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散文创作概况
80年代，散文的发展面临着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文体模式的障碍。这种模式，通常表现为以“以小见大”、“托物言志”的方式，来靠近“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主题和结构趋向，以及追求散文的“诗化”和意境。作为60年代初散文“复兴”标志的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为代表的散文创作体制，在作家和读者中产生强大影响，并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作为反拨“文革”散文的值得举荐的道路，被一些散文作家所沿袭。不过，从总的趋势上看，“回到”个人体验，表现日常事态和心绪，已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得到初步显示。80年代初期，巴金、孙犁、杨绛等老作家和张洁、贾平凹、王英琦、唐敏等中青年作家，侧重对“自我”经验的“自由”书写，从对社会主题的呼应转向对个人情绪、心境的表达，语言和语言方式也追求作家的“个性”。80年代中期以后，刘烨园、赵玫、周佩红、黑孩等散文作家，将散文的“自我表现”推向深入，面向人的感觉、情绪、意识流领域，着力表现现代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些作品被称为“新散文”或“朦胧散文”(注：刘烨园《走出困境：散文到底是什么》，《文艺报》1988年7月23日，《新艺术散文札记》，《鸭绿江》1993年第7期。赵玫《我的当代散文观》，《天津文学》1986年第5期等。)。
80年代散文发展的另一方面，是散文文体“窄化”的趋势，即将报告文学等叙事性形态和杂文等议论性形态从散文中加以剥离，重新提出了“抒情散文”、“艺术散文”或“美文”等概念。报告文学、回忆录、以及史传文学等，在许多批评家和散文作家那里，不再被放置在“散文”的范畴里。尤其是报告文学，80年代初期的《歌德巴赫猜想》(徐迟)、《大雁情》(黄宗英)、《船长》(柯岩)等，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引起一时轰动的大批长篇社会问题“报告”，基本上已不再被作为散文看待。与此同时，对一些散文与别的体裁因素渗透、交融而形成的混生性文体的命名，则又为散文文体的“规范性”提供参照。如汪曾祺、何立伟、张承志等融会了散文的某些因素的小说，构成“小说的散文化”或“散文化小说”；郭风、柯蓝、刘湛秋等“即体现了诗的内涵又容纳了又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化合了诗的表现手段和散文的描述手段的某些特征的一种抒情性文学体裁”，则被列为独立的“散文诗”(注：王光明《散文诗的世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这本书对“散文诗”的美学特征、历史构成以及作家作品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80年代初期，在整个社会和文学界的反思性思潮的语境下，散文创作主要以老年作家巴金、孙犁，杨绛、陈白尘、黄裳等为代表。描述个人的亲身感受和经历，回忆旧友和亲人，批判“文革”历史暴政造成的伤害，是大多数作品涉及的方面。一些中青年作家如张洁、宗璞、贾平凹、韩少华、唐敏、王英琦等，则常会通过儿童视角，抒发一种温馨、感伤而清新的感情，展现“人性”中朴素、感人的一面。他们的努力，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在回应“五四”(主要是20年代)抒情散文的风格，强调散文应该“独抒性灵”，自由地书写内心体验。不过由于当代散文的积习已深，许多文章在语言和结构上，仍可以看到受60年代散文模式的束缚。过于关注散文的“诗化”和“意境”的营造，是表现这种拘囿的一端。
总体而言，在80年代，相对于诗、小说、戏剧所取得的进展来看，散文的状况显得平淡。对散文历来有很高期待的中国批评家，不满于散文创作“滞后”和“平淡”，于是，在1986-1988年间，他们针对散文创作状况表现了深切的忧虑，断言“毫无疑问，散文走的是一条下坡路，它确实落魄了”(注：黄浩《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没路》，《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甚而提出了“散文解体”论。由此引发了关于散文发展和革新的讨论。讨论涉及了散文文体的“自足性”和“规范性”，散文与文学另外的体裁的关系，散文表现内容的拓展问题等。讨论的积极意义主要是推动作家对于这一文体的自觉意识，和变革散文创作的主动性。
进入90年代以后，散文在几乎没有任何预言、策划的情况下，突然显现了热烈而繁盛的局面。在图书市场上，各种散文选本和散文集开始“畅销”；专发散文的刊物如《散文》、《散文选刊》、《散文百家》等受到读者欢迎；一些杂志如《十月》、《收获》等也开辟散文专栏；一些报纸的副刊腾出版面来发表散文和随笔：从而形成了“散文热”。在各种散文选本中，20年代至30年代写日常生活、提倡闲适情调的散文小品被重新发掘。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以及40年代的张爱玲、钱钟书等的散文集，不仅有极大的销量，而且也引导了90年代散文的重要写作方向。在90年代，虽然不同散文作家具有很不相同的价值取向，他们创作的内容、风格的个性特征也更加突出，但是，作为一种总体状况的“散文热”现象，却与市场经济下的文化消费取向有密切关联。即使是“闲适”，90年代的散文小品与二三十年代的散文小品也存在着一些区别。30年代林语堂等人的“闲适”被称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在看似闲适的表达中，包含了作家的现实对抗立场和文化姿态；而90年代许多散文中的闲适，则更多表现为与世俗化认同的倾向，是对社会的物质化追求和消费性的文化需要所作出的趋同性反应。因此，有人将报纸副刊上的散文称为“文化快餐”文体。
90年代尽管也有一些专门写作散文的作家如周涛、刘烨园、斯妤，但大量作者却往往身兼数任，许多学者、小说家和诗人参与到散文写作中来。这种现象显示了90年代散文文体发展的新趋向。虽然有一些批评家、作家还在坚持80年代的“文体自觉”的命题，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被搁置在一边。对于散文“规范性”的强调的声音减弱；而散文文体的宽泛性和平易性则显现出来。在诸种因素之中，散文的议论性与抒情性被突出。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学者的介入，加重了散文的知识品位和文化分量，使得“随笔”成为散文形态中的主体。张中行、金克木、余秋雨、史铁生、张承志、韩少功等的作品，从个人经验出发，引入关于文化和人生哲理的思考，被称为“文化散文”或“大散文”。《读书》、《随笔》、《天涯》、《散文与人》等刊物，以及《书趣文丛》、《读书文丛》、《夜读文丛》、《今人书话系列》等丛书，发表了许多学者的随笔。这种散文与刻意追求散文“窄化”的做法相反，并不过分关心散文的“文学性”问题，而是将这种文体作为作者表达现实关注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们的出现，有可能开拓散文写作的新路，加强散文写作的思想哲理和人生体验的深度，并在文体、语言中孕育革新的可能性。
二 “历史”的记忆
反思包括“文革”在内的“当代”中国历史，是80年代以来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80年代初期，构成思潮的“历史反思”文学主要是指小说创作，作者则主要以“复出”作家和有过“知青”经历的青年作家。“反思小说”在文体上突出虚构性和典型性，由于当时特定文学语境，对历史反思的深度受到制约。因此，多数作品对历史事件的思考在思想倾向和艺术结构上呈现极大的相似性，它们且大多关注社会上层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演变，主要从政治权力在当代的命运的角度，来提出问题。与此稍有不同的倒是散文的创作。这一时期散文的“真实性”和“个人性”得到强调。一些作家，主要是老年作家，写作了一批回忆往事的散文。或者追悼、怀念亲友，或者提供个人亲身经历的琐碎、片断的回忆，或者针对一些发生于身边的事件，不拘形式地传递深沉而凝重的切身感受。这些作家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可能已力不从心，而供写作散文随笔的材料，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孙犁说：“老年人宜于写散文、杂文，这不只是量力而行，亦卫生延命之道也”(注：孙犁《佳作产于盛年》。)——部分地说出中老年作家偏爱散文的原因。因此，在文坛，也有将这些散文称为“老年散文”的。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这样的文体，对直接表达作家的情感、体验、思索，自有其便利之处。这些作品主要有巴金的《随想录》、《再思录》，杨绛的《干校六记》、《将饮茶》，孙犁的《晚华集》、《秀露集》、《无为集》，丁玲的《“牛棚”小品》，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梅志的《往事如烟》等。90年代又有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一些写于五六十年代而在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作品，如《傅雷家书》，“火凤凰丛书”中的《沈从文家书》、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思忆文丛”中名为《六月雪》、《荆棘路》、《原上草》的“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等，也为反思历史提供了感性的记叙“资料”。
巴金(注：巴金，“文革”结束后，自1978年底陆续在香港的《大公报》和《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随想录”，按发表时间先后编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五个集子又总称《随想录》。1996年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火凤凰丛书”出版《再思录》，编入了《随想录》之后所写的随笔。)在1978年到1986年的八年间写作了150多篇随笔，总称为《随想录》。作者谈到自己的写作动机时说：“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呐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集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作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最后的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注：巴金《〈探索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段话，概括了《随想录》的内容和表达方式的特征。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把他对历史的反思，对痛失亲友的追忆，对自我的拷问，尤其对一些他不能认同的言论与观点的批判，质朴而直白地讲述出来。文字朴实，记述流畅，没有经营雕琢的痕迹。他的热情并没有因为进入老年而迟滞，在严肃的自我反省和社会批判中，表现了一位老艺术家的令人感动的人格美。他对历史浩劫采取一种坚定的介入、干预的姿态，坚持人的理性能够认知、控制一切的世界观，并对人类理想前景有执著坚守的信念。因此，他不仅仅作为一个历史浩劫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发出对历史的控诉和批判，从而警醒社会，使“文革”不再发生；同时也怀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带着强烈的自省意识，在揭露和谴责“文革”的残酷和荒诞时，对自己的心理和行为进行无情的解剖。《怀念萧珊》、《小狗包弟》等，是其中的名篇。这套散文集在80年代引起很大的震动，被称为“说真话的大书”。
孙犁(注：孙犁(1913-)，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1927年考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高中毕业后，在北平流浪三年，后回本省任小学教员。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1944年到延安工作和学习，写作的小说《荷花淀》、《芦花荡》等以独特的风格引起广泛的注意，奠定了作者在文学史上的位置。1949年到天津。“文革”后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共出版《晚华集》、《秀露集》、《无为集》、《曲终集》等十部散文集。)自1956年大病之后，创作渐少。但“文革”结束后，他的创作进入另一次“高峰”期，到1995年，共出版十本散文集。他的散文“取眼之所见，身之所经为题材；以类型或典型之法去编写；以助人反思，教育后代为目的；以反映真相，汰除恩怨为箴铭”(注：孙犁《〈无为集〉后记》，《无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他的笔墨平淡古朴，与巴金热情峻急的写作姿态不同。孙犁称自己的写作是“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注：孙犁《文字生涯》，收入《晚华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在它的容纳之中，都是小的、浅的、短的和近的”(注：孙犁《〈尺泽集〉后记》，《尺泽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在对往事旧人的回忆中，流露出一种人生无常的痛切感慨和饱经忧患的“残破”意识。但叙述者并不沉浸在情感的旋涡中，而是化绚烂为平淡，往往以超然和平静的眼光洞察人生的悲喜，将自己的感情隐藏在淡淡的语句之中。孙犁在文体上，有多种经营。从“耕堂散文”，“芸斋琐谈”，“乡里旧闻”，“耕堂读书随笔”，“耕堂题跋”，“芸斋短简”等名目，也可见格式体裁的多样。
杨绛(注：杨绛(1911-)，本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年-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等。另出版有《杨绛译文集》。)的《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所写的内容，大都是个人亲历亲闻的“琐事”：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其名称、写法和作者的叙事“立场”，都可见明代作家沈复的《浮生六记》的某种承传。杨绛的另一个随笔集《将饮茶》，部分也写到了“文革”期间的遭遇，不过似乎不如《干校六记》的从容。这个集子中更有价值的，是回忆亲人往事的那些部分。杨绛的文字简约含蓄，语气温婉，对历史事件多少取置身事外，作平静的审视的态度。她将笔触专注于大时代事件中的小插曲，书写个人的见闻和感受。《将饮茶》的最后一篇是《隐身衣(废话，代后记)》，她说到“卑微”是人世间的“隐身衣”，“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时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这可以看作杨绛反顾历史时所采取的基点。不停留在一己悲欢的咀嚼上，也不以“文化英雄”的姿态大声抨击，而能够冷静地展示个人和周围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生态和灵魂，却往往写出了事件的荒谬性，透出心中深刻的隐痛。
三 抒情散文
针对散文文体的宽泛性，一直存在一种对“散文”作出某种文体“规范”的努力。但无论是创作界，还是批评界，都难以对散文的“质的特征”作出能为许多人认同的描述。比较有影响的提法，有“艺术散文”的概念，说“艺术散文”是“创作主体以第一人称的‘独白’写法，真实、自由的‘个性’笔墨，用来抒发感情、裸露心灵、表现生命体验的艺术性散体篇章”(注：刘锡庆《艺术散文》，《新中国文学史略》第六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刘锡庆在《当代艺术散文精选》(刘锡庆、蔡渝嘉编，北京十月出版社1989年版)的《序》中提出了相似的看法，并归纳为四点：“其一是篇篇有‘我’，个性鲜明”，“其二是外物‘内化’，因小见大”，“其三是真实、自然，笔墨自由”，“其四是纸短韵长，富于趣味”。)。另外又有“美文”的重申，称“美的文章”是要“还原到散文的原本面目”(注：《美文》发刊词，《美文》1992年第1期。)。类似的看法都主要将散文的“质的规定性”设置在“自我”的表现和“抒情性”上。这与80年代文学创作“主体性”的强调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强调散文的文学“自觉”意识，更为重要的是突出文学的“向内转”，侧重表现创作主体的“个性”、“心灵”。因此，一种可以称为“抒情散文”的形态得到了较多的发展。
周涛、贾平凹、刘烨园、周佩红等是在“抒情散文”创作中取得较为突出成绩的作家。周涛(注：周涛，1946年出生于山西潞城。1955年因父亲调动工作而进入新疆。1965年入新疆大学中文系学习。后在军队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神山》、《野马群》，散文集《稀世之鸟》、《秋风旧雨集》、《游牧长城》、《高榻》等。)早期主要从事诗歌写作，曾是“新边塞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80年代中期转入散文写作。作品以描述西部边陲的自然人文景观为主要内容，语句密集(但也有些芜杂)，情感充沛。往往借对博大而广漠的边疆自然山水的描述，赞美勇猛、强健、充满阳刚之气的野性生命力。他的长篇散文《游牧长城》、《蠕动的屋脊》、《伊犁秋天札记》等，由一些松散的短章构成，但统一在奇诡的想像和流泻的情感之中，往往融议论、抒情和叙事于一体，思路开阔，笔触自由。
一些女作家的散文也常常表现了“抒情性”的特征。她们善于从细微的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并在对自我情绪的敏感表达中，营造一种细腻而多情的情调。女作家群中较为突出的有王英琦、唐敏、叶梦、苏叶、斯妤、黄茵等。王英琦(注：王英琦，1954年生，安徽寿县人。14岁下乡劳动。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后在安徽、河南从事专业写作。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热土》、《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我遗失了什么》、《美丽地生活着》，以及小说集《爱之厦》等。)散文创作的不同阶段，都以自己对生活体验的感受为创作的基本素材。她的成名作是《有一个小镇》，写一个民风淳朴小镇上人与事的记忆，抒发对“文革”那个特殊年代的人间温情的感慨。唐敏(注：唐敏，1954年生于上海，祖籍山东。“文革”期间到福建山区插队。后曾在福建省图书馆、福州文联、厦门市文联工作。主要有散文集《怀念黄昏》、《心中的大自然》、《纯净的落叶》、《女孩子的花》。)较有影响的作品有《女孩子的花》，写即将成为母亲的女人用水仙花来占卜孩子的性别，害怕自己的孩子将因为是女性而受到更多的伤害，温婉而细腻地传达出对生为女性的复杂感受。在90年代的“散文热”中，许多女作家的散文都被结集出版。在市场消费的影响下，女作家散文创作在情感表达、题材选择以及作品风格上都有被简化和同一化的倾向。也出现了由出版商和杂志共同操作而推出的“小女人散文”。
小说家和诗人在80年代以来，有许多人也写散文。他们有些人将这看作是一种“业余”写作，文学创作的“基本功”(注：例如余秋雨研究戏剧和电影，他多次提出散文并不是自己的“专业”，并说：“在今天，‘专业散文家’的称号，听起来总有点滑稽，一个人，干着别的事，有感而发，写两篇散文，这才自然“(《关于散文、读书和艺术修养——答〈新民晚报〉、〈解放日报〉等》)。萧乾说：“不论是小说家、诗人，戏剧家，还是写通讯特写的记者而言，散文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张炜说：“一个人只要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写散文就成了他的基本能力”(两文均载《美文》杂志的“90年代散文写作随访”，1998年第9期)。)，但散文也可以承载他们在诗、小说中受到限制的体验表达。小说家张洁在发表《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小说的同时，她的散文《挖荠菜》、《拣麦穗》、《盯梢》等，透过一个名叫“大雁”的小姑娘的眼光，回忆童年往事，充满了对失落了的“爱”和“纯洁”的温情而感伤的怀念之情。贾平凹在散文领域也很有建树。早期的《月迹》、《一棵桃树》等，书写儿童眼睛中的美丽而单纯的世界，注重诗意境界的酝酿。孙犁在评论《一棵桃树》时说：“此调不弹久矣，过去许多名家这样弹奏过。它是心之声，也是意之向往”(注：孙犁《谈一篇散文》，《孙犁文集》第4卷。)，点明这种风格与“五四”早期朱自清、冰心等抒情散文的关联。80年代中期，在命名为《商州初录》、《商州又录》等作品中，转向写风土人情，展示商州、静虚村等陕南乡村的风景、文化和生活情态。其后，又潜心建构一种类似30年代林语堂、梁实秋等的“闲适”风格，描述当代世俗生活中的世态人情。贾平凹的散文无论在思想意蕴、文化趣味，还是在语言表达上，都倾向于吸取中国文学传统因素，一种“虚”“静”的境界和简洁古朴的文风互为表里。在小说家之中，写出一些较为优秀的散文的，还有汪曾祺的《蒲桥集》，张承志《绿风土》、《荒芜英雄路》，史铁生《我与地坛》，韩少功《夜行者梦语》，张炜《融入野地》，王安忆《漂泊的语言》等。王安忆认为散文是小说家“放下虚构的武器”之后的“创作者对自身的记实”(注：王安忆《心灵的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页。)，张炜也认为散文“可以直抒胸臆”(注：张炜，“90年代散文写作随访”，《美文》1998年第9期。)，大体都是将散文看成是比小说创作更接近于作家本人情感的一种创作方式。因此，小说家写作的散文，都有较强的抒情性，并在文字表述上较为着意。
80年代后期以来，诗人写散文随笔，也不少见。较有影响的，有于坚《棕皮手记》，西川《让蒙面人说话》，翟永明《纸上建筑》，王小妮《手执一枝黄花》，以及王家新，臧棣、海男、陈东东等的作品。这些诗人的散文和随笔，往往在文字上讲究意象表达的精确性、思维的绵密性，并擅长于记述和讨论深刻的精神问题和内心体验。
四 学者散文与随笔
八九十年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出现一种被人称为“学者散文”或“文化散文”的形态。这些散文的作者大都是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在专业研究之外，创作一些融会了学者的理性思考和个人的感性表达的文章。“学者散文”的出现，显示了知识分子关注现实问题和参与文化交流的新的趋向。在我国古代，“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的区分有时并不很清楚。随着现代知识的专业化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学者”与“作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晰。文学普遍被看成是表达情感等感性体验的“形象思维”的领域，而与学术研究的“抽象思维”有着“类”的不同。不过，这种清楚的分界，实际上对文学创作与人文学科两方面的发展，都有可能带来损害。因此，学者“越界”参与创作，是值得注意的现象。80年代，较早进入散文创作的是金克木、张中行等老资格的学者。90年代初期，从事艺术文化史和戏剧美学研究的余秋雨，在《收获》杂志上以专栏形式发表系列散文，后结集成为《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出版，引起极大反响。一些重要的刊物和出版社，也有意识地举荐这一体式的创作，而推动“学者散文”的兴盛。
“学者散文”的作者大都有较为丰富的学术修养，往往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的表达之中。他们也并不特别注重散文的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例如余秋雨称自己为“票友”(注：余秋雨，“90年代散文写作随访”，《美文》1998年第10期。)，陈平原则把写作短评当成“保持‘人间情怀’的特殊途径”(注：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自序》，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朱学勤有类似的说法：“左手写长线学术，管它春夏秋冬；右手写短线时论，不妨卷入今天”(见《被遗忘的与被批评的——朱学勤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于许多类似的散文而言，引人注意的首先并不是叙述形式，而是所谈论的内容。但由于这些谈论结合了作者的文化关怀和个人感受，文字表达上的生动个性也随之显现出来。因此，这些学者的写作比较自由，反而为散文创作融进了一些新的因素。“学者散文”在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通常会以智性的幽默来平衡情感的因素。学理知识的渗透，也使其具有特别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这些散文随笔与“杂文”的不同之处是，它更关注的往往不是“识”，而是“情”与“理”。因而，有的批评家将之称为“文化散文”、“哲理散文”或“散文创作上的‘理论干预’”(注：佘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张中行(注：张中行(1909-)，河北香河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中学、大学执教。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主要有论著《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顺生论》，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流年碎影》。)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80年代初期，陆续写下一批忆旧的随笔，主要是30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旧人旧事，它们定名为《负暄琐话》出版，引起注意。后又陆续出版以同类文章组成的《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以及《流年碎影》等随笔集。张中行借古语“负暄”(一边晒太阳一边闲聊)做自己的书名，大体能概括他追求的写作风格：以“诗”与“史”的笔法(注：张中行《负暄琐话·小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传达一种闲散而又温暖的情趣。张中行主要从事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他兴趣广泛，经史子集古今中外的知识都有所涉猎，被人称为“杂家”。体现在他的随笔中，则不仅是对人与事的各种知识和“掌故”的熟知，而且评点人事，都透出理趣和淡雅的文化品位。他的这些随笔，在一个时期声名大噪，甚至有将其比喻为“现代的《世说新语》”(注：吕冀平《负暄琐话·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的。
金克木(注：金克木(1912-)，安徽寿县人。幼年读私塾，后入中学。1930年到北京。1933年开始发表诗歌。1935年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1941年赴印度学习。1948年入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有译著《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印度古诗选》，论著《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散文随笔集《天竺旧事》、《文化的解说》、《文化猎疑》、《金克木小品》，以及诗集《蝙蝠集》、《雨雪集》。)是梵文研究专家和翻译家，对印度宗教、哲学、文学和语言有深入研究。他早年曾是“现代派”的重要诗人之一。80年代以来的散文，也有回忆故人旧事的，但主要是思想随笔，涉及读书札记、文化漫谈、甚至文献考订等宽泛内容。往往是针对某一议题生发开来，融进丰富的知识，表现出思维活跃，充满智慧而又诙谐从容的文风。他所谈论的问题，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针对性，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以及东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等方面的学识，信笔展开，但所引证的材料和所得结论，却颇严谨。这一特点被人称为“散文小品的学术化”(注：谢冕《金克木散文选集·序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他的散文语言朴素，近乎口语，但又自然地加入文言语汇和句式。不轻易表露情感，但总是在看似散漫的笔法中，透出世事洞明者的豁达和通透。
余秋雨(注：余秋雨(1946-)，浙江余姚人。1966年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后留校任教。主要有论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散文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中的散文，大都以记游的方式进行文化思考。他在记述自己对某一名胜古迹的游历和感受的同时，也介绍与之相关的文化历史知识，并传达对于民族文化的思考，从而，将“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注：余秋雨《〈文化苦旅〉自序》，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余秋雨的散文有很强的文化反省意识，或者在历史时间回溯中感叹文化和山水的兴衰，或者在对古代文化踪迹的探询中思考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命运。虽然他借助大量的文化史知识，但并没有把散文写成简单的“文化”加“山水”，而是强调“人气”，即作者的文化思考和个人体验对面对的景观的渗入，他将之称为“个人与山水的周旋”(注：余秋雨《关于散文、读书和艺术修养——答〈新民晚报〉、〈解放日报〉等》，见《中国作家访谈录》，沈苇、武红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7年版。)。余秋雨的散文语言追求文雅，正如篇名“风雨天一阁”、“寂寞天柱山”、“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所显示的。行文常常直抒胸臆，但情感的表达有时过于夸张。在篇章结构上，也有雷同的现象。
王小波(注：王小波(1952-1997)，北京人。1968年到云南插队，做过民办教师、工人。1978年入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学习。1984年到美国学习，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成为自由撰稿人。1997年病逝于北京。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白银时代》，散文集《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论著《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与李银河合著)。)的随笔以其所坚持的理性、自由的文化立场和活泼生动的文风，而在90年代颇受关注。他的短文更近于“杂文”，“问题意识”很强，往往针对具体的文化思想问题进行写作，并在戏噱笑骂之中表现自己的态度。他的思路十分独特，往往通过一个故事或个人的有趣经历，进入到对于问题的讨论，并随时机敏而生动地插入对相关问题的评点与论述。王小波特别强调写作的“有趣”，其文章语句幽默，经常夹杂一些北京口语，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
其他主要的学者散文，还有陈平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书生意气》，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赵园的《窗下》，耿占春的《观察者的幻象》，陆建德的《麻雀啁啾》，周国平的《人与永恒》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