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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转型时期。龚自珍、魏源等启蒙作家的创作，形成这一时期进步的文学潮流。同时，在传统文坛上则有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
第一节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又字璱人，曾更名易简，字伯定，又名巩祚，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出生于仕宦之家，祖父、父亲皆有著述，母亲是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女儿，爱好文学，妹妹也能写诗填词。龚自珍幼年时便才华横溢，外祖父段玉裁对他非常欣赏，并且在学业上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和教诲。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为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嘉庆二十三年(1818)，龚自珍乡试中举，其后却屡试不第，直至道光九年(1829)，始中进士。后宫至礼部主事。由于他个性傲岸，又好在诗文中伤时骂世，在官场中树敌颇多，因此一直沉郁下僚，难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道光十九年(1839)，厌倦了官场生活的龚自珍辞官归里，二十一年(1841)，逝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龚自珍诗、词、文兼长，尤以诗文成就最高。著作有今人辑校的《龚自珍全集》十一辑本。
龚自珍在近代文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思想和诗文，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1]他对社会弊端的批判和力图变革的思想，打破了清代思想界的沉闷局面，对近代社会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清王朝的统治已入衰世。西方列强的入侵，王朝统治的腐败，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空前尖锐。岌岌可危的末世政治，坎坷的仕途生涯，加深了龚自珍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同时也助长了他叛逆性格的形成。作为天思敏锐的思想家和诗人，他开始了对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剖析批判。他据公羊学派“三世说”观点，认为清王朝已进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必须有所变革。他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中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表达了改革现实的强烈愿望。
龚自珍的思想带有浓厚的离经叛道色彩，他认为“六经”是“周史之宗子”，从而否定了“经”在儒家的崇高地位。他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认为皇权是社会腐败、世风沦落的根源。他感受到清王朝行将灭亡的历史命运，呼唤社会变革。这些带有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色彩的思想，振聋发聩，在当时乃至后世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文学创作，内容丰富、情感真挚，思想深刻，成为他抒写情怀，宣扬变革的有力武器。
龚自珍是一位天才诗人，在近代诗坛自成一家。他的诗今存六百余首，大部分是中年以后所作。作品多着眼于社会现实，抨击时弊，呼唤变革，绝少单纯的自然风景描写。
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和腐朽，揭示社会危机，是龚自珍诗歌的一个重要表现内容。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是封建制度全面崩溃的前夜。表面上清王朝尚能维持统治，实则已腐朽不堪。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在他的七律《咏史》诗中写道：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候?
诗歌名为咏史却意在讽今，它深刻而概括的揭露了时代的弊端，对居于社会上层的所谓“名流’，在文字狱威胁下的精神卑琐的文人士大夫，均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表现了诗人对社会弊端的清醒认识。他晚年所写的组诗《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则在抨击社会黑暗的同时，深刻的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种种危机，如官吏昏聩、军队腐败、经济衰退、赋税沉重、民不聊生等。其中写道：“无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富饶的东南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景更可想而知。在繁重的赋税重压下，百姓被逼得背井离乡，生活悲惨，社会矛盾异常尖锐。
龚自珍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诗歌充满了炽热的爱国热情。他所生活的时代，是民族危机异常深重之时。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威胁着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鸦片的流毒则摧残着国人的健康体魄和精神斗志。面对这一切，龚自珍异常焦虑。他在《杂诗》之八十五中写道：“津梁条约遍东南，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橱护阿芙蓉。” 鸦片亦名阿芙蓉，莲花又称水芙蓉。诗人以讽刺的笔法，反映了官吏幕僚们沉迷于吸食鸦片的丑态，以及自己心中的愤慨和忧虑。在《己亥杂诗·故人横海拜将军》一诗中，他赞美了禁烟英雄林则徐，敬慕之情，溢于言表。值此衰世，龚自珍也渴望有所作为。在《漫感》一诗中他写道：“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写出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和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愿望。悲凉慷慨，感人尤深。
呼唤风雷，呼唤变革，也是龚自珍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有感于封建末世弊端丛生，腐朽不堪，因而产生了一种要求“更法”“改图”的思想，希望出现一种“风雷”似的社会力量，打破令人窒息的沉闷局面。《己亥杂诗》之一百二十五写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愔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这首诗饱含激情，反映了作者要求重视人材、改革现实的强烈愿望。“杂诗”之三百十二还说：“古愁莽莽不可说，化作飞仙忽奇阔。江天如墨我飞还，折梅不畏蛟龙夺。”抒发了他为实现理想而进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在近代中国，龚自珍是一位先觉的思想家，他的变革思想和个性追求在当时还不能完全为人所理解，因此屡遭毁谤。个人经历的坎坷，王朝政治的衰微，使他也不时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空虚遁世的情绪。在《己亥杂诗》中他写道：“绝业名山幸早成，更何方法遣今生？从兹礼佛烧香罢，整顿全神注定卿。”诗中传达出一种颓唐消沉的情绪。七言古诗《能令公少年行》集中反映了他思想中的矛盾，其中写道：“少年万恨填心胸，消灾解难谁之功？吉祥角脱文殊童，著我五十三参中。莲邦纵使缘未通，他生且生兜率宫”。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使得他希望到彼岸世界去寻找“消灾解难”之方。这种压抑、低迷的情怀削弱了作品的斗争精神，但同时也增添了它的悲剧美。
龚自珍的诗歌形式多样，自由奔放，常能突破格式的约束。就诗体而言，他的诗作中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律诗和绝句均有，而以七言绝句为主。他的诗能够摆脱旧形式的束缚，自由发挥，较好的配合了龚自珍思想的表达。
龚自珍是一位极具浪漫气质的诗人。他深受庄子、屈原的影响，曾说：“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之三)；“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 (《辨仙行》)。他继承了屈原、李白两位浪漫主义诗人的传统，熔庄屈于一炉，感情奔放、构思奇特、比喻新颖，语言瑰丽，构成形象鲜明生动，意境奇丽壮观的艺术世界。如其著名的《西郊落花歌》：“如钱唐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诗中写海棠的落花，奇想联翩。虽是“落花”，但写来气概非凡，十分壮观。诗人还喜用“风雷”、“秋气”、“童心”、“剑”和“箫”等意象，抒发自己思想感情。如“狼藉丹黄窃自哀，高吟肺腑走风雷”(《三别好诗》三首之二)；“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己亥杂诗》之一百七十)。写到剑与箫的诗句尤多，如“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三首》之一)；“按剑因谁怒?寻箫思不堪”(《纪梦七首》之五)等。诗中剑象征着他昂扬不屈的斗争意志，箫寄寓着他落寞怨恨的悲凉情怀。正如他自己所说“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湘月》词)。
龚自珍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诗歌极具创造性，对晚清“诗界革命”诸家和南社诗人，影响甚大。柳亚子称他“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定庵有三别好诗，余仿其意，作论诗三绝句》之三)今人钱仲联说：“龚诗不仅突破了历代诗歌的老框子，而且开拓了前代诗人未有之境；是真正独具面目的清诗，成为晚—清‘诗界革命’的先导。”1
龚自珍的散文成就也比较高。其文多政论之作，有些是直接议论当时政治和社会矛盾的，如《明良论》、《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等。有些则征古喻今，“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1，如《乙丙之际箸议》、《尊隐》等。一些记序杂文，亦多借题发挥，涉及现实问题，如《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捕蜮第一》等。这些散文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政论之文，多长篇大论，详尽明晰，深切通达；小品杂文，则短小精悍，构思别致，寓意深刻。龚文的表现方法，有的率直，有的奇诡，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但有时流于古奥晦涩，难以索解。与桐城派古文比较，龚文上法诸子，奥博纵横，是先秦诸子散文一个新的发展。
第二节 魏源等人的爱国诗文
与龚自珍同期的作家还有魏源、张维屏和林则徐等，他们的诗文反映了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历史风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自幼聪明好学，道光二年(1822年)中举，其后却屡试不第。道光二十五年(1845)，始中进士，曾先后任东台、兴化知县，官至高邮知州。晚年辞官，笃信佛教，不问政事，死于杭州。著作有《圣武记》十四卷、《海国图志》一百卷、《古微堂内外集》十卷、《古微堂诗集》十卷。
魏源曾从著名经学大师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与龚自珍同属今文学派，倾向改革。鸦片战争前，魏源已深感社会积弊重重，改革势在必行。他在抨击社会弊端，积极倡导革新的同时，还亲身参与了漕运、盐政等的改革行动。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开始主张学习外国，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2。他是近代史上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人物，其思想对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魏源的诗歌，今存八百余首，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早期多为吟咏山水之作，也有部分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如《都中吟》十三章、《江南吟》十章等。《都中吟》十三章，揭露了清末社会的种种弊端。如《小楷书》一首写“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讽刺了清朝科举取试不重真才实学。清末赋税沉重，官员贪酷成风，百姓民不聊生。魏源的《江南吟》组诗真实生动的反映这一社会现实。“再清查，三清查，新旧款目多如麻，”（《再清查》）“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秷”（《种花田》），“桃花浪至鲤鱼好，酒地花天不知老。”（《防桃汛》）。《阿芙蓉》一篇则揭露了清末鸦片的流毒。这些诗篇，语言通俗，而立意颇深，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魏源的山水诗亦不乏佳作。他性好游览，并喜欢在诗歌中描绘祖国风光的奇丽壮美。如《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钱塘观潮行》等，在景物描写中，融入自己的个性思想，在山水诗创作中自成一家。
鸦片战争之后，魏源的思想和诗风，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写了大量反映鸦片战争的诗篇，如组诗《寰海》十章、《寰海后》十章、《秋兴后》十章及一些歌行如《秦淮灯船行》、《金焦行》等。这些作品，或抨击投降派的卖国行径，或歌颂抗英将士的光辉业绩，或揭示战后清王朝愈益衰败的形势，显露出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激情。如《寰海》之九：
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阴疑阳战玄黄血，电挟雷攻水火并。鼓角岂真天上降，琛珠合向海王倾。全凭宝气销兵气，此夕蛟宫万丈明o
对清军的腐败无能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表达了对投降派屈辱求和、卖国资敌的不满和痛心。魏源善以文入诗，以史入诗，并喜用夸张和想象，诗风雄浑豪放，气势充沛。但有时用典过多，晦涩难懂，削弱了诗歌的艺术美。
魏源是著名的散文家，其论文强调实用，以为“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1。这一思想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的散文充满强烈的现实感，内容多与时务相关，其中以政论文最为突出。魏源有从政经验，对社会现实也有深刻的认识，因而所写之文，见解独到，说理透辟，多能切中时弊。如《皇朝经世文编叙》、《海国图志序》、《定庵文录叙》诸篇，皆针对现实有感而发，表现了时务家的经世文风。魏源的政论文，长于分析、辩驳，气势充沛，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魏源的传记散文和山水小品写得也比较有特色。如其《归安姚先生传》一文，为著名学者姚学塽立传，突出了其不媚权贵的个性特征，描写刻画，颇为传神。魏源的散文“独来独往，不因人热”2，文字简古，当时之桐城古文明显不同。在当时文坛上即有“龚魏并称”之语。
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一字南山，号松心子，晚年自署珠海老渔，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官至江西南康知府。道光十六年(1836)，辞官归里，闭户著述。著作有《张南山全集》、《国朝诗人征略》等。
张维屏以诗著称，早年在诗坛便颇有影响，他与诗人谭敬昭、黄培芳并称“粤中三子”。他早期的诗作，有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如《黄梅大水行》，写江堤溃败成灾，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秋霖》写作者对自然灾害的忧虑，对百姓疾苦的关心；《县令》组诗批判揭露官场的黑暗。这些作品反映了诗人对下层民众的关心和同情，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大多数作品为模山范水、吟风赏月、酬和应答之作。但其中也不乏佳作，如写景小诗《春雷》：“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写得明快自然，颇具哲理味道。再如写山水田园风光的《九月粤秀山登高》、《水村春晓》、《夜行》等，或新巧别致，或雄奇奔放，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鸦片战争爆发后，张维屏的诗风发生了较大变化。他目睹英军种种暴行，激昂悲愤，写下了《三将军歌》、《书愤》、《海门》、《雨前》等一系列爱国诗篇，较为真实的反映了鸦片战争的历史面貌，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虑。尤其是《三元里》一诗，指斥统治阶级卖国投降、歌颂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有很高历史价值。
林则徐（1785－1850），是近代著名的爱国政治家。他虽然将作诗视为“馀事”，但作品多内容充实，语言质朴，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林则徐重视诗歌的表现内容，“浮华徒外饰，肃静本中生”（《赋得敬实不求华得诚字》），他的诗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中有对黑暗现实的抨击，百姓疾苦的同情，国家命运的担忧。他也用诗歌自抒怀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原果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将出玉关，得嶰筠前辈自伊犁来书，赋此却寄》）；“我与灵山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塞外杂咏》），这些诗句感情真挚，格调高远，表现了诗人的政治追求和磊落胸怀。
这一时期，张际亮(1799～1843)、朱琦(1803～1861)、林昌彝(1803～1876)、姚燮(1805～1864)、贝青乔(1810~1863)等作家，也都写过一些反映鸦片战争的爱国诗篇。张际亮的《浴日亭》写了鸦片泛滥带来的社会危害，很有警世的作用。朱琦的《关将军挽歌》、《朱副将战殁，他镇兵遂溃，诗以哀之》，歌颂了水师提督关天培和副将朱贵，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敬慕之情。姚燮的《捉夫谣》，真实记录了英国侵略军的暴行，都是较好的诗篇。贝青乔的《咄咄吟》由一百二十首七绝组成，因事作诗，以诗记史，合之是完整的大型组诗，分开是独立的七绝，很有特色。
此外，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1814—1864)，也写过一些富有时代特色的诗歌。如《吟剑》、《述志》等诗，抒发其革命抱负和理想，格调雄浑，别具特色。洪仁玕的散文《英杰归真》，阐述太平天国的变革更新，这些作品在思想上亦有可取之处。
第三节 其他诗文流派
鸦片战争前后，一些传统诗文也在与世推移，不断发生变化。在传统诗坛上影响较大的是宋诗运动，它是道咸年间学宋诗派的总称。至同治、光绪年间，这一运动衍变为“同光体”诗派。
清前期以宋荦、查慎行等为代表的宋诗派提出诗歌学宋的主张，他们针对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大力宣扬宋诗，推崇苏轼。其后翁方纲又主张学习黄庭坚。至道咸年间，有程恩泽(1785～1837)、祁寯藻(1793一1866)等崇法宋诗风格，反对专尚盛唐诗风，试图另辟一条诗歌创作的路子。在他们的倡导下，诗坛上出现了一股学习宋诗的浪潮，主要作家有何绍基（1799～1873)、郑珍(1806～1864)、莫友芝(181l～1871)和曾国藩等人。他们论诗，崇尚苏轼、黄庭坚，也主张取径开启宋人诗风的杜甫、韩愈。陈衍说，自从他们出来之后，“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1
他们的诗，多为官场唱酬，模山范水和抒写个人琐事之作，也有部分反映民生疾苦和少量反帝爱国的作品，其中郑珍成就较高。他出身寒微，20岁时被选为拔贡，受到当时任贵州学政的程恩泽的赏识。其后的文学道路，受到程氏极大的影响。郑珍一生著诗数千首，诗学杜、韩、苏、黄，又能博采众长，自成面目。诗作内容比较广泛，—些同情人民苦难、指斥吏治腐败之作，如《江边老叟诗》、《南乡哀》、《经死哀》等，凄苦沉郁，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个人抒情之作，如《翁尽》、《断粮》、《重经永安庄至石堠》等，事细情真，沉挚感人。
宋诗运动的出现，改变了长期以来专尚盛唐、鄙薄宋诗的风气，有一定贡献；但它在创作理论和实践方面并无多大创造和建树。至同治、光绪年间，这一运动衍变为“同光体”诗派。
“同光体”诗派的作家为“同光以来不墨守盛唐者”’2，诗歌创作以宗宋为主，主要作家有陈三立（1852－1937）、沈曾植(1850～1922)、陈衍(1856—1937)、郑孝胥(1860～1938)等人。其中，陈衍是著名的诗评家，他对“同光体”诗派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总结，影响很大。他们继承宋诗派传统，推崇宋人诗风，也学中唐韩愈、孟郊、柳宗元，在当时诗坛有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些人，早年曾支持变法，写过一些关心国事、同情民瘼、宣扬变法的作品。但多数作品缺乏现实内容，模山范水，自悲身世，脱离时代潮流，思想比较贫弱。清王朝灭亡后，一些诗人以遗老自居，用诗作书写所谓的“亡国”之痛，受到人们的批判。
“同光体”诗人中，成就最高的是陈三立。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著有《散原精舍诗集》六卷，其中作品多为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所写。其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因推行新政遭清廷革职，陈三立本人对新思想也有一定的认同。他的诗取法于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诗歌中好用奇字，工于炼句琢词，风格拗崛。故陈衍谓其“避俗避熟，力求生涩”。(《石遗室诗话》)他的一些诗篇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如《书感》、《孟乐大令出示纪愤旧句和答二首》、《人日》、《次韵和义门感近闻》等，抒写了庚子国难的忧愤；《江行杂感》、《悯灾》等诗表达了他对遭受灾难百姓的同情；《小除后二日闻俄日海战已成作》、《短歌寄杨叔玖，时杨为江西巡抚，令入红十字会观日俄战局》等，表示了对日俄在中国挑起战端的愤慨；《园居看微雪》流露出对国家命运的哀愁，《哭季廉》反映了旧时知识分子的不幸，《车栈旁隙地步月》寄托对清亡的悲哀等等，都是较有现实内容的作品。
沈曾植，字子培，别字乙庵，浙江嘉兴人。早期的诗作，有一些反映戊戌变法，主张富国强兵的积极内容。如《野哭五首》、《偕石遗渡江》等诗，哀悼和怀念戊戌政变中殉难的爱国志士，《简天琴》痛惜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领土的瓜分，悲叹个人生逢乱世的不幸，情感真挚，颇为感人。但从总体上说，他的诗语言比较晦涩，江西诗派“以学问为诗”的艺术主张，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传统诗坛，还有汉魏六朝诗派，这一派诗人，主要摹拟汉魏六朝的诗歌，代表人物有王闿运(1832～1916)，邓辅纶（1828－1898）等。中晚唐诗派，则以师法中晚唐诗人为主，代表作家有樊增祥(1846～1931)、易顺鼎(1858～1920)等。在国家和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时刻，他们也能用诗歌表达自己忧国爱民的思想情怀，如王闿运的《圆明园词》、《天津南望水》、《形势感赋》、邓辅纶的《中秋顽月天心阁感赋》、樊增祥的《马关》、《庚子五月都门纪事》等，皆有感而发。有些作品，继承古典诗歌的创作传统，写景抒情，文辞清丽，艺术上较有成就。但多数作品，脱离现实，内容贫乏。尤其晚唐诗派，好为艳体，失之俗滥，标志着拟古诗派的没落。
在散文创作方面，绵延传统文坛近二百年的桐城派古文，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一些桐城后裔代表人物乃修正其原来理论，意图使之“中兴”，主要代表人物有梅曾亮、曾国藩等。
梅曾亮(1786一1856)，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道光二年(1822)进土，官户部郎中。居京师二十余年，后乞归，主讲扬州书院。著有《柏枧山房文集》三十卷。梅曾亮是姚鼐著名弟子之一，姚鼐死后，他成为桐城派的中心人物。梅曾亮论文与桐城派传统的文论有所不同，他主张文章“随时而变”，“因时立言”，提倡文章要反映“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答朱丹木书》)，写出“人之真”(《太乙舟山房文集叙》)。对于桐城派后期作家因袭成“法”的创作倾向有所纠正。
梅曾亮的散文在当时很有影响，他的“因时”之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蒋念亭家传》，借为四川粮台蒋作梅立传，写其廉洁反遭诬致死，抨击了清末官场的黑暗、吏治的腐败。《王刚节公家传》、《上某公书》、《与陆立夫书》等文，则充分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梅曾亮的记游和抒情散文，如《游小盘谷记》、《钵山余霞阁记》、《观渔》等，文笔简洁，寄意深长，清新可读。如《观渔》，由“观渔”而观人事，借网中之鱼，来比喻现实人生。《惜字纸说》，通过“惜字纸”的习俗，引出人不如虫的感慨，为学者的遭遇而鸣不平，皆有感而发。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后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被清廷视为“同治中兴”之臣，而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死谥文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一百八十五卷。
曾国藩论文推崇姚鼐、方苞，曾说：“望溪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二百余年之冠”（《读书录·望溪文集》），“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圣哲画像记》)。早年并曾攀附梅曾亮，为文于义理、考证、辞章外，还强调“经济”，对桐城派文论有所推进。曾国藩政治地位显赫，他以桐城派相号召，笼络人才，一时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文人学者都投其门下，并以曾门弟子相称。在他的号召下，桐城派一度中兴，故人称其为桐城派中兴盟主。他所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着重选录经世致用之文，比之姚鼐的《古文辞类纂》，选材较为广泛。他的古文，奇偶错综，气采炳焕，与桐城文“高洁”“雅驯”的风格也有所不同。作品如《书归震川文集后》、《欧阳生文集序》等，可为其代表。实则曾国藩是在假桐城之名以“私立门户”，自为一派，时人称之为“湘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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