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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强转衰，中唐社会内忧外患频仍，士人心态的主流已不是初盛唐时期的昂扬与奋发，文学的面貌也因此发生显著变化。中唐诗人对盛唐诗艺做出全新的变化，开辟了众多新的艺术方向，产生深远影响，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在宋代以后艺术发展的基本方向，正是在这个承先启后的意义上，清代诗论家叶燮指出，中唐不只是唐诗之中，而且是“百代之中”（《原诗》）。中唐诗歌在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中唐诗歌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安史之乱爆发到德宗贞元前期约四十年间，这一时期是开天盛世向元和中兴的过渡，士人的心态萧瑟衰飒，大量诗歌作品表现出孤独寂寞的心情，诗风清雅高逸。这一时期的诗风被称为大历诗风；德宗贞元后期到宪宗元和年间，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相对稳定，唐王朝出现短暂的中兴局面，一大批士人积极要求政治改革，提倡儒学复兴，表达了强烈的现实关怀，诗歌也因此而呈现出旺盛的创造力，产生丰富的新变，出现“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的局面。
第一节 大历诗风
从安史之乱爆发到德宗贞元年间，活跃在诗坛上的一批诗人，多数身经开元盛世，安史之乱所引发的近十年的战乱，给他们的身心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他们失去了盛唐士人乐观昂扬的精神风貌，沉浸在萧瑟衰飒的心境中，诗风也由重风骨转向重情味，追求恬淡宁静的意趣，表现技巧也多有变化。最能代表大历诗风之特点的，是“大历十才子”的创作，而韦应物和刘长卿则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
韦应物(737？—792？)，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15岁时靠门荫成为唐玄宗的三卫近侍，生活放浪不检。安史之乱起后，他折节读书，进士及第，于广德元年(763-)出任洛阳丞，大历十年前后任京兆府功曹参军，建中四年(783)夏，出任滁州刺史，贞元元年（785）秋，调任江州刺史，贞元四年（788）出任苏州刺史。贞元七年（791）罢职，寄居苏州城外永定寺，约卒于贞元八年（792）。后人称他为韦江州、韦左司、韦苏州。他的诗作今存约五百六十余首。
韦应物少年时任侠负气，其作品中不乏慷慨大志，如《寄畅当》云：“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诗中的豪情，很有盛唐之风。但是，这样的激情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诗人生活的巨大变化而一去不返。韦应物后期写过《骊山行》、《温泉行》、《逢杨开府》、《燕李录事》、《酬郑户曹骊山感怀》等一系列作品追怀开元盛世和自己的早年经历，但其中所萦绕的已经是盛世不再的今昔之慨。
韦应物后期的作品表达了对战乱后的社会现实的忧虑与失望，《睢阳感怀》、《经函谷关》、《登高望洛城作》等诗，嗟叹安史之乱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像《经函谷关》还涉及藩镇割据的问题。他有不少作品表现民生疾苦，特别是农民的苦难生活，如《规田家》不但写出了“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始”的田家劳作，更写出了“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的贫困。《采玉歌》、《夏冰歌》写被生活所迫的采玉人，凿冰人的痛苦生活，《长安道》、《贵游行》讽刺豪门贵族的腐败生活。
韦应物长期担任地方官，他有不少作品表达了自己为民父母而不能出民水火的痛苦自责，如《始至郡》、《寄李儋元锡》、《高陵书情奇三原卢少府》、《答崔都水》。其中“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深刻地传达了内心的愧疚之情，历来为人称诵。
韦应物在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上，自成一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的这类作品通过清淡幽美的山水意象，传达作者恬淡自适和寂寞幽独的意绪，风格澄淡、意境超逸、气韵温润、语言洗练，为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开创出极富个性的新面貌。他最有特色的山水田园诗，是以五言古体写成的，如《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将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这首诗从天寒怀人落笔，以空灵的笔法勾画出山中道士远离人间烟火气的超逸孤高，而作者本人的山林之思、世外之想也尽在不言之中，全诗意境萧疏澄淡，在相思怀人的情味中，传达了清朗出尘的意韵。此诗为五言古诗，笔意自然质朴，很好地烘托了内在的意韵，前人称之“一片神行”的“化工之笔”（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引）。又如“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同德寺雨后》），“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游开元精舍》），“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幽居》）等，都被诗话家评为“不加修饰，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特秀”（《载酒园诗话又编》）。
韦应物有些用绝句与七律写成的山水田园之作，也传诵后世，如《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谓之“一展天趣，分明写出画意”。又如《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为报洛阳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此诗在开阔萧疏的景色中，写出诗人离开洛阳官场之地后的散淡自在之情。
从艺术渊源上讲，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受到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影响，他深得陶诗“寄至味于淡泊”的真趣，也有王孟诗歌描绘山水，极具风神的特点，但由于精神和生活经历的差异，他的作品呈现出萧疏散淡的独特风格。韦应物的山水田园之作，多是在任地方官时所作，在为官生活中体会山水田园之乐，寄托自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这种生活方式与思想感情，古人谓之吏隐。韦应物欣赏陶渊明抗俗的傲骨，但他自己并不能真正抛弃世俗功名，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陶渊明笔下的田园，恬淡和谐自然，是其理想的真正寄托，而韦应物笔下的山水田园则折射了他萧瑟的心境，高情远韵往往以萧疏清冷的情调来传达。至于王孟诗中高华开阔的风神气象，也是韦诗所缺乏的；尽管如此，韦诗能以“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白居易《与元九书》)，他的吏隐生活与体验，以及在盛世已逝的时代中的独特情感，都在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古代士人中更具普遍性，因此他所创造的萧疏散淡、高雅精致的山水田园诗格，就获得了众多的共鸣。他本人也因此被后人与王、孟、柳宗元并称为山水田园诗的典范。
刘长卿（726？—789至791），字文房，郡望河间（今河北献县），籍贯宣城（今属安徽），出生于洛阳（今属河南）。开元、天宝时读书求仕，应举十年不第，约于天宝十三载（754）及第。入仕后因刚直犯上，负谤入狱，两遭贬谪，最后官至随州刺史，世称刘随州。
刘长卿的诗，在当时和后代都影响很大，前人或称之“子美之后，定当推为巨擘”(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其诗作以凄凉萧瑟为主要的感情基调，着重表现怀乡伤别，羁旅行役，隐逸闲适，叹老嗟卑等题材，其中渗透着国事衰弊、身世飘零的感伤，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干。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篙迷，归人掩泪看。”诗中表现了对民生凋敝的深切忧虑。贬谪失意之苦，是刘长卿诗作的又一重要主题。刘长卿仕路坎坷，面对自己的命运，他也曾发出“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的愤慨之语，但更多的，还是沉浸在失意与凄楚的感受中，如《新年作》：“乡心新岁作，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又如《负谪后登干越亭作》“天南愁绝望，亭上柳条新。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诗作刻画贬谪的愁苦孤独与绝望，都写得很凄楚。这种迁谪之苦，与国事的凋敝经常交织在一起，如《送李录事兄归襄邓》“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丧乱后的凋敝凄凉与年华老大、身世飘零的慨叹交织在一起，诗意充满茫然无措的失落情绪。
刘长卿的诗作很注重写景抒情，尤其善于刻画落寞萧瑟的景象，从体裁上看，他的五古、五律与五绝都写得很好，他自己也以“五言长城”自诩。这些作品语言省净而富有韵味，如“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山含秋色近，鸟度夕阳迟”等，都是格高韵远的佳句；不少作品全篇意脉连贯，在舒缓的节奏、省净的语言中传达冲淡的情怀、孤高的品格和深隽的感情，如：“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寻南溪常山人山居》)他的五绝《逢雪送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以孤高幽远而又不乏萧瑟落寞的意境传诵后世，
刘长卿在七言律绝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在五言之上，他的七律语言洗练，声调流畅，景象鲜明，意境浑融，形成了清空流畅的独特风格，如《长沙过贾谊宅》：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这首诗是作者在任鄂岳转运留后时过长沙所作，诗中感叹贾谊的不幸遭遇，传达出浓厚的萧瑟悲凉情绪，全篇音节浏亮，对仗工整，使事精妙，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又如《别严士元》：
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情。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儒生。
这首诗于别情中寄托身世之叹，三、四一联写景细腻入微，隽永婉转，而全篇语言工稳、谐美而流畅，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刘长卿的七绝也写得清幽秀丽，如“寂寂孤莺啼古园，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无行处，万壑千峰独闭门”（《酬郑山人幽居》）。
也应该看到的是，刘长卿的思想感情不够丰富博大，艺术表现的才华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他的诗歌表达的情绪比较接近，意境塑造的手段也不够丰富，写景抒情有时就存在概念化、类型化的不足，如他的诗中“愁”、“悲”、“惆怅”、“寂寞”等词汇频繁出现；“夕阳”、“秋风”、“青山”、“芳草”、“落叶”、“沧州”、“潮水”等意象被反复使用，秋日寒林、夕阳万山之景屡屡出现，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批评他的诗“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而才窄也”，很切中他的弱点。
“大历十才子”是自代宗朝开始活跃于台阁诗坛的一批诗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成为大历诗风最典型的代表。代宗（762—779在位）初年，八年安史之乱刚刚平定，朝野上下暂时忘却种种现实矛盾，沉浸于“中兴”的幻觉之中。朝廷贵族热衷于铺张宴席，豪奢惊人，浮靡应酬之风盛行于官场，“大历十才子”正是这种风气中出现的诗人，他们富有才情，虽地位不高，但能靠自己的才华而陪从游宴，赋诗酬酢，据姚合《极玄集》记载，他们是钱起、卢纶、韩翃、李端、耿湋、崔峒、司空曙、苗发、夏侯审、吉中孚。《新唐书·卢纶传》所载与此相同。关于“大历十才子”所包括的诗人，后世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这里之所以依据《极玄集》与《新唐书》的意见，是着眼于十才子这一群体的形成，与代宗朝台阁唱和诗风有密切的关系。后世一些讨论“十才子”之组成的意见，多是从广义上着眼大历诗风的代表诗人，因此出现了将刘长卿纳入“十才子”的意见，但事实上刘长卿并未参与代宗朝的台阁唱和。“十才子”以其台阁唱和的共同经历，形成近似的诗风，也奠定了大历诗风的基本面貌。郎士元虽未列名于“十才子”之列，但他也活跃于台阁唱和，因此也可归入这个群体。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载驸马郭暧盛集文士，即席赋诗的情形可以据以了解他们的创作活动：
“郭暧，升平公主驸马也。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
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曰；“请以起
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出金帛名马遗之。是会也，端擅场。送王
相公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刘相公之巡江淮，钱起擅场。”
他们的应酬之作中，最擅长的题材是送行，钱起、郎士元的送行诗极受欢迎，“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祖饯，时论鄙之”（《中兴间气集》）。这批诗人都有良好的艺术修养，擅长近体诗的写作，风格清空闲雅，韵律和谐流利。其中成就较高的是钱起[1]、卢纶[2]、韩翃[3]、李端[4]、司空曙[5]、郎士元[6]。
十才子的创作倾向彼此有一些差异，如钱起以精工取胜，卢纶有慷慨之音，李端清丽宛转，韩翃诗风繁富，司空曙攻于近体。但总的来看，他们的诗风相当接近，闻一多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十子其实只是一个人。他们的诗歌是大历诗风的典型代表，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他们诗歌的内容主要是应酬唱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感受，由于身经丧乱，多流露出萧瑟落寞的情绪，最擅长歌咏赠友惜别、思乡怀亲的感受，如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
这首诗表达友人离别的感慨，流露出世事茫然，人生漂泊的凄凉况味，从中不难体会到诗人被动荡的时事以及无常的命运所折磨得疲惫而无奈的心情，诗句萧索，使人读来黯然神伤。类似这样的情调，在十才子的诗作中很常见。
他们还有大量的山水诗，大多写得闲雅恬静，韵味悠长，语言也很工巧，如司空曙《江村即事》：“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落月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又如司空曙的《听夜雨寄卢纶》：“暮雨潇潇过凤城，霏霏飒飒重还轻。闻君此夜东林宿，听得荷花几度声。”又如韩翃《寒食日即事》：“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就不足的方面来看，十才子诗人的作品，表现视野比较狭窄，多“写细碎之事”(《载酒园诗话》)，偏于抒写内心幽怨纤细的感受，缺少刚健的气骨和昂扬热烈的情感，因此前人谓之“风骨顿衰”、“风干衰，边幅狭”(《诗薮》)。在艺术上，他们的诗多用近体，“近体颇繁，古声实远”(《唐诗品汇》)，构思工致细腻，尤其是七律，成就更为突出。但由于精神面貌的影响，其诗作的格局不够开阔，明人胡应麟称“中唐（七律）陶洗清空，写送流亮，七言律至是，殆于无可指摘，而体格渐卑，气运日薄，衰态毕露矣”（《诗薮·内篇》卷五）。在意象的选择上，十才子的诗多使用萧瑟凄清的语汇和意象，类似意象的反复使用，使作品的艺术表现带上了程式化的特点，显示出作家艺术创造力的单薄。
十才子有些作品能够提炼新鲜的意象，构思巧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程式化的不足，如：
“野竹通溪冷，秋蝉入户鸣。乱来人不到，寒草上阶生。”（钱起《宿洞口驿》）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 （钱起《归雁》）
“溪上遥闻精舍钟，泊舟微径度深松。青山霁后云犹在，画出西南四五峰。”（郎士元《柏林寺南望》）
这些作品以新鲜生动的意象构造清幽淡雅的意境，秀雅飘逸，为世人所传诵。又如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李端《过谷口元赞所居》“重露湿苍苔，明灯照黄叶”等等，也精巧细腻，很见匠心。但由于精神气局的限制，这些细腻的用心并没有创造出开阔的意境，而只是以更深细的笔法来写凄清落寞之景，诗境的狭小，使有些构思就显示过于工巧。正如前人所说“开宝诸公用心处，在诗之大端而好句自得。大历后渐渐束心于句，句虽佳，而诗之大端失之”（《围炉诗话》）；“清气中时露工巧”(《岘佣说诗》)。
十才子有些诗作将细腻的感触和悲凉的意绪、萧瑟辽远的意境结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诗境，如卢纶《晚次鄂州》：
“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三湘愁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
诗中写江上云开日出，遥见汉阳城，诗境淡远辽阔，而三四句则以细腻的笔触，刻画行舟晚泊大江之上的独特感受。诗意在风起潮生，辽远浩淼的江景的映照下，刻画行旅孤独的漂泊之感，而末句则点出战乱中旧业已尽，社会纷纶，身世无托的凄凉。诗意工细与淡远相交织，而情绪仍是大历诗歌的典型情绪。
卢纶的《塞下曲》六首，很有豪情，但与盛唐边塞诗不同之处在于构思十分奇异，如其二与其三：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月黑雁飞高，单子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这些诗的构思，发常人所未发，奇情异想，而又合乎艺术表现之情理，寥寥数语，就将边塞将士的神勇朗健勾画于笔端，尤其是其三“大雪满弓刀”一语，生动地展现了将士的风骨。这组作品构思之精，带有大历时期的特色，但精神风貌又有别于大历诗歌的主体特点。
大历贞元诗坛，还有一些有成就，有个性的诗人，如戴叔伦、顾况、李益，他们的诗风与十才子等诗人既有类似之处，也有许多差异。
戴叔伦（732—789），字幼公，一说字次公，润州金坛（今属江苏）人，天宝中曾师事萧颖士，大历年间，在刘晏的盐铁转运使府中任职。建中元年（780），任东阳县令，后入李皋江西节度使幕为判官。兴元元年（784）守抚州刺史，未满任去官。贞元五年（789），因病罢容管经略使，上表请度为道士，未及还，卒于途中。戴叔伦在大历时期是有名的循吏，为政“清明仁恕”。他的作品对社会现实有较广泛的反映，如《女耕田行》通过女子耕田这一现象反映了战争给农村带来的破坏，对妇女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类似的作品还有《屯田词》、《边城曲》、《去妇怨》等。这样的作品继承杜甫的新乐府传统，对元白的新乐府有直接的启发。
戴叔伦还有不少作品表现了游宦羁旅之情，其中流露出身世飘零的疲惫与黯然，如《除夜宿石头驿》：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近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这首诗将羁旅的孤独寥落刻画得极为真切，被后人誉之为“客中除夜之绝唱”（《诗薮·内编》卷四）。其他如“岁月不可问，山川何处来？”（《吴明府自远而来留宿》）；“官闲如致仕，客久似无家”（《客中言怀》），都能写出游宦飘零的萧瑟之感。
戴叔伦还有一些作品精工闲雅，显示了诗人的艺术才能，如《苏溪亭》：“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阑。燕子不归春事晓，一汀烟雨杏花寒。”
顾况与李益，其创作特色与大历诗风的主导倾向有所不同。顾况(727？—815)，字逋翁，苏州(今江苏苏州)人。至德二年(757)进士，曾为校书郎、著作佐郎，贞元初，贬为饶州司户参军，曾至崂山受道簶，以后行踪不可考。与大历诗人偏重近体不同，顾况内容和题材都比较丰富，、《宜城放琴客歌》、《露青竹杖歌》、《上古》、《筑城》、《持斧》、《我行自东》、《公子行》、《行路难》诸章，揭露时弊，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有直接影响，如《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中《囝》一篇揭露了闽中官吏取闽童作阉奴的残忍行径：
“囝生南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顾况的诗还受到江南民歌的影响，《山中》：“野人爱向山中宿，况在葛洪丹井西。庭前有个长松树，夜半子规来上啼。”
有些作品以想象怪奇而著称，如《郑女弹筝歌》：“郑女八岁能弹筝，春风吹落天上声。一声雍门泪承睫，两声赤鲤露鳍鬣，三声白猿臂拓颊。”
其通俗的一面影响了张籍、王建和元稹、白居易等人，怪奇的一面影响了韩、孟诗派。他在艺术技巧上的多方面探索，很值得重视。
李益(748—829)，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大历四年（769）进士及第，大历六年，登制科，授华州郑县尉，后迁主簿。大约在大历九年以后至贞元初，他先后入渭北节度使臧希让、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灵州大都督杜希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贞元中，被幽州节度使刘济辟为从事，在军幕中度过了他的青壮年。后入朝，官中书舍人，右散骑常侍，以礼部尚书致仕。从大历到大和年间，李益诗名卓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益长期在军旅之中，这使他对边塞生活有比较丰富的了解，他的边塞诗写得最多，也最有成就，约有五六十首，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这些作品描绘了边塞风光，表现了边地风情，以及军旅的生活，如《观石将军舞》、《度破讷沙二首》、《观骑射》、《暖川》、《从军有苦乐行》等都是代表作；有些作品抒发了立功疆场、捐躯报国的壮烈情怀，如《送柳判官赴振武》、《再赴渭北使府留别》、《送客归振武》等，其《塞下曲》抒发报国杀敌的壮志，可上继盛唐边塞诗的风貌；“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李益边塞诗最独特的内容，在于真实地表现了军旅生活的艰苦，如“寝兴倦弓甲，勤役伤风露。来远赏不行，锋交勋乃茂。未知朔方道，何年罢兵赋”（《五城道中》）；又如“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暖川》）。还有一些作品表达了戍卒久戍思归的强烈愿望，诗句间萦绕着低沉感伤、凄怆悲凉的情调，如《从军北征》、《夜上西城听梁州二首》等，最为人传诵的是如下两首：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从军北征》)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
这两首作品，以低沉哀怨的笔法，刻画了所有戍卒沉浸于悲凉的乐声，乡思难禁的凄楚画面，作品从几十万戍卒的群体形象着笔，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几十万人心中压抑的思乡之情，而这心声又通过横笛、芦管的凄凉旋律获得传达，读来韵味悠长，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后一首诗据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天下亦唱为乐曲”。这些表现戍卒哀怨的作品，成为李益边塞诗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在盛唐边塞诗慷慨激昂的旋律之外，李益的边塞诗形成了悲壮宛转的独特风貌，
李益诗歌的题材比较广泛，一些乐府歌行作品揭露政治黑暗，表达对权贵的不满，如《汉宫少年行》、《轻薄篇》等；还有大量作品表现羁旅行役、相思离别，如《喜见外弟又言别》：“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全诗以平易质朴的语言，抒写亲人睽离，相聚不易的感慨，久经离乱、身世萧然的惆怅与落寞渗透在字里行间。李益还有一些以妇女为题材的诗作，很善于刻画女性的心理，如《江南曲》构思十分奇特：“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诗中的赌气之语，写出商妇的哀怨，也很切合人物的独特身份，全诗还带有民歌的天真风趣。又如《宫怨》“露湿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阳。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诗中的女子，感觉宫漏如海水一般滴之不尽，长夜耿耿、哀怨无尽的凄凉获得含蓄的传达。
李益诗各体皆工，尤以七绝擅场。《诗薮》评曰；“七言绝，开元以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他的七绝既有盛唐绝句的神韵悠然，又更细腻蕴藉，表现了一些不同于盛唐绝句的情调。这些七绝作品在当时流传很广。从总体上看，李益的诗语言自然，构思虽不乏匠心，但并无刻意求奇尚怪之处，诗作韵味悠然，体现了“清奇雅正”的艺术风格。李益从大历到元和一直对诗坛有较大影响，是中唐诗坛上的重要诗人。
第二节 韩孟诗派
宪宗元和年间，唐诗迎来了继盛唐之后的第二个创造高潮，前人所说的中唐诗歌，就是以元和诗坛的创作为代表。元和时期，名家辈出，竟为新变，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写道：“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 元和诗歌的新变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唐士人面对复杂的政治社会形势，希望维护中央集权、振兴儒学，挽救时弊。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自觉思考，以及重建社会价值观的自觉努力使诗歌表现了更丰富的理性思考。中唐士人积极投身现实政治，对政治斗争的复杂与险恶的体会更加深刻，许多人惨遭贬谪流放的命运。这些人生经历，使他们的情感趋于深沉，由此影响了诗歌的情感基调和艺术风貌。
2，元和诗歌在艺术上重“人工”，讲锻炼，追求创新与变化，艺术表现“惟陈言之务去”，对语言、体裁、表现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开拓，在审美趣味上，或以通俗直露，或以怪奇幽僻，深刻地改变了以盛唐诗歌为代表的典雅浑厚、天真自然、风神秀朗的诗歌审美趣味。
元和诗坛形成了按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来划分的诗歌流派。晚唐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将中唐诗人分为六派[7]。由于时过境迁，后人已无法确知其划分根据。清代中叶的诗论家李怀民，基于现存唐诗的实际情况，撰《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将中晚唐诗划分为以张籍和贾岛为代表的两大流派。当代学者更从中唐政治、社会、文化的变革和文学发展的潮流出发，将元和诗坛划分为韩孟和元白两大流派，认为“这两大诗派，一平易一险怪，但同时体现了中唐诗歌‘大变’的实绩，打破了大历以来诗歌的停滞状态，各自开辟了新的途径，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不小影响”。[8]
韩孟诗派的形成比元白诗派要早，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贞元八年（792），42岁的孟郊赴长安应进士举，24岁的韩愈作《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及《孟生诗》相赠，二人开始交往。此后诗派成员又有两次较大的聚会：一次是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796—800）间，韩愈先后入汴州董晋和徐州张建封幕，孟郊、张籍、李翱前来游从；另一次是元和元年到六年（806—811）间，韩愈先任国子博士于长安，与孟郊、张籍等相聚；后分司东都洛阳，孟郊、卢仝、李贺、马异、刘叉、贾岛陆续到来，张籍、李翱、皇甫是也时来过从，于是诗派全体成员得以相聚，这两次聚会，对韩孟诗派群体风格的形成至为重要。第一次聚会时，年长的孟郊已基本形成自己的独特诗风，从而给步入诗坛未久的韩愈以明显影响；第二次聚会时，韩愈的诗歌风格已经完全形成，他独创的新体式和达到的成就，已经得到同派诗人的公认和仿效，孟郊则转而接受韩愈的影响。通过这两次聚会，诗派成员酬唱切磋，相互奖掖，形成了共同的审美追求。
韩孟诗派在艺术上的共同追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明确提出诗歌是对内心激情的审美渲泄，而韩孟诗派所说的激情，又特别指向由现实坎懔所激发出的感激怨怼之情。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明确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从文章中来看，所谓“不平”，是指人受到触动，改变了内心的平衡而引起的感情波动，这种波动既可以是悲哀，也可以是喜悦的，但联系韩愈创作的整体来看，其所强调的“不平”，又更多地倾向于感激怨怼的情绪，《送孟东野序》推许孟郊的“善鸣”，就是着眼于他穷愁潦倒的人生遭遇。在《荆潭唱和诗序》中，韩愈提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就明确提出，发乎穷愁坎懔的“不平”之鸣，才能真正感动人。这一认识深刻地强调了诗歌的抒情特征，淡化了长期以来儒家诗教观念对诗歌抒情的礼教约束，极大地强调了情之感动，尤其是感激怨怼之情对诗歌创作的意义。
其二、在审美取向上，追求雄奇怪异。韩孟诗派追求对内心感激怨怼之情的审美渲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中正平和、典雅圆融的审美趣味，倾向于奇崛怪异的美学追求。如韩愈称赞孟郊诗“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戛”（《荐士》），称贾岛的诗“狂词肆滂葩，低昂见惨舒。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韩愈对李杜的赞扬，就充分着眼于李杜之雄奇，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想当施手时，巨仞磨天扬”。孟郊称自己为诗“孤韵耻春俗”（《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卢仝自谓“近来爱作诗，新奇颇烦委。忽忽造古格，削尽俗绮靡”（《寄赠含曦上人》）；刘叉自称“诗胆大如天”（《自问》）。由于心胸不够开阔，这些诗人的具体创作，往往有刻意求奇尚怪之处，但他们在美学趣味上的鲜明追求，还是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艺术领域。
其三、在艺术表现上，深裁物象，雕镌幽奇，极尽人工锻炼之能事。韩孟诗派极大地改变了盛唐诗歌天真自然的创作方式，以奇崛怪异的审美追求，将在大历时期就开始显露的人工锻炼之风，发展到深雄幽奇、变态百出的程度。孟郊在《赠郑夫子鲂》中说：“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韩愈说“雕刻文刀力，搜求智网恢”（《咏雪赠张籍》）；“规模背时利，文字窥天巧”（《答孟郊》）。
韩孟诗派成就最突出的诗人有韩愈、孟郊、李贺等。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本人自称“昌黎韩愈”，故世称韩昌黎。他早岁仕进坎坷，曾任汴州观察推官、徐州节度推官、国子监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职。贞元十九年，因上疏论天旱人饥，触犯权贵，被贬阳山令，又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任权知国子博士，又分司东都，改任都官员外郎，迁职方员外郎。因“妄论”柳涧案降为国子博士，后又任比部郎中、吏馆修撰、中书舍人、知制诰。元和十年(815)，盗杀武元衡，他因上《论淮西事宜状》“执政不喜”，被降为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以行军司马佐裴度干淮西，因战功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固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诏韩愈为国子祭酒，后历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长庆四年因病辞官，不久病卒，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古文创作有极高的成就，而他的诗歌也呈现出巨大的创新特色。韩愈诗今存三百余首，其内容十分丰富，有些是抨击时弊，表达现实感慨，如《龌龊》“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又如《归彭城》记述关中大旱之悲惨景象：“前年关中旱，间井多死饥；去年东郡水，生民为流尸。”《汴州乱》、《元和圣德诗》、《送侯参谋赴河中幕》则怒斥藩镇叛乱，歌颂唐王朝平定藩镇之乱的斗争；《谢自然诗》、《华山女》等作品则抨击佛老流行的危害。还有一些作品则抒发了作者的人生失意之悲，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此外，韩愈还有不少作品，或描绘山川之胜，或吟咏日常感受，四季风物，如《岳阳楼别窦司直》中描写洞庭湖波涛汹涌之景象，《南山诗》中描绘终南山之雄奇。
韩诗艺术上最突出的创造在于开创了狠重奇险、纵横排奡的风格。韩愈身负大志，“少尚奇伟”（《县斋有怀》），他对复兴儒学、重振道统有巨大的热情，加之自觉“养气”，他的身上中充溢着追求理想的雄豪奇伟之气。中唐时代独特的现实环境，诗人的处境以及自身性格的特点，使韩愈的雄豪奇伟之气，更多地带上了愤激流俗的倔强兀傲，而不同于盛唐士人在豪放中所流露的天然开朗。这促使他的诗歌作品既激荡着恢弘的气势，又表现出曲折顿挫、桀骜愤郁的强烈张力，造就了狠重奇险、纵横排奡的独特风格。例如，韩愈十分景仰李杜，认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而他在描述自己与李杜精神交通，由此产生出的诗境则是“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诗中“拔鲸牙，酌天浆”的想象，可谓怪奇惊怖，其奇险桀骜之气，自与李白之豪放、杜甫之悲壮有明显的差异，而这正生动地表现了韩诗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造就了韩诗独特的美学取向，也促使韩诗对古典诗歌的表现艺术进行了多方面的开拓与新变。
韩诗多偏爱那些惊怖、幽险、凶怪的意象，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岳阳楼别窦司直》等。他狠善于利用这些意象来刻画惊心动魄的景象，如：“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 （《岳阳楼别窦司直》）的洞庭湖；“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陆浑山火》）的森林大火；“太白山高三百里，负雪崔嵬插花里”（《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的曲江荷花，笔力雄健，形象奇伟，别开境界，出人意表。韩诗还大量使用奇词僻字来增添奇险的效果，如“虎熊麇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鵾，燖炰煨熝孰飞奔”（《陆浑山火》）。
韩诗在状物抒情时，很善于表现激越的情感，其笔下之景物往往富于激烈的动荡撞击之感，令人心神骇动，呈现出强烈的内在艺术张力，如《永贞行》“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瘴疠烝。江氛岭祲昏若凝，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鸣唤令人憎。蛊虫群飞夜扑灯。雄虺毒蝎堕股肱，食中置药肝心崩。”诗中描写贬所环境恶劣，字里行间动荡着令人惶恐不安的气氛，其中动词的运用极有个性，如湖波之“腾”，蛊虫之“扑”灯，末句肝心之“崩”，这些都表现出蛮俗瘴疠之地，仿佛一草一木都带着野蛮、狰狞之气，咄咄逼人地压迫着诗人的生活。《陆浑山火》也是很典型的作品：
“山狂谷很相吐吞，风怒不休何轩轩。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颠乾坤，
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三光弛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
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鵾。燖炰煨熝孰飞奔。”
一场狂野的山火，烧得天昏地暗，神焦鬼烂，百兽无所藏身。这种暴烈的力量令人惊骇无已，而诗中“山狂谷狠”、“天跳地踔”的奇异想象更使诗意狰狞震荡。
韩诗具有“以文为诗”的突出特点，这为他创造纵横排戛的风格，奠定了基础。韩愈极善于将散文的章法结构、句式、虚词。以至议论、铺排手法移植到诗歌创作之中。如其名作《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人采用了对歌的形式和赋体手法。就全诗而言，开头四句是个小序，后边是二人的对歌，中间插入“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两句作为过渡，完全是一种散文的结构和写法，与其《进学解》一文颇为相似。此诗的主体部分是张署的歌，诗人采用铺排的写法，以时间为序，叙述贬谪过程和抒发复杂的思想感情。全诗章法波澜曲折；诗句力避排偶，语言古拗苍劲，表现出明显的散文化倾向，但由于感情强烈，铺叙生动，避免了“以文为诗”容易产生的枯燥之弊。再如其记游名作《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桅子肥。僧言
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
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
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
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全诗描绘了从黄昏、深夜到天明寺里山间的景物，“一句一景，如展画图”(方东树《昭昧詹言》)，诗末自然引出感慨议论，前半采用叙述的语调，不追求排偶对仗，读来如押韵之文，但诗中又能生动地勾画渲染山寺的幽僻之景，传达山行的独特感受，将散文的特点与诗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南山诗》更是韩愈以铺排手法写诗的典型作品。诗中描述终南山四时景色的变化和各种形态的山势，其中铺叙终南山绝顶所见，一连用了五十一个带“或”字的比喻句和十四个叠字句，铺张扬厉，同时又寄寓浓烈的情感。韩愈诗中还多用散文化的句子，如：“母从子走者为谁?大夫夫人留后儿。”（《汴州乱》）“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醉留东野》）再如《嗟哉董生行》，几乎全是散文句式。韩愈还常在诗中发议论，如《醉赠张秘书》：“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字古淡，轩鹤避鸡群。”《谢自然诗》、《赠侯喜》等诗中的议论则更多。
韩诗对诗艺进行了多方面的创变，他的诗文都有不少游戏之作，对自己无奈的境遇和生存状况予以自嘲，如《嘲鼾睡二首》、《孟郊失子》语近鄙俚，《落齿》、《病中赠张十八》刻画疾病的生理细节，都是很新鲜的笔法。
韩愈狠重奇险的风格，使他在诗歌史上自成一家，清人赵翼说：“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广，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瓯北诗话》）。当然，韩愈也有平淡自然的一面，如他的一些近体律绝，就没有奇险的特点，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首诗情味隽永，细腻蕴藉接近大历诗。但总的来看，最能体现韩诗艺术个性的，还是奇险一路。在形成这一风格的过程中，韩愈对古典诗歌的艺术进行了丰富的开拓与新变，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唐诗歌新变的成就，赵翼称韩诗“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瓯北诗话》卷五），的确不是虚誉。韩诗为后世诗人开辟出许多新的创作道路，例如宋诗的 “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诗辨》）的特点就受到韩诗的影响。
当然，韩诗过分搬用散文笔法，部分诗如押韵散文，议论太多而失之枯燥；过分求新逞奇，押险韵，造奇句，堆砌生僻字眼，都是艺术新变中存在的问题。历代对于韩诗均褒贬不一。贬之者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引沈括语)；誉之者则称：“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警奇，独步千古，与元气侔。”(方东树《昭昧詹言》)，二者各执一端，都不免偏颇。叶燮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原诗》内篇上）此说较为确当。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家境贫寒，性格狷介，四十六岁才进士及第，五十岁始任溧阳尉，后又调任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等职。一生卑宦，不善吏事，据记载，他任县尉时，专务吟咏，县令不得不另任代理，“分其半俸”。
孟郊一生穷愁潦倒，他存诗四百余首，其中有一些抨击时弊，关注民生的作品，如《杀气不在边》、《感怀》、《寒地百姓吟》、《贫女词》、《织妇辞》、《伤春》、《感怀》等；他写的《游子吟》真挚质朴，为后世所传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但其集中的主要作品，还是自伤身世的寒苦悲吟之作。
孟郊以苦吟著称，诗作追求构思的奇异新警，自称写诗“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赠郑夫子鲂》)。其诗作多能见出明显的锻炼痕迹，如“镜浪洗手绿，剡花入心春”（《送淡公十二首》）；“风叶乱辞木，雪猿清叫山”（《送殷秀才南游》）。韩愈称赞他的诗“天葩吐奇芬”。
孟郊身世坎坷，加之心胸气魄不够开阔，他的愁苦就表现得苦涩幽僻，他写自己贫寒的生活，有“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之句，读来令人辛酸；不仅生活的贫寒让他无奈，境遇的穷困，更令他痛苦，其诗云：“食荠晒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而他的苦吟也充满孤独愁苦的心情，如他在诗中写道：“无子抄文字，老吟多飘零。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老恨》)“夜学晓未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问，心与身为仇。”(《夜感自遣》)因此他诗中那些奇特的造语构思，也显得尖新峭刻，如“离杯有泪饮，无柳不枝春”（《送远吟》）、“碧嶂几千绕，清泉万余流”（《越中山水》）；“直木有恬翼，静流无躁鳞”（《长安羁旅行》）等；这些作品句式生硬；而“春色烧肌肤，时飧苦咽喉”（《卧病》）、“瑞晴刷日月，高碧开星辰”（《送淡公十二首》之二）这些作品则用词生新。
孟诗的有些构思，令人感到触目惊心，如：《古怨》“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诗中要与情人相比，看谁的眼泪多得能把芙蓉花淹死，构思极为新奇，将思妇的孤独怨艾写到令人难以承受的程度；又如《南山》“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诗中勾画出南山充塞天地的高广之势，而日月石上生的描写，又将充塞之势写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南山的高广，在孟郊笔下没有引起心灵的开阔与提升，反而呈现出对心灵的压迫。韩愈称孟郊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搯擢胃肾”(《贞嚯先生墓志铭》)这是很准确。
孟诗在奇僻中还表现出苦寒的特点，许多作品刻意营造幽僻清冷的诗境，如《苦寒吟》：天色寒青苍，北风叫枯桑。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壮阴正夺阳，苦调竟何言，冻吟成此章。”诗中描绘苦寒之景，阴森惨酷。又如“卧冷无远梦，听秋酸别情。高桂低杜风，千叶万叶声“(《秋夕霄居述怀》)。 又如“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秋怀》)“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入衣”（《秋怀》），“霜气入病骨，老人身生冰”（《秋怀》其十三）这些作品用寒意侵入骨髓的感受，来刻画愁苦窘迫的心情，又如“商叶堕干雨，秋衣卧单云。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秋怀》其五），“瘦坐形欲折，晚饥心将崩”（《秋怀》其十三）诗中想象嶙峋的瘦骨可以用来割物，甚至坐下去会使瘦骨折断，这将孤寒凄凉的晚景描绘得触目惊心。值得注意的是，孟郊诗的苦寒，并不萎弱无力，而是包含着奇僻峭刻的内在张力。上面几首作品，其中峭风梳骨、病骨剸物、瘦骨欲折的构思，都使诗意有了内在的拗峭之力。
孟郊发乎穷愁，包含着奇僻之气的苦寒诗风，是他最富个性的艺术特点，韩愈说“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宋代苏轼在评价孟郊和贾岛时，称“郊寒岛瘦”。孟郊对诗歌的表现艺术有许多个性化的开拓，韩愈就称赞他“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 ”(《荐士》)，而苏轼也肯定孟诗发乎内心愁苦之情，真切动人，所谓“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读孟郊诗二首》)但孟诗气局逼狭的毛病也是比较突出的，宋代苏轼不免发出读孟诗“所得不偿劳”的感慨；有些作品刻意求奇逐怪，艺术上是不成功的。
韩愈、孟郊之后，韩孟诗派又出现一位重要诗人，他就是李贺。
李贺(790～816)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县)人。他是唐宗室后裔，故常自称“唐诸王孙”、“皇孙”、“诸王孙”，父李晋肃，曾经当过县令，因“晋”与‘进士”的“进”音近，李贺便因要避父讳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最后只好靠门荫做了从九品的奉礼郎，不久即托疾辞归，卒于故里，年仅27岁。有《李长吉歌诗》存诗二百五十余首，除少量伪作，可以确定为他本人所作的约有240首左右。
李贺少年时代就“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王定保《唐摭言》）。18岁时，他带着自己的诗作《雁门太守行》拜谒韩愈，韩愈读后大为赞赏（张固《幽闲鼓吹》）。李贺少有大志，他的《南园十三首》其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十三首，其五》)就是人生志向的表露。但不能参加科举、只能靠荫补担任“臣妾意态间” (《题归梦》)的奉礼郎，残酷的现实遭遇粉碎了他所有的理想与抱负；巨大的失意与痛苦，由于性格的孤僻而得不到激扬冲决的抒发，就只能被孤独地咀嚼，李贺的诗作，传达的就是诗人无法排遣的抑郁和苦闷。
李贺是一个苦吟的诗人，李商隐的《李贺小传》有如此记载：“恒从小奚奴骑疲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这种呕心沥血的创作态度，表明他是将诗作为生命的寄托，而他的诗作的确表现了内心最深刻的情感。
李贺诗作对苦闷的表达，不是就具体的人生遭遇抒发感慨，而是着力传达一种悲剧性的人生体验，他特别善于从死亡、从衰老、从生命的否定性角度去抒写对人生近乎绝望的悲剧性感受，他多次在诗中写道自己过早衰落的身体与心灵：“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前人称李贺为鬼才，他的诗作，很多都充满怪异的想象、幽奇诡异的风格，如《秋来》“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诗中将壮士之悲、功业虚无的凄凉，完全沉浸在秋坟鬼唱、恨血千年的死亡的阴冷气氛之中。又如《南山田中行》“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神弦曲》“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感讽五首》其三：“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月午树影立，一山惟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这些诗句读后都令人感到阴寒幽冷。正像谢榛《四暝诗话》所评：“险怪如夜壑风生，瞑岩月堕，时时山精鬼火出焉；苦涩如枯林朔吹，阴冻崖雪，见者靡不惨然。”
李贺还善于将阴寒幽冷的气氛和香艳彩丽的辞藻叠加在一起，较之上述作品，更见凄怆悲哀，如《长平箭头歌》“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铜花”；《南山田中行》：“冷红泣露娇啼色”；他的诗中大量出现“冷红”、“老红”、“愁红”、“寒绿”、“颓绿”等意象。
李贺有不少作品想象奇异而瑰丽，他想象天上的奇景“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天上谣》)；又如《李凭箜篌引》：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
碎凤凰叫，荚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蜗炼石补天处，石
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这些诗也体现出凄艳幽寒的特点。李贺经常选择有强烈的个性感情色彩的生新字眼，如喜用“啼”、“泣”、“腥“、“酸’、“冷”、“鬼”，“死“、“血”等字，使诗歌充满幽冷哀伤的色彩；喜欢使用通感一类比较特殊的修辞方法。如“杨花扑帐春云热”（《蝴蝶飞》），“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霜重鼓寒声不起”（《雁门太守行》），“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马诗》其四），形春云曰“热”、流云曰“水声”，鼓声曰“寒”，敲日声曰“玻璃声”，敲骨声曰“铜声”，都是典型的通感手法。又如《金铜仙人辞汉歌》云：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
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
若有晴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写魏明帝派人欲将汉武帝置于长安的铜人运到魏宫，铜人潸然泪下，不但想象奇特，而且形容“风”曰“酸风”，形容天伤感变容曰“老”，也是使用通感的手法。形容风吹曰“射”，形容眼泪曰“铅水”，用词都很奇特，体现了李贺诗语言修辞的特色。
李贺的诗作对内心世界做了深入的挖掘和表现，其主观化的想象与极富个性的艺术手法，共同造就了很有感染力的诗歌境界，但其缺陷也是比较明显的，由于表现内容过于狭窄，加之情感低沉，诗境不开阔，有些作品阴森晦涩，艺术是不成功的。
李贺之外，韩孟诗派还有卢仝、马异、刘叉、皇甫湜等人
卢仝，号玉川子，一生未仕，生活寒苦，性格狷介，他存诗103首，诗风怪诞奇诡，多使用丑陋、怪奇的意象，如“山魈吹火虫入碗，鸩鸟咒诅鲛吐涎”（《寄萧二十三庆中》）；“扬州虾蜆忽得便，腥臊臭秽逐我行”（《客请虾蟆》）。其长诗《月蚀诗》极为怪奇荒诞，后人评为“辞语奇险”（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以怪名家”（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
马异与卢仝交好，但由于只存诗四首，今天已经难以了解其诗风的全貌，其《答卢仝结交诗》语言拗峭，比喻奇巧，其诗风大约与卢仝是比较接近的。
刘叉自称彭城子，又自称“老叉”、“野夫”，任侠重义，曾饮酒杀人。他的诗也比较粗豪。他现存27首诗，《偶书》“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此诗很能见出他的豪宕爽直，而艺术上也有狠重粗砺的风格。他愤激时世、自述怀抱的《冰柱》、《雪车》两诗也较有特色，如《冰柱》：
“天人一夜剪瑛琭，诘旦都成六出花。南亩未盈尺，纤片乱舞空纷拿。旋落旋逐朝暾化，檐间冰柱若削出交加。或低或昂，小大莹洁，随势无等差。始疑玉龙下界来人世，齐向茅檐布爪牙。又疑汉高帝，西方未斩蛇。人不识，谁为当风杖莫邪。”
此诗将大雪飘落之势写得狂放豪宕，奇狠凶猛，类似韩愈狠重的诗风而又凶猛过之，很有个性，宋代苏轼有诗云：“老病自嗟诗力退，寒吟《冰柱》忆刘叉”（《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二），他所欣赏的也正是此诗中的狠重之力。
韩孟诗派还有樊宗师、皇甫是等人，樊宗师存诗一首、皇甫是存诗三首，都具有险怪倾向，只是由于存诗太少，难以对其艺术特点获得更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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