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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历代君王、王后多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其中尤以唐太宗、武则天、上官婉儿文学造诣最高，故他们在本世纪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一、唐太宗文学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 本世纪人们对唐太宗在文学史上的作用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但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唐太宗所提倡的文风则颇有微辞。1926年谢无量在其《中国大文学史》卷六中专列一节“太宗之文翰及十八学士”论唐太宗文学活动对唐初文风之影响：“唐初文学，既承陈隋遗风。先是太宗最好文学，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即位以后，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闲，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几日昃夜艾。未曾少怠。诗笔草隶，卓越前古。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启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在论“八世纪的乐府新词”时，也对帝王贵公主的提倡文学之功予以肯定：“太宗是个很爱文学的皇帝，他的媳妇武后也是一个提倡文学的君主；他们给唐朝文学种下了很丰厚的种子。”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作如斯观：“当武德初，李世民与其兄建成、弟元吉争位相倾。各延揽儒士，以张势力。世民于秦邸开文学馆，召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时号十八学士。及他杀建成、元吉后，太子及齐王二邸中的豪彦，也并集于朝。世民他自己也好作‘艳诗’。当时的风尚，全无殊于隋代。......诗坛的情形是颇为热闹的。”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虽然也认为唐太宗颇好文学，但对其诗风则不太满意：“唐太宗（李世民）爱好文学，颇慕绮妮，......所以唐初的诗人，除魏征虞世南等少数作家含有古意外，余人都很趋向于‘社会化’‘宫体化’的。”接着引王世贞评唐太宗“诗语殊无丈夫气”等语，谓“这话实在评得精切。所谓‘无丈夫气’与‘花草点缀’云云，盖亦极言彼之胎息六朝耳。”闻一多在其《类书与诗》一文中认为，南朝以来文学发展的学术化倾向到唐初则被唐太宗大力提倡编撰类书而变本加厉，“终于被学术同化了”。而且，他认为唐太宗的文学造诣不如隋炀帝：“唐太宗之不如隋炀帝，不仅在没有作过一篇《饮马长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炀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甚至‘鸟击初移树，鱼寒不隐苔。’又何尝是后者有过的？”文章最后又说：“太宗所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总之，太宗毕竟是一个重实际的事业中人；诗的真谛，他并没有，恐怕也不能参透。他对于诗的了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
八十年代以后 从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学界对唐太宗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诗歌艺术的评价都没有什么进展，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多强调人民的文学创造力，对封建帝王的作用以批判为主。这种情况到八十年代以后才得以改变。
1983年一下子出现了三篇研究唐太宗李世民文学创作的论文。杨柳在《唐太宗的诗歌创作》一文中，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李世民的创作思想和实践，并结合他的生平活动和具体诗篇分析他创作中两个矛盾的侧面。这对于认识贞观诗风有一定的启发。余美云的《论唐太宗》从李世民作为创业君主和一代诗人的两个不同角度分析了李世民在唐初诗坛的地位；并联系初唐诗风，指出唐太宗的诗创作是他文艺主张的实践，也是为适应当时政治需要而出现的“歌德”文学的组成部分。宫廷诗不是他的创作的主流，他的诗以雍容庄重为特色。另一篇陈志贵的《李世民和唐初的文化发展》主要论述了李世民对唐初文化发展的贡献。
1984年，杨柳的《唐太宗诗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初探》、李中华的《唐太宗的文艺观及其诗歌创作初探》也是力求出新的论文，值得一读。
1985年，共有三篇文章论及唐太宗的文学艺术活动，即刘国盈的《唐太宗与创作自由》和吴云的《论唐太宗的诗》、《论唐太宗的文化建设业绩》。刘文就唐太宗这位开唐代风气之先的君主，对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繁荣所起的无法取代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本文还针对宋人批评太宗“所为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嬉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的观点，认为李世民并不赞成“纤靡淫丽”的文风，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嵇康“声无哀乐论”的影响。同时，作为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懂得怎样把个人好恶与时代风气区分开来。
1989年又有两篇论述唐太宗的论文，其中一篇是美国学者卫德明、康达维写的《论唐太宗诗》，对《帝京篇》及其序的看法比较新颖，说《帝京篇》“包含许多有趣的特征”“是组织得很好的天才之作，在时空上有渐渐扩展的过程”，该诗的序“是太宗诗歌理想的宣言”。另一篇是薛宗正的《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边塞诗作》。
1990年，研究唐太宗的文章更多，共有7篇，吴云的《论唐太宗的文》从唐太宗今存的论文、诏、令、制、册文、玺书、帖等300余篇文章着眼，着重论述了这位封建帝王之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艺术特点和在散文史上的革新作用。本文指出，唐太宗的文，多用形象比喻和对比说法，语言骈散相间，“是继承贾谊《新书》并加以发展的结果”，他“是唐初改革文章的祖师”。
本世纪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生平的研究成果有如下几种：（一）张仲寰、刘逸青合编的《唐太宗年表》，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唐太宗》一书附录；（二）李绍定撰写的《唐太宗之享年》，刊《读书通讯》第127期，该文谓李世民贞观二十三年卒，年五十二；（三）胡如雷撰《唐太宗生年考》，刊《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本世纪学界对唐太宗作品整理的成果有吴云等辑校的《唐太宗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以及韩理洲的《唐太宗李世民文编年考》（一、二），分别刊于《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唐都学刊》1988年第3期。
二、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研究
武则天诗歌研究 武则天可谓是唐太宗之后又一位爱好文学、擅长诗歌创作的君主，故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对其已有所关注，大多是对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有关材料的排比、发挥。如胡适《白话文学史》对武后大倡文学之功加以赞扬：“武后专政，大倡文治；革命之后，搜求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其时贵臣公主依附风气，招揽文士，提倡吟咏。”李维《诗史》亦云：“武后奖掖文学，引拔极众，始以北门诸学士，纂集群书，临制后，又有三教珠英之选，预修者，有员半千......诸人，集所赋诗，各顾爵里，以官班为次，而崔融为之序，惟《珠英学士集》已佚，不可考也。当时文人，以沈宋为杰出，每以丽词，邀女后欢喜，上官婉儿又为之染翰着色，朝野争羡，故一时化之。”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六云：“盖武后在高宗时，已奖进文学，始以北门学士诸人，纂集群书。革命以后，又有《三教珠英》之集，引拔尤众。一时文士，如苏李沈宋之闳丽，陈子昂卢藏用之古文，富嘉谟吴少微之经术，刘子玄之史学，以及张说之词笔，徐坚之博洽，并腾誉文囿。上总初唐之丽则，下启开元之极盛。有唐一代，律诗与古文之体，最越前世，皆发于武后时。可谓异矣。”
从四十年代开始，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很少论及武后的诗文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作用。直到八十年代，武后似乎才又进入了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苏者聪的《简论武则天其人其文》是我们目前所见的第一篇系统论述武氏文学创作活动和诗歌创作成就的论文。而此后一年发表的沈立东的《武则天的诗歌创作》一文则将其诗作分为五个时期，结合政治经历加以论述，认为从中“可清楚地看出她的一生于中国封建王朝鼎盛时代弄潮的轨迹”。
另外，葛晓音的《论初唐的女性专政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一文，从妇女学的角度对产生武则天一类女性统治者的背景和原因作出解释，并兼论了这四十年在文学方面造成的影响。文章认为，首先，从北魏到隋唐，北方统治者女性多胡族血胤。由于篡夺频繁，政变复杂，她们在政权鼎革之际，往往参与策划，甚至起兵协助丈夫或父兄成事，因而形成了宫廷女性参政的传统。其次，联系武则天的父系出身于山东寒族的背景来考察自北齐以来的地方风俗，还可以看出，河北民间普遍存在的女性持家、男性惧内的风气，是产生女性专权统治的社会基础。对于由武则天开创的这段女性专权史对唐代文学所发生的影响，作者认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武则天为排挤李唐旧臣，通过科举、制举、征求隐逸等多种手段，从关陇集团以外的山东、江南选拔人才，使布衣寒士得以进用，不但为盛唐储备了一批贤臣，而且改变了唐初重勋旧不重文人的传统，使一批以文学见长的寒士跻身朝列之后，在初盛唐之交的文坛上成为宗主哲匠，对于盛唐文学的繁荣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其次，由武后开端的重视文学的风气，至韦后、上官婉儿时愈加炽盛。虽然在宫廷中曾造成一股短暂的形式主义逆流，但在题材、体制和表现艺术方面给盛唐诗提供了不少经验和借鉴。
本世纪关于武则天生平研究的成果有：（一）《武则天年谱》，日·泽田瑞穗编，李天送译，《则天武后》一书附，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二）《关于武则天的生地与生年问题》，熊克撰，《南充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本世纪对于武则天作品的整理只有罗元贞点校的《武则天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版。
上官婉儿研究 本世纪学界关于上官婉儿文学研究的文章只有李迪生、陆路的《从上官婉儿评诗谈起》、乔象钟的《上官仪和上官婉儿对唐诗风的影响》和苏者聪的《才华绝代的上官婉儿》等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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