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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词虽然形成时间不长，但已经具有十分鲜明的艺术特征，取得了相当大的艺术成就。近百年来学界也从各个角度、不同层次对唐五代词的艺术进行了综合研究。
一、唐五代词形式研究
从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说法以后，就代不乏人研究词体的音律和风格特点；明清以来，众多的词谱、词律著作的问世，更推动了对词的体式和词律的探讨。
进入本世纪以后，更产生了相当多的有关词的体式、作法、读法的著作。如徐敬修的《词学常识》、刘坡公的《学词百法》、夏敬观《词调溯源》、吴梅《词学通论》、林大椿《词式》、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谢无量《词学指南》、任二北《词学研究法》、夏承焘、吴熊和《怎样读唐宋词》、《读词常识》、王力《诗词格律》、贺巍《诗词格律浅说》、龙榆生《唐宋词格律》、《词曲概论》、吴丈蜀《词学概论》、詹安泰的《詹安泰词学论稿》、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梁启勋《词学》、宛敏灏《词学概论》、马兴荣《词学综论》等。
其中，夏敬观著从词律、词谱等高度多方推溯词调产生的渊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吴梅著第二章论平仄四声，第三章论韵，第四章论音律，第五章论作法。蜀中所论词之演变极为精细，对于前人以字数多少来区分小令、中调、长调，认为并无根据，且列举实例给予批驳。在“论音律”一章中，分别详列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以及黄钟、大吕等十二律的音律表、“中西律音对照表”，一览了然，应用方便。林大椿全书十卷，采调840首，共924体，以字数多寡为序。丘琼荪著第三编为“词之部”，其中第二章论词的体制：第一是从均拍上分类，第二是从字数上分类，第三是从风格上分类。第三章为词的声律，分五点来论述：第一，四声，二、音律，三、词调，四、词韵，五、句法。王力著第三章叙词律，介绍词牌、词调、词谱、词韵、对仗知识，全书深入浅出，言约意丰，是一本较受欢迎的有关词的格律的普及读物。詹安泰著上编《词学研究》用文言体写成，是四十年代初中山大学迁址粤北山区时作者在泥墙茅屋中写成的。此编原分十二章，见于“绪言”，今仅存论声韵、论音律、论调谱、论章句、论意格、论寄托、论修辞等七章，其中时有精义卓识，自成体系。龙榆生《词曲概论》下编《论法式》，共六章，着重探讨声韵对词曲的作用。他根据同声相应、异声相从和奇偶相生、轻重相权诸法则，广举例证，阐明词曲中平仄四声的安排、韵位的疏密和平仄转换对表达思想感情的关系。这些是他对自己所倡导的“声调之学”的尝试，具有开创意义。吴熊和著也对词体、词调进行了较为详细、深入的阐述。其中第二章论及词的创作和词体的形成，第三章论及词调的来源、曲类与词调、词调的异体变格、选声择调及词调的演变。他认为唐五代词调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而齐言消亡，长短句兴，这个有关词体成立的重要变动，是在晚唐五代完成的。另外，他还指出，虽然唐五代词调以令曲为主，有些还是单片的，是最简短的词调，但在中晚唐词调中就出现了长调慢词，这是唐五代词调中重要的新因素。宛敏灏著可谓是本世纪介绍词的体式、声律方面尤为系统、完备的著作。全书由十二章二十八节组成，其中有十章是专门论词的体式问题的。既汇通了前人成果，又能断以己意，时有他人所未发的新见。比如，长句的分读、参差问题，明杨慎、清万树等人认为当初必有定法，作者则认为当词句与乐句配合时，一均之内，可任意断为字数不等的若干短句，并可有多种断法，不应将断法不同的词谱视为“又一体”，且认为断句不依文理尤非，这种看法虽与传统看法相背离，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除了上述专著，本世纪还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唐五代词体式、格律的论文。其中，本世纪上半叶尤多，如唐钺的《入声演化和词曲发达的关系》、盛世强的《词牌考证》、任二北的《增订词律之商榷》、龙沐勋的《词体之演进》、霍世休的《词调的来历与佛经经唱》、《词调的末流与佛教经唱》（同前）、李维的《词调变名考》（同前）、邹啸的《论词亦有泛声》、卢前的《令词引论》、田子贞的《词调来源与佛教舞曲》、龙沐勋的《论平仄四声》、《令词的声韵组织》、夏承焘的《令词出于酒令考》、姜亮夫的《诵诗的沿袭与歌诗的新生》、陈能群的《论曲犯》、《论燕乐四声二十八调》、吴眉孙的《四声说》、张尔田的《与龙榆生论四声书》、刘云翔的《吴歌与词》、杨国权的《略论词之句法》、夏承焘的《词韵约例》、陈奇猷的《词调增韵换韵及句末平仄通用例》等。这些文章都或多或少，在不同程度上旁及唐五代词的体式和声律问题，对了解词体的艺术特质大有裨益。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当时学界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的治学风气的影响，报刊上谈词的体式和格律等形式问题的文章寥寥无几，论及唐五代词声律的文章只有夏承焘的《唐宋词声调浅说》。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又开始重视词的艺术形式的研究。近二十年里，除了众多的通论词律、体制的文章中旁涉到了唐五代词的体式和格律，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唐五代词形式方面的文章，如沈详源的《唐五代词韵字表》、缪钺的《总论词体的特质》、周丕显的《敦煌俗曲分时联章歌体再议》、金志仁的《唐宋词体式初探》、《论唐宋词体式的独立存在》、刘晓农的《唐五代词“对叠”初探》、陈绪万的《唐宋元小令流变论》、郑临川的《从乐府到曲子词》、詹亚园的《从篇制、句式看唐五代词体式之演进》、《从句法、韵型看唐五代词体式之演进》、苗菁的《唐宋词结构问题略论》等。
其中，金志仁前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各家常用的并有特色的词牌一百五十个，加以分析比较，用归纳法以图从中窥出词牌的组合规律。文章主要探讨了“意群”与单句、韵脚之关系，归纳出意群自身组合的六种形式，还探讨了词牌与情感表达之关系，是八十年代研究词的体式方面的较为深入和较具己见的文章。詹亚园两文视角新颖，立论坚实，为九十年代唐五代词体式研究中的翘楚之作。作者认为，在词的句法中，其实包含有诗的句法和词的句法两种。文章以大量的材料证明：初盛唐词句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既没有词的句法，又没有诗的句法，是完全无法，如沈佺期的《回波乐》；第二类只有诗的句法而无词的句法，这类词占初盛唐词的绝大多数，齐言词除《回波乐》外皆属此类，杂言词的句式也都还是格律诗的句法；第三类是大体上承袭诗之句法而又表现了词之句法的趋向，这类词数量虽少，但作为词之句法的萌芽，值得注意。中唐以后，词之句法得到迅速发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句法定型化，而是句法拗怒化。其中定型化更为突出。中唐以后词之句法的定型化首先表现在对词所包含的诗之律句的定型，使诗之律句质变为词句。其次表现在对变化了的诗之律句的变格。第三个表现是对多种句式的内部结构的定型。句法的拗怒化也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种是句中结构的拗怒，二是句间配伍关系的拗怒。韵型指用韵的类型，包括平仄韵的选择和韵位的安排。作者指出，唐五代词的用韵大略有以下五种格式：平韵格、仄韵格、平仄韵转换格、平仄韵环抱格、平仄韵错叶格。晚唐五代词在押韵上的演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甚少押仄韵转为较多押仄韵；二是由单一用韵转为多韵共用。唐五代词的韵位安排的总趋势是由疏而密。
另外，夏承焘的几部词学论文集中也都有关于唐五代词的体式和声律研究的篇章。如其《唐宋词论丛》中相关的论文有《词律三义》、《“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词韵约例》、《唐宋词字声之演变》等四篇；《月轮轩词论集》中有《四声绎说》、《犯调三说》等两篇；《唐宋词欣赏》中则有《词的形式》、《长短句》、《填词怎样选调》、《词调与声情》、《词的转韵》、《词的分片》、《说小令的结句》等七篇短文。这些文章对我们理解唐五代词的乐律、音韵，分析唐五代词的组织结构，欣赏唐五代词的艺术真味，具有极大的帮助。
二、唐五代词的艺术造境和艺术手法
从八十年代开始，学界喜从意识、心态、主题、意象、意境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来探讨和分析唐五代词所达到的艺术境界。
意识、心态和主题 八十年代以后，从事唐五代词意识、心态和主题研究成果最丰的学者是杨海明，其研究成果主要有：《论唐宋词中的忧患意识》、《试论唐宋词中的“南国情味”》、《论唐宋词所积淀的民族审美心理》、《爱情意识与忧患意识的“交互”和“交替”--论晚唐五代词及两宋词的“主思潮”》、《论唐宋词的“享乐意识”》、《自古词人多寂寞--谈唐宋词中的孤独心态》、《唐宋词中流行的“季节病”--谈词中“佳人伤春”和“男士悲秋”》、《唐宋词中的“富贵气”》、《试论唐宋词的“以艳为美”及其香艳味》。其中《试论唐宋词中的“南国情味”》一文侧重于从“南国情味”来谈唐宋词“婉约” 词风的形成问题，他认为：一、水之“钟秀”于词，功莫大焉，二、“烟水迷离”帮助造就了词境的柔美性，三、“斜桥红袖”帮助造就了词情的香艳性，四、“江南小气”帮助造就了词风的软弱性。其《爱情意识与忧患意识的“交互”和“交替”》一文主要从“心态学”的角度重点剖析了晚唐五代的词作，他认为唐宋词的优秀作品中，大都表现着爱情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两种思想意识。正是这两股可称为唐宋词中所表现的“主思潮”，时而交互、时而交替地翻腾在词人心头，从而形成了他们纷纭复杂的心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结晶--以“绮怨”风格为主的婉约“词境”。
其他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万云骏的《伤春伤别是唐宋词的主旋律》、缪钺的《唐宋词中“感士不遇”心情初探》、李桂奎的《论唐宋词的梦境幻情》、邓红梅的《唐宋词“生命意识”的透视》、王政的《唐宋词悲剧意识的美学内涵》、成松柳的《情爱的张扬与变态--从几首晚唐五代词说开去》、田耕宇的《隐逸观念的新变--从朱敦孺隐逸词谈中唐后的隐逸》、张仲谋的《论唐宋词的“闲愁”主题》等。
意象 对唐五代词中的意象进行探讨的文章主要有：杨海明的《论唐宋词“梦”的意象》、陈洪的《佛教莲花意象与唐宋诗词》、孙立的《唐宋词物象分析》、何新国的《唐宋词凭栏现象浅析》、黎烈南《漫话晚唐五代词中的“雨”》、张介凡的《唐宋词中的栏干意象》、熊昕绘的《关于唐宋词中“月”的意象分析》、赵梅的《“真珠帘卷玉楼空”--唐宋词中的“楼”意象及其忧患色彩》、《唐宋词中“蝶”的意象及其梦幻色彩》、《重帘复幕下的唐宋词--唐宋词中的“帘”意象及其道具功能》、陈雪军的《论唐五代及北宋词的意象》、许春初的《从“画楼”到“高楼”--浅析唐五代中的“楼”》、古光亮的《唐宋词中的楼栏意象和词人的艺术感觉》等。这些文章大多还停留在排比材料，简单分析的阶段，真正能够从“意象”看到词人之心态和审美趣味的并不多。
艺术造境和艺术手法 探讨唐五代词意境及其造境的艺术手法的文章主要有：杨海明的《“词境”：向着抒情的深度开掘--论晚唐五代的“词代诗兴”》、《唐宋词中的“言理”和“理趣”》、龙建国的《论唐宋词情理冲突的艺术精神》、邓经海的《艳情的再现与表现--唐宋词情感表达技法举隅》、何风奇的《论唐宋词意境的模糊体验》、《唐宋词情境交融散论》、曹旭译的《天上人间--词的时空表现》、萧延恕的《深婉隐曲，含蓄蕴藉--唐宋词语言特色之一》、张志强的《唐宋词的语言范式和表情艺术》、吴惠娟的《略论唐宋词的情感表达形式与符号》、苗菁的《唐宋词抒情手法》等。
词风与社会文化之关系 从八十年代开始，学界由于受“文化热”的影响，也产生了不少从文化学角度研究唐五代词的成果，刘尊明还用这种方法写出了博士学位论文《唐五代词的文化观照》。该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侧重于唐五代词与文化关系作历时性的观照，即从社会文化的流动进程中来考察和描述唐五代词的产生及其演变轨迹。认为词的产生，一是音乐对新型歌辞的要求，二是隋末骄奢放逸文化环境也有助于这种娱乐消遣的增长。初唐文化是一种开放、外倾、事功、热烈的“唐型”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与之不相谐的歌辞艺术的发展。中晚唐及五代则向内倾、世俗、享乐、感伤的“宋型”文化演变，这种文化适合以娱乐抒情为主要功能的歌辞艺术发展。中篇侧重于从不同文化层面或文化空间对唐五代词及其发展史作共时性考察。分别论析了唐五代词如何在音乐文化、民间文化、宫廷文化、城市文化这数种文化空间的产生和发展。下篇主要从文化传统和文化构成方面对唐五代词及其发展史作共时性审视，认为儒、佛、道三种文化对唐五代词的创作和发展起了不同的作用，质言之，唐五代词的发展及其艺术品性的形成与儒家文化传统和美学规范形成某些悖反现象，而佛、道文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唐五代词的发展给予了推动和影响。其后来发表的《晚唐五代词发展兴盛的文化观照》、《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论唐五代词的发展与城市文化的关系》、《论唐五代词与儒家文化的冲突》等系列论文均从其博士论文中析出。其中《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一文认为道教音乐在唐代随道教进入宫廷，与隋唐燕乐融为一体。这些道教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巫觋乐舞与清商乐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佛教音乐、民间音乐、民间俗乐与宫廷燕乐等多种营养，在进一步渗入法曲与教坊曲后，又重新流入民间，从而为唐五代的宗教阶层和世俗社会“依调填词”奉献了一批优秀的艺术歌曲。道教音乐的世俗化及其歌辞创作也对唐五代词产生影响。唐代女冠兴盛，那些具高妙音乐伎艺的“退宫嫔御”或“内妓”在沦为女冠后，一方面将“宫中歌舞”和教坊乐曲带入道观，另一方面，也对道教传统的《步虚声》给予发展和创新，使道教音乐染上浓艳世俗的情调。唐五代词中的道教歌词在艺术表现上更讲究描写与渲染，语言稍显彩绘藻饰，诗风也较为清绮婉丽。作者认为，道教对文人词在艺术表现上的影响主要有：“神奇绚烂的道教故事传说或仙道境界有力地刺激了词人想象力的发挥，酿造出奇幻瑰丽的艺术氛围和美学境界”；“道教文化的浪漫世俗情调也给唐五代词涂抹上一层浓艳绮丽的色彩”；“道教文化清幽高雅的一面特征也给唐五代文人词增添了一份清新婉丽、空灵飘渺之美”。
其他学者也有一些类似的研究成果，如高国藩《敦煌曲子词与民间早婚风俗》、龙晦的《论敦煌曲子词所见之禅宗与净土宗》、杨海明的《试论唐宋词中的“南国情味”》、葛兆光的《瑶台梦与桃花词--论道教与晚唐五代文人词》、陶亚舒的《从前蜀文化的世俗化看前蜀诗词》、余恕诚的《晚唐五代词与商品经济》、李剑亮的《论唐宋词的实用功能及其与歌妓的关系》、彭功智、祁光禄的《传统文化精神与唐末北宋词的价值取向》、王晓骊的《逐弦管之音为侧艳之词--试论冶游之风对晚唐五代北宋词的影响》、韩云波的《五代西蜀词题材处理的地域文化论析》等。
其中，葛兆光文是本世纪较早对道教与唐五代词之关系进行专门探讨的文章，其写作目的在于指出道教曲调与词这一文学体裁的关系及唐代女冠生活与文人词创作的关系，还试图通过这两个关系的纠结缠绕来透视道教对于文人尤其是晚唐五代文人的心理状态集人生理想的影响，看看那种超越生命的追求与寻求享乐的欲念是怎样纠缠在文人心灵之中的。该文论析深细，其中许多线索和论断，对后来其他人的相关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启发作用。余恕诚的文也是一篇材料翔实，论证有力的文章。该文认为，词本来在初唐时即有一定数量的作品问世，题材也比较多样，但至少有百年左右未成大的气候。如果没有妓院歌楼的普遍需要，没有温庭筠这类才子与商业所浸泡的都市生活建立密切而特殊的联系，词大约只能作为乐府民歌的一种，而附属于五七言诗歌之下。他在晚唐五代迅速兴起，让“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改唱香艳的新词，温庭筠所代表的花间派的开辟，显然是关键的一部。这一步所以能够迈出，靠的是娼妓社会为诗歌中这种新品种提供了独特的繁衍场所。这时，就词与商业经济及都市生活的联系看，不仅与五七言诗有别，就是它自身在早期未曾被完全引进狭邪之时，也有不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仿佛是村姑变成了名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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