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本世纪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学界对司空图的诗学理论研究得最为深透。近百年来，人们不但对司空图的诗学著作《二十四诗品》作了新的整理和校注，而且从各种角度对其诗学理论进行了探讨。九十年代中期，学界又开始对《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由于这次讨论目前尚未完结，更由于人们一直把《二十四诗品》的研究成果视为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一部分，所以，本文仍将本世纪学界有关《二十四诗品》的研究情况放在这里进行介绍。
一、司空图及其诗歌理论研究
由于各种史料对司空图生平事迹的记载相对来说较为清楚，加上学界的着重点在其诗歌理论，所以本世纪有关其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年谱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罗联添的《唐司空图事迹系年》、高仲章的《唐司空图年谱》，评述其生平和思想的文章则有王济亨的《司空图的生平和思想》、黄震云的《司空图的生平和文学思想》、杨剑的《司空图在济世与归隐的夹缝中》等寥寥数篇，发明均不太多。相对说来，学界对司空图诗歌理论的研究要深入得多。不仅每部文学批评史都用专章或专节详细评述之，而且还出现了好几部对司空图诗学理论进行专门探讨的著作，至于有关的单篇论文就更多了。
八十年代以前 在本世纪上半叶，专论司空图诗歌理论的文章只有一篇，即朱东润的《司空图诗论综述》。他认为 ，《诗品》一书，可谓为诗的哲学论，对于诗人之人生观，以及诗之作法，诗之品题：一、论诗人之生活，如《疏野》、《旷达》、《冲淡》；二、论诗人之思想，如《高古》、《超诣》；三、论诗人与自然之关系，如《自然》、《精神》；四、论作品阴柔之美，如《典雅》、《沉著》、《清奇》、《飘逸》、《绮丽》、《纤秾》，论阳刚之美，如《雄浑》、《悲慨》、《豪放》、《劲健》；五、论作法，如《缜密》、《委曲》、《实境》、《洗炼》、《流动》、《含蓄》、《形容》。文章通过对《诗品》中诸多诗境和诸多风格的分析和描述，对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独标《诗品·神韵》中“采采流水，蓬蓬远春”来 证司空图“形容诗境之妙”的论断，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驳。文章还述及司空图《诗品》之外所谓诗论，谓其《与王驾评诗书》中“思与境谐”一语“直揭表圣论诗真谛”，“其论绝句，尤足尽唐人之所长”；《与李生论诗书》“发味外之味之说，其理至精，能发前人所未发”。作者最后还指出，在后世学者中，能深知司空图诗论之真意者当推杨诚斋，而严沧浪、王渔洋则均是“得其偏而忘其全，又往往以己意推测古人，结论每与事实相远”。
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诸多文学批评史也对司空图的诗学理论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就指出，司空图的诗论在晚唐“能别开生面”，“迥殊以前复古之文论”。他认为此前对于李白一派清新诗风和杜甫集大成一派的诗论都有人总结出，“惟有推为诗佛之王维，独不见其有论诗之主张，所以也有待于后人之阐发。司空图之论诗盖即能代表这一方面的主张者。所以能别开生面，所以能不同以前复古之论了。”和上引朱东润文观点不同，郭绍虞认为，《诗品》一书“虽是泛论各种风格”，“而亦未尝不逗露其主恉”，也即“味外之旨”的“超诣”观，他还引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来证明“其论诗全以神味为主，欲求其美于酸咸之外，即所以求味外之旨”。罗根泽的《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首先分析了司空图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生旨趣，他认为，“尽管晚唐的作家与理论家，一般都遁于格律俪偶，绮缛淫靡，司空图却要‘存质以究实，镇浮而劝用。’前者反映了都市文人的没落，后者反映了封建文人的幻想。”司空图的这种理想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当然不是急烈的刺讥时政的腐败，而是温和的转移世人的习性。”表现到诗论中，司空图则“力谋建立诗境”，“司空图把诗境说成改善人间世的理想国”，诗品提示的二十四种境界“也都充满了逃避意味”。他还指出，《二十四诗品》中的“二十四种诗境，同时也就是诗的二十四种风格”，该书还追溯了《二十四诗品》及司空图其它诗论中用比喻来品题的“来源”，说他起源于魏晋六朝时期的人物品题、后来张说将之应用到诗歌风格的品题中，中唐皇甫湜的《谕业》则首次将之著为专文，借此评文，司空图则用此以全力说诗；“因此这种方法能在文学批评史上取得地位，仍是司空图的功绩。”该书最后认为：“诗品一方面领导了后来的‘文品’‘赋品’‘词品’等等的著作，一方面又领导了后人的‘意境’‘，空灵’等等诗说，在晚唐五代的诗文评中，自然占重要地位。”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大多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将司空图的诗歌理论称定性为唯心主义的诗论、反现实主义的诗论，但是也未全盘否定。就当时发表的专题论文来看，也能挖掘出司空图诗歌理论中的进步观点和美学价值。如吴调公的《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李俊虎的《唐代诗论家司空图》等。
八十年代以后 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学界不但对司空图的诗歌理论给予了空前的肯定，而且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使得司空图诗学理论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首先，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版了一部研究司空图诗歌理论的专著，即祖保泉的《司空图的诗歌理论》。该书共分“司空图的生平和思想”、“论诗杂著中的创作论、鉴赏论”、“《诗品》的体制和渊源”、“《诗品》的玄学思想和诗歌理论”、“司空图诗歌理论的地位和影响”等五个部分。作者认为，司空图心怀忠节，表面上却披着一件隐逸的外衣，与名僧、高士相往来，说些亦僧亦道的话，企图苟全性命于“乱世”。这种生活行径，在别人看来，好像他是个与世无争的飘飘欲仙的隐者，其实在司空图自己的思想深处，却有着深刻的矛盾与痛苦，也即“报国” 和“退隐”的矛盾。至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作者首先挖掘了其五篇“论诗杂著”中所提出的“韵味说”、“偏于‘澄淡精致’的艺术趣味”、“在创作上的自负”等诗歌鉴赏论和创作论。作者还分析了司空图诗歌理论的成就和局限性，他认为，司空图的诗论，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值得称道的不外三端：一是能抓住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征――形象思维来阐述问题，二是把诗的风格辨别得很细，三是非常重视艺术技巧。其局限性也有三点：一，司空图论诗，不重视反映现实，只追求个人意趣，而他所追求的又是禅宗的玄学意趣，具有诱导人们脱离现实的害处。这是司空图诗论局限性的根本方面。二、他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只作“明而未融”的启示，不作周详的理论说明。三，《诗品》受表达形式的限制，有时语句包含意不明，使人百思不得其解。作者最后指出：“从司空图诗论的主要成就和局限性来看，他是立足于诗人的主观世界谈问题的，尽管他探索了诗的内部规律，而且比他的前人研究得深广些；但他的世界观、生活道路决定着他认为诗应该超脱现实。这就是他的诗论的严重消极因素。”总之，该书虽然只是一本“古典文学基础知识”的小册子，但是论述之全面、分析之细致却是空前的。
其次，八十年代以后产生了不少从各个角度研究和分析司空图诗歌理论的专题论文。其中有一些文章在整体上对司空图的诗歌理论有新的认识。如李清的《司空图诗论再探》、吴调公的《心灵的远游》、韩经太的《中国古典诗学新探四题》等。
李清文认为，司空图为我国诗歌理论第一次初步创建起意境论的体系，这种贡献不仅在论述了意境的性质与内涵，还在于阐述了创造意境的原理。在意境创造的理论上，司空图从总体原则上提出两条根本原理，一是意境的创造当以全美为上；二是“思与境谐”的意境核心理论。在意境创造的具体原理上，他提出取境与炼境，追求表现出神境、神韵、神味。此外，还针对具体的意境、风格品类，研究了各自的特性及创造的特殊规律，作了形象的描绘和阐发，归纳出许多品类的创造原理。
吴调公文把司空图诗学纳入“诗歌神韵论思潮的流程”中来审视，认为司空图诗学的重要贡献和价值在于“对诗歌神韵论作出第一次系统论析”，“把神韵的极致凝聚在‘急流’范畴中，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审美主客体关系从不和谐归于和谐的演变，特别是使人们认识到作为中国民族性格的历代高蹈文人的自我外化和人格化的精神构制的形成和实质。”司空图诗学的“基因”是“儒、道、佛的互为渗透和互为汇合”，表现形态是“以儒为体，以道为用”司空图的神韵说是他生活的多苦多难的世界的反映，是司空图“忧虑意识”的艺术化，是司空图“心灵苦闷”的“宣泄”、“排遣”物。
韩经太文则认为，“儒释道的撞击参融”，导致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多元性”。多元性不仅表现于“整体上的多种审美追求”，也表现为“各家理论的多质结构”。司空图诗学是有代表性的例证：其《与李生论诗书》“完全是儒家诗论的口吻”，其二十四诗品“凡有议论必以道家玄理相发挥”。韩文对司空图诗学这“多质结构”的具体判断，和吴调公文正相反，他认为司空图的诗学理论是“本于玄道而参以儒学”。
因受八十年代 “美学热”的影响，所以有不少文章是从美学方面进行探讨的，如皮朝纲的《司空图的韵味说及其审美理论》、王世德的《诗味醇美在咸酸之外――司空图提出的一条美学原理》、黄保真的《司空图美学思想刍议》、郁源的《司空图的审美理论中的“三外” 说》、胡晓明的《论司空图雄浑、冲淡的美学思想》、王向峰的《论司空图的超越美学》、杜道明的《论司空图的“情语”美学理论》、周乔建的《司空图在审美心理学上的理论贡献》、胡敬君的《论司空图美学思想的创意》等。
其中，皮朝纲就“味”一词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演变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指出：“韵”和“味”是指意象。所谓“象外之象”是经过读者头脑重新创造的形象和意境，它以作品的语言形象为基础。黄保真文则把《诗品》看成司空图的诗歌哲学，他认为《诗品》的具体理论成就具体表现在：一，继承了道家、玄学家的美学思想，深刻地论述了诗歌艺术之美的本质和本原。他认为诗美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一样，其本体、本质或者本原也是“道”（虚、无）。然而“道”无声、无象，不能离开“有”――具体事物而独存。美本原于道，而又见之于物，带有“二元论”的倾向。二、深入论述了人的主观在创造诗美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诗品》反复申明、保持朴素本性是认识客观的本体美、并通过静观默察，把它成功地表现为诗美的主观条件。这种观点，就排除社会实践而言是完全错误的，就认识、总结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而言，又是深刻的。三是发展了“意象”说。四是对多种风格的形象描述，体现了三个主要的审美范畴，即素美、壮美、华美。周乔建文认为司空图对审美心理学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而司空图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对“虚静说”理论和对不执不著不追求、不即不离的审美心态的论述。前者主要是发展前代美学理论的成果，后者是从欣赏角度对诗歌审美心理体验思考的结晶。作者认为，重新考察和评价司空图在审美心理学上的贡献，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美学发展的历程及其特点，有利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美学体系。
另外一些文章对司空图诗论中的某一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滕云的《“诗味”和诗的“味外之旨”》、李文球的《论司空图的韵味说》、刘淦的《浅谈司空图诗论中的流动规律》、潘世秀的《司空图诗论与意境说》、李清的《司空图意境性质论新探》、朱琦的《物象·意象·意境――司空图的诗歌创作论》、李壮鹰的《略论司空图“味外说”的第一面貌》、〖新加坡〗王润华的《从司空图论诗的基点看他的诗论》、《司空图表现说诗论研究》、许总的《从意境论到品味论――司空图诗论探微》、杨芙蓉的《司空图诗论中的 “道”意境》等。其中潘世秀认为《二十四诗品》是从“思与境偕”出发，描绘各类差别细微的风格意境。他将《诗品》中的风格意境分为三种类型：壮美、柔美、超脱。李清认为，司空图把意境分为三大部分：实境、虚境、韵味，不仅对意境的性质和内涵作了理论概括和分析，而且阐明了创造意境的原理。朱琦文分析了司空图诗论中对“物象的捕捉”、“意象的创造”、“意境的铸成”的相关论述，认为从物象到意象再到意境，诗歌艺术的创造活动在鉴赏者的审美鉴赏结束后才最终完成，而这正体现了司空图诗论的系统性。
李壮鹰文指出，人们长期以来都把司空图当作主“味”的诗论家，实际上是后人制造出来的第二面貌遮盖了其本来面貌。司空图只说过“味外之旨”而未讲“味外之味”，而“味外之旨”中的“旨”原是作为“味”的否定而提出来的，他不但不主“味”，而且正反对主“味”，故才在“味”外提出“旨”。司空图言“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中的“辨于味”并非说“懂得味”，而是要辨察味的局限，味的不可靠。司空图主张“醇美”实际是儒家的“中和之美”，“醇美”不表现在“味”上，而是表现在“格”上。其“格在其中”、“直致所得，以格自奇”，说明“格”是他评诗最根本的着眼点。“格”是诗人的整个精神人格，有了“格”，不但作诗能兼备众味，甚至还能兼擅各种文体，故司空图论诗并不只偏于艺术韵味，恰恰相反，他主“格”而不主“味”，即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重视诗中所表现的精神人格，而反对片面追求某种韵味。
王润华文认为司空图的诗评有一个中心论点就是“表现论”，文章进而分析了司空图“言志”说的表现论、适合表现论的形式与题材、风格说中的表现论、《诗品》中的表现论。作者认为，司空图的诗论是属于中国传统的言志说，而且与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艾伯寒斯（M .H .Abrams）所说的西方表现论很相似。他评诗立说，无不以诗人为基点，而且处处以言志为中心，讲求真挚和“直致”。
还有一些文章则将司空图与中外其它文学理论家、美学家进行比较，如曹顺庆的《司空图与康德美学思想比较》、范海波的《司空图、严羽美学思想比较》、张见、韦海英《司空图的诗论与张彦远的画论》、陈曼平、王桂芝的《从钟嵘司空图的诗学理论看其不同的审美情趣》、陈登的《休姆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比较》等。
其中张见、韦海英文从“妙造自然，其谁与裁”与“自然者为上品之上”、“境与性会”与“思与境偕”两方面，分析了晚唐两位重要的文艺思想家司空图、张彦远文艺观的相通之点，认为它们反映了晚唐文艺思想发展的基本倾向，典型地体现了晚唐以来兴起的庄禅美学趋向，体现了诗论和画论趋于一致的美学追求。
陈登文则从中西诗学的角度来比较英国意象派诗人休姆和中国古代诗人司空图的诗歌理论，探究其异同。作者认为，他们都是在一个诗歌风格变革的时代，以自己鲜明的理论主张及自身的实践来反对当时诗歌中盛行的感伤情调、无病呻吟、词藻浮华、矫揉造作。它们他们都很重视意象，强调意象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但休姆更多地强调意象的贴切，醉心于观察的准确、精神；而司空图更多地强调“神韵天然”，融法度于浑成之中。而且，司空图既强调意象的客观描绘，又重视主观感受的抒发；而且，既谈到了创作，又涉及到鉴赏，因而显得更全面，更完整。
二、《二十四诗品》的注释整理和理论探讨
《二十四诗品》的注释整理 因为《二十四诗品》多用比喻，言约意丰，所以自清代以来学界很注重对《二十四诗品》的整理和注释。
首先，本世纪学界把清人的一些注解成果重新整理、再版了。如由清无名氏整理的、南通书局1918年铅印重排本《二十四诗品注释》和孙昌熙、刘淦校点、清人孙联奎、杨庭芝著的《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等。其中后者包括解说《诗品》的《诗品臆说》、《廿四诗品浅解》二种。《臆说》对《诗品》不仅作了较详尽的注释，并且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大胆地做了发挥；《浅解》对《诗品》做了细密的诠释与串讲。两者均有独到之处。对学习和研究《诗品》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书后还附有孙昌熙、刘淦的《校点后记》，对两书的学术价值和校点过程进行了交代。1980年的新版后的《重版后记》则对《诗品》本身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其次，本世纪还产生了不少新的整理和注释成果。如郭绍虞的《诗品集解》、祖保泉的《司空图诗品解说》、《司空图诗品注释及译文》、 弘征的《司空图〈诗品〉今译·简析·附例》、杜黎均的《二十四诗品译注评析》、王济亨、高仲章注的《司空图选集注》、曹冷泉注释的《诗品通释》、刘禹昌的《司空图〈诗品〉义证》等。
其中 ，郭绍虞著将清代以来各大家对《二十四诗品》的注释和解说成果汇辑在一起，极便于后人对此书进行解读和研究，书后还附有“表圣杂文”、“序跋题记”、“题咏”、“演补”，也为读者研究《诗品》一书在后世的流传和影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杜黎均著则是本世纪大陆学者对《诗品》整理、研究得最为全面的著作。该书上篇为“司空图论”，探讨了司空图的思想和生平、《二十四诗品》的理论内容、理论布局、文学理论、司空图的诗歌等各个方面，中篇为“《二十四诗品》译注评析”，下篇为“司空图文学理论选注”、“司空图诗歌选注”、“历代各家品评”等。
《二十四诗品》理论探讨 本世纪人们除了在诸多研究司空图诗歌理论的成果中论及《二十四诗品》，还产生了不少专门对《二十四诗品》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的成果。
本世纪上半叶，专题论文主要有李戏鱼的《司空图诗品与道家思想》、魏良淦的《说〈诗品〉》等。其中李戏鱼文是一篇字数近两万五千字的空前长文，文章旁证博引，议论风生，对司空图《诗品》与道家之关系进行了极为深入、细致的探究，他认为“廿四诗品独标‘妙境’，多属道家思想”，遂取《廿四诗品》，先就“有我之境”及“无我之境”两方面，各举十二联，以证其中所含之道家超脱思想；然后作者又将道家思想中的返璞归真，以本体统驭诸现象，消极与积极可以相互转化等著思想与《二十四诗品》一一进行比论，最后作者进而探讨了道家思想与艺术之关系。文章在论述过程中还不时与西方文论相比照，总之，该文无论是在《二十四诗品》与道家思想之关系的研究方面，还是在司空图诗论的综合探讨方面，都是十分精彩的，至今仍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
五六十年代，学界对《二十四诗品》的风格论、美学观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产生了吴调公的《诗品·构思·风格――司空图〈诗品〉风格论》、《诗品·诗境·诗美――论司空图〈诗品〉的美学观》、高捷的《〈廿四诗品〉试探》等成果。另外，六十年代中前期，学界还展开过一次规模不算很大的关于《二十四诗品》评价的讨论。孙昌熙等人在《读司空图〈诗品〉臆说》中认为，《诗品臆说》虽然存在唯心成分，但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作品。这种看法当时遭到黄广华和孙昌武的批驳，他们撰文认为，《诗品》陷入唯心主义的神秘想象之中，没有多少价值，孙昌熙等人是盲目推崇古人，从中可以看出反驳者或多或少地受当时“左”的思潮影响，结论不免偏颇。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对《二十四诗品》的理论探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产生了一大批从各个角度对之进行新的理论探讨的文章，如罗仲鼎的《老庄哲学与司空图的〈诗品〉》、胡明的《司空图〈诗品〉是如何品诗的――兼论“象”与“象外之象”》、詹幼馨的《略论司空图〈诗品〉的内在联系与辩证规律》、肖驰的《司空图的诗歌宇宙――论〈二十四诗品〉的可理解性》、王丽娜的《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在国外》、赵盛德的《司空图〈诗品〉的理论系统及其民族特色》、徐伯鸿的《〈廿四诗品〉对创作主体修养论述臆说》、陈良运的《司空图〈诗品〉之美学构架》等。
肖驰文从司空图的思维特征入手探讨了《二十四诗品》的可理解性。文章指出：司空图是把道家哲人对实在的体知、诗人对诗意的了悟以及诗论家对诗美本体的省会三者统一起来。它既要求超越时间、因果的静观体知，又要求超越经验世界而进入实在。这同时也就把《诗品》置入“天人合一”的宇宙论的框架中。文章还探讨了《诗品》的内在结构这个一向被忽视的关键问题，详细论证了《诗品》品目之间并非不相连属，而是以象征道家天道观念的二十四气为线索，将一系列现象学审美范畴贯串起来。作者认为它既企图描述与天相类的人的情感变化，又表达着司空图所体知的艺术精神的发展，这种发展被纳入一种更宽泛的、更具弹性的时间观念之中。《诗品》的中心思想是人通过艺术与宇宙生命的协和。它是一部体大虑周的艺术哲学著作。
王丽娜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诗品》在英、美、苏联、日本等国的研究状况，介绍了《诗品》被作为诗歌理论进行研究和介绍的过程。此外，本文还有两个附录，即“国外学者有关《二十四诗品》的翻译研究选目”、“大陆及港台发表的有关《二十四诗品》的研究论著选目”，对于研究《诗品》者查阅参考资料提供了方便。
赵盛德文认为《诗品》的理论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他认为，《诗品》的艺术理论以“韵味说”为核心，为母系统，派生出风格论、形神论、境界论三个子系统。《诗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的优良传统，系统地阐述了带有民族特色的韵味、风格、境界、形神说，这四说具有特殊的含义，与西方文论讲的韵味、风格等概念的涵义并不完全一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陈良运文认为，就其《诗品》构架关系而言，是为“体”――从“道”中之动而动中之“道”，从“道”的本体意象而“道”的变体意象，从“色相”之有而“色相”之“无”；就其每一品均为诗之“妙境”而言，是为“用”――由“道”的诗化而至诗的人化，宇宙意识与人道精神“契” 而为一，有“直致所得”而又“以格自奇”的可操作性，由人及诗，又由“境”见人的“自神”而又可知其“所以神”。因此，《诗品》不是玄妙的的空无依傍之作，而是体用结合、体用一致的艺术哲学经典之作。作者为了说明问题，还绘制了《诗品》的结构图式。
三、关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讨论
在本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国学者都认为《二十四诗品》系唐末诗歌理论家司空图所作。据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的“再附记”介绍，很久以前，美国韩裔学者方志彤（Achilles Fang）曾写过一本书，专门从版本的角度讨论，认为《二十四诗品》是伪作，这本书一直未见出版，但美国的学者大都知道此事。1992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在他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读本》一书中，介绍了方志彤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二十四诗品》那样的语言，不可能出现在唐代，只可能出现在宋以后。但是，由于海内外学术交流不畅，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学者对这种新说并不知晓，自然也未有人对《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有过怀疑。
直到1994年11月，在浙江新昌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讨论会和1995年9月在江西南昌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国际研讨会上，复旦大学陈尚君、汪涌豪发表了其合著《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的节要，始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注意。陈、汪《辨伪》一文一反成说，提出《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而是出自明人怀悦作的《诗家一指》。他们的看法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和热烈讨论。此后，许多学者依凭各自的治学思路与资料积累，纷纷撰文参加讨论，前后有十多家杂志发表了有关的报道和综述，形成了近年中国古代文论和唐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下文将在参考汪春泓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辨综述》、王建弼《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辨综述》和程国赋《世纪回眸：司空图及《二十四诗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次讨论作简要的介绍。
陈、汪的主要观点及其支持者 陈尚君、汪涌豪《辨伪》文撰写于1994年8月，全文3.3万字，发表于《中国古籍研究》第一辑。该文分为七节：“《诗品》与司空图生平思想、论诗杂著及文风取向的比较：显而易见的悖向”、“明万历以前未有人见过《二十四诗品》”、“《二十四诗品》之出世及其疑问”、“《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诗家一指》的初步研究”、“所谓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为明末人据《诗家一指·二十四品》所伪造”、“余论”，通过大量的考述，证明今本《二十四诗品》为明末人据怀悦《诗家一指·二十四品》所伪作，托名司空图而行世。作者最后还指出，要否定本文之结论，必须要在宋元典籍中找到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的确凿书证。
陈、汪此文发表以后，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他们后来又针对学界的疑问和辩驳分别发表了《〈二十四诗品〉辨伪答客问》、《〈二十四诗品〉辨伪追记答疑》、《论〈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异趣》、《司空图论诗主旨新探》，进一步申说、补充其观点。
在诸多同意陈、汪“《诗品》非司空图所作”观点的文章中，张健的《〈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尤为值得注意。该文凭借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条件，对元明间传世的诗格、诗法类著作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考察，又调查了日本、韩国的存书情况，得到了不少重要的收获。文章同意陈、汪文提出的“《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及“《二十四诗品》出自《诗家一指》”的观点，但他不同意陈、汪二人所作的“明人怀悦作《诗家一指》”的结论。文章举出明初赵撝谦《学范》引有《诗家一指》，《天一阁书目》所录怀悦叙两条证据，断言《诗家一指》非怀悦所作。文章又指出，北京图书馆藏明史潜刊《新编名家诗法》本《虞侍书诗法》一书，包括六个部分，除《二十四诗品》残缺八品外，其余各部分体例统一，结构完整，内容环环相扣。未抄撮前人论诗语，乃属一家结撰，可能比《诗家一指》更接近原貌。该文据“虞侍书”之名，及书中“集之《一指》”之“集”的自称，推断此书作者可能是虞集。
张健还认为，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尽管现在还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其与《诗家一指》有着密切的关系则是大家都同意的，为此，他又撰成《怀悦编集本看〈诗家一指〉的版本流传及纂改》，根据朝鲜旧刊本怀悦编集本《诗家一指》卷首有明魏骥《诗家一指序》，征文部分首行题“诗家一指”，次行题“嘉禾怀悦用和编集”，卷末有怀悦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作《书诗家一指后》，指出怀悦不是《诗家一指》的著者，而是《诗家一指》的刊刻者。
张健的上述研究成果得到了陈尚君的首肯和赞许，陈尚君在《〈二十四诗品〉辨伪追记答疑》中说：“张健先生的大作，无疑是迄今为止对拙文最重要的补充和订正”，“我以为怀悦不是《一指》的作者而仅是编者，已基本可以证定，拙文中的有关部分，应予以订正。”
除张健外，王运熙、陈胜长、蒋寅等学者也先后撰文陈、汪二人同意“《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观点。
其中，王运熙在《〈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我见》一文中认为，陈、汪《辨伪》一文，提出许多《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证据，相当翔实，其中两条证据特别有力：一是证明苏轼没有提及《二十四诗品》，二是许学夷对司空图十分推崇，他不可能把司空图的著作斥为“卑浅”。因此，王运熙也颇倾向于《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说法，并指出，“今后，如果其它同志提不出强有力的反证，我准备放弃《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的传统说法。至于《二十四诗品》究竟出于何人之手，目前很难下结论，尚须继续探讨。”
香港中文大学陈胜长《“流水今日，明月前身”――〈二十四诗品〉发隐兼论作者问题》也认为陈、汪论证《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确有见地”，但“至谓作伪者根据之原材料为《诗家一指》，则尚可商榷”，他通过对《诗品》所举诗例的初步考索，认为《诗品》确非司空图作。《诗家一指》成书于景泰（公元1450－1456年）前后，而《二十四诗品》谅必成于明景泰之前，元代的可能性较大。“自南宋以来，至于明初，历载数百，作《诗品》者其谁欤？殆未必全出一手，或由诸人分赋联章而成，则未可知也。”
蒋寅《关于〈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则云，《诗品》不是司空图作，除《辨伪》所举证据外，还可以再补充一个刘跃进发现的证据，即王应麟《必学绀珠》未收一条《二十四诗品》中的材料。作者认为，“看来号为淹博的王应麟也没见过《二十四诗品》，这只能说明《诗品》是南宋以后的产品”。蒋文还指出：“既然从所见文献来看，《诗品》一直收在《诗家一指》、《虞侍书诗法》中，未曾单独流传，而《诗家一指》在明代是一本版刻甚多，颇为人重视的诗话，那么它在明末突然横空出世，冠以司空图之名出现在丛书中，为何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很令人费解。”
大山洁的《对〈二十四诗品〉怀悦说、虞集说的再考察》根据朝鲜本《诗家一指》、《木天禁语》，以及日本江户版《诗法源流》，在张健的论点基础上进行再探索，补充了否定怀悦为《诗家一指》作者的几点证据。同时再把史潜本《新编名贤诗法》与朝鲜本对勘后，指出史潜本存在严重的残缺和编集混乱的问题，《虞侍书诗法》之标题为后人伪造。她通过考察“集之一指”这句话“一指”的禅宗含义，认为“集”不是人名，而是指诗法论集，因而不同意张健推测《诗家一指》作者为虞集的说法。此说虽然也没有考出真正的作者，但分析细密，版本依据充分，因而也能自成一说，与张健文可参看。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进一步查检了宋、明史料，对《辨伪》考定《二十四诗品》托名司空图作，当在天启、崇祯年间的说法，给予了新的佐证。
维持“《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论者 在这场讨论中，仍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二十四诗品》当为司空图所作，并对陈、汪《辨伪》一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诘疑，其中有些学者的论述也有一定的道理，个别文章还纠正了陈、汪《辨伪》文中不够严密之处。
据陈良运、邹然《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推进到新阶段――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九次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记载，海南师院国学研究所黄保真教授从《诗品》产生的时代条件出发，认为元代产生《诗品》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元代对文化采取摧残的政策，元人的文化创造力难以发挥出来。另外，《诗品》与宋元诗风格格不入，“雄浑”一品开头四句充分表现了儒道释三家汇通的美学思想。只有唐代允许三家思想并存，而且司空图个人的学养也是汇通三家的。
江西师大陈良运、四川大学曹顺庆分别举亚里士多德《诗学》和汉代《焦氏易林》为例，说它们都是先未见史书记载而被后人发掘出来的；他们同时还指出，苏轼的那几句话不能贸然断定“二十四韵”就一定指那二十四联诗，以苏轼那样高的鉴赏力，说“恨当时不识其妙”，不太可信。有些学者还从司空图本人或其友人的诗文中寻找出其作《二十四诗品》的证据。如：（1）《诗品》中有“碧桃”等六个词语，也见于司空图诗文中；（2）司空图《诗赋赞》很可能是《二十四诗品》的序言，论诗见解与之有相通之处；（3）《诗品》中贯串道家思想，司空图诗文中亦有信道之言；（4）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司空图新论》中还提出晚唐徐寅《寄华山司空侍郎》一诗，可能是读了《诗品》后写的。
安徽师大祖保泉、陶礼天的《〈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则认为苏轼所说的“二十四韵”，是指各用一个韵部的字押韵而成的二十四首组诗。所以，“把‘二十四韵’解作实指《二十四诗品》是正常的；如解作《与李生论诗书》中的‘二十四联’，那是经不住推敲、站不住脚的。”主要证据即古近体诗题中“二韵”至“百韵”等“韵字”，通常指“韵脚”，有时也指“韵部”（ 亦称韵目）。张伯青的《从〈二十四诗品〉用韵看它的作者》则通过用韵情况来鉴定《诗品》的产生年代。他考察了《诗品》的用韵特点，并与唐诗、司空图诗、虞集诗的用韵情况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诗品》用韵不同于宋词、元曲，而与唐诗、司空图诗的用韵相合；从同一韵系来看，《诗品》用韵不同于按‘平水韵’用韵的虞集诗，而与按《切韵》韵部用韵的唐诗、司空图诗完全相合。因此，世传司空图作《诗品》当为定论，毋庸置疑。”
持存疑态度者 北京大学张少康《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之我见》再次申说了他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的看法，即关于司空图《诗品》的真伪问题，根据现有的材料目前还只能存疑。全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细密的阐述：（1）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所说“二十四韵”究竟指什么？（2）关于司空图《诗品》明末以前无人称引问题；（3）关于司空图《诗品》真伪的内证问题；（4）关于《诗品》的用语问题。作者认为，这四个问题都不足以定论，都有种种可能，因此，“《诗品》是否司空图所作，确实还无法下一个肯定的结论。”
尽管，人们对《诗品》作者问题，目前尚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陈、汪二人引起的这个讨论，至少说明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的真伪是值得怀疑的。至于，这个问题能否有一个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的定论，还取决于新的材料的发现和更为细致、深入的考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