书既成，或稽合于古，不类前人”，可见此书卓然独创，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针对世人“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的诘难，王充指出：“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论衡·自纪》）同时，《论衡》的写作力求通俗晓畅，不假雕饰，甚至信笔而为，颇伤芜杂。针对别人对《论衡》“不能纯美”的指责，王充指出：“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针对别人对《论衡》“形露易观”的指责，王充又指出：“《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知，不务深迂而难睹。”（同上）《论衡》这种自然浅显的文章风格和追求典雅、艰深的流行文风自有天壤之别。当然，王充虽追求自然平实，但也不排斥文采，文中有不少精妙的比喻，间以灵活多变的偶句和韵语，再加上感情充沛，读起来便显得酣畅流利，节奏铿锵。
《论衡》的缺点是反复辩难，未免繁冗，有失简洁之旨。
第五节 东汉后期的论说散文
和帝、安帝两朝，东汉的政治已开始走下坡路，顺帝以后，外戚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逐渐形成，到了桓、灵之世，已是国将不国。由于朝政和世风都日益腐败，忧世和愤世之情便在文人当中弥漫开来。这一时期，老庄的思想更加流行，一些文人在儒家学说之外博涉旁通，思想行为通脱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论说散文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是文章的批判性增强了，愤世嫉俗的色彩更浓了。这一时期出现了几部比较有名的政论文专著。如王符（生卒年不详）的《潜夫论》、崔寔（？——170）的《政论》、仲长统（180——220）的《昌言》等。书中敢于触及现实矛盾，大胆表现作者的忧愤，有些作品还提出了一些疗救时弊的设想。这些作品在思想上也往往不拘一格，杂取各家学说。如崔寔《政论》中针对现实弊端说：“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明显表现出法家思想的影响。此外，这时还有一些单篇的奏疏、书信和论文，也都大胆揭露时弊，批评当权的外戚、宦官。这些作品一反东汉前期那种雍容舒缓的文风，发言激切直率。如李庸等人在党锢之祸中下狱，陈蕃作《理李膺等疏》，上疏营救，其中说：“臣闻贤明之君，委心辅佐；亡国之主，讳闻直辞。故汤武虽圣，而兴于伊、吕；桀纣迷惑，亡在失人”，李膺，范滂等人“正身无玷，死心社稷”，却“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这种行为“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始皇焚书坑儒，何以为异！”完全是直言指斥，不避祸害，生动体现了汉末“党人”的刚正品质。这一时期，士大夫激扬风气，砥砺名节，相互品评题核；还有些人以名士自居，蔑视权贵，愤世嫉俗。这种风气也对散文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朱穆有感于世风浇薄，作《崇厚论》，文中指出：“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夫中世之所敦，已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于此乎！”完全以老子之言立论，抨击仁义和礼法。朱穆还有《与刘伯宗绝交书》和《绝交论》，批判背弃朋友的行为和以私利相交的世风。《与刘伯宗绝交书》中说：
昔我为丰令，足下不遭母忧乎？亲解缞絰，来入丰寺；及我为侍书御史，足下亲来入台。足下今为二千石，我下为郎，乃反因计吏以谒相与，足下岂丞尉之徒，我岂足下部民，欲以此谒为荣宠乎？咄！刘伯宗，于仁义道何其薄矣！
文章似信手而成，但句句斩钉截铁，掷地有声，辛辣嘲讽了刘伯宗得宠忘旧，不顾交情，表现了作者刚肠疾恶地性格。又据《后汉书·文苑传》，当时又有刘梁“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作《破群论》。”侯瑾也作有《矫世论》，“以讥刺当时。”另外，高彪的《复刺遗马融书》和赵壹的《报皇甫规书》也是此类文章的代表。高彪曾求见大儒马融，适逢马融患病而未得见，高彪便报书说：“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华夏，犹挥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归德。公今养痾傲士，故其宜也。”马融见书大愧，派人辞谢追请，而高彪却径去不还。赵壹曾求谒弘农太守皇甫规，门者未及时通报，赵便远去不还，皇甫规闻讯，急命人致书谢罪，欲与相见，而赵却报书对他加以讽刺挖苦，并表示：“但关节疢动，膝灸坏溃，请俟它日。”高彪和赵壹都是孤高傲世，任情不羁之人。这两篇文章对当世名人冷嘲热讽，正是其桀傲人格的体现。在这类作品中，士的独立人格与社会的冲突显得尤为突出，其文风也更为泼辣恣肆，它们实际上已开了孔融等人通脱峻直的文风的先声。
其次是文中表现的人生追求更加多样化、具体化，一些作品直接表现富于老庄色彩的生活内容，充满艺术情趣。例如延笃在《与李文德书》中描写自己家居读书，悠然自得而物我两忘：
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虽渐离击筑，傍若无人；高凤读书，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也。
延笃曾从古文经学大师马融受业，是个典型的儒生，后因触忤梁冀，免官归家。这里所写的，就是他的闲居生活。作者完全沉浸在读书咏《诗》的乐趣中，忘记了自身的存在。尽管所读之书大部分是儒家经典，但所求却只在自娱，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和老庄的境界极为相近。
此后的仲长统对这类生活理想还有更具体的描述，《后汉书·仲长统传》说：“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其《乐志论》中说：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还市（匝），竹林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作者在优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上，游戏田园，讲道论书，弹琴咏歌，其精神世界仿佛也就在这种生活中升华，进而达到超世绝俗，与道合一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作者一方面保持着精神的高远超脱，一方面又在富于感性的文化实践中愉悦身心。这是艺术型的人生，作者笔下这种人生境界极富艺术的特质。
另外是骈文的体式日臻成熟。东汉前期的散文中已出现了重视骈偶和辞藻的倾向，到了此期，这种倾向则更为突出。不少作品以对偶句为主，辞藻华美，音韵铿锵，初步具备了骈体文的特征，如上引仲长统的《乐志论》，不仅对偶，而且用韵。这种文章，离魏晋以后成熟的骈文，已经距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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