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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红楼梦》词汇综论
“以内外对比；”山高遮不住太阳“反衬有信心，”井水不犯河水“反衬做事有原则。从此产生出新义项。一个词的意义在整个词汇系统里不是处于孤立的状态中，它的演变主要是通过引申来实现的，引申是把原有词义所概括的内容中的某一点加以突出延伸。词义的扩大有广泛的实践意义，这在《红楼梦》中得到最好的印证。
②演变的结果。有的词、词义扩大了，其运动方向是义位义向义位之间运动；义位义向词位义运动。有的词词义缩小了，词的本义所概括的客观事物的范围缩小了。有的词词义发生了转移，这是词位义之间的运动。近代汉语词义是如何向现代汉语词义演变的，作为重要语言史料的《红楼梦》提供了许多佐证，笔者将专文考述，此处不赘。
同义词的运用
不同语言系统中的同意义的词，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形成词聚，只有当作者将它们搜集在一起，用在同一作品中，才有可能构成同义词聚。
A、同义词的来源：古语词--新词。例如作声儿、则声；察访、访察、查访；封锁、封固。北京语--其他方言。有意地使用不同方言语汇是曹雪芹语用的一个特点。在《红楼梦》中有大量的现象：第七十三回、五十四回中都有南京语和吴语词汇的交叉情况。例如中觉、晌觉、午觉、午睡；劳叨、韶刀、叨叨、唠叨、絮叨；照望、看望、瞧看、看视；挣挫、扎挣，；柞挣；热闹、闹热；刚才，才刚；嚼舌、嚼舌根、嚼说、嚼蛆、蛆嚼、嚼用，以”嚼“为中心的一组词儿形象灵活，吴语用北京话也用。书面语--口头语。清代是口头语和书面语差别较大的时代，唯此，利用词与词之间的差别以形成同义词汇大有可为。《红楼梦》中的例子有：世界、乾坤；听、闻；衾、被；、褥子；负暄、晒日阳儿；针业、针线等。一般语--禁忌语。禁忌语突出的例子有关于”死“一词，据统计大约有三十一个。一般用词是死、死亡、咽气、病故、终、亡、夭亡、故、死去、去了、下世、亡故。禁忌用语有辞世、夭世、长逝、捐馆、老了，告殂、呜呼、归西、没了、殒、殒身、回首、宾天、卒、薨、殁、圆寂。敬称--谦称--爱称--贬称。爱称贬称明显地附着了人们对事物的不同感情。中国委婉语、禁忌语是非常发达的。《红楼梦》中成套的同义词多处于不同感情中的交叉运用。例如女婿、小婿、东床、姑爷、驸马；寿日，生日，寿辰，华诞，生辰，寿诞，千秋，芳诞，芳辰。又如”妻“一组词有妻子、媳妇、夫人、女人、娘子、老婆、贱荆、贱内、内人等。敬称”夫人“，爱称”娘子“，贬称”内人“。”儿子“一组词中有子、儿、男等。敬称”公子“，谦称”小犬“，爱称”哥儿“相对应。
B、同义词的运用：曹雪芹对语言系统中固有词汇客观的运用有两种手法，前者是同中求异，后者是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有四种情况：同义混用：包括方言词和古语词混用、同用，例如：姑娘--姑妈；吃酒--喝酒等，色彩不一，理可相通。同义单用。第二十一回袭人对宝玉的”胡作非为“进行规劝，宝玉不知是计，丧气地想：“便权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悦然自悦。”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宝钗无比关心。宝玉又赌气想：“……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矣。”怡然自悦，怡然自得是为求准确表达复杂的语感，不同语境里有不同选择。同义并用。可以达到表义全面明确，表形音节对称的效果。又如病老归西，第二十三回：“宝玉着了急，向前拉住说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西归时候，我给你坟上驮一辈子的碑去’”。病老和归西是从不同的角度指称同一件事，在除指的一般性之外，还可以形成内容上的互外。又如第五十三回：“无奈头晕眼黑，气喘神虚，补不上三五针，伏在枕上歇一会。”头晕眼黑、气喘神虚，不但在内容上互补，也在结构上对称。同义交替。刻意追求交替间隔出现，音节呼应。再如玻璃世界，珠宝乾坤，第十七回：“诸灯上下争辉，真象玻璃世界，珠宝乾坤”。世界与乾坤是刻意的追求，造成一种音节呼应，为句子带来了错综变化之妙。
C、修辞同义词：修辞同义词是语言大师们对词语固定的理性义、色彩义的超越。表现为在具体语境中对语言系统的本体功能加以临时改造。修辞意义上的同义词《红楼梦》多用异中求同，可从内部联想途径和外部组合手段两方面来分析。(一)语言形式相同、语音相同的例子：“贾雨村--假语村”，“卜世仁--不是人”，“英莲--应怜”等等。这些修辞同义词是《红楼梦》中的写作中的重要特点。这些同义词有的与人们的习惯心理联想和语言思维经验有关：如“笔定如意、必定如意，”“吉庆有鱼，吉庆有馀。”有的是从文章的意趣出发，达到谐中有庄的情趣，例如“丰年好大雪”与“丰年好大薛”。(二)所指本来不同，书面形式相同的例子：蕉下客--鹿--探春；是借双关语的双关定义而形成的。蕉下客典出“蕉下覆鹿”，这里“蕉下客”的指称是双向的，一端指人，一端指物，使人产生联想的可能。(三)所指事物相似或内涵相似的例子：前者仅外部形象有相似之处，如第四十九回：“一时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黛玉先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他一般的也拿着雪褂子，故意装出个小骚达子来。”以装扮外形的相似把“史湘云”与“孙行者”、“小骚达子”联系在一起。后者如凤辣子--猴儿--王熙凤；泪斑--潇湘妃子--林黛玉等。(四)指称义交叉的例子：通灵宝玉--顽石--命根子--劳什子等。宝玉御玉而生，这里的“宝玉”是曹雪芹连缀故事情节的重要道具，在不同的情景中，不同人的嘴里这块玉石有不同的称呼。青梗峰上的一块“顽石”是《红楼梦》的主旨所在；贾母口中的“命根子”是封建大家族的希望所在；宝玉摔在地上的“劳什子”是他对封建理教叛逆情绪的发泄。这几个词本来各自担当一个文学“角色”，感情色彩对立，又没有逻辑关系，然而，由于所指的交叉重叠，便具有了成为同义词的缘份。
熟语的提炼
熟语即是从人民口语和著作书面语中提炼出来的精华。据统计，曹雪芹在引用熟语时所加的词头：“俗语说”、“常言道”、“人云”等，总计达三百一十五条，重复引用三百六十七次。其中民间谚语有二百六十八条，成语十一条，歇后语五十二条，曹雪芹自创的有七条。在组词成句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词的运用问题，而最佳的运用无疑与艺术加工密不可分。
A、来源：熟语是汉语的词汇宝库正是因为它们是经过提炼加工后的精华。一部分来自口头语和书面语：口语例：“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第六回：“但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他怎样你老拔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这个比喻出自刘老老的口，率真生动地表达了穷人眼里豪富之家的富有。古诗例：第六回：“侯门深似海”出自崔郊的诗’侯门一入深似海’。“第三十五回林黛玉说：“佳人命薄，”出自苏东坡“自古佳人多薄命”。“随乡入乡”出自范成大诗“且复随乡便入乡”等等。典故例：第六十五回“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语出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四回，“酒令大如军令”出于《史记》朱虚侯列传里刘章以军法行酒而斩诸吕的故事。类似的例子还有“假周勃以安刘”。一部分自创：第一百另一回贾政说：“寅吃卯粮”讲的正是曹家的难言之隐。第十三回借秦可卿的嘴说的“树倒猢狲散”是曹雪芹家的“常言”。曹寅常以此发出对宦途艰险、吉凶无定的感慨。这些熟语经过曹雪芹的笔，艺术地再现了曹家的旧事，揭示出统治阶级内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残酷现实。
B、结构形式：一、句子形式：“惺惺惜惺惺”，“井水不犯河水”。前者见于第八十七回林黛玉阅读了薛宝钗为之解忧的一封书信，看后非但没有解忧，反而“不胜感伤，心想：’宝姐姐不寄别人，单寄我，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后者见于第六十九回尤二姐生病，听信王熙凤挑拨的秋桐打破“醋坛子”骂街：“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么就冲了他？”这种形式完整凝练，意义明确，能较好的表达情节内容。二、谓语形式：“不平则鸣”。芳官受不了干娘的虐待争吵起来，贾宝玉道：“物不平则鸣。”语自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多用在个人遭到不公平待遇时发泄申诉的场合，而曹雪芹赋予的含义却是贾宝玉为下层人民抱不平的民主思想。脂砚斋由此发出感慨：“自来俗语未遭如是用也。”类似的句子还有“不是冤家不聚头”等。
C、加工改造方式：一是集句。第七十三回探春说：“俗语说物伤其类，齿竭唇亡。”“物伤其类、唇竭齿亡”前者出于《水浒》二十八回“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后者出于《左传·僖公五年》：“谚所谓’辅车所依，唇亡齿寒’”。这样的集句并非简单把两句俗语撮合在一起，而是根据需要，不露痕迹，巧妙地进行糅合，二是节缩。第二回：子兴道：“依你说，’成则公侯败则贼了’？”“成则为王，败则为贼”语出元杂剧纪君祥《赵氏孤儿》杂剧第九折：“我成则为王，败则为虏。”缪莲仙“梦笔生花”记杭州俗语：“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慈不掌兵，义不掌财。”《红楼梦》缩为“成则王候败则贼”。第四十五回“古人说：’食谷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养气血，也不是好事。”食谷者生语出《史论》扁鹊仓公列传：“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是我国古代医学的一种说法，认为吃五谷可以添养精神气血，延长人的生命。类似的例子还有“登得高，跌得重”紧缩为“登高必跌重”。三是拆用。在宋元话本戏曲中，有许多说书人和文人自己创造或加工的俗语，往往是双句或多句连用的。如《水浒》第三回，鲁智深与史进初次进见时说：“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曹雪芹为了使人物语言更口头化、不呆板，在使用时做了选择。第六十三回：“邢岫烟对贾宝玉说：’怪道俗语说的闻名不如见面……，得放手时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曹雪芹把两句拆开，上句用在第五十九回，下句用在第六十一回。又如第六十七回，薛宝钗对林黛玉说：“这就是俗语说的；物离乡贵，其实可算什么呢”她略去了这句俗语的后一句：“人离乡贱。”足见曹雪芹的匠心，有意要造成语言的含蓄，避免直露，让读者自己思考。试想，假使薛宝钗真把后一句和盘托出，那不是戳了黛玉的伤疤，使多愁善感的黛玉更难解乡愁吗？
“仿词”艺术
为了表达上的需要，更换现成词语中的某个词或词素，临时仿造出新的词和词组，是许多文学家所喜爱的修辞方法，在《红楼梦》中更是大量使用。
A、利用词素的关联关系替换和仿照。例如宝姑娘--贝姑娘；甲戊本第二十八回：林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只是论理我不该说。今儿得罪我的事的小，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说着，抿着嘴笑。《红楼梦》中从来没有贝姑娘这个人，可见林黛玉攻击的是薛宝钗。
B、利用反义词的反义关系替换和仿照。例如冷香--暖香。戚序本第十九回：“宝玉见问，一时解不出，因问：’什么’暖香’？黛玉点头笑叹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他？’”这里仿“冷香”临时造出“暖香”以暖替换冷，这一例与上例一样是林黛玉发牢骚时的刻薄话。因为《红楼梦》爱情主题的核心矛盾是“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的冲突。林黛玉时时为此担心，又不便明说。以她的性格和学识必然会以委婉的手法流露出来，提醒宝玉。这些伶俐智慧的语言在别人听来尖刻酸楚，在宝玉听来却意味深长，也只有宝玉才体味到其间的思想火花和情趣。
C、利用词族的类聚关系替换和仿照。例如渔翁--渔婆，花姑娘--草姑娘。戚序本第四十五回“一语未完，只见宝玉头戴着大斗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笑了，说：’哪里来的一个渔翁……’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了画儿上画的和戏扮的渔婆儿了。’及说了出来，方想起话来……羞得满面飞红，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林黛玉的心理活动通过这句幽默、风趣的话得到了生动体现。渔翁和渔婆是一对，暗喻了宝黛的爱情关系。戚序本第五十二回：“宋嬷嬷听了，心下便知镯子事发，因笑道：’虽如此说，也等花姑娘回来，知道了再打发他。’晴雯道：’宝二爷今儿千叮咛万嘱咐的，什么花姑娘！草姑娘，我们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话，快叫他家的人来领他去。’”晴雯口齿伶俐，语言直率的性格于此略见一斑。
D、利用同义词义近的关系替换和仿照。例如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程乙本第四十六回：“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了，别说是宝玉，说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说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爷”。这是《红楼梦》中的烈女鸳鸯抗婚时的一段“宣言”。玉、金、银有着顺接的关系，仿“宝玉”而临时造出这一组生动的词，不但表示了鸳鸯抗婚的决心和勇气，而且对封建统治者是无情的揭露，真是掷地有声，字字都是控诉！
E、利用词汇的谐、承接关系替换和仿照。例如芳官--方官--圆官；芸哥--云哥--雨哥。第二十回：“二人正说着，只见湘云来笑道：’爱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这就是利用爱与二的的谐音仿词为情景服务的例子。又如戚序本第十六回李嬷嬷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说说，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种树的什么’云哥儿’’雨哥儿’的，这会子逼着我叫他来。明儿叫上房听见，可又是不好。”这里云哥儿指的是贾芸，曹雪芹先暗中将芸谐音成了云，然后再利用“云”和“雨”的词族承接关系，仿成“雨哥儿”，显示出人物的口齿伶俐和语言的韵味。更典型的是戚序本第六十一回的例子：五儿急得便说：“原是宝二爷屋里芳官给我的。”林之孝家的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了赃证！我只是报了，凭你主子前辨去！”芸与方圆的方谐音，方圆是一个对比合成词，顺着方圆的承接关系，便又临时产出一个新词，使小说更具有表现力。
曹雪芹不愧为语言大师，近代汉语中的许多语言特征都被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笔者在本文中所搜罗爬梳的仅是极少的一部分。但是，还有一件非做不可的无比艰巨的工作，那就是对《红楼梦》词汇做全面的分类统计，根据其使用频率给以定性的确认。从词典学的意义上看，这件工作对于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的切入点将从古典文学史和古典小说史入手，来考察文学语言的使用和演变。目标是对明清时期的文言小说代表作《聊斋志异》、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两拍”、白话长篇小说《水浒》、《西游记》、《金瓶梅》等著作的语言做纵向的历时分析；对当时的社会语言做横向的共时分析，力争有所发现，有所创见。
■16、论《红楼梦》语言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
以自己的一部作品成为一个时代语言总汇的作家，在世界上只有寥廖可数的几位。曹雪芹正属于人类文化史上这种为数不多的一代民族语言宗匠。他对中国民族语言所做的贡献就像十四、十五世纪的但丁对于现代意大利语言，十六、十七世纪莎士比亚对于现代英语，十八、十九世纪普希金对于现代俄罗斯语言一样。唯其如此，析评《红楼梦》这样一部优秀的文学名著，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非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分头并进不能奏效。就语言学研究而言，其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它涉及到语义学、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等方面的内容，显然不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红楼梦》是一座真正的词语“富矿”，曹雪芹忠实地记录和提炼了当时的标准语，又根据作品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当时极富表现力的口语、方言词语和文言词语以及生动贴切的成语、俗语、歇后语等。这些词语汇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楼梦语言”。众所周知，一个人或一本著作所使用的词语的总汇，称作这个人或这本著作的词汇。《红楼梦》的语言所反映的庞大的词汇系统，一直到今天我们仍在说和写。自乾隆末年“红学”创立以来，即有学者留意于对《红楼梦》的习语、典故引据书册，寻绎解释。但是这类注释往往把对典章故实、服饰、建筑等特殊词语的注解放在突出位置，忽视了对普通词语规律的总结，且较少照应词与词之间的联系。这种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不能适应《红楼梦》研究的需要。在论著篇什浩繁的“红学”研究领域，语言研究有待精进。
每个时代都有独具特色的词汇，十八世纪中国人那些带有特征的说话形式和词语都表露出时代风气的共性。《红楼梦》的书面语言在词汇规范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些词汇是历时人们在一定地域共同生活圈活动的产物。“红楼梦语言”具有四个特性：兼容性、普及性、创造性、具象性。它雄辩地证明一个天才的语言大师在客观语言面前决不是无能为力的，他必然注重对词汇使用状况和对词义动态的观察，最大限度地发挥词汇的潜在特性，把对非文学词汇的驯化发挥到最高境界。因此，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对《红楼梦》的语言加以整体的观照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据于此，本文拟从词汇学的角度对《红楼梦》的语言做一些不尽完善的叙述和探讨。《红楼梦》究竟诞生在怎样的生态环境里，促使“红楼梦语言”得到整化的社会文化因素又是什么?下面分三个方面略作考述。
(1)社会的统一使语言发生整化的趋势
康雍乾三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业资本和手工业生产的结合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原有的一些工商业城市包括在清初战争中遭受毁灭性破坏的城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发达起来。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当时的政治城市北京，正象《红楼梦》第三回所说：“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非别处可比。”江宁、苏州、杭州是丝织业的中心，扬州是盐商聚集的城市，作为江南工商业的中心城市，这几处的繁华亦不在四聚以下。以当时的金陵为例，它不但保持了明代的铜铁坊、皮市、履鞋坊、帘箔市、木器街、木匠营、弓箭坊、织锦坊、颜料坊等，还增加了珠宝廊、书坊等新的市肆。《续板桥杂记》中这样写道：“乾隆之世，利涉武定二桥之间，茶寮酒肆东西林立。当时商贾水陆交通直达金陵的有十几里。”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共同语提出了要求。将真事隐去的《红楼梦》中涉及其社会经济背景之处不在少数。第二回出现了一个在都中古董行中贸易的商人冷子兴，第四回又说到一个家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薛蟠，第二十四回引出一个开香料铺的商人卜世仁，第五十回讲薛宝琴的父亲也是一个大商人，曾在交趾和南海各地做过买卖。《红楼梦》的商人有开古董行的有开香料铺的，有开当铺、钱铺、木店、茶叶铺、药铺的，有到外国做买卖的，还有搞金融投资的“桂花夏家”。第十六回提到造船业，赵嬷嬷道：“咱们贾府在姑苏、扬州一带建造海船，修理海塘。”反映了当时苏州、扬州都设有官营造船厂。第十六回说到王熙凤的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人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语言交流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很难想象在政治、经济活动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人们能安于“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乡谈岂但分南北，每郡乡邻便不同”的问题（莎彝尊《正音咀华·证乡谈法》）。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写道：“吾乡本地乱弹，小丑始于吴朝、万打岔，其后，张破头、张三冈、痘张二、郑士伦辈皆效之，然终止于土音侈谈，取悦于乡人而已，终不能通官话。”可见，表演形式方言化的乱弹即便是别具一格的曲艺艺术，但对于外地人来说仍有如“对牛弹琴”，这说明语言的隔膜造成了对艺术的隔膜。语言，正是为了适应人们在交际、交流思想中达到互相了解、以协调共同劳动和各种活动而产生的。为了“宦游服贾，不至语言不同，致受蒙骗”（潘逄禧《正音通俗表》），对于共同语的要求必然要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统治者所施行的强制措施。大抵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朝代，文化上总会有所作为。清代政治统治的法宝之一就是收买、奴化知识分子。从顺治始就已经意识到推行文治重要。于是，他们一方面笼络汉族文人学士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在满族统治阶级内部加紧补课，命令子弟皆须读书。降至雍正朝，对于满汉官员在文化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其一、通晓官话是选拔官员的标准。清代统治者对于土音之谬曾“屡经指摘训饬”他们认为：“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使人共晓，然后通达民情，而办理无误。”雍正六年发布了一道上谕：“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奏陈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乃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见登仕籍之人，经户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扬，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但雍正考虑到：“语言是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大清世宗皇帝实录》卷七十二）于是发布法令：在广东、福建著地方官训导，设立正音书馆。举人、生员、监生、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选试。据俞正燮《揆巳存稿》（九）载：“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县与士民相见，及教官实心教导，保荐时列入政绩……嘉庆十一年奉旨：’上书房行走者，粤东口音，于授读不甚相宜。’谨按：《诗》、《书》执礼，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齐、鲁音，而经史多有方言，学者贵知之；然必立一雅言为准，而后方言可附类而通也。”徐珂《清稗类钞》（二）也写道：“闽中郡县，皆有正音书院，即为教授官音之地。”可见清代统治者推行民族共同语的决心是很大的。
其二、《红楼梦》是学习官话理想的教科书。共同语即“通语”，自明代以来称为官话。从元代迄至清末，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的共同语正是京语。《红楼梦》本是一部集“碍语”大成之作。曹雪芹写它，脂砚斋们注它只是为了一吐胸中的快垒，并不希望书成后付梓发行。至少他们生前没作打算，只想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小圈子里流传。《石头记》起笔于乾隆九年，十五年前已成书，十六年至十五年脂砚斋四次批阅校评，是为庚辰本。然而，它问世后不久，很快就流传到士大夫手上。自坊间本印行后，乃至百姓亦以手持一本为荣。根据四川涪陵冯镇峦的《椒山房笔记》可知，当时学习《红楼梦》的语言，在全国蔚然成风。杨懋建《京尘杂录》中载录：“《红楼梦石头记》，尽脱窠臼，别辟蹊径，以小李将军金碧山水、楼台、树石、人物之笔，描写闺房小儿女，喁喁私语，绘影绘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一时风气，非真有所不足于此书也。”近年出版的《清代北京竹枝词》里收了嘉庆二十二年出版的《草珠一串》，其中也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句。这个诗句曾被许多研究者反复引用，充分证明了当时《红楼梦》声闻日广、“脍炙人口”的炎炎之势和社会风尚。同治七年（1868）莎彝尊辑的《红楼梦摘华》一书在广州应运而生，作者在《简端语》中写道：“红楼数千万言，予以数篇括之，未免见少。试思全部语言文字，有胜此篇否？……用识数语于简端，使初学者所率从焉。”这本书选编了《刘老老设法媒生计》等十二篇故事和《好了歌》等七首诗词，是莎彝尊继咸丰三年（1853）出版的《正音咀华》、同治六年（1867）出版的《正音再华》后选编的。他在《正音咀华·自题》中说：“是书为习正音者设也”。这个节选本短短的十年间刻了两次，一直被统治者当作学习官话理想的教材。《红楼梦》为什么会被统治者当作学习官话的教材？为了夸示文治，兼行书禁，本文要谈的是，清代统治者屡次下昭，访求遗书。他们的文治是以严格的拘縻政策为保障，其文字狱之烈前无古人。他们搜集了成千上万的“违碍书籍”加以禁毁。《红楼梦》应该难逃法网。但是这一篇石破惊天的伟著绝构非但没有被淹埋，反而不胫而走。文人笔记曾载《红楼梦》私下传抄流布时，立刻引动了人们的心目。一次，乾隆“临幸”某“满人”家，见到一本《石头记》，大为注意，“急索全书”，其人无奈，只得“连夜删削进呈”。据版本学家们考证：正是“内庭急索”，以至“删削不完”，才有了前八十回残本，后百二十回全本之由来。版本学研究还提供了许多旁证，说明高鹗成就的“全本”是假《红楼梦》。本文认为，《红楼梦》从藏书者阅传抄走向书贾公开刊印牟利，至少说明一点：没有清庭的首肯、提倡、甚或委派专人增删改写以出炉一个官方标准本，它是难以传世的。不信请看，乾隆五十六年程甲本出笼后，仗着印刷整齐和故事完整以及硬梆梆的政治背景马上风靡天下。第二年，再次印行程乙本。道光十一年后，王希廉评本整整垄断了《红楼梦》市面八十年。可以想象，《石头记》以其独特的语言魅力深入人心，正组编空前绝后的大部头《四库全书》的乾隆皇帝，大约想邀得更多“好古尚文”的名声，便顺应历史潮流，使《红楼梦》为统治阶级所用。
(2)曹雪芹本人的语言观和语言修养
语言中所有的词和熟语构成语言的词汇，词汇学则研究词汇的性质、规律和体系。作为语言巨匠，曹雪芹胸中自有“炉锤”，将词汇的毛胚或半成品另行锻造，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词汇的潜在特性。他的贡献正在于以其作品创造了许多新词、新语和精湛的句子，丰富、发展了民族语言的宝库。客观的视角：独特的身世和经历是曹雪芹所拥有的精神财富。曹雪芹生于“百年旗下”的诗礼之家。先祖原是明朝汉族官吏，归顺满清后入了正白旗内务府藉。后来又“从龙入关”，进入康熙亲信家奴和宠臣的行列。从其曾祖开始全家三代人都是江宁织造，康熙五次南巡，四次住在他家。雪芹的曾祖曹寅曾主持刻印《全唐诗》，并著《楝亭诗抄》及《续琵琶》，以藏书家著称。雍正年间曹家突然以“骚扰驿站”获罪革职，并因“织造款项亏空甚多”被抄家。曹家从南京返京，陷于衰微末世之境，本想尚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状况下维持，孰料乾隆年间又遭巨变，从此彻底败落……。曹雪芹亲经历过荣华富贵，又饱尝过“举家食粥”的痛苦，身世的巨大的变化。由此，《红楼梦》语言既揉合满汉文明，又熟悉贵贱两端。
如前所述，“红楼梦语言”突出的本质特征是“兼容性”和“普及性”。它所表明的不是语言色彩的丰富性和单纯性的问题，而是语言词汇的全民性和地域性问题。其兼容性包括：①兼容方言；②兼容其他民族语言和外来语言；③兼容文言词语；④兼容口头俗语、土语等诸方面。其“普及性”的含义是：《红楼梦》第一个成功地记录了散文词汇，使之得到普及。《红楼梦》囊括了“百人百声口”的社会各阶层用语，使当代语言得到整化。《红楼梦》破除了小学用字求古求奇的文风，用词在当不在奇，使词语雅俗共赏。主观的视角：作家本人对语言艺术有着非同一般的积极的追求。在对中国古典小说语言的提炼方面再也找不到比曹雪芹更自觉的主动的实践者了。他的“苦心孤诣”、“精诚血聚”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吸收朴素自然、率真的人民口头语言。以庚辰本为例，第四十三回作者借薛宝钗的口评论凤姐：“世上的话，到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她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其实这正是曹雪芹自己的理论主张。他对语言的锤炼更多表现于小说自身的文学描写中。如第四十回刘老老说酒令时声明：“我们庄户人家不过是现成的本色，众位别笑。”贾母和众人拍手称好：“还说你的本色”吧。第二十七回王熙凤表扬小红说话齐全、简断，拿其她丫头婆子作比：“别象她们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必把一句话拉长了，作两三截儿，咬文嚼字，拿着腔儿，哼哼唧唧。”其次是对加工生活语言有积极的要求，如何把粗率的生活语言驯化成精粹的文学语言？曹雪芹主张对景遗词，不能以词害意。第十七回中贾政拟以欧阳修句：“泻于两峰之间”的“泻玉”名亭，宝玉从容驳道：“老爷方才所论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时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也用泻字，则觉不妥。……不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作者在第四十八回中有“锤字坚而难易”的追求。第二回有“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之句；第十五回有“语言清楚，谈吐有致”的话题；第七十八回又有：“另出己见，自放手眼”、“词达意尽方好”的说法；第四十八回有：“词句新奇为上”、“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然是好”的见解。曹雪芹当然不是语言学家，但是他间接直接提出的对于文学语言锤炼的主张却表明他深谙语言文字的功底，他悟到了语用的法则和精髓。旁观的视角：脂砚斋等人的评论。脂批的作者除了脂砚斋、畸芴叟，还有常（棠）村、梅溪、松斋、立松轩等人，他们在各种版本的《红楼梦》中留下了大量的“囫囵语”、“俗语说”，摘取几则为例：脂砚斋对曹雪芹活用和创造词语的才能一贯十分赏识：甲戌本第四回“女子无才便是德”句旁有脂批云：“有字改得好”。第二回“偶因一差错，便为人上人”句上有眉批“从来只见集古集唐之句，未见集俗语句，此又更奇了”。庚辰本第五十三回：“黄柏木作馨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句下有脂批“新鲜趣语”。第五十回“鸦没雀静”句下有双行脂批：“这几个字俗语中常闻，但不能落纸笔耳。便欲写时究意不知系何四字。今如此写来，真是不可移易。”裕瑞号恩元主人是曹雪芹好友明义的外孙，他在《枣窗闲笔》中涉及到《红楼梦》时曾说：“虽然数十年前，非甚远也，当时岂无欲亵之言，一经雪芹取择，所收纳者，烹炼点化，便成雅韵，究其手笔俊耳。”这段话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曹雪芹把俗语加工成为纯粹文学语言的深湛功力。诸联字星如，号照斋主人，他的《红楼梦评》有“所引俗语，一经运用，罔不入妙，胸中自有炉锤”之句，也对曹雪芹作了很高评价。
在曹雪芹的时代中国真正的语法学尚未兴起，《红楼梦》的作者不可能象现代人那样对创造性的构词活动有系统的认识。脂砚斋等人的评论虽是零散的、笼统的，但有许多精辟、富有启发的见解值得注意。脂砚斋喜为书中人物命名作诠释、解释，甲戌本第七回夹批“曰司棋、曰侍书（庚辰本正文作待书），曰入画，后文补抱琴。琴棋书话画四字最俗，上添一虚字，则觉新鲜。”可以看出：《红楼梦》的作者其实已摸到了构词成分的组合关系和词类性质问题。中国传统的语言学把字分为是实字和虚字，曹雪芹把名词以外的动词性构词成分视为虚字，用于构造“新雅”而不俗的词，表明他对词类已有了甚为抽象的认识，并懂得了类与类的组合性质，既今天所说的构词方式。
(3)民族文化和语言特征
对《红楼梦》词汇的影响作为符号系统，文学语言是以文字作为自己物质外壳的。《红楼梦》的文字花团锦蔟，无不刻画出特定的历史文化细节和氛围，表现了鲜明而独特的民族特征。在《红楼梦》绮丽繁华、千奇百怪的生活场景中，首先显示出来的是作为全国首善之地的北京的文化风俗，同时，也显现出江南文化的影响。“红楼梦语言”特点赖以形成的文化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江宁、苏州、杭州等地的丝绸文化十八世纪上半期，在中国纺织业中占重要的位的不是棉织业而是丝织业，当时江宁、杭州、苏州这三个丝织中心都有丝织厂。苏州织造李煦和曹雪芹的父亲在康熙四十冬腊七年六月《会陈织造事宜折》中说江宁丝织局有神帛、官诰两个机房，工匠三百七十人，“原议照局设制帛、线罗机三十张”，“设诰命机三十张”。据《大清会典事例》载，乾隆十年奏准，江宁现设机六百张，机匠一千九百三十二名，苏州现设机六百六十三张，机匠一千九百三十二张。杭州现设机六百张，机匠一千八百名。比官营丝织厂更重要的是民间丝织厂，在江宁杭州苏州有为数众多的机房，其中有一些发展到工场手工业的规模。根据《上江两县》记载：“江宁机房昔有限制，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五十金，职造批准注册给文凭然后敢织。”康熙年间，织户向曹寅“公吁”请奏免限制“得旨永免”；“自此有力者畅所欲为，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当时“缎机以三万计，纱绸绒绫不在此数。”
曹雪芹生长在“富贵百年”的“旗下家庭”，又有极高的文学修养，所以他能纯熟地反映出北京的风俗人情。但不可忽视曹雪芹的先祖官任江宁，时任苏州织造的李煦、杭州织造成孙文成与曹家均有戚谊。织造官职担负着为清庭上供缎、纱、绸等纺织品，并上供陶瓷、珐琅等器玩和江宁的桂花鸭、金华火腿等美食。因此曹雪芹能溶南北风俗为一炉，生动地表现江南的地方色彩。
《红楼梦》中关于吃穿用的词语名类繁多，色彩丰富，花样迭出。以纺织品为例：第六十三回写“寿怡红”时宝玉只穿大红绵纱小袄儿，下面绿绫弹墨夹裤……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五色夹纱新枕头……芳官满口嚷热，只穿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拼的水田小夹袄。“这种服装，扑朔迷离，雌雄莫辩，质地有纱绵、绿绫、五色纱、三色缎子等纺织品。再看红楼妇女的着装，凤姐有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袖袄……史湘云有靠色三厢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锈龙窄褃小袖掩衿银鼠短袄，袭人有葱绿盘金彩绣绵裙、白绫细折儿裙等。女服中变化最多的是花纹刺绣，谓之”组绣“、”绵绣“等。花纹刺绣的变化一在色彩、二在花式、三在绣与织、明与暗。贾母鉴赏说：“那个软烟罗只有四个颜色：一样雨过天青，一样秋香气，一样松绿，一样银红，要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看着，就和烟雾一样，所以叫’软烟罗’，那银红的又叫’霞影纱’”。丝绸面料名目繁多，仅“罗”就分生罗、熟罗、横罗、直罗、七彩罗、九丝罗。其中“软烟罗”只是其中一种，而“霞影纱”是根据颜色分的。
再看饮食。《红楼梦》里满人的饮食品类固然不少，但更多的则是江南才有的独特吃食。第十八回凤姐让赵嬷嬷菜：“早起我说那一碗火腿炖肘子很烂，正好给妈吃……”炖肘子也称火腿笃蹄膀，赵嬷嬷从小生活在姑苏扬州一带，很对味口。又如第八回写宝玉在薛姨妈处喝酸笋鸡皮汤，更是精美的南方名馔，不精通江南食经的人绝写不出来。诸如此类的还有清蒸鸭子、胭脂鹅脯等等，无一不是南京名产。《红楼梦》从姑苏、金陵写起，又以几个主要人物魂归乡里作结，把江南的景物习俗表现的如绘如画：其中有“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翠竹夹路、苍苔满布的潇湘馆；在稻茎掩护下的数楹茅屋；植满桑、榆、槿、拓的稻香村；烈日当空的梧桐、芭蕉；还有驰誉南方的天下第二泉“惠泉酒”，花雕“绍兴酒”。秋季里，姑娘们笑语围坐魁夺菊花诗，讽和螃蟹咏。冬令时，烤手炉、脚炉、焐汤婆子；雨季中，怡红院时时备着江南渔家的蓑衣斗笠。
②南京、扬州等地的方言文化
曹家落藉金陵前后四代人，这个家庭还盘根于姑苏、扬州一带。以金陵十二钗为证：脂批道：“金陵是十二钗正出之地”。可知：黛玉本贯姑苏，随父居于维扬住所；宝钗出身于“珍珠如土，金如铁”的金陵薛家；湘云生长于金陵大族史侯家；凤姐以金陵大族王家嫁到贾府来；香菱在南京被拐卖后又被薛蟠占为妾；妙玉系苏州人氏，自小入空门。这样的家庭不经几代人的变迁是不可能改变固有习惯的。下江官话。下江官话与北方官话同属北方话的方言。扬州、南京是下江官话重要的方言点。尤其是扬州曾居海内名郡、交通要冲，历史上商旅辐辏，人文荟萃，但自从铁路开通以来，地位大大下降。因此在方言中保留了更多的“古貌”。《红楼梦》有诸多版本，在不同的版本中方言所表现的现象不完全一致，其中有词汇现象，也有语音、语法现象。本文据以庚辰本举例，重点考察词汇现象：第九回：“茗烟在窗外道：’--那是什么硬正仗腰子的，也来唬我们……’”硬正：质地坚硬，形容词。第十二回：“凤姐听了，哼了一声，说道：’这畜生合该作死……’”合该：活该。从语素看“合”在唐代即有“该”义。南京话“合”、“活”同音。作：自己招来不好的结果。除作死，书上还有“作出病来”。动词。第六十一回：“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崽子……别讨我把你头上的杩子盖……捋下来！’”杩子盖，“杩”应作“马”；马子即马桶，把头发四周剃去，顶上留短发式，就象“马子盖”，这是戏谑的比喻，名词。第六十一回：“小丫头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没得，没有，副词。类似的词还有：磁瓦子、水吊子、姨娘、嗷嘈、刻刻，撇清、煞气、脸忿、壮、抠、讨嫌、承情、安生等等。吴侬软语。林黛玉的《葬花辞》是一首典型的用吴侬软语写成的歌词：“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其间用了四个吴语特有的人称代词“侬”字，“侬”在吴声歌曲时代就出现在诗里了。原作第一人称，后转化为第二人称“你”。第十五回：“一路话奉承的凤姐越发受用，也不顾劳乏，更攀谈起来。”受用：亨用舒适，心理舒适，名词。第四十四回：贾母啐道：“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挺尸，死睡，动词。第六十二回：芳官不喜欢油腻腻的“香稻粳米饭”，而只将汤泡饭吃了一碗。还写宝玉也吃过“茶泡饭”。茶：开水，江南人把喝开水叫“吃茶”。第三回：“底下四副踏脚”；第十六回：“平儿已于炕沿下设一杌，又有一小脚踏”。南方地气潮湿，用脚踏普通。北方地区干燥，只有讲究的人家才用。吃茶和用脚踏都是南方极普通的食物和用具，类似的词语还有“水吊子”、“面汤”“夹剪”等等。
《红楼梦》语言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高度成熟的文学语言，同时至少吸收了三种方言：一是北京地区的口头俗语、土语；二是以扬州、南京话为代表的下江官话；三是苏州、杭州为代表的吴语方言。这些方言在作者手中，经过精心选择加工，已成为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部分已被共同语所接受。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地的，以记录普通话汇为主的中型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把《红楼梦》的一批词语做为普通话词语收录，释义也与方言相同。
③满族旗下统治的奴婢文化
《红楼梦》中有一段极为精彩传神的描写，第四十五回一等奴才赖嬷嬷在主子面前炫耀自己做了官的孙子：“小子，别说你是官了，横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岁，虽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胞儿，主子的恩典，放你出来，上托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儿似的读书写字，也是丫头老婆子奶子捧凤凰似的长了这么大，你哪里知道那’奴才’两个字怎么写”这一段话里有两个中心词：主子和奴才。同时形成两个词群：一个是主子、公子哥儿；一个是奴才、丫头、老婆奶子。周汝昌先生认为：这是“为包衣家世人自诉感慨”。“包衣”本是满族语，对音是“波衣”，意思就是家里人。身为奴才的赖嬷嬷怎不知奴才的苦衷：奴才不好当，熬出来更不容易，今天总算熬出头了，要感谢主子的恩典，才是好奴才……无意间道出了清代宗法社会的一个真谛：“主为奴纲”。作者借赖嬷嬷的嘴说了一个在荣宁二府使用的最频繁的最有特色词--“奴才”，解剖了这两个字的阶级实质。
清代封建皇权是建立在八旗旗主制度上的。曹家属汉军正白旗，所以在曹雪芹的笔下，一方面贾府拥有大量的家奴和庄户世仆；另一方面贾母、贾政及全家又是皇帝的包衣（家奴）。尽管曹雪芹忌讳暴露出家族背景特点，避免使用满语词汇，但难免在作品中露出种种蛛丝马迹。《红楼梦》中的满汉同义词有不少：奶奶--嬷嬷；媳妇--家的；嫂子--姐姐等。嬷嬷是满语meme的音译；“家的”是满语booi的义释。作为媳妇中的特称，还有称某人或自己的嫂子为“某某家”或“俺家的”用法。称嫂子为姐姐的例子很多，如第七回：宝玉称凤姐时道：“好姐姐，我再也不敢了……”等。《红楼梦》词汇中拥有大量与奴婢意识有关的称谓。如“主子”、“家主”、“小蹄子”、“家生”、“家下人”、“老祖宗”、“哥儿”等。这些词不同于汉语词汇中的仆人、苍头、青衣、长随、丫环等同义词，其语源来自满族。试举“家生”与“家下”为例分析。家生：或称家生子，专指家奴的子女，按清代法规，家奴的子女世代为奴，永远服役。同一词群包括：家生儿子、家生女儿、家生婢、家生孩、家生奴等。家下：从语素看是“家的”和“旗下”的变种，同一词群包括：家的、家人、家下人、家的媳妇等。顺便说一句：清入关后明令旗人不许经商、学手艺，一般旗人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当差，二是当兵。主子让奴才伺侯，这是战胜民族普遍的剥削方式。据雍正六年继曹？？为江宁织造的隋赫德奏折说，曹家被抄时计大小人口一百十四口，雍正手下留情，没有象李煦抄家时那样将其家下人口二百全部发卖。曹家归京时，在南京还留了一些家口，其中有原来在金陵的家眷奴役，并新增了隋赫德拨给的另外一些人，他们聚簇而居。荣宁二府的确也包括了这两部分人，一是金陵旧家的奴才，多是家生子儿，或各房随嫁赔房；另一种是祖居北方的家仆，如花袭人即是。
④封建贵族的客厅文化
语言没有阶级性，但各阶级都会把自己的特殊词汇加入到全民语言中。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红楼人物不可避免地具有表达官场、客厅文雅语言的嗜好。用过去的典故、前人的诗句，作为自己的谈资，让别人听起来觉得博学多才、谈吐风雅，是这一类人物炫耀自己的习惯。比如世袭藩王水溶玄博；贾母颂圣；元春宫怨；贾雨村酸腐；贾政古奥艰深；贾宝玉谈吐有致等等。
北静王水溶是一位地位很高的世袭藩王，这个年轻贵族一驾临就非同凡响，大出风头：“多蒙海上众名士凡至都者，末有不另垂青目”。既然他是一个才貌双全、潇洒倜傥的风雅人物，语言自然儒雅。当他夸将贾宝玉少年英俊、谈吐雅致时，接连引用了《晋书·陆云传》中吴尚书少陵陆闵鸣赞陆云的话：“此儿若非龙驹，定是凤雏”。又引用李义山《赠韩冬郎诗》中称颂韩偓的绝句：“十岁裁诗走马成，冷在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运用客厅雅语是贾政的癖好。他的女儿元春身为贵妃，颇有文化涵养，对官场、客厅语言也自然是稔熟的。第十七至十八回元春归省时，父女俩见面叙情，用的全是文言句式和词汇。贾政问安，元春垂帘行参事，含泪谓其父：“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她的话表现了对金丝笼式深宫生活的怨愤之情，抒发了其精神苦闷。而贾政认为她的话不妥，又不好直言诤谏，只能婉劝：“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之外，愿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贾政的语汇艰深古奥，形象地写出了他忠心耿耿的“奴性”和迂腐古板的性格。贾宝玉虽对八股文深恶痛绝，但终因生长在“钟鸣鼎食”、“翰墨诗书”之家，对古代优秀典藉涉猎颇多。封建士大夫的家庭休养在他的语言中有突出表现。第十五回，他看到农村的新奇景物、风土人情，就对秦钟说：“怪道古人诗上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正为此也。’”以引用唐李绅的诗以为谈助。他还与秦钟议论进私塾读书的事，满口文雅词：什么“家父”、“尊翁”、“延师”、“敝塾”、“禀明”、“无不速成之理”等等，以致于连北静王也夸他“语言清楚、谈吐有致。”所谓“致”，自然是“雅致”的“致”。但他的修养多半迫于贾政的威逼。因宝玉过去“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仍是葳葳蕤蕤的”，贾政曾多次使用家法。与之相反，在贾雨村令人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中反映出来的是狡猾、伪善、假正经。第四回写贾雨村与门子对话，口语中夹着几句文言，就象仿宋体的书面上嵌着黑体字一样令人触目。第二回写他与冷子兴的对话，也夹进一大段“之乎者也”的文言。这段话郑重其事，富有哲学意味，既为宝玉等主人公不寻常的性格作了铺垫，又是贾雨村心术不正的写照。
⑤讲唱艺术、口头文学的大众文化
《红楼梦》词语吸取了大众文化的营养，其影响一是纯粹的口语，二是平浅通俗的文言体，三是诗词、曲、赋、戏文、禅语等古曲散文和韵文。前述第一个影响有可能直接来自生活，也可能是学习姊妹艺术的结果。就其语体来看，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古典白话小说，二是元明清戏曲。
古典白话小说。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分为两大系统，渊源不同，语言是标志。文言小说是文人的作品，白话小说是说书人的创造。白话小说从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自此，小说文学语言的白话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宋话本受唐代变文传奇的影响，文字是散韵夹杂，文白相陈的。《红楼梦》问世时，以宋元话本为标志的白话小说已历经了五、六个世纪，而《红楼梦》开了新生面。与其它小说比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相比，《红楼梦》以北方话为基础，但又不囿于地方性；它虽然囊括“百人百声口”，却又不偏狭于职业性、行业性。它的语言以全民性著称。就语言色彩而论，《水浒》突出的是豪杰语言；《西游记》突出是神魔语言，《金瓶梅》突出的是市井语言；《儒林外史》突出的是儒林语言，《红楼梦》主要描述贵族之家的日常生活，然而它的语言色彩却无比丰富，几乎包括了一切社会阶层诸色人的共同语和特殊用语，它把粗豪、浓烈、滑稽、神幻、恣肆、猥琐、老辣、幽默囊括无遗。没有哪一种语言格调能拘限它。
在《红楼梦》中，纯粹的口语在人物对话中随处可见，叙述语言中也大量使用。如第二十三回：“凤姐见他素日不大拿班作势的”；第二回：“封肃喜得屁滚尿流，巴不得奉承”等等。再看平浅通俗的文言体。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贾政、贾宝玉、众清客之间的对话，即属此类。然而，清客掉文是帮衬凑趣，贾政掉文是显示风雅；宝玉掉文才真切地表现了其教养、才能。再如尤二姐，作为贾府的穷亲戚，她的语言也渐向文雅靠拢，然而，难免半文半白。她对贾琏说：“我虽标致，却无品行，看来还是不标致的好。”“如今既做夫妻，我终身靠你，岂敢瞒藏一字。”这段对话是一种接近口语又稍带文言成份的白话体。其中“标致”、“品行”、“岂敢”等文言词运用恰到好处。
元明清戏曲。元明清戏曲对红楼梦词汇有着直接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西厢记》。首先，西厢记的主题对《红楼梦》影响很大，《红楼梦》的许多情节更是脱胎于《西厢记》。再看语言。《西厢记》的许多唱词、道白均为《红楼梦》所吸收。如“纱窗外定有红娘报”，“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孟光接了梁鸿案”，“斜签着坐”等等。另外，《红楼梦》还吸收了《西厢记》中许多富于表现力的俗语，最典型的例子是《红楼梦》第二十三回黛玉骂宝玉的话：“呸！你原来是苗而不秀，是一个银样蜡枪头”，这出自《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红娘骂张生的一段：“你原来是苗而不秀，呸！你是个银样蜡枪头。”又如《红楼梦》六十二回：邢岫烟对贾宝玉说：“这可是俗语说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脱自《西厢记》第二本楔子中惠明的一段唱词。以上两例，前者只是词序作了变动，而整句俗语完全相同。后者王实甫认为不是俗语，曹雪芹使用时则在前面加了冠词，点明其俗语的性质。这一切均表明曹雪芹创造性地继承了《西厢记》中的语言成分。
《红楼梦》是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过渡阶段重要的标志性著作。从方言考察的角度看《红楼梦》是第一部以北京话写成的长篇小说，其体式以北方官话为基础，兼收江南地区的南京方言和吴语方言，为研究十八世纪中国“通语”的形成规律；为研究中国民族的共同语--现代普通话提供了语言史料。从词义学的一般规律看，《红楼梦》成功地使用了近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又创造性地挖掘词汇的深层义，它表明：新词汇或新义项的产生，往往是经由个人--作家创作或提炼加工出来，然后再在社会上逐渐经受考验，得到公认后方有资格进入全社会的语言。从词典学的意义看，《红楼梦》词汇是通行于中国社会的民族共同语词汇，至今仍有较高的使用频率，以规定词汇的范围、收录标准语汇为目的现代汉语词典亦收录了许多“红楼梦词汇”，这是因为《红楼梦》的语言提供了现代汉语的典范。综上所述，对“红楼梦语言”进行研究，从整体上观照这部文学巨著的语言背景，探讨其语言特征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7、试论《聊斋志异》文言的“双重翻译”
文言体式与生活语言存在较大的差距。这是因为古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有着固定的程式，不及白话灵活便利，适应性强，对于描摩丰富多彩的人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限制。而《聊斋志异》却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卓立于文言名作之林，它写得明白晓畅，却不缺少典雅倚丽；生动活泼，又高度地凝练有章法。用文言写小说，写到不仅让读书人魂牵梦绕，而且使百姓妇孺皆知；不仅为熟悉其语言“密码”的家乡父老喜闻乐见，而且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风行，让成千上百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喜爱同一件语言艺术的珍品，这样的语言必定掌握了某种秘诀。
当我们试图用一个句子来表答某一具体思想时，如果句子的语义内容与大脑中的思想重合，那么这个思想就在语义内容中获得了表达；如果没有重合，就需要不断的更换词和句子结构形式，直到重合为止。随着思维任务的不同，语言表达的方式也不同。生活语言过渡到书面文言到底有多大的距离？应该说至少有两个层次：一是古代的口头语言--书面文言；二是现代口语--现代书语。若从时代划分，则当中还存在着一个古文的时代问题。秦汉以前的古文是口语加工的产物，而这以后的古文是对古文辞的模仿，倘若把一个人造的模式当作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范式，那就要走进僵化、停滞的死胡同中去。有的研究者提出：《聊斋志异》的语言存在着“双重翻译”的现象，这个翻译指的是先将淄川方言翻成北方官话，再将北方官话变成文言文。这个说法的牵强之处在于混淆了从生活语言到书面语言的过渡阶段。翻译是什么？翻译是沟通，把受众不熟悉的语言符号改造成另一种语言符号。凡是小说的语言都有方言的痕迹，这是作者的地域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应该说方言口语和官话口语的转换是无形的，没有进入文学作品前就发生了。所以上述的第一重“翻译”并不存在。笔者认为：认同和共识就是让不同的语言符号处在重合的状态中，假使“双重翻译”的命题可以成立，第一个环节当是口语文言化；第二个环节当是文言小说化。这两个层次不是依次完成，而是一个交互发生，融汇渗透的过程。作者依凭着高深的学识将烂熟于胸的语言材料，生活的、书本的，按照老百性喜闻乐见的方式创造出来，成为一个语言精品。《聊斋志异》正是这种“翻译”的最好读本。
(1)以一当十的动词、形容词
说起《聊斋志异》的语言成就，首屈一指的当是其白描的功夫。“平字见奇，朴字见色”是《聊斋志异》语言的基本特色。蒲松龄靠种种常见词语的精心选择和恰当配置来出奇制胜，尤其是谓语动词和形容词，他把这些不起眼的字、词调度的贴切灵动，各得其所。
文言与白话相比较，词汇以单音节为主，词汇量少；句子精炼短小，没有过多的附加成分， 无法靠修饰的来增加艺术描写的效果。语言表现形象，并不是说所有的词都能与一定的表象相联系。有的词仅仅巩固着概括程度较高的一种概念，诸如“物质”、“精神”等等。只有具有形象性的显现词，才能独立唤起表象。而大量的附着性显象词，要附着在其它词上通过对状态特征的描摩使表象变的个体、鲜明。形容词、动词就属于这种类型。请看蒲公是如何驾驭这些基本词汇的。
以谓语动词取胜的有《小翠》。小翠是一个“寓黠于欢，伏警于戏”的聪明机智的少女。她的性格特征是通过一连串嘻戏的情节来塑造的：小翠“刺布作圆，蹋蹴为笑。着小皮靴，蹴去数十步，给公子奔拾之。公子及婢恒流泪相属。一日，王偶过，圆鍧然来，直中面目。女与婢俱敛迹去，公子犹踊跃奔逐之。王怒，投之以石，始伏而啼。王以告夫人。夫人往责女。女俯首微笑，以手剜床。既退，憨跳如故，以脂粉涂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见之，怒甚，呼女垢骂。女依几弄带，不惧亦不言。夫人无奈之，困杖其子。元丰大号。女始色变，屈膝乞宥。夫人怒顿解，释杖去。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扑衣上尘，拭眼泪，摩挲杖痕。饵以枣栗。公子乃收涕以忻。女阖庭户，复装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己乃艳服，束细腰，婆娑作帐下舞，或髻插雉尾，拨琵琶，叮叮缕缕然。喧笑一室，日以为常。”小翠夫妻反复欢戏，第一次写踢圆惹王太常发怒；第二次写作霸王，作沙漠人，装虞姬，装王昭君；第三次写冒假扮宰相，吓唬王给谏。几十个动词诸如：“刺、着、蹴、中、剜、弄、涂、拉、扑、拭、啼、号、奔拾、奔逐、憨跳、摩挲、喧笑、汗流相属、不惧亦不言”等等。相当平常却非常准确，仅两百字的篇幅就表演出一幕有声有色的家庭喜剧。形容词使用的典范有《婴宁》。塑造婴宁爱笑，逐步展开。先写她逢人便笑，再写她捻花含笑，又写笑不可遏，还写她笑不可仰视，笑不可俯视。全篇写笑的地方多达二十余处，没有一处雷同。比如“微笑、憨笑、浓笑、大笑、狂笑、含笑、忍笑”，各有分别，又各尽其妙。《红玉》一篇从描写男女青年的爱情、婚姻入手，写“自墙上来窥”书生的东邻女，“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仅用了十五个字，就把一个脉脉含情、落落大方的少女勾勒了出来。这其中八个字是动词、形容词，只有一个字是名词，四个字是虚词。每个字都贴切、灵动，各得其所。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概括性不同的词表象功能不同。这些词形象鲜明，几乎不能替换；亦不须再增加任何附加成份。只靠词与词搭配关系，就克服了文言书面语的拘谨、板结，化陈腐为新奇。
(2)纳入“之乎者也”的白话口语
如果说白话词语在史传文学和其它文言小说的人物语言中只是偶尔可见的话，那么，象《聊斋》那样在对话中大段使用白话实属罕见。因此，虽然明清以来笔记小说浩如烟海，但被束之高阁者不在少数。如袁梅的《子不语》、沈起风的《谐铎》等，内容上乘，却流传不广。
翻开文言小说，人物对话是个薄弱环节，无论书生、小姐、村妇、渔夫，皆满口“之乎者也”说话全是文绉绉的，人物性格千人一面。蒲公不愧是兼收并蓄的大家，纵观《聊斋志异》人物语言，特点大约有三：其一是全用文言；其次以文言为主干，杂入少许白话词语；其三以白话为主要成份。但无论语言怎样个性化，均被纳入文言框架。试举《翩翩》的一段对话：“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了’。女笑曰’花城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于是坐以款饮。又顾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生视之，年廿有三四，绰有余妍。心好之。……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芦娘子，恐跳迹入云霄去。’女亦哂曰：’簿悻儿，便值得寒冻杀！’相与鼓掌。”这段对话声口逼肖，词语通俗。除了“贵趾久弗涉”一句和“元也、哉、矣”等文言虚字外，全是以活泼的白话入文言，其句式虽是文言化的，更贵为口语化。
本来，白话与文言除了具有共同的含义，还有各自独特的意味，这种意味越充足，彼此越难互相替代。而蒲松龄在铸练小说语言的时候，充分把握着文言的特殊意味，用来创造文学人物的特殊性格和精神风貌。在《聊斋志异》中各阶层的人物都有，蒲松龄为老媪、村翁、少妇、小儿植入的白话口语特别多：诸如“小妮子”、“小鬼头”、“小孽冤”、“美姑姑”、“小郎子”、“老畜”、“醋葫芦娘子”等不一而足，满纸生机。
《聊斋志异》的人物对话以文言为基调，与叙事语言和谐统一，它不追求与生活语言形式完全一致，而在汲取白话口语的同时，大力发挥文言的特点和优势，努力创造高度传神的人物语言，从而兼擅口头文言和古文辞之长。对话本来就是用语言表现语言的，最为便利。可见，文言和口语的分离是可以弥补的。
(3)化为己言的文辞、典故
典故是凝结在书面语里的一种意象的组合。意象之间的结构关系是立体的、多维的。当它们进入语言表现形式后，都必须服从一定的语法结构，被改造成一维线性序列。典故在书面语里一般表现为固定词组或一个固定句子，它们不是人们说话时的临时组合，而是以固定的形式和完整的意义存在于语言里的。其特点一是结构的定型性，二是意义的完整性。
中国的经史子集、杂史小说、诗词歌赋等古籍用典数万。典故用的好能增加形象性，又能显示作者学识渊博。但滥用典故，牵强附会，也会造成削足适履之虞。蒲公用典的高人一筹概言之：一曰用事必切；二曰溶铸点化；三曰化腐为奇。方东树在《昭味詹言》中说：用典取法乎上“质用不如借用，明用不如暗用，正用不如翻用，整用不如拆用。”请看蒲公是如何借用、暗用、翻用、拆用的：《叶公》的主人公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屡考不中，终于郁郁寡欢，饮恨而亡。他的鬼魂教出来的学生金榜高中，学生家长向他拜谢：“君出余绪，遂使孺子成名。”叶公说：“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非战之罪”典出《史记·本记》，写楚霸王垓下被围，只剩下二十八骑与他一起突围。面对数千追兵项羽叹道：“吾起兵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足困于此，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之……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非战之罪”表现了项羽对失败的不服气。叶公之用典抒发了同样的心绪，直到死去他对自己的考场败北就是耿耿于怀的。这里是借用的例子。
《凤仙》写刘赤水与皮凤仙的离合。凤仙喝醉了酒被婢女送到刘赤水的床上。凤仙接触到刘生的皮肤就说：“今夕何夕，见此凉人？”生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句中的良人指的是美人。蒲公把良人翻改成凉人，语义相关，变成情人的闺中戏语。又诙谐，又生动，且合乎情景。当刘亦水路遇凤仙的姐姐，十分愧悔，少年告诉他：“但南阳三葛，君得其龙，区区又何足道？”这又是一典。“南阳三葛，君得其龙”写三国时，诸葛亮、诸葛谨、诸葛诞分别在魏、蜀、吴做官，其中诸葛亮最有才能，谨次之，诞又次之。所以说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以这个典故比喻凤仙在三姐妹中是最漂亮的一个。这两个典故一是暗用，一是翻用。
再如《仙人岛》写王勉用情不专，欲与丫环明珰偷情，就引用《孟子》的话：“卿无书不读，何不记’独乐乐’数语？”芳云故意装糊涂，把句子点断：“我言君不通，今益验矣。句逗尚不知耶？’独要，乃乐于人要；问乐，孰要乎？曰：不。’”王生只好作罢，后来王偷偷与明珰发生性关系，阴部肿痛，很害怕。芳云装作不知道，“但视之，秋水盈盈，明若曙星”。王曰：“卿所谓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芳云说：“卿所谓胸中不正，则瞭子眸焉。”聪明的芳云给王生疗伤时又出谐语：“乃探衣而咒：’黄鸟，黄鸟，无止于楚！’”王生大笑，病也好了。这三个典故前两个出于《孟子》。“独乐乐”原是劝帝王行仁政的名句。眸子瞭子是说内心好坏可从眼睛里反映出来。后一个出于《诗经·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楚。”《黄鸟》是挽歌，反映了劳动人民对暴君的憎恨。芳云借以“黄鸟”为咒，嘲谑王生，是为妙笔。
(4)去俗趋雅的民间谚语
许慎《说文解字》说：“谚，传闻也。”谚语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一种形象通俗而含意深刻的话。经虽是口耳相传，但集一代一代人经验和智慧，因此许多作家从中吸取营养。蒲松龄的提炼改造使其既保持原有的生动活泼，又具有文言典雅的形式和意味。人观之，丝毫没有文白相杂之感。
要使谚语化入文言，必须在不损害原意的情况下，对其语式加以改动。《莲香》的女主人公莲香是个善良热情的狐女，为了得到桑生的爱，她不屈不挠地与鬼女李氏作斗争。开始两人未有敌意，后来互相窥测。一日，桑生病了，两人同时来到病床前。莲女问李氏：“’何以处郎君者？’李赧然逊谢。莲女曰：’恐郎强健，醋娘子要食杨梅也。’”这一句保留了谚语“拈酸吃醋的”的原意，套入文言“是，也”的句型，反而使文句更凝练、完整、形象、生动。
《聊斋志异》的手法还有在原有语式上稍加增删，使之成为文言文的。《张鸿渐》写张生早年受卢龙令的迫害颠沛流离，受到狐仙舜华的照顾。一年过去了，他想念妻子，向舜华告假，谁知舜华不高兴：“琴瑟之情，妾自分于君为笃；君守此念彼，是相对绸缪者，皆妄也！”张鸿渐开导她：“卿何出此言。谚云’一日夫妻，百日恩义’，后日归念卿时，亦尤今日之念彼也。”寥寥数语，便把一个原本很复杂的情节：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的纠葛，包括舜华的嫉妒和私心，张生对原配的深厚感情都表现了出来。作者的再加工只是在谚语“一日夫妻百日恩”后加了一个字，使之成为两两对应的辞赋体式，结果凝练、整齐，有韵味，凸现出落泊的张生并非是一个凡夫俗子，而是一位很懂得“仁义礼智信”的君子。
在《聊斋》中被压缩、提炼进一步化为文言的句子比比皆是。《邵女》中的“此非饿鸱作天鹅想耶？”之句，采用谚语“癞哈蟆想吃天鹅肉。”《胡氏》中有“瓜果之生摘者，不适于口。”之句，来自“强扭的瓜不甜”。又如《娇娜》中有：“创口已合，未忘痛耶”一句则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再创造。口头语言的谚语和书面语言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谚语在长期的过程中，经过文人的润饰，渗入文人作品的很多。同样，古籍经典著作、诗人诗句、文人名家简练深刻、又口语化很强的书面语言也不胫而走，两者沟通相互的影响会使它们相得益彰。
人们无论讲话作文，都受一种规律支配，这就是语法。语法是词法和句法的汇集，它包含了词的构形、构词轨则和词组合成词、句组合成句群的轨则。在这严格的桎梏下，蒲松龄比其它文言小说家更广泛的开拓了古汉语的界限。有的学者说蒲松龄的文言小说具有“文言的体式，生活的神髓”，笔者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文学家在用语言表现形象思维的时候，要把头脑中的表象转化为语言符号，听者要根据语言符号的系列再现作者头脑中的表象。这时，表象活动、概念活动和感情活动一起进行，往往统一在语言符号的行列中。文学是以形象思维为基础的，语言表现形象的功能体现在词的形象、色彩、声音和意念的组合中。倘若我们把这种稔熟的、化而无痕的文化创作行为权且称之为“翻译”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蒲松龄不愧为一个卓有功力的翻译巨匠。
■18、略论《聊斋志异》用典的若干特征
冷峻思索、检讨人生是清代前中期小说的主要创作倾向。热嘲冷讽的《儒林外史》、悲慨世俗的《红楼梦》是其中的极品。这两部小说之所以辉煌，是因为它们敢于切入社会，洞烛其微。继之而起的《镜花缘》略逊一筹，然而，它却以其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构思让人叹为观止。有研究者认为：《镜花缘》融幻想小说、历史小说、讽刺小说、游记小说为一炉，很难归类，严格地说，应称为“杂家小说”。唯其“杂”，所反映出来的义项似乎就更多。诸如其中反封建争女权的思想倾向；影射假托、渲染夸张的手法；寓庄于谐、轻松幽默的格调历来为人所称道。也有这样的观点：作者李汝珍在这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音韵学知识，但往往游离情节主干线之外，对人物刻划、故事结构关系不大。对此，笔者认为有所偏颇。平心而论，正是由于李汝珍博识多才、精通音韵，才使《镜花缘》写得更有声有色，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文化底蕴。
《镜花缘》是以一个虚构的海外奇境来影射世俗的。在这个充满奇花异草、珍禽怪兽的域外奇境里，国有文明和野蛮之别；人有乡野和儒雅之分。来自万国之首的天朝秀才唐敖等人去外洋游历兼做生意，眼界从此大开。所到之处，一方面有变化无常的两面国、刻薄吝啬的无肠国、阴险诡诈的靖人国、贪图钱财的长臂国、喜好奉承的翼民国、好吃懒作的结胸国；另一方面有谦虚有礼的君子国，妇女掌权的女儿国、以读书为贵的黑齿国、视音学为国本的歧舌国。前者是作者对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的漫画化，抒发了作者愤世嫉恶的情感；后者是作者政治文化倾向的理想化，寄托了他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循着作者的构思，我们不难发现：君子国道德完满；女儿国制度合理（且不论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是否真的合理）而歧舌国和黑齿国则达到了儒雅斯文的最高境界。在《镜花缘》中，一个国度的最高的学问既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诗词歌赋，不是天文算学，更不是经商之道，而是被人称为“绝学”、“玄学”、“无字天书”的音韵学。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以音韵学入书的可称是凤毛鳞角，偶有涉及也都与诗词歌赋有关。比如《红楼梦》写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请看第四十八回里，香菱有一段对诗韵的苦吟：
（香菱）便自己走至阶下竹前，挖心搜胆的，耳不旁听，目不别视。一时探春隔窗笑说道：“闲字是，‘十五删’的，错了韵了”。众人听了，不觉大笑起来。原来香菱先前正写过两首七言律诗（咏月），押的是“寒”韵，“寒”韵在诗韵中排在上平声第十四韵，故称“十四寒”。探春劝香菱“闲闲”，“闲”字归删韵，诗韵中排在上平声第十五韵 ，故称“十五删”，香菱做诗着了迷，只惦记着哪些字作为韵脚，听到“闲”字，马上说：“闲”是十二删，不能跟十四寒相押。
不难看出，《红楼梦》中的这段描写与人物形象刻划有着怎样的关系。由此及彼，可见《镜花缘》中关于音韵学的描写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应该是构成情节的重要因素。我们不妨读一下。其一，第十五回至第十九回，写唐敖和多九公等人在黑齿国难堪的际遇；其二，第二十八回至三十一回，写唐敖、多九公等人在歧舌国奇特的经历；其三，第八十二回至第九十二回，写众才女群芳会聚，吟诗作对的喧闹场面。在李汝珍的笔下，音韵学被描写得玄而又玄，高不可攀；然而又简易不过，垂手可得，这种出神入化的描写让人体味到作者在音韵学方面深厚的造诣。同时，又使人不禁发出询问：李汝珍如此热衷于音韵学的描写，难道仅仅是出于偏爱么？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曾为《说文解字》作注，他说：“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也就是说，只有懂得了音韵学，才能弄懂文字学，文字学弄懂了，古代的典籍没有读不通的。李汝珍与段玉裁是相通的。训诂离不开音韵，音韵对文学更为重要，中国的韵文，无不讲究音律。总之，音韵学跟文字学、训诂学、文学都有密切关系。难怪李淑珍要把音韵学作为学问中的学问。语言文化的最高境界。语言跟社会又是什么关系呢？语言对于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交往、社会的进步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李汝珍是清代著名的音韵学家，他一生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音韵和博奕之类，著有《李氏音鉴》、《受子谱》等著作。因此，写小说三句话不离本行。他数典谈经、论学说艺固然反映了清代文人小说炫博逞才的风气；但作者真正的意图是赋旧说以新意，借典故为假托。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分析：一、作者是如何描写音韵学的；二、对音韵学的描写体现了作者怎样的创作思想；三、音韵学与社会、文化的联系。或许，笔者的推论有牵强之处，但是，现代研究理论已经证明：误读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于是，笔者斗胆略抒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1)歧舌
何谓歧舌？歧，分歧，不相同之意；舌，舌头，即分岔的舌头。舌头，人的发音器官中最活跃的部分。人之所以能够发出不同的音，舌头是关键。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运用“舌”来形容语言，例如：张口结舌、巧嘴利舌、七嘴八舌、鹦鹉学舌、颇费口舌、唇枪舌剑、三寸不烂之舌、舌战、舌耕等等。舌头简直就是语言的代名词。
在《镜花缘》里，有一个歧舌国，那里的人舌头长得很特别，舌尖分成两瓣儿，象一把剪子，所有的国民生来就嘴巧舌能，不管什么声音都能模仿，学驴叫、学鸟叫微妙微肖。当时流传着两名话：“若临歧舌不知韵，如入宝山空手回。”久闻歧舌国的大名，一心一意想沾点书卷之气的唐敖和多九公等人，一下船就四处请教音韵学。谁知歧舌国的人一提及音韵学就张惶失措：长者一甩袖子扬长而去；少者捂住耳朵撒腿就跑。原来，歧舌国有法律，严禁音韵学外传。如果有人胆敢将“音韵学传于外邦，无论臣民，其无妻室者。终身不准娶妻，其有妻室者，立时使之离异。”在这样严历的法律下，外国来的唐敖他们想学天书音韵有如登天之难。
唐敖等人费尽心机，终于有了机会。原来，歧舌国的王子上山打猎，从马上摔下，气息奄奄。多九公为王子疗伤，居然使王子转危为安。国王感谢至极，赠送白银千两，并杀鸡宰羊，大摆宴席，答谢外来的医生。多九公乘机提出要求赠音韵书一部。国王立刻声称宁送银两，绝不传授。恰在此时，国王的两位妃子患了怪病，多九公又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为其中的一位治好了先兆流产，为另一位治好了乳腺炎。国王不便再推辞，只得答应了多九公的要求，他郑重其事地召集全体大工业臣，会议开了三天三夜，才制定出一个稳妥的方案。他们 在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了若干字母，牢牢封固，交给多九公，再三叮嘱：“切勿再传别人，等回到贵国以后，再拆开看，文字虽然不多，音韵学的精华都包括在里面了，细细揣摩，一定能掌握它的奥妙。”
唐敖、多九公喜出望外，离开歧舌国后迫不急待地把纸条打开来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纸上竖行写了33个字，横行写了22个字，竖行是“昌、茫、秧、羌、商、枪、良、囊、杭、方、姜、郎、康、仓、昂、娘、滂、香、当、将、汤、瓤、帮、冈、臧、厢”等字，横行的最后有“张、真、中、珠、招、斋、知、遮、毡、专、鸥、婀、鸦、逶、均、莺、帆、窝、洼、歪、汪”等字。竖行和横行交错的地方都画上了圈。几个人翻来复去地读，持续了两天两夜，才把这张图烂熟于胸。原来竖行的33个字代表“洪、细”两类声母；横行的22个字代表韵母，用声母代表字和韵母代表相拼，任何字的音都能随口而出。这，就是反切取字法。
说到歧舌，自然让人联想起那些歌喉婉转、或善学人语的鸟儿。诸如“百灵”、“杜鹃”“ 夜莺”、“鹦鹉”、“八哥”等等。比如：鹦鹉和八哥养到一定时候就会模仿人的言语，倘若不会，鸟儿的舌头一定是发育不好，或者僵化了，人们就要用剪刀把它的舌头修剪修剪。在我国传统的音韵里学，分析语音，有所谓“五音”、“七音”，舌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类；现代语言学，分析语音，也有所谓“元音元舌位图”。舌头与语言的关系再密切不过。歧舌国是一个语言奇特的国度。语言的特点是音素和音节分得很细。一种语言里音越多，操这种语言的人发音和辨音的能力就越强，发音和辨音能力强，学会别种语言自然要容易。李汝珍用歧舌来给语言特殊、与众不同的歧舌国命名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2)黑齿
齿以白为美，这是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在《镜花缘》中作者却构思了一个以齿黑为荣的黑齿国。黑齿国是唐敖、多九公等人出境后游历的第一个文明的国度。在这个文明之邦，男女礼节分明，交通秩序井然，遗金在地，无人拾取，唯有窃书之风泛滥，屡禁不止。原来，由于该国读书人太多，以至于书商来不及贩书，书市上洛阳纸贵。国民唯恐购书不得，多数人家都把书籍视为万贯家财，仔细匿藏，以防被他人偷窃。
起初，唐敖和多九公对这一点无从了解，见到黑齿国人不但齿黑而且面黑，从心眼里瞧不起。于是，他们趾高气昂，以老大自居，差点闹出大笑话。第十七回“因字声粗谈切韵，闻雁唳细问来宾”写道：一天，唐敖和多九公在一个女学塾里受到一位老者的恭维，说：他的两位女弟子要向“来自人品学问出类拔萃的圣人之邦”的秀才们请教“反切”。
何为反切注音？就是用两个字合为一个字音，根本原则是“上字定声、下字定韵。”为什么要把这种注音方法叫做反切呢？“反”，也可以写作“翻”。在南北朝以前叫：“反”，后来为了避讳改成“切”。汉字是表意文字，不是拼音文字，一个字读什么音，从字形上看不出来的。古代的注音经历了譬况发音、读若、直音等方法。但，这几种方法都有不可克服的缺点。据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音辞篇》中说，汉末，孙叔然所著的《尔雅音义》首先采用不了反切的注音方法。
白发苍苍的多九公不知两位才女的厉害，仗着自己年高，倚老卖老，与她们讨论起来。他从一个“敦”字讲起：“敦，灰韵读堆，《毛诗》所谓‘敦彼独宿；元韵音，《易经》‘敦临吉’；又元音豚，《汉书》‘ 敦煌，郡名’；寒韵音团，《毛诗》‘敦彼行苇’；萧韵音雅，《毛诗》‘敦弓既坚’；胗韵音准，《周礼》‘内宰出其度量敦制’；阮韵音遁，《左传》谓之‘浑敦’；队韵音对，《仪礼》‘黍稷四敦’；愿韵音顿，《尔雅》‘太岁在子日困敦’；号韵音导，《周礼》所谓‘每敦一几’。除此十音之外，未有他音。”说完洋洋自得：“幸而才女请教老夫，若问别人，只怕连一半还记不得哩！”不料一位紫衣才女立刻听出破绽，指出他有所遗漏，举出吞音、俦音之类。多九公很下不来台，便强词夺理：“这些文字小事，只是小孩子的工课”，“况记几个冷字也算不得学问。”才女驳斥他：“要读书必先识字，要识字必先知音。若不将其音辨明，一味似是而非，其义何能分别？”多九公面红耳赤，开始支吾。才女仍然不依不饶，继续考问他：“婢子素又闻得要知音必先明反切，明反切必先辨字母。无以知切，不知切无以知音，不知音无以识字，以此而论，切音一道，是读书人不可少的。”多九公不懂反切，汗流满面，只好承认：“我们不过略知皮毛，岂敢乱谈，贻笑大方。”紫衣才女暗暗好笑，不再当面奚落他，留下了一句费人猜测的话：
“若以本题而论，岂非‘吴郡大老倚闾满盈？’”
多九公等人从黑齿国狼狈逃出后，一直惴惴不安。他们对紫衣才女的话不得其解。后来林之洋提醒他们，才女所说的‘本题’两字，自然就是反切。他们翻了反切书，幡然醒悟：“我们被这女子骂了！按反切而论‘吴郡’是个‘问’字，‘大老’是个‘道’字，‘倚闾’是人于字，‘满盈’是个‘盲’字。她因请教反切，我们都回不知，所以她说‘岂非问道于盲’吗？”
黑齿国的故事诙谐有趣，又令人深思。我们得出结论：其一，反切令人望而生畏，连多九公这样来自“天国“的白头老翁都解不出来，可见其难懂；其二，反切又不难懂，只要遵照反切的规律去读，一通百通。这说明反切并不难学会。其实，我国民间早就流行着一种“反语”。《三国志》里记载东吴一首诅咒葛恪的童谣，暗示葛恪死后只能埋在“石子冈”乱坟荒冢上。说：“在何处寻他呢？在成子阁！”接着解释说：“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按照那时的语音，“成、阁”两字反切成“石”。然后把“成、阁”倒过来成“阁、成”两字反切成冈。这种以两个字一正一反切出另外两个字的方法不仅在民间流行，士大夫中间也盛行不衰。反切注音的方法跟反语基本一致，只是反语的两个字顺着切了一次后，还要倒过来再切一次，而反切注音则只需顺着切一次。
当唐敖、多九公他们从黑齿国出走时，审美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发现了这个国家无论男女都能日读万言，聪明绝顶；无论贫富均以才高为贵，以不读书为贱。粉脂在这里无人问津，书籍却人相竞购。越看越觉得黑齿国国民满脸书卷秀气，那种风流儒雅倒把自己比得面目可僧、俗气逼人。唐敖等人不得不发出感叹：“帮愿想他国人的怎样丑陋，谁知只顾说文，他们面上好丑，我们还未看明，今倒被他们先把我们腹中的丑处看出去了！”
(3)绝学
唐敖等人的“丑处”正是作者所认为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丑处”。作者身处的社会，只注重人的表面的形式上的东西，而不重视人的真才实学。比如科举考试，专注于空洞的教条与形式，举子们可以不管什么四书五经，历史典籍史乘，只要把一些考卷背熟就可以了。至于考场中的走私门、行贿赂、卖人情、徇私舞弊的现象，更是不枚胜举。花钱可以买官做，还谈得上什么人才不人才。李汝珍本人博学多才，一辈子只担任过县丞一类的小官，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在李汝珍心目中，有直才实学的人并不是那些学士大夫，而是脱离了读书、仕禄这一条人生目标路线的人，这些人的读书主要是为了做学问、求得“道”，取得精神的最高境界，那么，什么才是学问的最高境界呢？毫无疑问，音韵学可以算做一种。
作者的这种观点在《镜花缘》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为天下才女树碑立传，是李汝珍创作《镜花缘》的主要动机。这部小说塑造了一百位才女的形象，个个聪慧绝伦、才识超群。这是一群远离仕途，脱离了权势和名利的人。在音韵学的天地里，作者让妇女们独占鳌头，一方面表达他尊重女权、要求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另一方面也说明音韵学与现实社会的经世致用之学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黑齿国的紫衣才女曾经说：“昔人有言：每每学士大夫论及反切，便瞪目无语，莫不视为绝学。”瞪目无语是音韵学晦涩深奥的最好的写照。唐敖的女儿唐敏和其人九十九位才女应试夺魁后，连日宴戏赋咏，各显其才。小说的后半部分用了大量篇幅写她们谈诗论韵、猜谜行令、佐酒为乐的场面。在第八十二回“行酒令书句飞双声、辨古音文字讹叠韵”中，众才女行双声叠韵之令，争先恐后，妙趣横生。她们做了鸟名双声《鸳鸯》，鸟名叠韵“商羊”，兽名叠韵“獬豸”，虫名叠韵“蜘蛛”，水族叠韵“银鱼”，药名双声“苓”，果木双声“金桔”，列女叠韵“庄姜”，古人双声“刘伶”，地名双声“东都”，服饰双声“轻裘”，戏具双声“气球”，财宝双声“青钱”等。让人目不暇接。后来，百名才女每人又做得几首韵诗，各自妙笔生花。这一切无一不是作者在炫耀自己博通的知识和音韵格律之才，几乎到了画蛇添足的地步。
学的方面来看，音韵学都是玄奥莫测、让人望而生畏的，一般人哪敢问津。唐敖、多九公他们在黑齿国、歧舌国中之所以受憋受辱受挫受气，应该说是清代社会的一种鄙陋风气的反映：一方面人们对音韵学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双将它束之高阁。求学的人如饥似渴；教的人却不肯轻易传授。任何语言都有其历史陈迹，十八世纪英国宫庭及法属殖民地的王公贵族以讲法语为荣。语言是一个阶层的象征；口音透露出一个人的身份。音韵学当然更属阳春白雪之类。音韵学之所以“绝”的第二个原因表现了语言学的另两个属性：即历史性和区域性。语言的声音是经常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古音不同于今音，而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音没有实际的记录，只能靠史料和现代语音的某些特点去虚构，因此去识别它有很多困难。
音韵学之所以绝，还是因为古代讲音韵学的人，往往把语音和自然界的其它声音，如鸟叫、虫鸣、风声雷响，以及金石竹木等振动混为一谈；又把音韵学同哲学、逻辑学、文学、史学搅混在一起，附会阴阳五行，纠缠情气意性，弄得名词术语烦琐冗赘，玄而又玄。这些都是人为造成的障碍。
其实，音韵学是研究语言结构和类别及演变规则的一门科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部分，要没有什么神秘性，只要有科学的方法，具有史和方言的概念、清除混乱的名词术语，根据语言的 变化，掌握好它并不难。
语言是人类进入社会的必然产物，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语言。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社会之外无语言，没有语言也无社会。当我们在阅读了李汝珍运用奇特的幻想、深沉的思考、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对语言学绝纱的诠释构思而成的《镜花缘》这部小说后，循着作者的思路，我们也许会想到：要了解和游历当今世界的“域外奇境“，人们半步也离不开语言。而要学习和掌握世界上千差万别的语言，就必须学习和了解语音学，学习了解与语音学相关的一切科学，这是作者从《镜花缘》中得到的一点启示。
■略论《聊斋志异》用典的若干特征
“无字天书”、“玄学”，是因为无论从教还是从学的方面来看，音韵学都是玄奥莫测、让人望而生畏的，一般人哪敢问津。唐敖、多九公他们在黑齿国、歧舌国中之所以受憋受辱受挫受气，应该说是清代社会的一种鄙陋风气的反映：一方面人们对音韵学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双将它束之高阁。求学的人如饥似渴；教的人却不肯轻易传授。任何语言都有其历史陈迹，十八世纪英国宫庭及法属殖民地的王公贵族以讲法语为荣。语言是一个阶层的象征；口音透露出一个人的身份。音韵学当然更属阳春白雪之类。音韵学之所以“绝”的第二个原因表现了语言学的另两个属性：即历史性和区域性。语言的声音是经常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古音不同于今音，而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音没有实际的记录，只能靠史料和现代语音的某些特点去虚构，因此去识别它有很多困难。
音韵学之所以绝，还是因为古代讲音韵学的人，往往把语音和自然界的其它声音，如鸟叫、虫鸣、风声雷响，以及金石竹木等振动混为一谈；又把音韵学同哲学、逻辑学、文学、史学搅混在一起，附会阴阳五行，纠缠情气意性，弄得名词术语烦琐冗赘，玄而又玄。这些都是人为造成的障碍。
其实，音韵学是研究语言结构和类别及演变规则的一门科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部分，要没有什么神秘性，只要有科学的方法，具有史和方言的概念、清除混乱的名词术语，根据语言的变化，掌握好它并不难。
语言是人类进入社会的必然产物，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语言。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社会之外无语言，没有语言也无社会。当我们在阅读了李汝珍运用奇特的幻想、深沉的思考、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对语言学绝纱的诠释构思而成的《镜花缘》这部小说后，循着作者的思路，我们也许会想到：要了解和游历当今世界的“域外奇境“，人们半步也离不开语言。而要学习和掌握世界上千差万别的语言，就必须学习和了解语音学，学习了解与语音学相关的一切科学，这是作者从《镜花缘》中得到的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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