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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宋元话本的兴起
话本原是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是随着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说话这一民间伎艺早在汉魏时就出现了。隋代笑话集《启颜录》载，杨素手下散官侯白，以“能剧谈”而得到杨的器重，杨的儿子玄感曾对侯说：“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这是目前所知关于“说话”的最早记录。唐代说话已相当盛行，如唐郭湜《高力士外传》：“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可见唐代宫中已有“说话”活动，它是取悦皇帝的一种方式。从元稹《寄白乐天代书一百韵》诗中“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两句下的自注所说的《一枝花话》（《元氏长庆集》卷10），和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4关于“市人小说”的片断记载，可以看到唐代说话艺术的一斑。从敦煌发现的资料看，唐代已出现话本，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画本》、《叶净能话》等，它们是宋元话本的先驱。
到了宋元时代，说话伎艺和话本文学渐趋成熟。在宋代汴京、杭州等工商业繁盛的都市里，为了适应市民的娱乐需要，各种瓦肆伎艺应运而生。瓦肆，也叫瓦子、瓦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记北宋汴京的瓦子说：“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周密《武林旧事》卷6记南宋杭州瓦子有23处，每个瓦子又包含若干座勾栏，如北瓦内的勾栏就有13座。在瓦肆中演出各种伎艺，其中以说话艺人的数量最多。说话艺人还有书会、“雄辩社”等组织，用以出版书籍，切磋伎艺。
宋代说话有四种“家数”，即小说、讲史、说经、合生或说诨话，其中以小说、讲史两家为最重要，影响也最大。小说家的话本称作小说，都是短篇故事。讲史家的话本称作平话，一般篇幅较长，讲的是历史故事。还有称作“诗话”的话本，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唐代变文一脉相承，应是说经话本。
说话伎艺在元代仍在流行，这从元代官方制止百姓“搬唱词话”的禁令中可以约略窥知（见《通制条格·搬词》、《元典章》“刑部”下“杂禁”、《元史·刑法志四》等）。词话并不一定即是说话，它也包括其他说唱艺术，但其中应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说话。元代著名的说话艺人，有时小童母女（见夏庭芝《青楼集》）、高秀英（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76《鹧鸪引·赠驭说高秀英》）、朱桂英（见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6《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胡仲彬（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7）等。据《永乐大典目录》，该书卷17636至卷17661，全是评话，其中大部分为元代话本，惜已佚失不传。现存的元代话本以小说和讲史两类为主，有的有元刊本传世，有的散见于《永乐大典》、小说选本和类书之中。
宋元话本是民间说话人的创作，既具有口传文学清新活泼的特色，又发扬了六朝志怪和唐传奇等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和较高的艺术价值。正如宋末元初罗烨所说的：“说国贼怀奸从[纵]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醉翁谈录》甲集卷1《小说开辟》）宋元话本在文言小说之外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艺术天地，它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明清的白话小说是宋元话本继续发展的结果。
第二节 宋元小说话本
“小说”是说话中影响最大的一家。正如南宋时耐得翁所说的，当时讲史的“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都城纪胜》）。小说家的话本，一般也称为小说。因为小说多就现实生活汲取题材，形式短小精悍，内容新鲜活泼，因此最为人们所喜欢。
宋代小说话本，据罗烨记载，从题材上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八类，并举出了《红蜘蛛》、《卓文君》、《三现身》、《十条龙》、《拦路虎》等107种话本篇目（《醉翁谈录》甲集卷1《小说开辟》）。流传至今的，《红蜘蛛》有元刻本《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三现身》当即《警世通言》卷13《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十条龙》当即《警世通言》卷37《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拦路虎》见于《清平山堂话本》，等。《也是园书目》和《述古堂书目》（抄本）所著录的宋人词话，有《种瓜张老》、《错斩崔宁》、《西湖三塔记》、《合同文字记》、《柳耆卿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等；此外尚有未见著录的《快嘴李翠莲记》、《刎颈鸳鸯会》、《定山三怪》、《碾玉观音》（即《崔待诏生死冤家》）、《西山一窟鬼》（即《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志诚张主管》（即《小夫人金钱赠年少》）、《拗相公饮恨半山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这些小说作品都见于明人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书。
现存元代的小说话本，有《古今小说》中的《简帖和尚》、《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任孝子烈性为神》、《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等，《醒世恒言》中的《金海陵纵欲亡身》，《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曹伯明错勘赃记》，《万锦情林》中的《裴秀娘夜游西湖记》[3]。
宋元小说话本有一定的体制。其文本大体由“入话”、正话、结尾几个部分构成。入话是小说话本的开端部分，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风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的发生地点相联系，或与故事的主人公相关联；有时先以一首诗点出故事题旨，然后叙述一个与题旨相关的小故事，其行话是 “权做个‘得胜头回’”，实则这个小故事与将要细述的故事有着某种类比关系。显然，入话的设置，乃是说话人为安稳入座听众、等候迟到者的一种特意安排，也含有引导听众领会“话意”的动机。正话，则是话本的主体，情节曲折，细节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正话之后，往往以一首诗总结故事主题，或以“话本说彻，权做散场”之类套话作结。
现存宋元小说话本约有40种，除了元刻本以外，大多经过明人的修改增订。这些小说话本以情恋婚姻和公案两类作品为最多，成就也最高。
以情恋婚姻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大多描写了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活和普通感情，尤其是生动地刻画了下层妇女泼辣、勇敢的性格。这可以《碾玉观音》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为代表。《碾玉观音》的主人公璩秀秀是裱褙铺璩公的女儿，被咸安郡王买作“养娘”，后来她爱上碾玉匠崔宁，二人就趁王府失火，逃至潭州安家立业。后因郭排军告密，郡王抓回秀秀处死，她的鬼魂又和崔宁在建康府同居，最后并惩处了郭排军。作品中的璩秀秀为了争取人生自由和婚姻自由而努力抗争，生死不渝，形象十分鲜明。《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主人公周胜仙也同样表现了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执着热情。她在金明池畔遇到青年范二郎，借和卖水人吵架，主动向范二郎介绍自己的身世，表达了爱慕之情。她父亲因范家门户太低，不准他们结婚，她始终没有屈服。为了范二郎，她曾经死过两次，甚至做了鬼还要和范二郎相会。最后又通过五道将军，将范二郎救出监狱。其他如《志诚张主管》写一个白发老人张员外的小夫人，主动追求员外店里的主管张胜，《风月瑞仙亭》写卓文君大胆地私奔司马相如，也都涂染着浓厚的平民思想色彩。而《快嘴李翠莲记》则别开生面，写李翠莲嫁给张狼为妻，因为心直口快，能说会道，不肯逆来顺受，竟敢训斥丈夫，顶撞公婆，终于被休回娘家，又为父母兄嫂所不容，只能出家当尼姑。小说中用李翠莲对话的方式，插入许多段快板式的唱词，酣畅活泼，塑造了一位刚烈泼辣的下层女子形象。
公案类的作品大多揭露官场的黑暗，鞭挞堕落的世风，为民间的冤案鸣不平。《错斩崔宁》写崔宁和陈二姐被误卷入因十五贯钱而引起的谋杀案中，结果在昏官的严刑拷打之下，招供诬服，被判处死刑。作品批判了官府的草菅人命，并告诫官吏：“做官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哉！”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清初朱素臣据以改编为传奇《双熊梦》（一名《十五贯》），在昆曲中演唱不衰。《简帖和尚》叙述皇甫松被洪和尚施计欺骗，休去妻子杨氏，洪和尚借机占有杨氏，最后由开封府钱大尹侦悉断明，淫僧伏法，皇甫夫妻重圆。作品情节曲折，生活气息浓厚，语言通俗自然，生动地刻画了洪和尚阴险毒辣的性格。《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则塑造了宋四公、赵正、侯兴、王秀等一伙侠盗，他们机智、大胆，劫富济贫，专和官府作对，为穷人伸张正义，闹得整个京师惶惶不安。他们的行动寄托着平民百姓的愿望。
宋元小说作品通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叙述故事，标志着我国古代白话文体的正式出现，开创了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与魏晋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小说相比较，宋元小说在故事结构上更注重情节的曲折动人，在人物刻画上更讲究细节真实和心理描写，为后代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第三节 宋元讲史话本和说经话本
宋元讲史的话本，通称“平话”。“平话”的含义，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即只说不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只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与小说话本不同，平话的篇幅一般较长，不可能在一天内讲完，而是分日分回讲说的。
讲史平话的内容相当广泛，宋末元初罗烨说：“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材，收西夏说狄青大略。”（《醉翁谈录》甲集卷1《小说开辟》）平话大都是根据史书敷演成篇的，受正史的正统历史观影响较大。吴自牧说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梦粱录》卷20），这可以说明平话的基本特点。就现存的作品看，平话大多结构散乱，人物性格模糊，故事、情节前后不连贯，语言文白夹杂，它们可能只是当时说话的提纲或是简单的记录，因此在思想、艺术上都无法与小说话本相比。
宋代讲史家的话本现存极少。有一种《梁公九谏》，收在《士礼居丛书》，写唐代狄仁杰九次劝阻武后传位于武三思的历史故事，文字简略，可能曾经删削。另有《新编五代史平话》，据曹元忠跋说是宋刻巾箱本，但其中“每于宋讳不能尽避”（见《诵芬室丛刊》二编）。有的研究者考证该书的地名，认为该书为金人所作。北宋时汴梁有专说《五代史》的艺人尹常卖（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5），金国有说书人刘敏曾给完颜充“讲演书籍至五代梁末帝以弑逆诛友珪之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43），可知现存的话本应该是有所传承的。《五代史平话》的大部分文字都采自《资治通鉴》，加以改动，叙述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兴亡，多本正史，但在一些情节上有所虚构，大概来自民间传说。如《五代梁史平话》叙述黄巢出世及早年经历，将黄巢塑造成一个有异秉的奇人，富于神异和传奇色彩。《五代晋史平话》写石敬瑭早年与哥哥发生争执，其兄“被敬瑭挥起手内铁鞭一打，将当门两齿一齐打落了”。从此敬瑭不敢回家见父亲，浪荡出走外州，生动地刻画出石敬瑭蛮横的性格。此外，金、元时期流传的刘知远发迹故事、李存孝英雄故事等，在《五代史平话》中也已有简略的梗概。《五代史平话》文言语汇较多，也夹杂不少说话人的用语，似是讲史家粗加修纂而未经修饰的文本，也可能由听说书的人加以记录，交付书坊刊刻而成。
元代讲史话本现存8种，即：《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
《宣和遗事》，现存版本分两个系统，一种是二卷本，有旌德郭卓然刻本、《士礼居丛书》本；一种是四卷本，有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吴郡修绠山房刊本。二卷本较近原貌。该书以宋人口吻叙述，但其中也夹有元人的语汇，如“南儒”等，对南宋帝王名字也未尽避讳，似源出宋本，而经元人修订。该书多本宋人记载，叙写王安石变法之祸、梁山泺聚义本末、宋徽宗幸李师师、金兵灭北宋等故事，特别有感于帝王的荒淫误国，表达了汉族人民爱国抗金的感情。其中梁山泺聚义本末叙述宋江三十六人聚义故事，情节虽很简略，却是《水浒传》小说的原始雏型。全书用文言和白话拼凑而成，文言部分大抵抄袭宋人的文献资料，白话部分则是民间故事的记载，文笔接近小说。
《薛仁贵征辽事略》原书已佚，仅保存于《永乐大典》卷5244“辽”字部，有赵万里辑校本。它以唐王朝伐辽战争为背景，叙述主人公薛仁贵累建战功，却一再为张士贵等人冒名顶替，多次遭受压制，最后在尉迟敬德等人的支持下，澄清事实，获得唐太宗重用。作品依傍正史，间有艺术虚构和捏合。文字古朴简率，叙事紧凑，情节曲折多姿。
《三国志平话》共69节，是在宋元民间“说三分”的基础上积累形成的，大约定稿于金代，应是“说三分”话本系列中的一个经过删削的简本。该书叙事始于汉光武刘秀赏春和司马仲相阴司断狱，止于刘渊灭晋。故事情节的主体从桃园三结义到秋风五丈原，演述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方割据的种种矛盾和斗争。全书基本故事不完全符合历史记载，但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大致相同，如张飞见黄巾，史书不载，而与元元名氏《张翼德大破杏林庄》杂剧情节相同；又如刘备黄鹤楼私遁，也和朱凯的《刘玄德醉走黄鹤楼》杂剧相同；至于貂蝉其人其事更是史书中所没有的，但却可见于《董卓戏貂蝉》、《关大王月下斩貂蝉》等元代无名氏杂剧。全书所叙故事带有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如庞统变狗，诸葛亮出身农家，刘备在太行山落草，汉献帝斩十常侍，把头颅拿去招安，虽非史实所有，却为下层平民百姓喜闻乐道，寄托着人们的某种朴素的愿望，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感动人心的力量。作品流露出鲜明的拥刘反曹倾向，这既表现了封建的正统观念，也反映了宋元时代平民百姓的爱憎感情。作品中的张飞勇敢、爽直，豪放不羁，嫉恶如仇，诸葛亮料事如神，老谋深算，形象最为生动。这是一个提纲式的简本，语言简洁朴拙，多有语气不连贯、故事不完整之处，但时有传神之笔。
《三国志平话》和《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今人合称《全相平话五种》。所谓“全相平话”，是综合形式和内容的概括称呼。全书每半叶上栏（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为图像，下栏为文字。图的右上角有小字画题，画题与下栏或前后半叶的文字内容大体相一致。这种自始至终以图像和文字并出作为形式特征的讲史话本，即称之为“全相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原都是各自独立的讲史话本，元至治（1321-1323）年间，书商建安（今福建建阳）虞氏将它们合并在一起，编辑成系列性的丛书。该书原藏于日本东京内阁文库。1928年，张元济等访日，经多方协商，从东京内阁文库中借出，先后以《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和《全相平话四种》两种书籍，由商务印书馆分别影印发行。其后，海宁慎初堂陈氏将《三国志平话》收入《古佚小说丛刊》初集校印刊行。1955年，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将此五种平话分别排印出版。另有《三分事略》一书三卷，现存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安书堂刊本，较《三国志平话》简略（略去6节，计63节），当为同书异名，书贾重印以牟利，这从侧面表明当时人们对三国故事的喜爱。
《武王伐纣书》，从“汤王祝网”和“纣王梦玉女授玉带”开始，到“八伯诸侯会孟津”和“武王斩纣王、妲己”结束。故事多依傍正史，但增添许多荒诞不稽的情节，进行大量光怪陆离的描写，富于神话色彩，为明代小说《列国志传》、《封神演义》所本。《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叙乐毅代齐事，但以孙膑为中心，写他破燕、抗齐的种种事迹，全书充满诡异的神怪气氛，与正史多有不同。《秦并六国平话》则基本上忠实于历史，较少虚构成分，文中大量引用诗赋赞词。《前汉书平话续集》写刘邦大杀功臣，死后，吕氏专权乱政，刘泽起兵破吕氏，文帝即位。其中许多情节出于虚构，人名、官名和细节多与史实不符，神怪色彩较重。这四种讲史话本无情地谴责了昏君的残暴不仁和荒淫无耻的罪恶，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君主杀戮开国功臣的阴谋诡计和背信弃义的行为。作品以改朝换代和兴废争战之事为素材，明确地用正义和非正义或有道和无道的标准来区分对立的双方阵营，并始终让正义的或有道的一方取得最后的胜利，反映了平民的爱憎和人心的向背。在艺术上，这些话本大多文字平实质朴，叙事简略粗率，具有民间说话的特色。
说经的原意是演说佛书。现存的宋元说经话本，有无名氏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残本。这部作品，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或断为宋刊，或疑为元刻。至于“诗话”一体，王国维在所作“跋”语中说：“其称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其名。”该书的写作年代当在北宋，甚至更早一些。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名卷分若干段，数量不等，凡17段。每段均有标题；其末尾必有诗一首或二、三首，总括该段故事内容，揭示佛法无边、信佛则逢凶化吉的宗旨。在书中，猴行者神通广大，已成为取经故事的主角。各段故事有详有略，其中不乏精彩的片段。如“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写师徒一行进入树人国，唐僧命小行者去买菜，小行者被人用妖法变作驴子，猴行者前往解救，将作法者的妻子变作“一束青草，放在驴子口伴”。两相斗法，结果，作法者不敌猴行者。但该书说教意味较重，如“入香山寺第四”，称蛇子国的大蛇小蛇皆有佛性，故它们“见法师七人前来，其蛇尽皆避路，闭目低头，人过一无所伤”。《取经诗话》作为说经话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流、融会的情况。
继《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后，元代出现了话本《西游记平话》。原书已佚，残文见于朝鲜人编的《朴通事谚解》。《朴通事》大约编写于至正六年（1346）到元亡（1368）之间，《谚解》中多处引用《西游记平话》，可知该书的问世在至正之前。从残文可以看出，《西游记平话》的内容相当丰富，已接近于后来相传的八十一难故事。而且，在《平话》中，猪八戒、沙和尚已经出现，形成了“一僧三徒”的取经队伍。元代磁州窑瓷枕（藏广东省博物馆）和元代甘谷县华盖寺壁画《取经归来图》上，也都有猪八戒、沙和尚。而明永乐五年（1407）编定的《《永乐大典》，在卷13139送韵“梦”字条里，收有《梦斩泾河龙》一段话文，注明引自《西游记》，也许也是从《西游记平话》里摘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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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汉卿戏曲集，可参看吴晓铃等《关汉卿戏剧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王学奇《关汉卿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等。关汉卿研究资料，可参看李汉秋、袁有芬《关汉卿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王钢《关汉卿研究资料汇考》（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2] 《窦娥冤》现存《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古今名剧合选》本。本书引用原文，如无特别注明，均据《古名家杂剧》本。
[3] 关于现存宋元小说话本的考证，可参看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宋元部”，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七章《现存的宋人话本》和第九章《元代的说书与话本》，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十章《宋元小说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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