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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诗坛从整个文学发展史来说，呈现出一种过渡的姿态。西晋初年的傅玄、张华，虽承建安、正始余风，但渐开雕饰之习。太康（280－289）、元康（291－299）年间，是西晋文学的繁盛期。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为文学的繁荣提供了保障。此时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比肩文坛，蔚为兴盛。此时文坛多歌颂太平的诗作，庙堂气十足。诗歌尚雕琢，艺术形式有所发展。代表诗人是陆机和潘岳。其中左思的作品独树一帜，特具风骨。西晋末年，玄风日炽，玄言诗开始侵入文坛。玄言诗注重玄理的领悟，不注重诗歌语言的琢磨，致使语言淡乎寡味，惹人生厌。不同的诗人有刘琨、郭璞。前者承续建安余绪，诗风刚劲有力，后者以游仙诗的独特形式，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避祸远世的心情。东晋是玄言诗的鼎盛时期。玄言诗的成就不高，直到晋宋之际陶渊明清新自然的田园山水诗的出现，文坛才有了可观之作。东晋诗歌的艺术成就普遍较低，但是散文成就不低，王羲之、陶渊明的散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一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文学
西晋初年，晋武帝统一全国后，为了稳定统治，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出现了太康年间短暂的小康局面。这一时期，西晋诗坛上出现了一大批作家，其中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最为出名。这时候的士族文人，大多沉湎于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中，既缺乏建安文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也丧失了正始文人对社会、对现实的深切忧患，只是一味地追求文学形式的华美，文学的“风骨”较之建安、正始时期明显地减弱了。当然也有例外，左思、刘琨的诗歌向来是被誉为有风骨的，不过，他们不是西晋文坛的主流派。西晋文坛的主流是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一些士族文人，他们大大地推动了形式主义诗风的发展。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对此期的创作评价是中肯的，他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衡。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因此总体说来，这一时期文人的创作成就并不算高。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今江苏松江县附近)人。祖父陆逊，为东吴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大司马。吴亡入洛，得到张华的赏识，与其弟陆云名动一时，时人誉之为“二陆”。陆机诗、文、辞赋皆有成就。赋体的文艺批评著作《文赋》，是论文的名作。而《叹逝赋》、《吊魏武帝文》，都写得凄婉动人。陆机的文风对当时文坛有深刻的影响。
总体说来，陆机诗歌创作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内容贫乏，且多数是模仿之作。陆机抒发的不过是士大夫的一般感慨，诸如光阴易逝、人生苦短之类，却竭力铺排文辞，使作品繁冗乏力，流于堆砌呆板，如其《长歌行》：“寸阴无停晷，尺波岂徒旋？年往迅劲矢，时来亮急弦。远期鲜克及，盈数固希全。容华夙夜零，体泽坐自捐。”便是如此。陆机写过好多乐府诗篇，其中大部分是严格按照乐府古题的题义、模仿早期歌辞写作而成的，除少数几篇，很难见出其个人生活和性情。黄子云《野鸿诗的》评其“踵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他的《拟古诗》十二首，虽曾名重一时，也不过是用自己语言将各篇原来的内容再说一遍罢了，缺乏创造性。陆机诗的这些特点使他成为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之一。二、辞藻繁缛华丽，形式多用排偶。《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张华对陆机的批评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陆机赋诗素有卖弄文采之嫌疑，故其文辞难免繁缛，不避累赘。不过，陆机的诗歌语言非常注重色彩和声调的搭配，读来还是相当典雅华美的。陆机诗歌爱用排偶，通常排偶占大半篇幅以上，像《苦寒行》、《招隐诗》等已接近通篇对仗。而在建安诗歌中，排偶只是偶一为之。陆机诗歌的这些特点，在当时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且对南朝文学产生了影响。
虽然陆机作品有以上不足之处，也有少数作品较为可取。如《赴洛道中作》：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诗描写旅途的景象和客游的哀伤，突出表现了孤寂的心情。他并非单身远行，但诗歌给人强烈的形单影只的感觉。“夕息抱影寐”，造语新奇，也有很强的表现力。“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二句，写出了凝视明月下露珠下滴的情形，寂寞人的形象很分明。诗中语言的清新与情感的深沉水乳交融，给读者强烈的艺术震撼。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开封附近)人。少年即有才名，热衷于仕进，媚事权贵。晋惠帝时，一些文人名士趋附权臣贾谧，有二十四友之目，“岳为其首”。但潘岳的仕途并不得意，所以常常苦闷萦怀。赵王伦执政时，潘岳因与孙秀有隙，为其所害。
潘岳与陆机齐名，也是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其文风在追求绮丽、喜欢铺陈等方面与陆机一致；其诗歌内容与陆机一样不够深厚，其艺术表现的特点之一也是追求词采的华艳，所以孙绰说“潘文烂若披锦”。但是较之陆机，潘岳在语言的创造方面显得比较平庸。若较两者诗歌的优劣，潘诗要略高一筹，因为潘诗中间或有真挚的感情，尤其是其名作《悼亡诗》三首，更是感情真挚，哀婉动人。其一云：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击犹可击。
“帷屏”四句写物是人非、触景伤情之感，“春风”四句写沉浸于悲哀之中不觉时光匆匆而过，让人心有戚戚焉。潘岳的悼亡诗是后世悼亡诗的楷模，后人写哀悼亡妻的诗也多用“悼亡”为诗题。
潘岳又“善为哀诔之文”。王隐《晋书》也称他“哀诔之妙，古今莫比，一时所推”。他的《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等都以善叙哀情著称。如《哀永逝文》说：“昔同涂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谓原隰兮无畔，谓川流兮无岸。望山兮寥廓，临水兮浩汗。视天日兮苍茫，面邑里兮萧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欢哀兮情换。”写丧亲之痛，写亲人的离去让周遭的一切都变得空旷萧条，表现哀情曲折而深入。这不仅是潘岳个人的特点，也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悲哀不仅被当作心理事实来描述，而且，作家在这种描述中也追求着富有美学效果的感动。
第二节 左思与刘琨
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寒族。其妹左棻因文才出众，被召入武帝内宫，左思遂举家迁至洛阳。左思曾为权臣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初来京都，左思尚有求取仕进，报效国家的志向，然而排斥寒族的门阀制度最终浇灭了他的热情，驱使他退出了官场。左思将满腔愤慨，贯注到了名作《咏史诗》中。
左思的《咏史诗》，相较于“洛阳为之纸贵”的《三都赋》来，文学成就更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更高。
以“咏史”为诗题，始于东汉的班固。班固的《咏史》诗，直书史实，钟嵘《诗品序》评为“质木无文”。建安以后咏史诗的作者更多，王粲、阮瑀有《咏史诗》，曹植有《三良诗》，与左思同时的张协也有《咏史》诗。其写法多是实咏史事，略抒感慨。左思之作，则是借古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是对咏史诗的一大新变。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左思的《咏史》诗是变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摅胸臆，乃又其变。”
确是的论。不过左思的变体，比起正体来，艺术成就高多了。
左思在诗中表达了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和为国立功的雄伟抱负，如第一首“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云云。但咏史诗的中心仍在于批判丑陋的门阀政治，揭露士族垄断政治，而使寒门士人怀才不遇、沉沦下僚、有志难伸的黑暗现实。如其第二首：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涧底之松，因生于卑下之处，纵使高大挺拔，竟被山顶的小树苗所遮蔽，这是“地势使之然”，也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出身寒门的士人，即使身怀经国济世的雄才伟略，也只能沉沦下僚，英雄无用武之地。作者对此有切身体会，因而既是对门阀制度的强烈抗议，也是诗人上进之心受阻的愤激。
现实的进取受阻，诗篇便变表现诗人对精神高境界的追求。诗人写到：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其五）
起手写世胄高门的豪奢生活，继而笔锋一转，说自己不是攀龙客，而只愿作一位像许由那样高蹈出世的隐士，以显示傲视权贵，俯笑王侯的气概。末句“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则以千仞高岗、万里长流来象征自己的情怀，使诗歌满贯豪情。
左思的咏史诗“文典以怨”，诗中多征引史实，故曰“典”；他借史实抒写对现实的愤懑，故曰“怨”。其咏史诗笔力雄健，基调高昂，气势雄浑，《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实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
除咏史诗之外，左思的《娇女诗》也颇值得注意。左思是第一个为儿童写诗歌的人，在他饱含爱意的笔下，左思两个小女儿天真娇憨之态被描摹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最能见诗人的真性情。后来陶渊明的《责子》诗，杜甫《北征》中的片断，李商隐的《骄儿诗》都受了《娇女诗》的影响。从左思的《娇女诗》可以也看出，魏晋的诗歌开始将笔触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来了。
刘琨(270-317)，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东南部)人，出身士族。早年好老庄，喜清谈，生活浮华放荡，也是贾谧“二十四友”之一。西晋末年，天下大变，他经历国破家亡，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最终成为爱国志士。他与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更是佳谈。刘琨前后思想的转变，清晰地反映在《答卢谌书》中：“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怀帝、愍帝时，面对外敌入侵，他历任刺史、大将军等职，在北方辗转抗敌，孤军奋战，屡败而无悔。后因战争失利，投靠幽州刺史段匹磾，竟为段所害。刘琨的国破家亡之痛，英雄末路之悲，发之于诗，既慷慨激昂，又沉痛无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扶风诗》写到：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薇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匆重陈，重陈令心伤。
诗前半部表现对故国的深沉眷恋。继而描写路途艰险，四面楚歌的困境。从不畏艰难的前进中诗人爱国的至诚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篇末李陵的典故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抗敌斗争的真正困难来自统治阶级内部。透露了晋政权的腐朽没落。该诗充满忠愤忧患之情。心到笔到，对结构、修辞均无讲究，然而沉痛悲凉之气油然而生，感人至深。
刘琨的诗，《诗品》评为“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文心雕龙》说是“雅壮而多风”，皆言诗中慷慨而深沉的感情。这种慨然之情在西晋一般诗人身上是难得见到的。
第三节 郭璞与游仙诗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绛县附近)人。好经术，博学多识，通古文奇字，又喜阴阳卜筮之术，因此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怪诞传说。西晋末北方乱起，郭璞南下避祸。东晋元帝时任著作郎。后因反对王敦谋反而被害。
郭璞的代表作是《游仙诗》。游仙题材可以远溯到战国时期，屈原作品中就有游仙内容的描写，而以“游仙”为篇名则始于曹植。清代学者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说：“游仙诸诗嫌九州之局促，思假道于天衢，大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有取焉。若始皇使博士为《仙真人诗》，游行天下，令乐人歌之，乃其惑也，后人尤而效之，惑之惑也。诗虽工，何取哉？”将游仙诗分为两类，一类为“骚人才士不得志”之作，出于屈原的《远游》。另一类游仙诗兴起于秦代，其内容当不出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继承前一类的有曹植的《五游诗》、《远游篇》、《仙人篇》、《游仙诗》等；阮籍在《咏怀诗》中写屡次写到游仙。但在他们，写游仙不过是抒其愤世之情。郭璞也是如此，其诗中将老庄思想与道教神仙之说相杂糅，借游仙以咏怀，歌咏高蹈出世的精神，寄寓着避祸远乱的思想感情。所以《诗品》谓之为“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游仙诗》第一首：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岗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诗中“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表示了对豪门贵族的轻蔑与否定。“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则表达卓尔不群的精神品质和不与时俗同流合污的感情。第五首“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表现了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感慨。
郭璞的游仙诗的特点是语言极为形象生动。如第三首说：“翡翠戏兰茹，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将想象中神仙居处的生活情态，用形象鲜明而感性十足的语言描绘出来，给人以历历如在目前的感觉。《诗品》说他的诗“彪炳可玩”，正是指出了这种特色。西晋时期，玄学有了进一步发展，至西晋末年兴起了玄言诗。《诗品》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郭璞处在这样的文学风气之中，却“变创其体”，写出了与他那个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语言完全有别的作品来，确为难能可贵。
第四节 《兰亭诗》与东晋玄风
玄言诗兴盛于东晋，晋穆帝永和时期尤烈。这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日炽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东晋皇室与士族权力相对平衡，东晋政局的相对平和及此期特殊的士人心态有关。
晋室南渡之前，玄学清谈在北方已经十分盛行，南渡后，玄学的风气愈演愈烈。士人热衷清谈，主要是为了逃避惨不忍睹的社会现实，于是将满腔热情转移到老庄玄道上来，这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具体说来，魏正始时期已经出现了玄味颇浓的文学作品，如阮籍等人的诗歌。不过，那时文学作品并未因玄哲思想的渗入而放弃文学的形象性和抒情性。而东晋文学，却普遍使用淡乎寡味的哲理语言来谈玄说理，完全失去了文学的风味。关于这一点，后来的各种文学评论中都有涉及，如《宋书·谢灵运传论》说：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驰骋文词，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响联词，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词，无闻焉耳。
所谓“玄言诗”，顾名思义就是那些专述老庄哲理的诗。从西晋末年开始，由于清谈玄理风气的盛行，“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坛渐为玄言诗所垄断，其代表作家为孙绰、许询等人，他们的创作都“平典似道德论”。《续晋阳秋》、《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对此皆有同样的看法。
东晋玄言诗的发展，与佛教的传入和渐次流行大有关系。佛教由东汉开始输入，经历三国时代，到两晋时期更为兴盛，佛寺日渐增多，佛经大量被翻译出来。士族文人主要吸收的是佛学中的唯心主义哲学，把玄学推到了更高的阶段。故玄释合流，成为东晋孙、许等人玄言诗的重要特点。玄释合流，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名士如孙绰、许询皆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庄之学，玄佛互相渗透。而如王导、谢安、简文帝、孙绰、许询、王羲之、殷浩等人与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释道安、竺法汰等过从甚密，佛学与玄学受到同样的尊重。这种佛老兼修的风尚，给了东晋士人以极大的影响。加之他们生活在一种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之中，自然少了阮籍、嵇康等人的放浪形骸，而是追求一种身在庙堂，心系山林的逍遥生活。这种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山水、清谈和诗酒风流。玄言诗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写下来的。
玄言诗的特点，前人论说得很多，主要以负面评价居多。这也难怪，淡乎寡味，抽象无趣的语言难免给人面目可憎之感。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确是的论。我们先来看一首孙绰的《答许询》诗：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这种诗已经完全失去文学趣味，几乎不成其为诗了。人们欣赏不到任何形象生动的诗歌语言，感觉就是老僧布道，味同嚼蜡。当然有些玄言诗虽在谈玄说理，却将枯燥的玄理寄寓在具体的对象之上，辅之以清新喜人的形象，自然感觉就会不同。还是以孙绰的《秋日》诗为例：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诗写仲秋时分万木萧条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抚菌悲先落”用的是《庄子·逍遥游》中“朝菌不知晦朔”的含义，写悲秋之感，寓岁月匆匆、人生苦短之意。“攀松羡后凋”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语典，表达自己的节操志向。“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直抒胸臆，表明自己厌弃市朝之情。“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用《庄子·秋水》典故，说自己这种逍遥林下的生活，可以和庄子的濠上之游相媲美。这首诗的写法以及所表现的哲理，与《答许询》颇有相似之处，不同在于该诗形象可感，抒发性情——而这对于诗歌是极为重要的。
东晋玄言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诸人的说理诗，宋明理学家之诗，都或多或少受其熏染。玄言诗主宰东晋文坛长达百余年时间，虽然艺术成就不高，但却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我们应该从玄言诗为诗歌在说理上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上加以总结和学习。
由于玄风的影响，东晋诗乏善可陈，名家零落。但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四十余名士的兰亭雅集，却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余香悠远。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县）人，久居浙江山阴。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也是东晋有名的名士，曾官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王羲之为人洒脱率真，虽出身士族，却不愿为官，喜好隐居山林，与清谈名士交游，在山水自然中怡情养性。《东晋·王羲之传》说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至。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王羲之与朋友们流连于会稽的佳山水中，整日诗酒风流，逍遥度日。兰亭之会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聚会。
这次聚会发生在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古人于三月上旬巳日，有“修禊”习俗，即在东流水洗濯，祛祸禳灾。后来发展为暮春之初在水边宴饮嬉游，祛祸禳灾的目的倒是变得不重要了，兰亭雅集便是如此。此次聚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会者多达四十馀人，真可谓名流荟萃，规模宏大。聚会主要是为了欣赏山水，饮酒赋诗。为了增加趣味，采取流觞赋诗的方法，流觞所至，即席赋诗。作诗的规矩是每人作四、五言诗各一首。这次聚会上，王羲之、谢安、孙绰等11人成四、五言诗各一首；郗昙等15人各成诗一首；谢瑰、卞迪等16人作诗不成，罚酒三巨觥。共计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由王羲之代为写序，那便是闻名天下的《兰亭序》，兹录其下，以为欣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文章记叙阴兰亭修禊事的经历，抒发对人生的感慨。开头一节，描绘兰亭周围“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优美风光，文字平易清隽，没有深奥枯槁的毛病。既而从游览之乐，转言乐情易逝，人生难久的感慨，指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情绪虽然较为低沉，但是真实反应了东晋士人的精神风貌。
曲水边上诸名士的即席赋诗，即所谓的兰亭诗，其内容或畅叙暮春游赏的快乐之情；或抒发由山水欣赏中顿悟的玄理。写游赏的乐趣，既包括山水美景给人带来的视觉享受，美酒给人带来的味觉享受，也包括曲水流觞、即席赋诗给文人带来的精神享受，是人在美好的自然景致和优雅的人文氛围中得到的全身心的审美愉悦。王羲之写道：“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馀馨。”孙统写道：“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另有一些诗是写在山水陶冶中的忘我境界，忘掉忧愁，忘掉烦恼，全心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如王蕴之的“散豁情志畅，尘缨忽已捐。”王玄之的“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情流。萧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 王徽之的“散怀山水，萧然忘羁。”这些意思，和王羲之在《兰亭集序》前半部分所表达的思想差不多。还有一些作品表达了在山水游览中体认玄理的，如王羲之的“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谢安的“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前者是从山水游赏中体悟到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后者则是抒发万物浑一、不辨彭殇的玄理。
玄言诗就其整体而言，艺术成就不高。但是玄言诗人从山水悟道，使他们的诗歌不仅更多地关注自然，还在诗歌中越来越多地描写自然风光，这给后来的山水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从玄言诗到田园山水诗是诗歌内在的演化过程。一直到东晋末年杰出诗人陶渊明以其清新可人的优秀田园诗作注入诗坛，东晋文坛的沉寂局面才被打破。从此，文学题材和风格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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