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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压抑的小说
虽说对“通俗小说”、“俗小说”等概念，从文学史的角度作出明确的界定并非易事，但是，在20世纪中国小说界，与“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意义的那类小说并存的，还有另一类的存在。言情、狭义、侦探等的通俗小说，是近代都市的文化产物。它们主要以城市中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市民阶层为对象，在阅读上具有消遣、娱乐的“消费性”。这类小说，在三四十年代，往往被新文学作家看作是封建性和买办性文化的体现而受到排斥。不过，作为一种文学事实，其写作和阅读仍在继续。而且，在这期间，“雅”、“俗”的两条小说路线，在其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互相渗透、吸收、转化等复杂的状况。
40年代后期，在确立文学方向的斗争中，“通俗小说”(它们有时被称为“旧小说”)再一次受到坚持“革命大众文艺传统”的作家的抨击(注：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说，在40年代国统区，“带着浓厚的封建愚民主义气味的旧小说和有些无聊文人所写的神怪剑侠的作品，在反动统治势力下散播其毒素于小市民层乃至一部分劳动人民中。”在茅盾的报告中，受到批评的“还有‘第三种’作品”，它们“用的是新文艺的形式，表面上可以不接触政治问题，但所选择的题材都以小市民的落后趣味为标准，或布置一些恋爱场面的悲喜剧，或提出都市市民日常生活中一两点小小的矛盾而构成故事……”。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这种常表现得笼统含混的抨击，显示了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学界对这类小说拒斥的基本态度。但是在50年代前期，文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还有些犹疑摇摆。《文艺报》在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不久，召开了有平津常写“长篇连载、章回小说”的作者参加的座谈会，“研究这类小说的写作经验与读者情况，讨论怎样发展并改革这种形式”。座谈会虽然强调这种“旧形式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改革的必要，却并没有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而作家也表示了创作有“新内容”的这类小说的热情。(注：《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记旧的连载、章回小说作者座谈会》，《文艺报》第1卷第1期(1949年10月出版)。)但是，如果否定这类小说的“消遣”的性质，而“新内容”又意味着对言情、侠义等模式传承的拒绝，“发展和改革这种形式”的期望将会落空。果然，这种“旧小说”的个别作者(如张友鸾)所写出“新内容”的作品(《神龛记》)，很快就受到批评，作者也做出检讨(注：张友鸾《对〈神龛记〉的初步检讨》，《文艺报》1952年第9期。)。一些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基本上停止了这一类型小说的创作，转而将中国戏曲和民间传说改写为故事。如张恨水改编的故事《孟姜女》、《磨镜记》等。50年代，在北京的专事出版通俗文艺作品的出版社有通俗文艺出版社、宝文堂书店等。它们除了翻印《虾球传》(黄谷柳，1948)等小说外，很少再出版新创作的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赵树理的《三里湾》为通俗文艺出版社初版，却很难将其归入这里所说的“通俗小说”的范畴)。这两家出版社的出版物，大多是评弹、相声、快书、戏曲剧本等戏曲和曲艺作品，而所谓“中篇说部”，也几乎都是据戏曲、曲艺、传说改编的故事。晚清以来的以言情侠义等为主要类型的那种“通俗小说”，其命脉在大陆实际上已经中断，而在台湾，特别是香港等地，则获得承接与发展。
在1956年和1957年，对于“通俗小说”的问题，再次提出。在通俗文艺出版社召开的，有陈慎言、张友鸾、张恨水、李红等参加的座谈会上，这些“通俗文艺家”为他们和他们的作品的现实处境，为他们的文学史地位进行辩护和争取。(注：《通俗文艺家的呼声》，《文艺报》1957年第10期。)与此前略有变化的是，文学界对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作了有保留的重新肯定，而表现了扩宽小说创作道路的意向。当时的评论界虽说着重指出《啼笑因缘》等小说“没有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也没有能够动摇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基础，它的反封建思想是十分软弱和不彻底的”(注：李兴华《评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文艺学习》1956年第2期。)，但通俗文艺出版社1956年仍印行了《啼笑因缘》等的新版，并在“内容提要”中，以当时的评价标准承认它的某种价值：“这是一部具有反封建色彩的言情小说，……今天来看这部小说，对于描写旧社会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暴露当时封建军阀的丑恶腐朽，仍然有着现实意义”。这种评价的基点，是要把《啼笑因缘》等与“内容反动、淫秽、荒诞”的“黄色书籍”区别开来，同时，也包含着“被动”、“权宜”的意味，即在当时的创作界还没有生产出能“面向大众”的、可以取代“旧小说”的作品时，让它们作为“替代”品。这和当时一些出版社并非单纯为着学术研究目的出版《平妖传》、《四游记》、《照世杯》、《醉醒石》、《西湖佳话》等，在动机上有相近之处。1958年以后，对“通俗小说”的这种松动，又重新“收紧”。
二 寻求新的替代
文学创作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能为广大“劳动群众”所阅读，这一关系到文学“方向”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人们会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大部分创作的读者，仍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新文艺作品并未很好“占领”“旧小说”的读者群，即使如赵树理这样的作家，立志用自己的通俗化小说来争夺农村读者，其成效也是值得怀疑的，更遑论城镇的广大的“小市民读者”了。
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解放区”的一些作家曾写作表现革命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如《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等。它们采用“旧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运用接近日常口语的叙述语言，并有很强的行动性和故事性。这些作品的出现，被看作既“有着旧小说的遗迹”，但又“‘扬弃’了中国的旧小说”的创作(注：参见1950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朝阳”文艺副刊上的《新儿女英雄传》评介特辑的文章。)。这种对“旧小说”既承继、又改革的创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虽说并未受到大力提倡，但也出现了若干的长篇，如50年代出版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等几部语言通俗，有很强故事性的小说。在五六十年代，对小说的评价尺度，主要来自“经典”的写实主义小说；当时，并不认为对不同类型的小说，在尺度上应有所区分。因此，有的批评家指出它们“虽然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之后，还是发现了这类小说的“价值”：“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有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能够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注：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文艺报》1958年第2期。另外，冯牧、黄昭彦对这类小说，也有相似的评价：“这类作品着重于情节的惊险曲折，而人物性格则比较单薄，但由于情节的引人入胜，故事性强，也有一定教育意义，容易收到普及的效果”。《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建国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文艺报》1959年第19期。)。这一评价，虽说是在小说类型的层面上做出的，但是“通俗小说”在当代这一时期，始终未被作为相对独立的类型予以注意。这反映了左翼文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另外，这些长篇与《新儿女英雄传》一样，都是表现战争生活的。用“通俗小说”的形式来表现现实生活，又是个未被试验的难题。
知侠(注：知侠(1918-1991)，河南汲县人。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除长篇《铁道游击队》外，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铺草集》、《沂蒙故事集》和中、短篇集《沂蒙山的故事》等。短篇《红嫂》在60年代曾被改编为戏曲、舞剧等多种形式。)的长篇《铁道游击队》出版于1954年。作品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而多次再版。小说写抗日战争期间，山东临沂、枣庄一带的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在中共领导下组织游击队，在临枣、京浦铁路线一带展开活动。夜袭洋行、飞车夺枪、撬铁轨、炸火车、化装成日敌潜入临城等，都是富有传奇性的情节。在笔法、情节设计等方面，借鉴了侠义小说的表现方法。冯志的长篇《敌后武工队》出版于1958年。它以1942年日本军队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的“扫荡”为背景，写八路军的武工队在敌占区所开展的斗争。刘流的长篇《烈火金钢》出版于1958年，也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八路军排长史更新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时负伤，被村民救治，遂和乡村革命政权干部一起，与日本侵略军开展斗争。书中，最突出部分，是写侦察员萧飞的那些篇幅。对这个侦察员的足智多谋、神勇善战、行动来去无踪的传奇色彩的刻画，显然也融进传统的武侠小说的因素。小说中萧飞的故事流传最广。批评家虽然认为小说“由于过分追求故事性，惊险的情节，新英雄的传奇色彩以及草莽英雄的那种气质，因此多少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意义”，但还是看重它在小说的“民族化”上所作的努力。《烈火金钢》采用章回体的评书形式。在写作上，自觉地从说书的特殊要求来处理语言、情节的问题。这就是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以及在故事构成上，将若干回目组织成一个故事的“大段子”，并在段子与段子之间“挽上扣子”，加强读者(听者)的悬念。有论者曾认为，《烈火金钢》和《灵泉洞》(赵树理)的出现，“不只表明它们能够在更广泛的读者层中获得对象，能够引起小说家们更注意民族形式”，而且“也证明了，新评书体小说的出现和存在，不会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它应该成为新小说的一种重要体裁”。(注：依而《小说的民族形式、评书和〈烈火金刚〉》，《人民文学》1958年第12期。)
1958年，在讨论《林海雪原》等小说时，有批评家指出，“这样一种类型的小说”，“它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因而可以将它们称为“革命英雄传奇”(注：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文艺研究》1958年第2期。)。在包括《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在内的这类革命英雄传奇中，曲波(注：曲波(1923-)，山东费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40年代内战初期，任牡丹江军区二团政委，率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小说《林海雪原》的故事，即以他的这段历史为依据写成。曲波的长篇小说还有《山呼海啸》、《戎萼碑》、《桥隆飙》。)《林海雪原》影响最大，也拥有最多的读者。从50到70年代，这部小说被改编为评书、戏曲、电影等多种文艺形式。这部小说的部分章节于1956年在刊物上发表，1957年出版初版本。它写40年代内战初期，东北解放军的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深入人迹罕至的长白山区和绥芬草原，围剿数十倍兵力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小说主要描写四次战斗——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原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这些事件依次构成小说的线索。与其他的革命历史小说相比，《林海雪原》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讲述，与这个时期的写革命英雄的作品并无不同，“它仍然写出来了人民的军队的共同特点和革命的军事斗争的总趋势”，但是，“因为它写的是一支特殊的军队，在特殊的地区，负有特殊的任务，因而产生了一套特殊的作战方法，它就又具有一种一般作品所没有的独创性。”(注：何其芳《我看到了我们的文艺水平的提高》，《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林海雪原》的“独创性”，人们大体上注意这样的两个方面：一是艺术方法方面的“民族特色”，即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说岳”等的结构和叙事方式。另一是夸张、神奇化赋予故事、人物的“传奇性”，这包括人物活动的环境(深山密林、莽莽雪原)的特征，故事情节上的奇特，以及人物性格上的“浪漫”色彩。批评家虽然注意到这些小说的“传奇小说”的“类型”上的特征，却不愿意确立尊重这种小说的“叙事成规”的批评尺度。因而，在肯定这类小说“故事性强并且具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因而“普及性也很大，读者面更广”，它们“是可以代替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的”的同时，也总是不忘批评它们这样的“弱点”：“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从更高的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要求”，……这部作品虽然正确地反映了我们过去的军事斗争的所向无敌、无坚不摧的总趋势，然而对于当时的艰苦困难还是表现得不够”等等。不只一位的批评家，还对书中“如此强烈”的“传奇色彩”会“多少有些掩盖了它的根本思想内容”表示忧虑。这些问题的提出，既指向作品的某种欠缺，也反映了作者和批评家在写作和批评上，对这类小说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上的矛盾。
三 “都市小说”与“工业题材小说”
在三四十年代，对于近代中国都市经验的表达，主要由生活在上海的一些作者来承担。其最具代表性的创作，一是30年代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的“新感觉派”小说，另外就是40年代张爱玲、苏青等的写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作品。这些小说，有时被称为“海派”小说。在另外的场合，有的研究者则使用“市民小说”、“都市小说”的名称。它们中的有些部分与“言情”的“通俗小说”重合，但又不是所有的创作都可以归入“通俗小说”的行列。
“海派”小说在三四十年代就受到左翼文学界的批评，进入50年代以后，存在的合法性更是无庸置疑地失去。一方面，在文化价值观上，近代都市被看作是“罪恶的渊薮”，即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滋生的场所，需要施以革命的大手术加以改造；另一方面，都市文化(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性、娱乐性(腐蚀性)的特征，就是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的。1949年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1950年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都表现了进入城市的革命者和左翼文学家对于城市、也对于产生于都市的“旧小说”的深刻疑惧。这种疑惧，后来进一步强化(如60年代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又名《祝您健康》)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所表现的)。与此相关的是，“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等，在五六十年代大陆的文学史中，被清除和掩埋(他们的被重新发掘，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文学传统，表现现代都市生活经验的“都市小说”的受挫和断裂，就是必然的了。
当然，对于左翼文学来说，城市有其重要的表现对象，这就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工厂、矿山、建设工地的矛盾斗争。这一领域，因为联系着国家现代化的期待，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但是，这一描写范围被严格窄化的所谓“工业题材”创作，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它们大多显得乏味，即使是出自有经验的作家手里。在五六十年代间，“工业题材”小说比较重要的，长篇有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萧军的《五月的矿山》，雷加的《潜力》三部曲(《春天来到鸭绿江》，《站在最前列》，《蓝色的青棡林》)，罗丹的《风雨的黎明》，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火车头》、《乘风破浪》，以及杜鹏程、陆文夫、胡万春、唐克新、万国儒等的中短篇小说。周立波的《铁水奔流》，比起他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来要“大为逊色”。萧军的《五月的矿山》的知名，更主要的原因是50年代联系作者的“历史”所进行的批判。艾芜的《百炼成钢》，是他1952年到东北鞍山“深入生活”的成果，发表于1957年。小说以某钢铁厂九号平炉三位炉长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和公而忘私的高贵品质。这部长篇受到较多肯定，一个主要理由是，它不是简单描写生产过程，而是注意人物性格对比和冲突，并将工厂劳动，与工人日常生活、爱情、家庭关系等结合起来。然而，以写出《南行记》的作家的艺术水准来衡量，《百炼成钢》叙述语言的枯燥、生涩，很难相信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在草明的《火车头》，尤其是《乘风破浪》这两部长篇中，呈现了围绕某一问题、事件展开“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构模式，这种模式，后来在很长时间里，在不限于“工业题材”小说中反复搬演。杜鹏程在《保卫延安》之后，转而写战争年代的指战员在工业建设(主要是修建宝成铁路)中的功绩，以证明这些在“枪林弹雨”中“打江山”的战斗者，在和平年代的建设生活中，仍是国家的中流砥柱；他们的肩膀，过去和现在，支撑着“万里江山”。在中篇《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延安人》、《工地之夜》、《第一天》等作品中，其形象、语言，都坚守着战争生活所赋予的粗砺和冷峻。在五六十年代，“工业题材”小说中，还有陆文夫表现工厂生活的短篇。他的《葛师傅》、《介绍》、《二遇周泰》等，在当时受到茅盾等称赞。这应该是他在短篇的写作上，表现了一种茅盾等所提倡的现代风格的缘故。
周而复(注：周而复(1914-)，安徽旌德人。30年代开始文学活动，1938年到延安。40年代的创作主要是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和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除《上海的早晨》外，还著有表现抗日战争期间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长篇《长城万里图》(共六卷：《南京的陷落》、《长江还在奔腾》、《逆流与暗流》、《太平洋的拂晓》、《黎明前的夜色》、《雾重庆》)。)的多卷本长篇《上海的早晨》在对城市生活的展示上，范围有了一些扩大。第一、二两卷出版于1958和1962年(这两卷1979年再版时，作者作了许多的修改)，第三、四卷则出版于1980年。这是五六十年代不多的以资本家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自然，它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规定下，来展开叙述的。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向“不法资本家”展开斗争，揭露其唯利是图的本性，在斗争中团结、教育、改造，是这部庞大的作品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论述，是作者人物性格设计上的依据。不过，在这部作品中，仍提供了50年代初期城市生活的某些状况，尤其是围绕资产者的日常生活、经济活动的图景，和城市在改造过程中，原先城市中心力量在迅速边缘化过程中的复杂反应。
四 《三家巷》及其评价
1947年发表长篇小说《高干大》的欧阳山(注：欧阳山(1908-)，湖北荆州人。20年代末开始文学活动和写作。参加过左联，1941年到延安。1947年出版的长篇《高干大》，写解放区农村的生活。50年代以后一直在广州工作。)，50年代以后，定居广州，任华南和广东地区文学界的主要领导职务。在五六十年代，欧阳山的小说有中篇《英雄三生》、《前途似锦》和短篇《乡下奇人》、《在软席卧车里》、《金牛与笑女》等。发表于60年代初的这些短篇，由于题材的新颖和写法的特别，而受到注意。这个时间他最重要的创作，是总题为“一代风流”的五卷本长篇。作者说，他1942年在延安时，就有了写作长篇，来反映他经过文艺整风以后，“有了比较明确认识”的“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计划。这一设想，到1957年才得以开始实施。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斗》分别出版于1959和1962年。由于“文革”的发生，其他各卷(《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延宕至80年代才全部出齐。小说以周炳的生活经历来结构作品，时间上贯穿自1919年到1949年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五卷中，《苦斗》、尤其是《三家巷》写得较为出色，其他各部笔力已趋衰弱，似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更多的注意。这当然是当代多卷本小说的通例，“一代风流”也不能避免。
《三家巷》的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后和“大革命”时期的广州，而《苦斗》则写到“大革命”失败后广州近郊震南村的农民和农场工人的生活。《三家巷》、《苦斗》对“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叙述，有着当时表现“革命历史”的“史诗性”小说不同的特点。它选择了对重大的历史事迹的侧面描述的角度。“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省港罢工、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等，没有成为小说的中心情节，而只是作为背景，在小说中构成特定的时代氛围。人物对革命斗争的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被安排为描述的重点(周炳参加广州起义的部分，应该说是个“例外”)。三家巷中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父辈、儿女之间复杂关系，构成故事的基本线索。周、陈、何三家分属不同的阶级(分别为手工业工人、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地主)，对时势、政治有不同的反应和态度。但他们是近邻，之间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周陈两家，既是连襟亲戚，儿女又是同学。基于人情、事理，利害等复杂纠葛的都市日常生活、家庭关系，在书中得到细致描述。另一特点是人物创造上。能留给读者较深印象的，不是那些作者并非不经意的革命者、共产党员形象，而是周炳、陈文雄、陈文婷等有着性格复杂性的人物。
这两个“特色”，也是60年代对小说评价上分歧的焦点，同时，也是小说内在结构矛盾的“根源”。《三家巷》、《苦斗》出版后，发生了评价上的争论(注：当时发表的重要评论文章、著作、材料有：昭彦《革命春秋的序曲——喜读〈三家巷〉》(《文艺报》1960年第2期)，易征、张绰《谈谈〈三家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蔡葵《周炳形象及其他——关于〈三家巷〉和〈苦斗〉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缪俊杰等《关于周炳形象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关于〈三家巷〉〈苦斗〉的讨论综述》(《文艺报》1964年第10期)，陆一帆《〈三家巷〉〈苦斗〉的错误思想倾向》(《文学评论》1964年第5期)等。)。侧重日常生活情景和亲友、恋人之间纠葛的描述，重视社会风俗的细致描写，以及周炳、陈文婷等的行为和思想感情状态，在小说的批评者看来，是以生活风俗画冲淡了革命气氛，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即使是为这两部小说辩护的论者，也会指出这种描述方式对反映“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和面貌所存在的不足，指出作家对周炳的弱点的“批判”不够，对他与诸多女性关系的描写格调不高。这里，涉及的是“革命小说”与过去的“言情小说”的关系问题。从晚清到现代，“革命”与“恋爱”已经是小说的基本模式之一。50年代以后，由于“革命”的崇高地位的强化，也由于现代“言情小说”受到的“压抑”，作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更加谨慎、节制。欧阳山却多少离开了这种严格的局限。“革命加恋爱”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类型，传统“才子佳人”言情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语言格调，在他的小说中有许多表现。正因为如此，认为借鉴白话言情小说的方式来表现现代革命是不协调的当时批评界，便会把《三家巷》、《苦斗》的这种表现，看作是对陈旧的美学情调和气息的不健康的迷恋。60年代围绕这些小说的争论，如果从小说类型的层面观察，提出的正是“言情小说”在当代的合法性和可能性的问题。《三家巷》的作者当然是要严肃地讲述，也多少明白“才子佳人”和他们的爱情，在现代革命小说中，既不应占有太多篇幅，也不具独立的性质——只有作为对“革命”的或正或反的证明才能存在。但情爱的纠葛可能展示的细腻、曲折，加上中国言情小说“传统”所提供的强大的艺术经验，在写作中显然成为更具生命力的东西，而在具体的描述中，有时反而会衬托所着力的“革命”的干枯和简陋。小说在确立表现对象、叙述方式、语言风格上的犹豫，导致了内在结构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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