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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后，古典小说在思想和内容方面均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与进步诗文相比，则大大落后于形势，没有产生对社会变革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当时的小说创作，主要有两大流派，一为侠义公案小说，一为狭邪小说。这些小说实是传统古典小说的因袭与承续。《荡寇志》和《儿女英雄传》的出现，则反映了这一时期古典小说流派相互融合的趋向。其后，在“小说界革命”的推动下，小说的文学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古典小说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
第一节 侠义公案小说与狭邪小说
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两个小说创作流派。至情中叶，渐趋合流，形成侠义公案小说，《施公案》是其开山之作。道光以后，大为发展。这类小说将英雄行侠仗义与清官断案折狱结合在一部书中，其中既有清官断案的曲折情节，又有侠客打斗的惊险场面，符合市民阶层的欣赏心理。所以鲁迅说：“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1清末，这类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是《忠烈侠义传》。
《忠烈侠义传》，包括《三侠五义》一百二十回、《小五义》一百二十四回、《续小五义》一百二十四回，共三种，总称曰《忠烈侠义传》。多以为是石玉昆在说书的基础上编创而成。
石玉昆，字振之，说书艺人。大约生活于嘉庆、道光年间。擅长说唱《龙图公案》，后人删其唱词，增饰为小说。因系耳听笔录而来，故题名《龙图耳录》。光绪初年，问竹主人(或云即石玉昆)复将“此书翻旧出新，添长补短”，而成《三侠五义》，初刊于光绪五年(1879年)。俞樾见到此书，认为第一回狸猫换太子“殊涉不经”，乃“援据史传，订正俗说”，重新改写了第一回。又因书中有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四侠，与书名不符，故又加入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三侠，改名为《七侠五义》，重加刊行，成为后来最通行的本子。《小五义》及《续小五义》，均刊刻于光绪十六年(1890)。这三部书，故事互相关联，以成首尾。《三侠五义》前半部，写包拯断案以及得众侠客辅佐与奸臣庞太师父子斗争；《三侠五义》后半部及《小五义》、《续小五义》，主要写众侠客辅佐朝廷缉凶拿盗、剪除襄阳王及其叛党的故事。小说围绕清官侠客与黑暗势力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社会正义。其主旨在颂扬清官，指斥奸佞，鼓吹侠义。
《三侠五义》在艺术上也取得较大的成功。作品保留了宋元说话艺术的一些特点。刻画人物细致生动，性格鲜明。如白玉堂的形象，他年少气盛，豪侠仗义；但又骄横好胜，心胸狭窄。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包公的形象塑造的亦比较突出，作品突出了他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个性品质，铁面无私，机智灵活的断案风格，是对以往文学艺术作品中包公形象的一个总结。小说结构安排，既曲折有致，又清晰贯通，大小案件，纵横交错，环环相扣，悬念迭生。小说的语言干净利落，贴近口语，绘声状物，声情并茂，富有平话习气o
《忠烈侠义传》流传后，在当时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它对后来《彭公案》、《永庆升平》、《李公案奇闻》等作品的大量涌现，产生一定影响。
所谓狭邪小说，乃指清末以娼妓优伶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章回小说。从小说自身的发展演变看，才子佳人小说和《红楼梦》续书对其影响较大。而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当时都市中娼妓业的急剧膨胀和一些文人墨客的冶游风尚，则是其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早期的一些狭邪小说，或暴露妓院的龌龊肮脏，或反映妓女的痛苦不幸，描写比较真实，作品中也包含着小说作家怀才不遇的牢骚和痛苦，有一定社会意义。狭邪小说发展至后期，一些作家以欣赏的态度叙写嫖客对妓女的玩弄，品味低下，沦为“嫖界指南”。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有《品花宝鉴》、《风月梦》、《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
《品花宝鉴》，又名《怡情佚史》，一题《燕京品花录》，六十回。作者陈森(1796～1870)，字少逸，号采玉山人。毗陵(今江苏常州)人。除本书外，还写有传奇《梅花梦》。《品花宝鉴》是狭邪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唯一集中反映乾嘉之际京师狎优风尚的作品。小说以贵族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同性相恋为中心线索，描写了名士伶人的变态心理和堕落生活，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空虚，有一定认识价值。但作者称这种堕落行为是“情之正者”，充满欣赏，则表现出他情趣的庸俗。作品的艺术描写“以缠绵见长，风雅为主”1，与清中叶后之才子佳人小说略同。作品开创了近代狭邪小说创作之风，后之《花月痕》等小说的相继出现，皆与它有一定关系。
《青楼梦》，一名《奇红小史》，六十四回。作者俞达，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青楼梦》写公子金挹香风流多情，与三十六名妓女结缘。后来又娶了一妻四妾，其中四人为妓女出身。挹香捐余杭同知以扬亲名，因政绩显赫升杭州知府，一家人皆受到皇帝封诰。后勘破世情，离家修道。作品系模仿《红楼梦》而作，“一言一动，无不体会入微，摹神肖影”（潇湘馆侍者《青楼梦》第十四回回评），然而思想旨趣却难与《红楼梦》相较。金挹香“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与贾宝玉对女性的尊重和关爱是不同的。作者俞达一生失意落魄，故将妓女视为“知己”，但他在书中所描写的一妻数妾，飞黄腾达，辞官隐居的经历，与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借乌有先生发泄其黄粱事业”的心态是一致的，格调比较低俗。
《海上花列传》，六十四回。作者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号太仙，别署大一山人，花也怜侬。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自幼随父宦游京师，后长期寓居上海，常为《申报》撰稿，并编辑文艺月刊《海上奇书》。作者于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创作《海上花列传》，二十年(1894)全书石印问世，不久作者即病逝。另著有文言短篇小说《太仙漫稿》等。作品写由乡间来到上海的青年赵朴斋、赵二宝兄妹为城市生活所迷惑，不愿返乡。赵二宝沦为妓女，因为人单纯，感情和物质上受人欺骗，生活悲惨。作品主要写妓院，但也涉及官场和商界，较之同时的狭邪小说，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比较广阔。作者在书中极力抨击老鸨和中下等妓女，暴露娼家的奸谲，渲染美化上层社会的铺张生活；但由于描写比较冷静，客观上真实反映了妓院帮佣和妓女们的悲惨遭遇，对各种邪恶人物的奢侈淫靡，也有所谴责。因此刘复称此书为“上海社会中一部分‘混天糊涂’的人的‘欢乐伤心史”’(《读<海上花列传>》)
作品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是清末狭邪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种。它取材于现实，彻底打破了《青楼梦》等才子佳人式的狭邪小说的模式，开创了“近真类”狭邪小说的先例。故鲁迅认为，“自《海上花列传》出，乃始实写妓家”，并肯定了它“平淡而近自然”的艺术风格2。小说刻画人物，各具性格，绝少雷同。尤其是人物对话，全用吴语方言，充满浓厚地方色彩，胡适推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3，产生了很大影响。小说的艺术结构也颇为独特，作者自称其为“穿插藏闪”之法。借人物穿针引线，串连故事。故事之间布置悬念又彼此勾连，使小说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有机整体。
第二节 英雄传奇小说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比较著名的英雄传奇小说，即《荡寇志》和《儿女英雄传》。
《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传》，七十回，附结子一回。作者俞万春(1794～1849)，字仲华，别号忽来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青年时期，曾随父宦游粤东，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并因此被清廷赏赐。本书草创于道光六年(1826)，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中间还三易其稿。作者死后，其子又加以润色，于1853年（咸丰三年）出版刊行。故事接续金圣叹《水浒传》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惊恶梦”，叙述梁山泊义军在宋江的领导下，力量日益壮大。东京致仕提辖陈希真的女儿陈丽卿被高衙内看中，并威逼求婚。陈希真不同意，带着女儿到猿臂寨“落草”，以逃避高家的迫害。陈氏父女与地方武装和官军勾结，专与梁山好汉作对。后经人引荐，被朝廷录用参与征讨梁山，配合张叔夜，把梁山好汉“尽数擒拿，诛尽杀光”。作者认为《水浒传》是“邪说淫辞，坏人心术”，“既是忠义，便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荡寇志引》），因而对起义军不应招安，而应彻底剿灭。在《荡寇志》中，作者鼓吹“尊王灭寇”，宣扬封建“国纪”，思想主旨与《水浒传》是背道而驰的。但书中对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有所揭露，对水浒英雄亦有一些客观的描写，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有其一定的认识价值。
小说在艺术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刻画人物，效法《水浒》，如写陈丽卿的大胆勇敢，任性好强，就颇有光采。对武松、林冲等英雄人物的描写，亦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作者在描写双方交战时，加入了一些具有近代色彩的武器，极具时代特色。《荡寇志》与《水浒传》题材相同，同属英雄传奇小说。但在某些方面，又显示出英雄传奇小说向侠义小说的过渡。
《儿女英雄传》，初名《金玉缘》，一作《日下新书》、《侠女奇缘》等，原为五十三回，刊行四十回，署名“燕北闲人”。“燕北闲人”即文康，姓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号燕北闲人，满洲镶红旗人。他出身八旗世家，自己也曾为官，但晚年因“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1
本书约成于道光末年。故事写侠女何玉凤，父亲被权贵纪献唐所害，不得已奉母避居山林，更名十三妹，矢志报仇。为救父而奔走的显宦公子安骥误投能人寺，险些被害。十三妹杀死恶僧，救出安公子和民女张金凤，并促成二人婚姻。后来安骥之父获救，纪献唐被朝廷所诛。十三妹经众人规劝，亦嫁安骥。何、张二女激励安骥，安骥中举。二女各生一子，一夫二妻“寿登期颐，子贵孙荣。”
《儿女英雄传》在写法上也有模仿《红楼梦》的痕迹。但两部书的创作倾向却有较大差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封建末世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揭示了其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文康在小说中对封建官场的的黑暗和科举制度的腐朽也有比较深刻的揭露，但他不肯直面人生，对逝去的盛世念念不忘，着意要写一个“作善降祥”的“全福家庭”，以寓其“未遂之志”，却是比较迂腐的。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正是作者心目中既有“儿女深情”又有“英雄至性”的儿女英雄，即忠臣孝子。这种思想，大大降低了《儿女英雄传》的认识价值。
作品以艺术取胜，寓情于理，描摹细致，塑造了一些成功的人物形象。其中十三妹形象，尤为鲜明。她疾恶如仇，爱打抱不平，同时又心地善良，知道成人之美。这一形象是对以往文学艺术作品中侠女形象的一个总结和发展。然而由于文康推崇忠孝两全的传统思想，使十三妹最后成为贤妻良母，集忠孝于一身，则大大降低了这一形象的审美价值。小说语言生动活泼，诙谐风趣。特别是北京口语的运用，俏皮活脱，挥洒自如，历历传神，富有生气。从总体上说，这部书属于侠义小说，但其中也明显受到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它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古典小说流派相互融合的趋向。
第三节 “小说界革命”和小说发展的新阶段
十九世纪后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异常繁荣。小说作家众多，作品数量激增，流派纷呈，各种刊载小说的刊物纷纷涌现。受“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小说创作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而与此同时，传统的小说观念依然有较大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中，侠义公案小说和狭邪小说盛行一时，有些作品思想庸俗，趣味低下。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小说的实践发展迫切要求理论的总结和指导，“小说界革命”正是在这种历史和文学背景下发生的。它是当时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它的推动下，小说的文学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梁启超是“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指出小说“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并主张小说革新，以新小说取代“诲盗诲淫”“鱼烂风气”的旧小说。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变法，并联名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全面论述了小说的特征和社会功能。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翻译了日本柴四郎著的《佳人奇遇》，序中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以强调小说的政治功用。商务印书馆主人在《<绣像小说>编印缘起》中写道“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扶桑崛起，推波助澜。”肯定了小说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在由其主编的《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明确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指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并将被传统文论视为“小道”的小说称为“文学之最上乘”，全面抬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关于小说理论的一篇带有纲领性的文章。第二年，梁启超又在《新小说》上开辟“小说丛话”专栏，刊载有关小说评论随笔，一时小说理论研究形成高潮。
在小说理论的促进下，当时的小说创作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据阿英《晚清小说史》所录，从甲午战争失败，至辛亥革命为止的十多年间，创作的小说有四百七十九种。另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著录，晚清七十年间产生的通俗小说有六百余种，其中1900至1911年十年的小说，占总数的十之八九。这一时期的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广泛，思想复杂，涌现出一批重要作品，标志着我国小说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题材内容看，大体上有以下几类：一、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封建官场的作品。如李伯元的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蘧园的《负曝闲谈》、八宝王郎的《冷眼观》、张春帆的《宦海》等。二、宣扬维新变法，以小说干预社会政治生活的作品。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佚名的《宪之魂》等。三、秉笔现实，反映时事的作品，其中有反映帝国主义侵略和在美华工禁约运动的，如观我斋主人的《罂粟花》、忧患余生的《邻女语》、佚名的《苦社会》、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等。四、反映女权问题，要求妇女解放的作品，如颐琐的《黄绣球》、吕侠人的《惨女界》等。五、反对迷信，描写科学幻想，如壮者的《扫帚迷》、嘿生的《玉佛缘》、支民的《生生袋》等。其中部分作品，如《负曝闲谈》、《邻女语》、《黄绣球》、《市声》、《苦社会》、《官场维新记》(《新党发财记》)、《冷眼观》等，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清末动荡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作者的改良思想，较有价值。
《负曝闲谈》三十回，全书由十多个短篇故事组成，写法略同于《官场现形记》，但侧重于小官僚的形象和维新人物的丑史。阿英称其“文笔爽健灵活”，“是可读的一部书”1。作品展示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文笔爽健，一些片断的描写颇为传神，但亦有夸张失实之处。由于小说没有统一的线索和固定的人物，因此结构比较松散，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较为单薄。这是当时一般谴责小说的通病。
《邻女语》十二回，是一部反映庚子事变的时事小说。小说通过主人公金坚在庚子国变中的经历，抨击了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揭露了清王朝政治军事的腐败，极具现实意义。《清代轶闻》称其“记庚子国变事颇详确，文笔清隽可喜，实近日写史小说之别开生面者。”作品前六回写江南将门之子金坚，在庚子国变中，变卖家产，北上放赈。通过他的途中见闻，展现出一幅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后六回则另起炉灶，记述了有关庚子事变的某些片断。这种写法，使得作品的叙述显得比较凌乱，破坏了全书结构的统一。
《黄绣球》三十回，是反映清末妇女问题小说中最好的一种。作品记述了黄绣球为女界光明而奋斗的光辉历程。她原是一旧式妇女，因受法国罗兰夫人影响，觉悟起来，献屋办学，带头放足，参酌政事，组织义勇队，成为争取妇女解放的先锋。她所在的自由村，也变得“花团锦簇，焕然一新”。小说“反映了一代的变革”，体现了“维新运动中最稳健和平的一派”的主张2。全书采用象征写法，描写直露，人物形象有概念化倾向。
《苦社会》四十八回，双回目。阿英称它“是一部很实际的华工血泪生活史”。作品写阮通甫、鲁吉园、李心纯三个知识分子迫于生活出国谋生。阮通甫在途中被虐待而死，鲁吉园为友人所救，留在船上作帮手，从此飘泊四悔。李心纯在美多年，受尽欺凌，经商致富，后为“禁约”所逼，孑然一身，弃产回国。小说通过这三个主人公的遭遇，反映在美华工华商的悲惨生活。也揭露了美国政府破害华人华商的罪恶行径。书前漱石生“序”称其“情真语切，纸上跃然，非凭空结撰者比。……几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令人不忍卒读。而又不可不读。”
《冷眼观》六卷三十回，写法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略同，它以主人公王小雅的游宦经历为线索，反映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作品主要暴露官场，但也旁及其他，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一些比较深刻的认识。如作者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揭露了清政府立宪运动的实质，“拿着立宪两个字来做楚歌用，想去吹散了革命的意思。”便颇有见识。小说文笔尖刻泼辣，但有时流于浮浅油滑。
这些小说，能够直面现实，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写实精神，将戊戌维新失败后激烈变革的现实生活作为描写对象，取材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与当时盛行的侠义公案小说和狭邪小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艺术上，“新小说”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有些作品借鉴西方小说的叙述方式，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并引入倒叙、插叙等形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叙述技巧。
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的小说，质量普遍不高。由于政治性过强，小说的审美性被大大削弱了。加之成书时间仓促、商业利益的驱动，使得多数作品人物刻画不精，结构重复雷同，描写又常常失之夸张，缺乏必要的艺术提炼与加工。正如鲁迅先生所评：“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这实际概括了清末小说的一大通病。还有一些小说甚而粗制滥造，文字拙劣，品格低俗，难以卒读。
第四节 鸳鸯蝴蝶派小说及其他
20世纪初期，伴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和都市文化的发展，市民阶级壮大起来。而辛亥革命失败后，一些作家情绪消极，也不再具有革命热情。鸳鸯蝴蝶派小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盛行起来的。
这一小说流派并非组织严密的文学团体，但作品的表现内容及作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大体相近，并且拥有特定的刊物、作家群和读者群。作品以描写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为主，远离现实社会的政治风云，追求趣味性和娱乐性，拥有一定的读者，在近代文学史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因其写才子佳人相爱，“柳荫花下，像一对鸳鸯，一双蝴蝶一样”1，分拆不开，故名之曰“鸳鸯蝴蝶派”。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徐枕亚的《玉梨魂》、《雪鸿泪史》，吴双热的《兰娘哀史》、《孽冤镜》，李定夷的《美人福》、《霣玉怨》，李涵秋的《孽海鸳鸯》和周瘦娟的《此恨绵绵无绝期》等。这些作品主人公多为封建才子和良家女子，情调哀艳委婉，在城市青年中有较大的影响。
《玉梨魂》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代表作。作者徐枕亚（1889－1937），名觉，字枕亚。江苏常熟人。小说最初在《民权报》连载，1912年出版单行本，在当时影响很大。作品写家庭教师何梦霞与与年轻守寡的白梨影相爱，但迫于礼教，不能成婚。白梨影将小姑崔筠倩许配给何梦霞，希望他能开始新的生活。但何梦霞不能忘情于白梨影，崔筠倩也因婚姻不能自主抑郁而死。在遭到种种打击之后，何梦霞决心报国从军，在武昌起义中牺牲。小说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悲剧，写出在封建伦理观的影响下，主人公想爱而又不敢爱、真心相爱却又不敢追求幸福的矛盾和痛苦。虽然也有封建说教的内容，但在客观上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追求，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心灵的戕害，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作品人物塑造比较丰满，尤其是心理描写，细腻传神，准确的传达了主人公内心的思想波澜。小说以文言写成，骈散相间，较有韵味。但有时堆砌辞藻典故，语言晦涩，大大降低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孽冤镜》也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小说写世家公子王可青与盐商之女高曼云由父母包办成婚。高曼云死后，王可青认识了薛环娘，两人真心相爱，但王父却为他定下布政史的侄女素娘。父子之间发生冲突，王可青被锁在家里，不能与外界交往。环娘得知消息后，撞墙而死。王可青与素娘成婚，婚后夫妻不合，家庭失睦，王父悔恨不已，离开人世，王可青吊死在环娘坟前。小说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并揭示了造成悲剧的社会原因，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出了强烈批判。作品用文言写成，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在当时也很有影响。
《霣玉怨》写受过新式教育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史霞卿与刘绮斋相爱，遭到庶母钱氏的反对。两人历尽波折，终于得到史父的允许。但刘绮斋在探弟途中被误传身亡，霞卿为此生病而死，刘绮斋出家为僧。小说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戕害，但作品过分追求情节的曲折，让人有牵强之感。
从总体上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有其一定的社会意义。有些作品通过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悲剧，揭示封建礼教的罪恶及其对人性的戕害，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阅读需求，作品往往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人为的编造爱情悲剧，缺乏真实性和可信性。一些作家头脑中的封建观念并没有完全剔除，在作品中宣扬“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道德观，大大的降低了小说的思想性和批判性。而从创作的主体倾向看，大量作品思想庸俗，格调不高，同时存在着模式化的倾向。
这一时期黑幕小说和侦探小说也开始盛行。黑幕小说以揭发阴私为主，追求轰动效应，描写夸张失实，鲁迅称之为“丑抵私敌”的谤书。（《中国小说史略》）作品长短不一，多为通俗文言，其中一些作品以造谣中伤、人身攻击为能事，并不能归入小说的范畴。近代侦探小说的产生受到翻译文学很大的影响。内容多为诈骗、凶杀、盗窃，故事独立成篇，艺术上并不成熟。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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