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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唐其他中小诗人研究
许浑研究 许浑是晚唐时期较有影响的诗人，在本世纪下半叶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人们从生平、思想和诗歌创作等多方面对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有专著《许浑研究》出版。
关于其生平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董乃斌的《唐诗人许浑考索》、谭优学的《许浑行年考》、郭文镐的《许浑北游考》、罗时进的《许浑生年考》、王远彦的《许浑生卒年考》、郭文镐的《许浑南海之行考》、郭文镐的《许浑刺郢及卒年考》、王远彦的《关于许浑的家世与籍贯》、郭文镐的《许浑弃官东归考》、罗时进的《晚唐诗人许浑宦游宣州考》、罗时进的《晚唐诗人许浑初莅察院考》、王光汉的《许浑里籍长笺》等。
其中董乃斌文根据许浑诗作和有关史、志首次对许浑的生平进行了考索，他认为：（1）许浑并不是丹阳人，其郡望湖北安陆，籍贯实为洛阳，早年曾迁居湖南，约生于元和末，长庆初定居江南。（2）许浑与接近牛党的靖恭、新昌二杨及李钰等人关系较好，而与李党较疏，但他并非党人。（3）会昌四年至六年，许浑曾在岭南幕府从事，大中初北归。（4）大中三年许浑辞去监察御史之职，任润州司马，不久再次离家赴京洛求职。大中六年被任郢州刺史，直到大中十一年。（5）此后许浑改刺睦州，可能于次年即卒于住所。（6）许浑享年应为65年。谭优学文按年编事系诗，特详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许浑30岁至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68岁之间。篇末附《许浑新传》。郭文镐《许浑北游考》首先纠正许浑北游在元和长庆际说之误，考其事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秋至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秋；其《许浑南海之行考》文，主要探讨了五个问题：（1）许浑南海之行非会昌四年至六年之反证，（2）许浑从事南海幕之幕主，（3）卢贞镇南海之时间，（4）许浑赴南海之行踪，（5）许浑生于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其《许浑刺郢及卒年考》则认为许浑于大中五年秋至六年秋分司洛阳，春以员外郎自京出刺郢州，与于兴宗大中七年先后出守，官终郢州刺史，大中八年在郢州任，秋卧病三月，卒于大中九年初。王远彦前文认为，许浑应生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其依据主要是张祜的《访许用晦》诗；其卒年虽不能确定，但只能在咸通六年以后不久；其后文则认为许浑的祖籍既非安陆亦非丹阳，其祖籍应为平舆，为新安许氏敬宗之后，后由祖籍平舆迁居新籍丹阳的。
罗时进的《许浑生年考》则认为许浑应生于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其《晚唐诗人许浑宦游宣州考》就许浑仕宣州的时间、任职、交游等问题与董乃斌的《唐诗人许浑生平考索》进行了商榷；又指出许浑在宣州广交方外之人和隐士，透露出其佞佛尊道的思想倾向以及出与入之间的矛盾。
论及其诗歌创作的论文则有：罗时进的《许浑千首湿与他的佛教思想》、罗时进的《试论“许浑千首湿”》、许永璋的《略论许浑诗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房日晰的《试论许浑的诗》、徐俊的《试论“许浑千首湿”》、卞孝萱等《晚唐诗人许浑的生平和创作》、李丹的《试论许浑七言律诗的艺术价值》、周蓉的《许浑律诗论略》等。
罗时进前文认为，许浑皈依的是禅宗南宗，认为这是“许浑在毫无力量与黑暗抗争”，更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尖锐矛盾中产生的消极厌世思想”的结果；又认为“水在佛教，尤其是禅宗被视为清净无瑕，湛然恒静的最高境界、普渡众生的圣物。这些理念对他的诗歌影响很深。”其后文也对许浑思想作了探讨，他认为“诗人本是积极入世，要求建功立业的”，并且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心”，但在内忧外患下，他“无法挽救那个行将灭亡的社会，更不愿意在统治者面前摧眉折腰”，萌发厌世思想，并很快与佛教“苦”、“空”一拍即合，他因而皈依佛教。“他一生中虽然时宦时隐，但总是披着天竺式的袈裟，以释迦之表，行老庄之实。”
许永璋文将许浑的诗作评为“上承盛唐的高华，下启晚唐的绮丽”，“标志唐代律诗发展到纯熟阶段”，他“在唐代新体律诗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实不应等闲视之”！
房日晰文概括评述了许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认为许诗透露了作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流露出无法挽回的颓势的无可奈何的情绪；反映了充满矛盾斗争的年代，侧面抒写了当时激烈的矛盾斗争。尽管抒写范围小到个人生活圈子中，不能与当代激流协调汇合，缺少为时代前进而呐喊的诗篇，但不能说没有反映政治斗争之作。许浑的一些诗写山水名胜和风土人情，可从中了解到当时的风俗世态，给人以很高的美的享受。在艺术方面，许诗写物抒情，不为物累，不受情牵，自由驰骋而不越矩，任意挥洒而又合格，在意境构思和谴词造句上都值得效法和学习，但许诗也有过分追求艺术技巧、气势不够、韵味不醇之处。
徐俊文从具体诗作出发剖析了“许浑千首湿”的成因，并对罗时进“佛教思想对’许浑千首湿‘形成有较大影响”之说提出商榷，文章认为：水这一意象“经过历代诗人的反复运用，积累、沉淀出很多特殊的象征意义”，它与“人生朝露、来日苦短的兴叹合拍”，是“乡愁离愁”的象征，是“无奈心境的写照”，是诗人独善其身“沧浪清浊、濯缨濯足”的自慰。许浑诗中“记游写景之作则与禅意了不相涉”；许诗中对佛典频繁运用，“目的并不在于描写景物，创造意境，而是作为与僧人交往的一种应酬，或是对佛理禅境的体验。”许诗中含“水”字的对句中，几乎一半与“山”相对，还有一半与“云、风、秋水、夕阳”相对，“尽管对偶精密，但缺少变化，用事造句重复雷同”，这是许诗的特点，也是造成“许诗千首湿”的一个重要原因。李丹文从拗体、对偶、结构、风格等方面论证题旨，就观点而言未超出昔人之论，然分析较细致，论述较周详。
对许浑作品集进行整理的成果则有万曼的《唐集叙录·丁卯集》、李立朴的《唐诗人许浑〈丁卯集〉考述》、拓晓堂的《许浑〈丁卯集〉叙录补正》等。李立朴文将许浑诗集之流传、版本之存佚、作品之真伪情况作了考辨，并在镇江近代学者唐邦治的《唐郢州刺史许浑传》的基础上，结合本人心得，列出许浑佚诗19首，且略作考辨。拓晓堂文据经眼的宋元诸刻本详加考述，对万曼所论进行了商榷。
韩偓研究 韩偓是李商隐称誉过的晚唐诗人，以《金奁集》闻名于世。本世纪学界对他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生平研究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刊印了震钧的《韩承旨年谱》（一卷，《香奁集发微》附录），这是韩偓的第一个年谱，虽然简略而且颇多谬误，但草创之功，不可抹煞。此后又出版了缪荃孙编著的《韩翰林诗谱略》（一卷，《烟花东堂四谱》本），也比较简略。比较详细、系统地对韩偓生平进行研究的成果要算是霍松林、邓小军的《韩偓年谱》（上、中、下），该谱广罗自唐至清史、子、集材料，补阙纠谬，使韩偓事迹，大备于此，为进一步研究韩偓的生平事迹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此外，王达津的《〈宫柳〉诗和韩偓的生卒年》、陈伯海的《韩偓生平及其诗作》、陈冠明的《韩偓字甄辨》、康正果的《晚唐诗人韩偓》、刘乾的《〈新唐书·韩偓传〉辨误》等，也对韩偓的一些生平问题进行了探讨。
诗歌创作研究 在本世纪上半叶，对韩偓创作进行研究的专论有两篇，即薇园的《香奁或无题诗》和玄修的《说韩偓》，所论皆以香奁诗为主，且极简略。
1950年，阎简弼《香奁集跟韩偓》的发表，标志着韩偓研究全面化的开始。该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辨析了前人对《香奁集》的作者的种种疑问，最后断定“现行世本的香奁集该说是属于韩偓的”，而不是沈括所说的“和凝”或叶梦得所说的“韩熙载”，然后介绍了《香奁集》的版本流传、存留情况；第二部分“韩偓的种种”，探讨了韩偓的名和字、身家跟人品、他的轶事、他的墨迹、卒年死所跟坟地等等，他在“身家与人品”中指出，韩偓不但忠于君国，而且对人也极厚道，给人说好话，“再由《全唐文》所收的他的那些手札看，生活那么艰苦，而不肯轻取滥收，人品高洁也可想见也。”；第三部分是“韩偓汇评纠补”，其中对历代诗评排比辨析、纠谬较多，可以见出作者对韩偓诗歌艺术的分析和评价。
而陈伯海的《韩偓生平及其诗作简论》则首次对韩偓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该文认为，韩偓各类诗作中，最有价值的是感时的篇章。它们是唐末动乱时代的写真，几乎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再现了唐王朝由最后痉挛以至死亡的图景。而且它们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韩偓“喜欢用近体尤其是七律的形式写时事，纪事与抒情、写景相结合，用典工切，有沉郁顿挫的风味，这些都是继承了杜甫、李商隐的传统；而能将感慨苍凉的意境寓于清丽芊绵的词章，悲而能婉，柔中带刚，则又有他个人的特色”，“特别是迁谪以后的作品，纵横开合，清壮浏亮，称得上唐代七律的殿军。”作者还认为，韩偓的写景诗也写得相当出色，他不但能惟妙惟肖、具形具神地描写各种景色，更重要的在于“他能够从景物的画面中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即景即情，浑然无迹”。文章还探讨了韩偓的“香奁诗”，认为其中确有一定数量作品反映士大夫的狭邪生活，感情浮薄，作风轻靡，但也不乏较为清新沉挚之作，而且“香奁诗”在艺术技巧上也有可取之处：“除了长于抒写人的情思外，一些作品还从外观上塑造了年轻妇女在爱情生活中的形象，楚楚动人”；有的作品“完全把人的情感隐藏在景物画面的背后，笔意含蓄，耐人寻味。”
此后，对韩偓诗歌创作进行探讨的论文还有黄世中《论韩偓及其香奁诗》、苏黎明《从韩偓贬后诗作看其晚年思想》、杨洁明的《论韩偓的政治抒情诗》等。其中后两文均着重分析了韩偓诗集中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强调了韩偓关心国难时艰、同情人民疾苦的方面。
另外，陈祖美的《韩偓评传》，对韩偓的生平和诗文成就介绍得比较全面，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除了上引的阎简弼文、陈伯海文涉及到韩偓作品集在历代的流传和刊刻情况，万曼的《唐集叙录·韩翰林集（附香奁集）》对韩偓集介绍更为细致。
李群玉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李群玉较为系统的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在这近二十年中，人们不但初步探讨了李群玉的生平，而且也从各个方面分析了李群玉的诗歌艺术特点和成就，并新整理出版了《李群玉诗集》，学术界还于1990年9月在李群玉的故乡湖南省澧阳召开了全国性的李群玉学术研讨会，使得李群玉研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李群玉生平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邝振华的《诗人李群玉生平试探》、张建的《李群玉生卒年考》、万松的《晚唐诗人李群玉传》、汤基猛的《关于李群玉生平的几个问题初探》、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续编·李群玉行年考》、陈书良的《李群玉考辨》、陶敏的《李群玉年谱稿》、王达津的《李群玉疑年录》、《李群玉生平系诗》等。其中邝振华文认为李群玉当生于元和十年前后，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前后，享年四十四岁。汤基猛文首先指出，邝振华文关于李群玉生卒年的说法值得商榷，他认为李群玉当生于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文章还探讨了李群玉的家世及其经历，着重分析了李群玉辞职归里的原因：他那清介磊落，直言不讳的性格与权贵们格格不入。陈书良文则根据李群玉的《宥民》、《放鱼》、《吾道》等诗，认为这位校书郎上书皇帝，揭露了权臣奸党的一些丑恶行为，因而招致小人攻讦，使他有口难辩，只得告归。
李群玉诗歌研究方面的成果则主要有：万松的《李群玉和他的诗》、邝振华的《论晚唐湖南诗人李群玉》、周寅宾的《论李群玉的山水诗》、万松的《漫谈李群玉诗中的乡土色彩美》、黄新亮的《李群玉诗作的佛性内蕴及以释补儒的主体特征》、胡湘荣的《试论李群玉诗歌的哀怨特色》、章继光、祁光禄《李群玉诗歌的美学价值》等。其中万松前文联系李群玉同时人的诗作和零星史料，以参证李群玉的作品，探讨他的凄苦身世和清傲性格，文章分“宦情薄去诗千首”、“一曲哀歌白发生”、“一吟丽句风流极”几部分，认为李群玉的诗有着“清丽婉转”的艺术特色，这是同他爱好与追慕南朝的诗，从中吸取了艺术滋养分不开的。周寅宾文论析了李群玉山水诗的特点和师承关系，认为李“宗师屈宋”，在他的诗作中，“地方色彩，较之屈原”更浓郁，“构成了一种乡土文学”。其诗有“新颖完整的构思”，“浑然一体的境界”，标志着我国山水诗进入更成熟的阶段。胡湘荣文则分析了李群玉诗歌哀怨的特色在四个方面的表现，章继光等文认为李诗具有“音韵美，色彩美，整饬美”，“意境悠远，别有一种疏淡美。”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将李群玉和别的诗人进行比较，如马风程的《李群玉和李商隐》、谢劭的《李群玉与王维山水诗之比较》等。
对李群玉诗歌作品进行整理的成果，除了前述的羊春秋辑注的《李群玉诗集》，尚有佟培基的《李群玉诗重出甄辨》、易邵白的《〈李群玉诗集〉匡补》、牛贵琥的《〈李群玉诗集〉正误》、刘毓庆的《读〈李群玉诗集〉札记》等。
对李群玉诗集版本研究方面的成果则有万曼的《唐集叙录·李群玉诗集》和刘志盛的《李群玉著作版本考》，刘文考察了唐宋明清六种刻本和抄本，分析了其流传沿革关系，并判定羊春秋辑注的《李群玉诗集》为现存最完整的足本。
郑谷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郑谷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不但出现了好几部郑谷年谱，还涌现出一些对其诗歌艺术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的文章，更出版了《郑谷诗集笺注》、《郑谷诗集编年校注》等对其诗歌作品进行全面整理的新成果。
王达津的《郑谷生平系诗》文是较早对郑谷生平进行全面整理考证的著作，并系之以诗，有筚路蓝缕之功。赵昌平的《郑谷年谱》则对王达津文颇多辨正补充，有新的进展。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续编·郑谷行年考》的结论则又与王、赵二文互有异同。此外，曹汛的《“中唐郑谷”说质疑》、周介民的《郑谷卒年考》等，也涉及到郑谷的生平。
对郑谷诗歌进行研究的论文则主要有：赵昌平的《关于郑谷的佚诗》、傅义的《〈严塘经乱书事〉非郑谷诗》、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霍有明的《郑谷诗歌美学观初探》、《晚唐诗坛巨擘郑谷的诗歌创作》、王定璋的《试论郑谷的诗歌》、钟祥的《末代风骚――论晚唐诗人郑谷的诗》等。
其中，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文视野开阔，纵横开合，虽论述郑谷，又不局限于郑谷一人，既从纵的师承前人开启五代及宋初诗风着眼，又从横的与同时代人的关系所形成的影响立论，以郑谷为中心给晚唐至宋初的诗坛绘出了一个轮廓。文章首先考察了郑谷诗在宋初的流传情况，指出“宋前期，以庆历至元祐诗风丕变为契机，郑谷诗的流传实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对于前人用“格卑”来概括郑谷的诗风，作者是不满意的，他说，“应当承认郑谷诗无复盛唐雄浑之气，但却未可言格卑。因为多难的时代，衰退的国运使晚唐诗必定带有一种萧瑟的情韵。......变盛唐之悲壮为唐季之悲凉，正是郑谷等唐季优秀诗人’别一种精神‘的根本。”文章还认为，“郑谷诗虽然受到（唐代诗坛）多种风格的影响，但就全体观之，以受贾姚体与白体这晚唐诗坛上最盛行的两种诗体影响为最著”，“要之，郑谷以盛唐之自然浑成为根本，而顺应中晚唐人意必求新，词必己出的潮流，立足自身的经历习染，对前辈综合融会，转益多师，终于创造出自己深察浅出，悠然远韵的独特风格。”作者还考察了郑谷诗在唐末五代的盛行情况，指出郑谷诗风是通过“咸通十哲”及南方诗坛（荆、楚、吴、南唐）包括齐己、虚中、尚颜、孙鲂、沈彬、伍乔等，这两群诗人的传播而盛传起来的。
霍有明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郑谷的诗歌美学观：（1）一向以继承骚雅为己任，欲以清真古朴矫当时诗坛盛行的“体格雅丽”的齐梁诗风；（2）颇重视天然与推敲之间的关系；（3）寄情山水，僧侣学禅。钟祥文认为郑谷诗歌的中心内容是“对患难时代的感伤”。他积极投身科举，兼济理想破灭后，归隐宜春，其诗内容与基调相应变为以闲适诗为主，释道思想日显。在艺术的传承方面，郑谷上承风骚，又受晚唐贾姚体、白体两大诗派影响；民歌和曲子词对其亦有熏染，上述诸方面汇成郑谷诗“深入浅出、清婉修然”的风格。
对其诗集版本进行探讨的成果则有万曼的《唐集叙录·云台编》、傅义的《郑谷〈云台编〉叙录》等。
胡曾研究 胡曾是晚唐咸通间著名诗人，尤擅咏史。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其生平和咏史诗开展了一些研究，1993年全国首届咏史诗暨胡曾学术讨论会在湖南邵阳市召开，更推动了胡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从生平方面对胡曾进行探讨的文章主要有王重民的遗著《 补〈唐书·胡曾传〉》、文正义的《胡曾及其作品考 》、钟蔡生的《胡曾点滴》、赵永清的《胡曾考辨》等。它们涉及到胡曾的生年、籍贯、参加科举考试的时间和次数等问题。
研究其咏史诗的文章则有陈书良的《简论胡曾及其〈咏史诗〉》、马少侨的《唐代咏史诗人胡曾》、罗庾岭的《胡曾和他的咏史诗》、吴代芳的《评胡曾咏史诗的得失》、梁祖萍的《 胡曾及其咏史诗》、蔡镇楚的《论胡曾的咏史诗》、王庆堂的《胡曾咏史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易重廉的《评胡曾咏史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等。
曹邺研究 本世纪研究曹邺的成果主要有：何维馨的《阳朔诗人曹邺》、毛水清的《论晚唐诗人曹邺和他的诗》、梁超然的《论晚唐诗人曹邺》、梁超然、毛水清注的《曹邺诗注》、余博贺的《论曹邺的诗》、尹楚彬的《曹邺生平考辨》等。
鱼玄机研究 鱼玄机是晚唐著名女诗人，比较多地受到了本世纪学者的关注。早在本世纪初，就出现了研究鱼玄机的论文，如许袆的《女诗人鱼玄机》、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鱼玄机》、卢楚娉的《 女冠诗人鱼玄机》等。其中卢楚娉文在参考了前两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鱼玄机是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个勇敢的和环境奋斗，溃决藩篱，仰头天外，不怕一切的讥诮怒骂，去享受现实的应该有的幸福生活”的女性，文章还叙述了鱼玄机的生活和文学创作，认为鱼玄机打死女僮绿翘应确有其事，不像谭正璧那样存疑，而且还推测那日不遇的某客可能是“李郢”。
和二三十年代相比，八、九十年代的鱼玄机研究更为细致和深入了，出现一批探讨其人、其诗的文章，如缪军的《试论晚唐女诗人鱼玄机及其诗作》、曾志援的《试评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诗》、王中华的《敢于乱礼法的女性――谈鱼玄机的诗》、艾芹的《鱼玄机的女性意识及其爱情》、张乘健的《感怀鱼玄机》、苏者聪的《论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曲文军的《女诗人鱼玄机考证三题》等。其中，曾志援文指出鱼玄机的诗“只写了一个主题，那就是爱情，只用一种颜色，那就是冷色，只有一个调子，那就是哀怨”，其诗的特殊魅力在于“表现了女子在爱情生活中所特有的美，一种温馨的美、悲剧的美”。王中华文则认为鱼玄机敢于蔑视封建礼教，敢说犯禁的话，做越轨的事，其可贵处正在于放荡和不安分守己，其诗丰富了反封建的内容。艾芹文也从封建社会妇女的理想追求肯定其爱情诗的价值，艾芹文认为鱼玄机爱情诗特色“还表现在她能够以女性独有的心态和视角，融合自身的感受，并使之升华为理性认识，进一步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量。张乘健文对”杀婢“问题作了考辨，认为”所谓鱼玄机’妒杀‘案是亘古之谜，也是千古奇冤“。苏者聪文也涉及到”杀婢问题“，但她仍承旧说，文章以”坚贞不渝，一往情深“、”文士争狎，知音难求“、”才高命薄，遭辱受谤“三部分论述鱼诗内容，即”抒写了她自己不幸的身世和道家凄清孤寂难耐生活，悲诉难觅知音的痛苦，表现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并以”多中见一，词新情婉“概述了鱼诗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
另外，九十年代还出版了彭志宪等编著的《唐代诗人鱼玄机诗编年译注》，对进一步深入探讨鱼玄机的生平和创作，对现代人更好地了解、欣赏鱼玄机的诗作都有积极的意义。
贯休研究 从八十年代开始，人们对贯休这一晚唐著名诗僧的生平和创作展开了一些探讨。如马凌霜的《贯休入蜀的时间及生卒年补正》纠正了旧说之误，认为贯休当生于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之蜀当在天复七年（公元907年），卒于后梁乾化二年（即前蜀永平二年，公元912年），享年八十有一。
黄世中的《略论诗僧贯休及其诗》则对贯休诗歌的艺术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文章认为贯休诗特别是古风乐府，不惟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唐末的社会现实，而且在唐季歌行中也独树一帜（唐末五代作者大多不擅古体），形成自己的风格：“清冷”、“峭奇”。贯休除了吸收和运用俚谚俗语之外，以议论入诗和熔铸风雅、骚体、五、七言于一炉，也是其诗歌艺术重要之点，而且其议论近于说话调式，同以五、七言为主的咏唱调式不同，它常常是以双音节词结尾。这种说话调式实开宋诗议论的先河，但宋人有只阐发“义理”而不问“情理”者，贯休诗中议论乃“情韵以行”。
再如刘芳琼的《贯休诗歌订补》则对现存贯休诗歌的真伪情况详加考订，去伪存真，得贯休存诗730首，佚句9则。
戴伟华的《贯休行年考述》就贯休的字、号、籍贯、别集、行迹、交游等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类似的文章还有杨道明的《贯休诗论》（上、下）、王定璋的《骨气浑成 境意卓异》等。
于濆研究 于濆是唐末诗坛一位不为时人所重，但却创作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诗篇的诗人，故亦为部分学者所关注。
如六十年代，畴人就发表了《关于晚唐诗人于濆》，对于濆及其诗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进行了阐发。
八十年代以后，学者大多仍作如斯观，如萧月贤的《晚唐诗人于濆及其诗歌》首先分析了其诗歌的现实意义，然后指出其诗歌艺术上的特点是：采用古体诗表达现实的内容，较好地发挥了民歌和古体通俗明快、朴实自然，无修饰、不雕琢的特点，大都运用白描手法直接叙事和抒情，即使用典也不隐晦曲折；形式比较自由，虽全是五言体，但没有严格的韵律格律；善于选用对立的事物或现象加以描绘，以突出诗的思想意义。
梁超然的《论晚唐诗人于濆》则指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他的四十五首诗中，没有一首酬答、唱和之作。于濆的诗作大多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而且于濆是晚唐写边塞诗较多的诗人，他的边塞诗在边塞战争的题材中，在描绘社会现实的题材中，在深刻性方面比之前人有了新的突破，较之前人提供了新的东西。梁超然的另一篇文章《于濆的边塞诗与晚唐边塞诗的衰微》则以于濆的边塞诗为主要对象兼及其他诗人作品，分析了晚唐边塞诗的特点，探讨边塞诗作为一个流派在晚唐衰微的原因。
其他晚唐诗人研究 对晚唐其他一些中小诗人，学界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极有限，故下面只对有关文章或专著略作交代：
如有关齐己的文章则有陈蒲清的《论僧齐己》、黄新亮的《论释子齐己的社会诗》、吴在庆的《〈唐才子传·齐己传〉笺证》、周介民的《齐己生卒年考》等。
研究方干的文章主要有吴在庆的《方干的隐居生活与诗歌》、周寅宾的《论方干的浙江山水诗》、吴在庆《浅谈方干的诗歌》等。
研究雍陶的文章则有周啸天的《雍陶生平及诗歌创作初探》、梁超然的《雍陶交游考》、李光富的《兴来聊赋咏，清婉逼阴何――谈唐代成都诗人雍陶和他的诗》、王定璋的《矜负好句 自比谢柳――雍陶诗歌简论》等。
涉及刘驾的文章主要有：卞岐的《晚唐诗人刘驾和他的作品》、《刘驾生平的补正》、梁超然的《刘驾交游补考》、梁超然的《刘驾的交游、行踪及其他》等。
涉及曹唐的专论主要有：梁超然的《晚唐诗人曹唐及其诗歌》、陈继明的《曹唐诗歌略论》、梁超然的《晚唐桂林诗人曹唐考略》等。
有关赵嘏的研究成果则有艾芹的《一声留得满城春――试谈赵嘏诗歌的意境美》、谭优学注《赵嘏诗注》、胡可先等《赵嘏事迹考索》等。
涉及崔致远的文章主要有马家骏的《崔致远和他的诗》、金东勋的《晚唐著名朝鲜诗人崔致远》、周旻的《晚唐诗与崔致远》等。
涉及李远的文章则有梁超然的《晚唐诗人李远考略》、 梁超然《〈唐才子传·李远传〉笺证》等。
研究李涉的文章则有刘虎开的《试论李涉的诗歌》、张虎升《试论李涉的诗歌》等。
此外，还有魏玉侠的《李频诗简议》、杨秋瑾的《李频交游小考》、陈冠明的《唐诗人卢贞考辨》、季国平的《皇甫松生平著作考述》、曹汛的《刘象考》、陶敏的《陈陶考》、张天健的《简评唐代诗人唐求》、陈尚君的《袁郊未任翰林学士》、张如安《唐释宗亮诗辑存》、汤华泉《张乔考论》、华岩的《关于马戴及其诗歌》、沈家庄《〈香奁集〉的作者不是和凝》、江弘基的《晚唐两位京兆诗人（张孜、秦韬玉）》等。
二 五代十国诗歌研究
五代十国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比较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但词坛大盛，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词人和词作，而且诗人们也担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任务。但是，本世纪学界除了对五代词的情况较为关注、研究较多，对此时诗歌的研究则显得相当薄弱，所幸这种研究状况到本世纪末初步得到了改观。首先是吴在庆等学者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对唐末五代一些诗人的生平和作品的有关问题进行考证、甄辨，为进一步探讨五代诗人的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打好了基础，其次，刘宁的博士论文《唐末五代诗歌研究》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考察了五代诗人群体的构成方式及其创作特点，更可注意的是该文还从文学史流变的角度，探讨了五代诗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在唐宋诗歌艺术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总之，到本世纪末，五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研究已经初成规模，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五代十国诗歌综论 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对五代诗歌的研究首推郑振铎的《五代文学》，该文虽然以论述五代词为主，然亦述及此一时期诗人和诗坛的情况，作者指出，“比之新曲的词来，五七言的旧体诗，在此时殊为衰落”，“五七言的古律诗，在此时作者仍是很多的；然而作者虽不少，却很少有伟大的诗人”，作者列举了司空图、罗隐、冯道、韩熙载、李建勋等近三十位诗人的作品，进行分析，其中的评语亦颇精警。他后来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认为，“这时代的五七言诗坛也并不落寞。晚唐的诸派竞鸣的盛况，此时代仍然继续下去”，遂对南唐、西蜀、中原、闽中的诗人群作了简短的介绍。
第一部较系统地对“五代诗歌”进行探讨的著作，是杨荫深的《五代文学》，该书按朝代和国别分述了五代、十国的文学创作情况，其中虽然亦以词为主，但对诗人及其五七言诗作的研究显然比同时期的其他论著要细致、深入些。在五代诗歌中，作者尤推重后周的诗歌创作，谓“五代文学之中，以后周为最兴盛”，并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当时帝王的倡导，二是前代文学之士的来朝。在十国诗歌中，该书于南唐诗坛颇费笔墨，说“南唐词人虽少，而作旧体诗的却很多”，遂重点分析了韩熙载、李建勋、沈彬、孙鲂、廖凝、陈陶、陈贶、刘洞、江为、伍乔、左偃、李中、孟宾于、成彦雄及徐铉等人的诗作；另外，该书亦颇重视闽之诗坛，谓在闽太祖时，“宾至如归，唐之衣冠卿士，跋涉来奔”，故“闽文学遂得称盛”，对韩偓、黄滔、崔道融、徐寅等人的作品也比较称赏。
在郑振铎和杨荫深之后五十年里，学界似乎忽略了五代十国的诗坛，人们除了热衷于分析当时新起的词外，几乎无人关注当时五七言诗歌的创作情况。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学界才又开始对五代诗歌进行探讨。就八十年代发表的有关文章看，仍以概述为主，如向以群的《南唐文学风尚略论》、姜超的《西蜀词风和南唐诗意》，考辨性质的文章只有何绰如《唐五代应制诗辨疑》。
较有深度的倒是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一书对五代时期诗歌创作倾向和审美趣味的论述。作者指出，“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准则在士人中此时已丧失殆尽了”，“社会思想的这种不知不觉的变化影响到文学思想上来，便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如诗教说和明道说的失去现实意义。”“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是缘情说。缘情说从两个方面发展，一是走向娱乐消遣，因此追求轻艳；一是虽用于消遣，而着重于追求真情抒发，追求内心感情的细腻表达和意境的细美深广。”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对五代诗歌的综合研究开始摒弃表面化、浮泛性的概论，进入渐趋深细的探讨阶段。如陶亚舒的《从前蜀文化的世俗化看前蜀诗词》从文化背景的角度看前蜀诗歌的审美趣尚，文章指出，前蜀文化的特点是世俗化，主要表现为偏离儒家传统，崇尚审美技艺，以娱乐消遣为中心。这一特征的形成受到时代与地域的双重影响：一是相对安定的巴蜀地区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增大，对世俗娱乐文化需求上涨；二是五代时期大一统格局遭到破坏，儒家道统控制力弱化，使世俗文化乘隙而起；三是蜀主满足偏安享乐，尤其是后主王衍，是加剧世俗文化享乐倾向的催化剂；巴蜀地域文化原又有尚实不尚理、重艺不重气的特点，也是前蜀时期文化世俗化的温床。前蜀词正是在这张温床上产生的典型地体现文化世俗化倾向的文学样式。而前蜀诗由于受“言志”、“思无邪”等儒家诗教的巨大历史惯性的制约，明显地与词异趋分途。彭万隆的《引商刻羽 风流未泯――五代诗歌的思想意义》则一反众说，强调五代诗歌的思想意义，认为五代诗歌作为五代的一面镜子，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乱离岁月的现实人生，认为五代诗人从各个方面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表现了深沉的黍离麦秀之悲和侨寓播迁之感。
而贾晋华的《五代泉州诗坛》则可以说是对五代时期某一地域诗人群体进行的较有成效的研究。该文通过较为细致的考察，指出在唐末至后梁中，以王延彬为中心，在泉州聚集了一批诗人禅客。这一诗人群的作品散佚严重，但从现存作品中，仍可见出其创作倾向和特征：“咏物诗为泉州诗人群喜用的题材”，“这类诗多用七律写成，雕琢辞藻，修饰华艳，摹刻细微，抒写委宛，颇近于温、李一派诗风。”五代后期，泉州仍活跃着不少诗人，主要有詹敦仁、詹琲、刘乙三位诗人，“他们现存的诗歌作品以表现隐逸生活情趣、描绘山水景物为主，风格较为清新淡逸，自然浑成，不落僻细苦吟之迹，与韩偓、颜仁郁的隐逸诗相承。”文章最后还论述了泉州诗人在当时诗歌史上的地位：“五代十国的诗歌主流大致有二：其一学白居易，中原各朝及各藩国台阁诗人多趋此体；其二学贾岛及其变体郑谷等，庐山、湖湘、荆渚等地隐逸诗人多走此路。而泉州诗人却由于受韩偓及禅风影响，上承温、李和盛唐，诗歌风格呈现出华丽、清壮、淡逸等特色，于白体、晚唐体外拔戟自成一队，在五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张兴武的《论五代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位置》则认为，五代诗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上接唐末，下启宋初，前后经过了一百三十多年，是超越于时代更替的，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位置与价值，在于其完成了从唐诗到宋诗的过渡，贯穿于这一过渡时期的诗风流变线索主要有“白体”、“昆体”、“晚唐体”及“词代诗兴”，其流变过程既有一贯性与整体性，又有明显的阶段性，这从白体诗的演变轨迹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晰。
贺中复的《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也是一篇颇有份量的对五代十国诗坛进行综合考察的论文。该文认为此期存在着的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与影响都超过了学温李、效贾姚者，然后依取向、诗风的相对差异，以后唐灭亡（公元936年）、南唐开国（公元937年）为界分作前后两期，谓前期宗白诗人的创作的承唐新变主要出自对咸通以来“风雅道丧”的不满，在主学白居易的同时兼取多家之长，发扬地方文化传统，以反拨、博取求创新，在“古”与“今”、“复”与“变”中求发展，并以巨细不一、各有偏重而呈现出多样性、多极化特征。而五代诗歌演至南唐开国，由前期的承唐转为后期的启宋，究其关键，则取决于宗白诗风的转型性新变。而且后期宗白诗的创新已不像前期那样基本限于个别方面的尝试，其自觉性与总体观照都显明地加强了。经南唐李建勋、冯延巳、冯延鲁和徐铉等重要诗人的相继探索，形成了五代后期宗白诗风的四大特征：（一）吟咏性情，（二）次韵唱酬，（三）“率意而成”，（四）清新雅淡。个性鲜明的南唐宗白诗，其势力之强大甚至制约了江左追风贾、姚的李中诸人的创作，使其继齐己之后进一步趋近白居易。而其风北渐，更有力促成了中朝宗白诗风的兴盛。南北相继盛行、愈演愈烈的五代宗白诗风以强劲势头进入北宋。
刘宁的《唐末五代诗歌研究》对五代诗歌的探讨更为深细和全面。该文从诗人群体、诗体创作、诗学批评及与宋初诗坛的联系四个方面考察了唐末五代的诗歌状况。该文的绪论阐述了以咸通元年为唐末诗坛起始点的分期考虑。第一章研究了唐末五代诗人群体及其创作特点，根据地域的不同将五代诗人分成中朝、南唐、西蜀、楚国、闽地、吴越六个群体，并分别论述了各个群体的构成和创作特点，还就群体创作涉及的时代思想背景及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现象作了分析。第二章研究了唐末五代诗体的创作状况，分别讨论了五律、七律、绝句及古诗乐府的创作情况：此时的五律呈现出对贾姚五律的复杂流变，继承了姚合五律平淡有味的艺术旨趣，围绕这一旨趣发展了苦吟的语言方式，形成浅切的诗风；七律出现了思理加强的特点，相当多的作品通过引入比较丰富的现实思考拓宽抒情深度，通过白居易、李商隐七律艺术的影响，继承了杜甫思考现实人生的理性品质，为宋代诗人在七律创作上取法杜甫提供了直接的创作背景；绝句吸收了丰富的表现方式，发展了明显的议论风格，抒情方式的探讨穷力追新，对绝句的叙事功能也有所开拓；歌行的影响比较普遍，成为当时诗人在近体之外普遍接受的体裁。第三章研究唐末五代诗学批评的理论变化及其局限，认为唐末五代的风雅观注重雅颂，反映了文官政体制度化加强对雅颂教化的强调，同时由于唐末政治的腐败，制度化的发展趋于消极，风雅观也流于虚饰政治的儒家教条，缺少积极的理论建设；讽喻怨刺等内容受到排斥，追求以个人闲适之趣美王化。第四章分析了宋初诗坛与唐末五代诗坛的联系，尤其是白体、昆体的创作状况及南唐诗艺对宋初诗坛的影响，认为宋初诗人学习南唐诗歌秀丽的语言风格，使白体的雅颂内涵获得更有艺术魅力的表现，杨亿等人的昆体创作并没有简单否定南唐诗艺，而是体现了艺术上的推进。
花蕊夫人及五代十国其他诗人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五代时期具体作家的研究很有限，除了花蕊夫人等少数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探讨得稍深入外，余皆较为肤浅。
本世纪上半叶，研究花蕊夫人的文章有浦江清的《花蕊夫人宫词考证》，考证出宫词为前蜀王衍时的作品，咏宣华苑中景物情事，作者或为前蜀开国主王建之小徐妃，王衍之生母，宫中号“花蕊夫人”者。亦恐杂有其姊大徐妃与后主王衍诸人之作。文末并附宫词校定本九十八首及疑误之六首。
八十年代以后的花蕊夫人宫词研究也主要是围绕宫词作者是谁而展开的，如樊一的《“花蕊夫人”〈宫词〉作者是谁》从《宫词》中找出若干内证，其中又以王衍生日问题最重要，认为冠以“花蕊夫人”之名的《宫词》，其“著作权”只能属于前蜀花蕊夫人即小徐妃。类似的文章还有罗树凡的《也议花蕊夫人及其宫女诗》、张天健的《花蕊夫人诗事新议》、王文才的《花蕊夫人氏籍辨》等。
缪志明的《小议花蕊夫人宫女诗》从艺术得失的角度，对宫女诗进行研究，认为花蕊夫人的宫女诗，具有短小、平易、细腻、传神几个特点，比起某些男子的同类作品，写得有血有肉，略高一筹。
徐式文笺注的《花蕊宫词笺注》是目前较为完备的花蕊夫人宫词的整理成果，笺注简明，具有普及性。
五代十国其他诗人研究 学界对五代十国其他诗人的研究更为淡薄，除了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吴在庆的《唐五代文史从考》中多有对唐末五代诗人生平、作品的考辨，另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也涉及到此，如曹汛的《南唐处士朱贞白》、房日晰的《南唐诗人李白》、黄志辉的《关于孟宾于生平事迹的若干考证》、倪文杰的《徐铉诗韵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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