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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德裕研究
李德裕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一直受到历代史学家、诗评家的关注。本世纪初以来，学界不但对其生平和思想有进一步的探讨，而且对其诗歌创作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生平和思想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李德裕生平和思想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1935年，陈寅恪发表了《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该文意在指明《资治通鉴》纪事之脱误，及清代学者检书之疏忽，文章通过对史书、笔记所载李德裕贬死年月和归葬传说的辩证，引证当时新出土墓志数方，得出结论：（1）李德裕大中三年十二月卒于崖州；（2）其柩于大中六年夏由其子烨护送北归，葬于洛阳。此文发表后不久，张尔田提出商榷，他在《与吴雨生论陈寅恪李德裕归葬辨正书》中说陈文“合之论理，有不能成立者数端”，认为“此文有大功于义山者，乃在证明卫公归葬在大中六年，实为异日补注玉溪生集者最重要之贡献。其他诸说，则尚非今日所能论定。”至于李德裕贬死海南何地，在海南是否有后裔存留？对此问题，后来郭沫若曾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李德裕贬死在崖城，而且在海南有后裔。1985年，卢业时通过实地考察，发表了《李德裕在海南贬地考》一文，提出了与郭沫若不同的看法：（1）李德裕的真正贬地在海南北部的琼山县境内；（2）望阙亭在琼山县灵山区大林乡多吕村；（3）李德裕在海南没有后人留下，崖州多港峒李姓黎人只是在黎族社会不断汉化过程中采用汉族姓氏而尊奉李德裕为其祖，并不真正是李德裕的后裔；（4）郭沫若及历代主张李德裕贬地为崖城之说多属传闻和附会，不足为证。
相当长的时间内，李德裕生平和思想研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又出现了研究李德裕的高潮，发表了一大批探讨李德裕与牛李党争、李德裕与会昌灭佛之关系的论文，如田廷柱《李德裕与会昌灭佛》、傅璇琮的《略谈唐代的牛李党争》、《李德裕年谱》、赵吕甫《牛僧孺、李德裕史事辨误》、周建国《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袁刚的《会昌毁佛与李德裕的政治改革》、田廷柱《晚唐政治家李德裕》、曹旅宁的《论李德裕与会昌灭佛之关系――读〈隋唐佛教史稿〉札记》、王炎平《辨李德裕无党及其与牛党之关系》、陈建梁《李德裕政风二题》等。其中田廷柱《李德裕与会昌灭佛》一文强调了李德裕在会昌禁佛中的作用，认为在禁佛的过程中，李德裕出谋划策，奉制力行，指挥若定，成果卓著；其反佛思想尤为可贵，其力主禁佛的行动，无疑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因而有积极作用。曹旅宁文则对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所说李德裕之所以积极主张灭佛，根源在于他不喜欢释民，进而推论出李德裕因与道教相关联而力斥佛教的见解进行商榷，认为会昌灭佛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根源，也具有历史必然性，李德裕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一个封建社会政治家顺应时代、挽救封建国家危机的自觉行动。傅璇琮的《李德裕年谱》从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等矛盾入手，依据牛李党魁对待这些矛盾的不同态度，指出党争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两种不同政治集团的原则分歧，并对李德裕力挽狂澜的改革图治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由于本书对元和至大和政治的详尽叙述，可以称得上一部齐备的牛李党争史，同时由于该书对中晚唐时期诗人们的交往和创作活动考察甚细，又可以说是中晚唐牛李党争背景下的一部文学编年史。
诗歌成就研究 对李德裕诗歌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郑宪春的《论李德裕及其诗歌创作》、董乃斌的《〈会昌一品集〉及李德裕的思想和创作》、《李德裕的诗和诗中的李德裕》、周建国的《富有文才的名相李德裕》等。其中董乃斌两文所探索的中心题旨是一个，那就是要通过对李德裕诗文思想艺术的分析揭示出这位政治家内心世界的更深层面，从而建立起对他的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文章认为李德裕是一个政治化了的封建文人，一生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浮沉。他的写作活动一大部分属于封建王朝政治、军事措置的性质，这些作品构成了《会昌一品集》的主体，反映的主要是晚唐的政治状况和他的相业。另一部分属于文学创作范围，如赋、诗、和一些杂文。这些作品则较能反映他的思想、气质、性格和内心活动的历程，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也能看到其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怀念平泉庄的诗作是李德裕现存诗篇的主要部分，它们大抵作于李德裕政治生涯的低潮期。其中既反映了他享受奢侈的物质生活的剥削者心理和占有欲，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出与处的矛盾。另外，李德裕还有两个文学观点，一个是“文章与名节不可一概而论”，这种将文学创作与政治名节作一定区分的观点在封建时代可谓相当明智通达，影响于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便在无形中解除了许多禁忌和束缚，使他能够把平素不轻易表露的某些思想感情在诗中加以宣泄，从而使我们能够较全面地看到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其另一个文学观点是“文章如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日新”，曾被清人沈德潜称为“至论”。所谓“终古常见”，指的应是稳定性较强的文学形式，“光景日新”指的是反映时代和现实生活因而变动迅速的文学内容。文章还认为，李德裕被贬珠崖后的作品色彩秾丽、感情深沉，吐诉了无限眷恋京国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而正是这为数不多的好诗，才使李德裕在唐代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使人至今难忘。周建国文也认为，李德裕作品的内容、体裁与其仕途上的荣辱进退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的程度在唐人中甚至可说是罕见的。文章还将李德裕的诗文分为三类：第一类即收入《会昌一品集》正集二十卷中的政治性应用文。这些文章数量之大，“为唐人文集所仅见”，而且质量之高独步当时，其文以明快详实，曲尽事理为主要特色。第二类是身遭贬逐时所写的、系列诗赋，这些作品大多围绕仕隐矛盾和宦海风波言志抒情，透露出思乡之念和迁谪之感，表现了一种深厚的抒情风格。第三类是一些同僚唱酬或抒写个人闲情的篇什，这些作品大多作于前期任方镇大吏的时候。文章最后也介绍了李德裕的文学思想。
诗歌整理和版本研究 对李德裕诗歌作品进行整理的成果有佟培基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李德裕》，对李德裕文集版本进行研究的成果则有万曼的《唐集叙录·李文饶文集》。
二、薛涛研究
薛涛是中唐时期多才多艺的的女诗人，且与当时许多文人都有交往，故受到后世学界的普遍重视。本世纪以来，人们除了对其生平和创作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而且对她与元稹的关系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薛涛生年 关于薛涛的卒年，学界一般认为在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前后。但薛涛的生年，史料记载和当代学者的说法都不统一，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这样几种：（1）公元758年（肃宗乾元元年）说。此论依据是：《唐音癸签》称涛“工绝句，无雌声，自寿者相”，可知至少活到七十岁；明刻《薛涛诗》小传有“大和岁薛涛卒，年七十五”之说，上推而得。（2）公元770年（代宗大历五年）说。此论依据是：涛甫及笄时，韦皋镇蜀，召令侍酒，遂入乐籍。及笄系指女子15岁，而韦皋镇蜀起自公元785年（德宗贞元元年），上推15年即公元770年。（3）公元785年（德宗贞元元年或二年）说。依据各本传及涛诗中称 韦皋为“韦中令”、“韦令公”，而韦皋至公元801年（德宗贞元17年）方兼中书令，始可称“韦中令”或“韦令公”，而涛侍酒赋诗必在贞元17年后韦皋兼中书令时。传云：涛年始及笄，方15岁，以诗闻外。至韦公召见，或有一二年时间，则涛此时，亦只十七八岁。由此上推而得。（4）公元781年（德宗建中二年）说。参刘天文《薛涛生年考辨》。另，石岩的《薛涛小传》认为薛涛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生于长安，卒年在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享年六十四岁。
与元稹之关系 由于妓女的独特身分，加上元稹又是一个风流才子，而且二人都有互相酬赠之作，所以千百年来人们都倾向于认为薛涛与元稹之间存在着爱情关系，但是本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又极力推翻此说，遂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爱情说。此说以张蓬舟为代表。他在《薛涛诗笺》中认为：“她40岁时，元稹为东川监察御史，慕涛欲见，严绶遣往，与稹聚于梓州。似属意于稹，但长稹十岁；稹爱情不专，数月后又遭移贬，她遂终身未嫁。”苏者聪的《元稹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一往情深”吗？》也认为“自元和四年至长庆元年，十几年来，元稹与薛涛一直保持着这种不正常的关系”。 邓剑鸣、李华飞的《薛涛与元稹的关系问题及其他》则更加肯定：“元稹、薛涛见过面是事实，两人有过一定程度的爱情关系也是确实的”。（2）酬唱说。卞孝萱《元稹·薛涛·裴淑》则认为“元稹与薛涛未曾会晤，仅有唱和关系”。彭芸荪的《望江楼志》也认为：“旧传（元稹）尝与薛涛会晤，实出附会。然唱和寄赠，事亦有之。”
诗歌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薛涛诗歌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早在1929年，姜华就发表了《女诗人薛涛》，对薛涛的生平和诗歌创作进行介绍，文章认为，薛涛的艺术手腕到了《春望词》一类的诗，可算是登峰造极了，是“真善美”的结合，称此诗“质朴如白衣处女，婷婷独立，毫无俗态，其表白其胸怀，荡荡然如一池清水”；但是对其集中《十离诗》却不满意：“以言艺术，浅薄无聊；以言内涵，卑污秽浊。”
后来，有将近五十年的时间，学界基本没有对薛涛诗歌作更深入的研究。1984年，胡荣锦的《论薛涛的诗》的发表，打破这种沉寂的局面。该文认为，据薛涛流传至今的八十一首诗看，思想内容是较为贫弱的，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极其有限。这与她的低下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的见识不高有关。但是，她的那些反映歌妓受压迫和偶一为之的关心政治的诗作，也是有着一定的认识意义的。文章还指出，薛涛诗的风格不是单一的，它既有自然率直的一面，也有清奇雅正的一面。文章最后对薛涛在中唐诗史上的地位作了一个评价：“在争奇斗艳的韩孟诗风盛行的中唐，她的诗能以活泼清新的风格出现，更属难能可贵。”
此后学界研究薛涛诗歌的成果又多了起来，如刘长耿、孙顺霖的《论薛涛和她的〈十离诗〉》、董淑瑞的《薛涛及其诗作》、贺新居的《薛涛简议》、朱德慈的《薛涛诗歌艺术风格摭谈》、王继范的《试论唐代女诗人薛涛》、张而今《情思·才调·风度――谈薛涛诗的审美魅力》、赵松元的《薛涛诗歌的“丈夫气”再议》、咸力的《薛涛诗的歌唱性小议》等。其中刘、孙文指出，《十离诗》一反酬答唱和之常态，不失为一组颇能表现薛涛双重不幸的真实情感之作。在艺术风格上，则继承了古诗和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的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运用民歌的语言，平易凝练，通晓流畅，词采清丽，情意深婉；而其艺术特色还在于大量借助比喻和隐喻。但是此诗也有一些欠妥之处，如修辞单一造作，形式千篇一律。董文则对当时诸多文学史著作没有给予薛涛一定的诗史地位表示不满，谓薛涛反映身世感叹的诗，是其身世之苦、心灵之声的写照，她的痛苦与向往常常以直抒己怀或借物抒情的方式表达出来，处处流露真情，娓娓动人；说她的唱酬诗寄寓对大自然的热爱、个人清高的操守和对友情的珍重。文章认为薛涛诗歌的艺术特色是：情真、洒脱、艳丽。贺文也探讨了薛涛诗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性，认为其艺术性有三点：第一，语言平易但不浅露，诗意含蓄但不晦涩；其次，状物细致；其三，感情深细。朱文从六个方面分析了薛涛诗的艺术风格：（1）“畅”：涛诗平白如话，晓畅和谐，读来一气直泻，婉转悦耳，似潺潺流水；（2）“常”：遣词造语，如话家常，不用奇字、僻字，不作拗折倒装的句式；（3）“藏”：含蓄不露，于平淡中寓深意；（4）“长”：造境上善于融化情景，将主观情感与客观对象巧妙地溶化为一体，从而更强烈地表达自己感情的真实；（5）“香”：细腻与温馨；（6）“朗”：有朗健的骨格。王文通过评说薛涛的咏物、酬唱、赠别等各类作品来展示薛涛的人物和品格，认为《十离诗》“是对唐诗发展的一个贡献”。张文则从情思、才调、风度三方面探讨了薛涛诗歌的艺术魅力。赵文是对朱德慈《试论薛涛的风格特征――兼难“无雌声”说》进行商榷的文章，朱文首先从薛涛诗的某些用语论证薛诗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其次认为体悟入微、观照精细、格调柔婉、情韵哀怜是薛诗的典型个性，而这又是极女性的；本文则认为薛涛的吟咏情性的诗篇，绝无脂粉气，亦绝无尘俗气，而且其活泼大胆的性格则主要形成了她与众不同的艺术思维与表现方式，所以刚柔相济之美的丈夫气 ，才是薛涛诗的主导风格。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对薛涛作品整理用力最勤的无疑是张蓬舟，1929年，他曾合薛涛、曼殊之诗及其事迹为一集，题为《浪漫二诗人》，于1933年刊行于上海的南京书店。后来他又利用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机会，搜集、整理了薛涛的作品，于1983年出版了《薛涛诗笺》，该书笺注简明，搜罗薛涛有关史料和后人研究材料甚丰，为目前较为完备的薛涛作品集。另外，陈文华编集的《唐女诗人三种》中也收有薛涛的诗歌作品。
对薛涛作品进行辨正的论文成果则有：彭云生遗作、陈刚整理的《〈十离诗〉辨正》、许永驰的《〈谒巫山庙〉是薛涛的作品吗？――与张蓬舟先生商榷》、邓剑鸣等《〈薛涛诗笺〉中几首诗真伪辨》、佟培基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薛涛》等。
薛涛诗集版本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傅增湘的《明本薛涛诗跋》、张蓬舟的《薛涛诗笺·版本源流》、万曼的《唐集叙录·薛涛诗》等。
三、张祜研究
张祜是中晚唐间著名诗人，其人、其诗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张祜研究趋于细致和深入，其中吴在庆和尹占华成果较多。
生平研究 谭优学的《张祜行年考》是本世纪较早对张祜生平和创作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该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生平和行事：（1）张祜的名、字、籍贯及生卒年。（2）元微之短沮令狐之表荐。（3）“钱塘论”、“争解元”之失意。（4）“累蒙方镇论荐”及“遍干诸侯”。（5）文坛朋辈之交游。（6）塞北岭南之广泛游踪。（7）祜之妻孥及身后萧条。文后还列有一简明之《张祜年表》。此后不久，吴在庆相继发表了《令狐楚表荐张祜时间考》、《张祜卒年考辨》、《关于张祜生平及诗歌系年辨伪的几个问题》、《张祜生年辩正》等文章，其中对张祜生平行事的看法与谭文颇不相同。如他认为，张祜《寓怀寄苏州刘郎中》诗与令狐楚表荐事无关，又据张祜《庚子岁寓游扬州赠崔荆四十韵》及《寄献萧相公》诗，考定表荐事在元和十五年秋；闻一多及谭文都认为张祜卒于大和六年，武汉大学《唐诗选注》定其卒于大和十三年左右，吴在庆则认为张祜应卒于大中八年（公元854年）；关于张祜的生年，闻一多云生于唐德宗贞元八年，谭优学云生于德宗建中三年，卞岐《张祜生年考辨》认为应生于贞元十八年，吴在庆在经过多方考辨的基础上，认为闻一多的说法比较可信；对于元稹是否可能谗毁张祜这一问题，以前有人曾否定过，吴在庆在多方论证后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吴在庆还提出张祜曾三入长安，而其寓京三年之时间乃其第三次入长安的大和末期。此外，高玉昆的《张祜何年进京》、乔长阜的《张祜生卒年和三入长安考》、尹占华的《张祜系年考》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诗歌研究 谭优学的《张祜行年考》中也涉及到张祜的文学观和诗歌创作，如他曾列专节论“张祜之文学观及为文态度”和“祜诗略论”，他认为，“祜诗之佳者，首推宫词，微婉而多讽，艺术造诣，臻于化境；次则体物图貌、描绘山水之作”。又谓，“祜诗无僻字僻典，无诡怪陆离之状，纯熟工整，流转自然。均眼前事，眼前景，人人习见，而祜为之，情趣盎然。”
对张祜诗歌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则有：朱碧莲的《“千首诗轻万户侯”――评张祜的诗》、陈广宏的《中晚唐间著名诗人张祜》、张立名的《张祜诗刍议》、吴在庆的《论张祜的诗歌》、尹占华的《张祜诗辨伪》、张浩逊的《张祜宫词浅论》等。其中朱碧莲文首次对张祜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文章首先针对元稹评张诗为“雕虫小巧”的做法进行反驳，认为“张祜的诗是有一定的思想意义的，尽管诗集中不乏应酬奉和之作，也写了自己的流连倡家的荒唐行为，但那只是唐代落魄文人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并不能因而抹杀她的诗歌所具有的思想性”，其次对白居易认为徐凝的诗为先，张祜的诗为次的评论也进行了辩正，认为“总的看来，张祜的诗优于徐凝”，文章最后对张祜诗歌在中晚唐诗坛上的地位作了总的评价：“在晚唐形式主义甚嚣尘上，诗风日益萎靡不振的背景下，张祜却能以如此质朴的五古，歌咏时事，关心朝政，’谏讽怨谲‘，锋芒毕露，自不失为佼佼者。他虽然不能与杜牧、李商隐并列，然亦相差无几。在政治态度和性格作风上，他与杜牧大同小异，特别在某些反映个人壮怀及描写时事的诗歌中，两人有共同的爱憎，诗风接近，无怪张祜晚年与杜牧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志趣相投，诗酒酬答，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囿于偏见的元稹和白居易难以认识祜诗的价值，只有深深了解张祜的杜牧才能真正懂得他的诗。”
另外，吴在庆的《试论张祜的傲诞狂荡》探讨了张祜的性格，文章首先从笔记小说中看出张祜的形象是傲诞的，探讨了张祜诗歌中所反映出来的“傲诞狂荡”的性格特点：1、对某些权势者的蔑视与讥讽怨刺；2、耿介的性格，高洁的情怀，凌云的气骨；3、愤世嫉俗，终穷独醒。文章还分析了张祜这种性格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其人生的影响。
四、中唐其他中小作家研究
本世纪以来，学界对中唐的一些中小作家，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虽然研究成果和取得的进展不是很大，但也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
卢仝研究 关于卢仝生平方面的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曾遂的《卢仝不死于“甘露之变”辨――兼考卢仝生卒年》、姜光斗等《卢仝“罹甘露之祸”说不可信》、刘曾遂《卢仝生平事迹杂考》、孔庆茂、温秀雯《卢仝行年考》等。其中，姜光斗等文从诸多方面对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传统说法进行了驳正，认为卢仝大约卒于元和七年或八年，并不死于元和九年的“甘露之变”中。刘曾遂的《卢仝事迹杂考》考证出：（1）卢仝早年曾寓居扬州，大约三十岁时才离开扬州；（2）卢仝曾隐济源王屋山（大约三十岁时隐居此处，大约四十多时移居东都）；（3）卢仝无“两征不起”之经历；（4）迁居洛阳及与马异结交，等。孔庆茂等文则是一篇卢仝的简明年谱，其中对卢仝一生的重要事迹的考证多有自己的看法。
关于卢仝诗歌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项楚的《卢仝诗论》、孔祥祯《谈卢仝和他的政治讽刺诗》、王骧《试评中唐诗人卢仝》、董乃斌《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论卢仝、马异、刘叉的诗》等。其中孔祥祯文对前此学界不是谓卢仝诗“怪诞”、“险僻”，就是说其是“反现实主义”诗人的研究现状表示不满，遂结合卢仝的生平身世对其政治讽刺诗作进一步的探讨，文章认为，卢仝政治讽刺诗的矛头是指向当时皇帝的昏庸，宦官的跋扈，藩镇的作乱，官场的黑暗。这类诗的特点是真切、大胆、深刻泼辣，而且富有创见。有些诗浪漫主义色彩很浓，有些短诗又很自然、流畅、清新。从整体上看，卢有怪僻松散的诗，但所占比例极少，绝大多数的诗想象奇特，语言古朴自然，感情真切。因此，不能用“怪僻”二字概括其全部诗歌，他更不是“语言奇谲怪僻”的一格宗师。
权德舆研究 关于权德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叶幼勋的《复傅沅叔年伯论权文公集书》、林家英等的《权德舆的为人、为文、为诗》、李文衡的《权德舆文艺观浅论》、王达津的《权德舆与中唐诗的意境说》、吴汝煜的《权德舆诗人名考证》等。其中，林家英文认为，在日益趋向没落的中唐时代，权德舆的为人从政，堪称是尽职秉公、刚正不阿；体察民病、宽仁温厚；他的诗，是其抒写情性、坦露内心世界的精神寄托；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多用白描手法，力求语言的清淡、省净、流畅、自然的同时，也注意锤炼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王达津文则认为，在中唐时期，首先明确提出意境说的正是权德舆，他他认为权氏已经看到意的高低决定诗境的高低，外界之境也有助于诗境，首先是使意更深远。境不仅是物象的铺陈，而是有广远空间，含深意的境界，最后可以使人得意忘筌。
李翱研究 关于李翱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恩溥的《李翱年谱》、马积高的《李翱生平仕履考略》、陈尚君的《李翱卒年订误》、李光富的《〈李翱年谱〉订补》、郝润华的《李翱与〈李文公集〉》等。李恩溥文虽极简略，然为李翱的第一个年谱，有拓荒之功。马积高文较之李文更加系统，且对李翱一些重要行事进行了比较深细的考证。李光富文则对李恩溥文进行订补，在生卒年、籍贯、世系、行事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郝润华文则对李翱的文学创作和文集的版本流传情况作了较全面的介绍。
项斯研究 关于项斯的研究成果则有：卞岐的《项斯籍贯考》、杨叔威的《说项斯的诗及其里籍问题》、卞岐的《唐诗人项斯的三首佚诗》、《关于项斯佚诗的真伪》、徐光大的《项斯籍贯生平考探》等。
其他 另外，有一些文章还涉及到中唐时期的其他作家，如储仲君的《李嘉祐诗疑年》、张瑞君的《李嘉祐、皇甫冉生平事迹补证》、郭殿崇的《唐徐州诗人刘商考》、汤擎民的《刘轲生平及著述考略》、张全恭的《唐文人沈亚之生平》、杨胜宽的《〈全唐诗外编〉所收沈亚之逸诗的真伪问题》、郭殿崇的《关盼盼妾属甄辨》、吴汝煜的《张仲素考》、曹汛的《茂陵才子马逢》、陶敏的《〈全唐诗〉令狐楚卷及李逢吉诗整理》、姜剑云的《令狐楚作品传统及散佚考述》、冀勤的《关于欧阳詹的生卒年》、储皖峰的《论郑嵎津阳门诗》、曹汛的《石贯诗事》、周勋初的《卢言考》、瑞需的《梁肃》、张天健的《刚肠侠诗话刘叉》、成志伟的《读坎曼尔的〈诉豺狼〉》、肖兴之的《关于〈坎曼尔诗签〉年代的疑问》、王宗堂的《舒元舆简论》、陶敏的《羊士谔生平及诗文系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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