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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1、朦胧诗的审美特征。
2、王蒙在小说创作上的新探索。
3、新时期散文对传统散文的突破。
难点：1、“寻根文学”的文化意义。
2、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独特内涵。
3、80年代新潮话剧的贡献与局限。
第一节、“朦胧诗”的崛起
一、“朦胧诗”的缘起
“朦胧诗”有时也被称为“新诗朝”。实际上，它所指涉的不仅仅是某类诗歌创作，而是一种回归“五四”传统的文学潮流。
“朦胧诗”发端于“文革”期间。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在一些地区的知青群落中形成了某些底下诗歌中心，其中最著名的是“白洋淀诗群”。1978年12月北岛与芒克创办《今天》，这是“朦胧诗”第一次以群体的姿态公开亮相。1979年《诗刊》先后刊出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等诗，标志着“朦胧诗”开始得到社会的承认。从1980年到1984年间，围绕“朦胧诗”发生了一场广泛的争论，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朦胧诗”注重自我表现。它之所以给人“新”的感觉，是因为出现了“自我”，出现了具有现代青年特点的“自我”。在艺术上，“朦胧诗”开始注意到汉语的诗意特质，讲究精练、暗示、含蓄，讲究意象的经营。即使是理性的思考，观念的传达，也能借意象的运作而完成。
北岛是“朦胧诗”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的作品表现出沉思者的姿态，诗风凝重，眼光犀利。他的诗中充满着许多警句式的诗行，极富概括力和洞察力。北岛还擅长以纯然的意象来呈现丰厚、细腻的思绪。80年代末以后，他的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缺乏前期的震撼力，但在语言运作上，趋于对“汉语性”的深入追求。
舒婷是79年至80年代初最负盛名的诗人。假如说，北岛的魅力在于他通过诗歌展现了人的思辨性，那么，舒婷的魅力在于她通过诗歌展现了人的情感性。她以款款的吟唱，抒写了人的情感世界，充满着温情与包容。她的语言较单纯简洁，喜用排比、假设、让步、转折的句式。
顾城被称为“童话诗人”。他诗歌的魅力也许来自那种童话般的迹近“纯洁”的幻想。这种幻想与北岛的思辨、舒婷的情感一起，为“文革”后的中国读者呈现了人性的形质与风姿。但总的来说，顾城无论在早期还是后期，都蕴涵着强烈的“远离尘世”的倾向。
除北岛、舒婷、顾城以外，杨炼、江河也是朦胧诗的重要诗人，他们两人均把“史诗”意识带入了当代汉语诗歌，诗风沉雄博大，追求历史感与时代感。另外，梁小斌、王小妮、严力等都是值得重视的诗人。
二、朦胧诗的本质特征：对崇高文化价值的再造
所谓诗歌的文化价值，就是诗歌在一种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它的功能和它所特具的历史--社会的意义。对于诗歌来说，这种文化价值就在于使读者去观察自己的命运，去思考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是诗人用自己的笔宣告自己对世界和个人的认识与理解并为读者所思考，其中也包含了对社会的评价。
对于朦胧诗来讲，它的独特的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对人的价值的重新审视
十年动乱导致了人性的扭曲。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愿望都成为幻影。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反观“文革”十年甚至这之前的几十年的文化发展，可是发现，人的价值被蔑视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普通百姓的自我意识的匮乏；二是政治领导集团的集权化统治。从前一个方面看，中国人普遍生活要求过低，其生活本身也十分艰难。中国有一句老话“人穷志短”，所谓“志”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人的自我尊严感。从总体来看，中国人的奴性意识都比较强。恰如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那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鲁迅先生所批判的这种人格状态，在文化学研究中被称为“草奴人格”。
这种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蔑视的情况，不仅仅是某一时代的产物。可以认为，它是中国人的一种顽固的文化心理。
造成中国人独立人格意识微弱的原因，除了上面所谈之外，还有政治文化层面的原因。
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是作为一种心理的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广义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体。狭义的政治文化则主要是指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也即是“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政治文化”的概念，是取其广义的含义。
在政治上，几千年来由于统治阶级将权力神化，人们于权力距离越来越大，仰视之余，惟有顺从。
独立人格意识的贫弱从根本上讲，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或者说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误。
儒家学说是中国的“准”宗教，儒家文化中的“人”是一个类概念，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概念，它肯定的只是抽象的人，不讲个人，不承认个人的地位。但是，这种文化意识却并未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渐行渐远。
这么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用封建主义去解释集体主义，这样就造成了人的个性和自由发展的严重缺乏。
跨过了“文革”这样的黑暗岁月，人们重新获得了觉醒，就立即会发现我们在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的缺陷，理所当然地要求对人的价值进行重新审视。诗歌就在用语言实践着这个任务，让人们重新发现自己的个性，重新学会自由地进行思考。
舒婷：“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相互理解的，因为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
北岛：“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
这些意见的基本点都标志着一个共同趋向，就是对人道的强烈的渴望。在创作上，这种趋向表现得更为明显。
例一、 北岛《宣告》
例二、 舒婷《一代人的呼声》
例三、 舒婷《献给我的同代人》
顾城以一种无不天真的口吻写道：“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
朦胧诗人们的这些作品表明他们是高度关注现代社会的人。他们力求表达对人的价值的独特理解。他们在痛苦地思考着像“人是什么”、“人应该是什么”、“人与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样一些带根本性的命题。
例、舒婷《风暴过去之后》
此外，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江河的《让我们一起走吧》。
在这里，舒婷实际上是在重复着《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伟大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这一段充满辨证意味的论断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误在于，它忘记了文化为个人服务的初衷，只关心社会秩序，把双重目标单一化了。我们说，人民的总体是高于一切的，但没有具体的一个个“我”，这总体就不是完全的。取消了个体的总体，只能是宗教哲学的“抽象的人”。朦胧诗在这里提供了对人的价值的新理解，促进了民族的历史性觉醒。因此，朦胧诗人们的劳动充满了创造性和想象，在提高着人们的生活，也标志着诗歌又一次作为一个文化实体进入了社会。
2、 对历史本质的新探索
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浩劫，人们开始感到自己被欺骗和嘲弄了。为什么历史的道路是如此难以预料？
对于这一系列的疑问，由当时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大批敏锐的知识分子提出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回答：
既然历史在这里沉思，
我怎能不沉思这一段历史。
--公刘《沉思》
历史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的疑问；那么，民族未来的道路又应该如何走呢？对历史又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时代课题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也包括诗人的身上，促使他们去探索历史的本质。正是这样，朦胧诗人们才共同选择这一历史与文化的重要之点，作为他们冥冥求索的出发点。他们追索历史的本质。
在北岛的世界里，对历史的怀疑与忧虑始终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在他最著名的《回答》中，这种意向表达得最为清楚：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北岛是一个寻找对世界回答的挑战者，他对历史充满了独特的忧惧。他的困惑是超越具体的事件而进入了对抽象内涵和事件本质的剖析。在这种抽象的历史思考中，北岛表达了一种悲观主义。
例、《一切》
北岛是悲观的，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决没有丧失那种乐观主义，这才是他赖以生存的支柱。或者说，北岛表层的悲观中内含着一种深沉的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忧患，这种忧患就是使民族与人类为彻底摆脱苦难而斗争--使每个人都自由发展而最终达到一切人都自由发展。
对于历史，江河也表现出一种激情，一种沉郁的律动，一种难以掩抑的愤怒。诗人深深地感到，历史给我们留下太多的缺陷、太多的阴影，因此，他深情地把目光投向星空--
例、《星星变奏曲》
在这里，人生是何等的沉重，历史又是多么捉摸不定。江河思考的深度是惊人的，他的穿透力和敏锐也是惊人的。正是这样，他才把目光投向历史，从历史深处去寻找民族的源头，去思考民族生存的本质。这在他后来发表的引起巨大轰动的《太阳和他的反光》中得到了深刻的表现。
高尔基认为，能把握住历史问题，是文学获得充分意义的关键。试图理解并回答关于历史本质的问题，把历史问题作为思考的重心表现在诗中，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它是诗歌成熟并能够表现时代精神的重要标志。
总之，对人的价值的重新审视和对历史本质的新探索这两个特点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诗歌文化价值的再造。这种再造标志着诗歌作为文化实体正面对着整个中国社会。
第二节、王蒙等人的新探索
一、小说创作探索的历史描述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向前推进和人们观念的不断更新，新时期的作家们也已不断有意识地更新自身的文学观念，突破着已定的创作模式，进行大胆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创新。王蒙、茹志鹃、宗璞等，便是这股探索创新潮流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王蒙先后发表了十九部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等作品，表现了作者可贵的探索精神。这些作品向传统的文艺理论提出了挑战，他的创作实践表明，小说不一定非塑造典型不可，也可以只写人的感觉和情绪。为了反映、表现错综复杂的生活，王蒙在结构作品的时候有意识地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结构艺术，即心理结构艺术。王蒙这一时期的探索作品，还表现出他对作品主题问题的思考。生活与时代的复杂化，作家人生经验的深入，均使得王蒙作品的思想，很难用一句话予以概括。这些作品，还表现出王蒙对于继承与借鉴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蒙的探索之作既是传统、民族的，同时又是现代的。在新时期作家中，王蒙是第一个大胆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表现手法的作家。他的探索，给予复苏的新时期中国文学带来了一股清鲜的气息。
打倒“四人帮”后，茹志鹃重新“出山”。跟“文革”前的作品相比，茹志鹃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内容到形式，都洋溢着一股探索精神。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变化与创新，使茹志鹃这一时期的作品，读后让人回味无穷。从50年代的“清新俊逸”到新时期的“静夜箫声”，“从微笑到沉思”，标志着茹志鹃创作的不断创新与探索。
打倒“四人帮”后，宗璞在继续“诚”和“雅”的创作精神，致力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精神世界，表现他们坎坷人生的同时，亦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她的《我是谁》等作品，就内容方面而言，作者着力的是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就作品的表现手法而言，则已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
80年代前后的文学探索思潮，为20世纪末中国文学发展的超越奠定了基础。
二、王蒙和他的意识流小说
中国当代小说与前代相比出现质的飞跃，应该是在新时期以后。对小说从思维到技巧，从选题到表现，从个性气质到群体倾向，其中种种与前代小说表现出迥然相异的特质，大概应回溯到当代小说1980年前后去考虑、探究。
当新时期初期，一批现实主义的作品开始以实绩，在废址中拯救小说艺术时。（刘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学》77年第11期、卢新华《伤痕》，《文汇报》78年8月11、《枫》，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相继发表）这些“伤痕”作品得到了广泛的赞誉。然而，这些对前代小说的恢复仅仅在于不同题材的环境下更加开放的重复。正因如此，中国小说也开始酝酿着一场革命性地突破，而翻译文学使人们在一种新奇的阅读中感到了突破的必要和可能。（莫言就曾回忆在看了乔伊斯，福克纳的小说后，的确惊呼了一句：“他**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此时中国诗歌领域所爆发的艺术革命的光芒的确让文坛为之一亮。各种观念、哲学、主义、思想从国外涌入，再加上中国作家们（因为各种斗争沉寂多年）的异常丰富的积累和久欲述说的创作欲望。使这一次质变具备了可靠的基础。王蒙在此时无疑是担当了先锋的角色。
王蒙是小说界在建国后最早创作和大量发表意识流小说的作家之一。在1979-1980年间，他完成了
《布礼》1979年2-8月；
《夜的眼》1979年9月；
《风筝飘带》1979年12月；
《蝴蝶》1980年2-3月；
《春之声》1980年4月；
《海的梦》1980年4月。
当时文坛惊呼，王蒙扔出了他的“集束手榴弹”。这些小说以异乎寻常的叙述方式在中国当代小说界引发了一场艺术革命。
“意识流”是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一些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意识活动并非一些孤立的段落，而是如同河水一般地长流不停。小说中的“意识流”就是这种心理现实的动态展现。在叙述过程中，作为理性观察者的作家退隐了。“意识流”的叙述竭力保持着意识过程中纷杂多变，色彩交错，头绪多端的天然状态，保持着各种尖锐淋漓的触觉、味觉、听觉与视觉。诸多现象不是客观地，逻辑地展开，而是根据情绪的波动起伏显现。在小说中，所有物象之间的时空顺序与因果关系都被这种心理过程所取代。
例如在《春之声》中有这样的片段：“闷罐子车也罢，正在快开，何况天上还有三叉戟？”；“尘土和纸烟的雾气中出现了旱烟叶发出的辣味，象是在给气管和肺作针灸。梅花针大概扎在肺叶上了。汗味就柔和得多了。方言的浓度在旱烟与 汗味之间，既刺激，又亲切。还有南爪的香味哩！X城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没有见卖熟南爪的呀。.........”。
又如在小说《蝴蝶》中的片段：“北京牌越野汽车在乡村的公路上飞驰。一颠一晃，摇来摆去，车篷里又闷热，真让人昏昏欲睡。发动机的嗡嗡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象一阵阵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呻吟。这是痛苦的，含泪的呻吟吗？这是幸福的、满足的呻吟吗？人高兴了，也会呻吟起来的。就象1956年，他带着快满四岁的冬冬去冷食店吃大冰砖，当冬冬咬了一口芳香、甜美、丰腴，而又冰凉爽人的冰砖以后，不是曾经快乐地呻吟过吗？他那个样子甚至于使爸爸想起了第一次捉到一只老鼠的小猫儿。捉到老鼠的小猫儿不也是这样自得地呜呜叫吗？......”。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王蒙的创作的确与建国后的小说创作拉开了距离，使“意识流”这个小说概念忽然被小说界广泛地关注起来。
一般评论者认为，根据意识流动的特点和范围可将小说“意识流”分为三种类型：内心独白；内心分析；感官印象。
（一）内心独白
可以表现任何范围内的意识，包括清醒状态的语言领域和非语言的无意识领域。它是对活跃状态中心灵的直接引述。
“他觉得还应该有一个张思远才是他本来的面目，那个张思远坐在市委小楼（专为常委以上领导干部办公用的）的书记办公室，小楼门口有武装警卫。办公室有两间，......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没有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喜怒哀乐。他几乎整整十年没有休过假。甚至于在看他自幼喜爱的地方戏的时候他也不得安宁，有些急件要送到剧场......离开了领导工作，就不存在什么张思远。同样，他也从来没有想象过市委能离得开他。......然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张思远，一个弯腰缩脖，低头认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张思远，一个任凭别人辱骂，殴打诬陷，折磨，都不能还手，不能畅快地呼吸的张思远，一个没有人同情，不能休息和回家（现在他多么想回家歇歇啊！）不能理发和洗澡，不能穿料子服装，不能吸两毛钱以上一包的香烟的罪犯、贱民张思远，一个被党所抛弃，一个被人民所抛弃，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丧家之犬张思远......这是我吗？我是张思远吗？......”
在《蝴蝶》中，如此类的内心独白段落还很多。
（二）内心分析
只涉及意识中同语言有关的一小部分。作为人物内心世界的间接叙述，叙述者不会被提炼得完全消失，而作家的注意力仍然在内心图景和人物意识的心理分析上。
如《蝴蝶》中〈审判〉一节。
“我请求判我的罪。你是无罪的。不。那有轨电车的丁当声，便是海云的青春的生命的挽歌，从她找到我的办公室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她的灭亡。
是她找的你。是她爱的你。你曾经给她带来幸福。
我更给她带来毁灭。”
（三）感官印象
感官印象所涉及的是远离注意力中心的感觉。它往往是片断的，瞬间即逝的印象的记录。因此，感官印象一般不显现人物的个性化特征。
《春之声》是叙述一个刚从国外考察回来的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返回故乡探望父亲的经历。作品中情节的作用只是一个引子，小说也始终没有出现父子相见的结果，而是展示岳之峰在一节闷罐子车厢里的感官印象。其中他的思绪不间断地徜徉在火车的摇晃与铿锵里，在辣辣的烟味与浓浓的方言间。收录机里的德语与斯特劳斯《春之声圆舞曲》，由此裹挟着故乡的回忆，出国考察的联想，父亲的怀念，顾客身世的猜测，音乐所引起的感受......等等，巧妙地交织成一条色彩斑斓而又连绵不断的感官加思绪的意识流。
“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
“他再定了定神，再揉了揉眼睛，分明是在从Ｘ城到Ｎ地的闷罐子车上。在昏暗和喧嚣中，他听到了德语的童声合唱，和低哑的，不熟练的，相当吃力的女声伴唱，什么？一台录音机......”。
《春之声》，无意将小说导入一个贯穿一致的事件。作品那些纷至沓来的联想、印象、意象、记忆都统一于主人公松弛而自然的意识活动中，并借助各种感受、联想、印象、情绪来显示一种复杂的内心图景。其中大量的感官印象和意识流动进入作品的叙述和描写，从人物的心理意识流程来结构全文，并对繁复的素材，进行提炼和剪辑，体现了王蒙的“把面向世界和面向内心结合起来”的文学主张。这种手法无疑增大了小说的内涵和密度，扩大了思维容量。
第三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小说中第一股壮观的文学思潮，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控诉，也是对“文革”的否定。它的发轫之作是刘心武1977年发表于《人民文学》11月号上的《班主任》，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一词即来源于这篇小说的题目。它从1977年《班主任》的发表开始到1979年达到高潮，涌现出了一大批 优秀的作品。新时期文学复苏之初，文学对“人”的关切，“人”在文学中的地位的重新确立，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伤痕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意义，首先便在于恢复了“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它对新时期文学的另一个贡献，是恢复了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了畸形的政治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的灾难，突破了长期以来创作领域的许多禁区，为以后文学创作现实主义精神的进一步深化打下了基础。
“反思文学”几乎是跟“伤痕文学”同时出现的另一股文学创作思潮。如果说，“伤痕文学”着重是从“情”的角度去表现历史的话，那么，“反思文学”则着重是从理的角度去沉思历史。它意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让人们看清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何以会这样。
在文学是如何更好地写“人”，表现“人”方面，“反思文学”也比“伤痕文学”向前迈进了一步。“伤痕文学”重新恢复了“人”在文学中的中心地位，“反思文学”进而致力写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中的命运与情感，发掘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作家自己对历史与人生的沉思通过作品人物的性格、命运的描写表现出来，这一切均已标志着作家们关于“人”的概念的不断深化。
“反思文学”一般都具有纵深的历史感，人物命运与社会政治总是紧紧地扭结在一起。反思的题材从农村到工厂，从知识分子到农民，几乎概括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视野开阔。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反思文学”也表现出一定的探索与创新精神。人物形象的刻画、艺术表现手法日趋多样化，心理描写更受重视。
“反思”其实是整个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后，“反思”得到了不断深化，更加有分量、力度。
80年代前后的“改革文学”，是对整个社会改革生活的全面扫描。描写工业战线的改革，是作家们最初投注目光的地方。蒋子龙风格独特，描写工业战线改革题材的作品，为“改革文学”的整体繁荣与发展起了一种先声的作用。农村的变革也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大都有意识地把笔伸向中国农民的情感与心灵深处，袒露他们在新旧变革时期的矛盾心理和痛苦情感，并揭示出一个无可置疑的结论：改革，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唯一出路。这一时期部队题材的作品，也吹拂着一股改革的春风。“改革文学”几乎触及了我们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捕捉了每个阶层的人们对改革的反映。
“改革文学”对社会心理，社会问题的探讨，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作家们都意识到了改革的艰难，透视到了几千年的社会心理是如何羁绊着改革的步伐的。对于传统力量的羁绊，作家们都不遗余力地批判和鞭挞。在“改革文学‘所成功创造的一些人物身上，可以找到现实的因素，也可以找到历史的基因。连接着历史和现实乃至未来，这可说是”改革文学“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一大贡献。
第四节、”寻根文学“和先锋派文学
“寻根文学”思潮的创作实践起于80年代初，正式提出于1984年，繁荣于1985年。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寻根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深化。这是一种深层的反思，一种对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反思。同时，“寻根文学”也是“改革文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另一支流。它对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沉思与探讨，实际上是为了超越，为了更好地改造民族心理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推动改革的发展。
批判与继承，以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去省思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寻根文学”对我们的历史与传统的态度。写出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人生境界与人生态度，张扬道德的善与人性的美，挖掘几千年文化沉淀下来的精髓，是“寻根文学”所致力的一个方面。但作家们省思的更多的，是关于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作家们几乎都在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探寻，并以现代意识去揭示这些传统的负面效应。
“寻根”是对历史的一种输理，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返照与省思。对文化的寻根 ，从其意义上说是整个人类文化演化到一定时期的必然。就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寻根”热潮而言，是对西方现代文明东渐的一种冷静思考，也是古老民族在向现代化社会迈进过程中的一种自我心理调整。
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并不是30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
相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而言，8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有着独特的内涵。表现人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生存荒谬感和荒诞意识，这是现代派文学的共同特征。然而对这种荒谬心理背景的开掘，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荒谬心理，主要缘于西方现代社会发达的物质工业文明，作家思考表现得更多的则是发达繁荣的商业社会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践踏，以及人在日益沦丧的现代社会中的孤独、焦虑和迷茫。而8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作家笔下的人的荒谬心理，人的浮躁与迷茫更多的是来自转型期的复杂社会现实，来自现代西方文化对几千年中国传统的冲击，来自旧传统崩溃后新的价值坐标仍未建构起来的“过渡期”，这种迷茫与失落，是典型的“中国式”的。
就整体而言，8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现代派文学”，其“现代”色彩，表现得更为明显的还是形式上的“现代性”。“现代派”文学表现手法上的“现代性”，是创作方法上的超现实主义，多运用直觉、心理描写等“意识流”手法，以及复杂的象征主义手法，等等。
现代派文学是人类文化演进到一定时期的精神折射和情绪宣泄。而就中国20世纪的情形而言，现代派文学的几度兴衰，还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整个民族向传统告别过程中的精神返照。
第五节、散文、报告文学的繁荣
一、散文、报告文学发展概述
拉开新时期散文序幕的，是汹涌而来的“挽悼散文”。“挽悼散文”是“伤痕文学”的一个支流，是对殉难于畸形年代的亡灵的祭奠，更是一个民族积郁已久的情愫的淋漓宣泄。
沉思历史与反映现实是这一时期作家们耕耘的两块园地。年逾古稀的巴金，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于1986年9月完成了四十二万字的《随想录》的写作。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丁玲的《牛棚小记》，杨绛的《干校六记》，孙犁的《秀露集》等，均在不同的层面上体现了作家们对已经逝去的噩梦般年月的深刻省思。
反映现实，抒写现实的散文，在这一时期亦以其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特别是贾平凹，他的早期（1986年前）散文，给新时期的散文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在形式方面，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也显得异彩纷繁。游记、散文诗、随笔、传记文学、杂文、序跋、日记、书信、小品文等形式，使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
新时期的散文在有意识地突破着传统散文，尤其是50年代散文的创作模式，而呈现出一种多元的艺术审美格局，作家们孜孜不倦地寻求艺术的突破。创作主体意识的强化带来了散文艺术审美风格的多姿多彩，首先表现为作家创作风格的个性化；其次，散文文体突破了五六十年代以来诗体散文文体的正宗地位，恢复了散文文体随意、自由的特点。
思想解放浪潮中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个时期，报告文学由于其真实性与新闻性，对现实生活的快速反映、大胆干预等特点，而成为社会大众的阅读热点。
从1976年到1980年，报告文学的创作，一方面有力地鞭挞了“四人帮”、“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描写民族心灵深处的创伤，讴歌、赞美在动荡岁月中为真理、为正义而献身的仁人志士。另一方面，又以大胆的笔触，突破文艺专制时代设置的种种题材禁区，还历史以真实的本来面目。从1980年到1986年，报告文学又有更为飞速的发展，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作家们努力反映改革，讴歌改革，又更关切普通人的命运，更深入洞察一般的社会问题。尤其是1985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化，民族心理的转型，报告文学的创作更是以不断探索、努力创新的姿态去关心社会、反映现实。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学体式一样，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致力于探索与创新，丰富与充实关于“报告文学”的内涵，创造出全新的艺术天地。第一，无论是写人还是记事，都有意识地刻画出一个完整的性格。第二，结构手法的创新。它们有意识地借鉴其它艺术体式的结构艺术，使作品结构变换无穷。第三，在语言运用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一改那种平实、朴素的新闻记实风格，使其文学色彩得以浓化。
二、巴金与《随想录》
《随想录》是巴金在1977-1986约十年间创作的散文作品，共计42万字，五卷，包括《随想录》、《无题集》、《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这部作品是巴金对刚刚过去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民族灾难的反思与总结，是作者对中国文坛的新奉献。
（一）、《随想录》的思想内涵：
1．突出反映知识分子的自审意识。作家和众多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经过了一条十分耐人寻味的畸形的心理历程。悲剧过后，作者带着满身伤痕站起来，将自己推上灵魂的审判台，考问和反观自己性格中乃至灵魂中的弱点：过于听话、过于天真、过于软弱、生命以至到苟活的地步。
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巴金近八十岁的高龄了。他用颤抖着的手，一字一句地刻画出一个真实的自我形象：多病、孤独、风烛残年，然而内心依然如同年轻人一样的敏感与紧张。面对黄昏夕照，他不能无所遗憾地自慰；回顾那坎坷多舛的一生，他不能无愧而骄傲地宣告：--“我无怨无悔”。正是这样，汪曾祺才说：巴金写《随想录》写得太痛苦，他始终是一个在流血的灵魂。
2．蕴藏着对全人类的爱。巴金总是把一时一地一个民族的悲剧，用人类意识去关照与思考，这反映出他具有的博大胸怀和远见。这种伟大的爱心留给后世的将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警示人类在未来的道路上不再重演类似的历史悲剧。
（二）、《随想录》的艺术风格
新时期巴金散文的艺术风格达到了随心之所至、顺势行文而能涉笔成趣的境界。文学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是“返朴归真”。巴金的散文就达到了这种“无技巧”的境界。具体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 真情的流露。
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文字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我还要争取写到八十，......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巴金在拼着自己最后的余光写下文字留给读者，其真情、真言与真心最为宝贵。
2、 对各种散文笔法的娴熟运用。
《随想录》中，虽然没有将意识流、蒙太奇、象征等手法引入，但对叙述、议论的绵密自然乃至白描、巧妙构思、启承转合、首尾照应等散文“常用技巧”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忆萧珊的几篇作品，把夫妇俩真诚情感以及萧珊对他的关照，可谓写得入木三分。 《小狗包弟》一文，把小狗包弟逗人喜爱的动态写得活灵活现。至于在《二十年前》一类的文章中，更生动地描绘了自己那副胆战心惊、惊恐不安、手足无措的模样与心理状态。这些都表明作家的工夫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三、汪曾祺与“闲适散文”
（一）、汪曾祺散文创作的特点：
1、“士大夫”的文化品格
汪曾祺被称为当代中国的最后一个士大夫。
J、“士大夫”：、封建时代泛指官僚阶层；·指还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汪曾祺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的“温柔敦厚”与道家的“清静无为”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形成了内儒外道的士大夫传统倾向。就汪曾祺而言，“士大夫”人格的文化意义便是对人文性灵的缅怀、情趣的守护和在边缘处审美人生的坚持。
2、、“冲淡”、“平和”的美学风格 。
内儒外道的士大夫人格在汪曾祺的散文创作中表现为宁静淡泊的品性，雅洁闲适而又无不“奇崛”的美学趣味，以及自我把玩的情致。
《蒲桥集》的封面有汪曾祺自撰的介绍该集的文字：
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jiǔ），秋末晚松，滋味近似。
例一、《四川杂忆·北温泉》：
北温泉游人极少，花木欣荣，凫鸟自乐。温泉浴池门开着，随时可以洗。
引温泉水为渠，渠中养非洲鲫鱼。这是个好主意。非洲鲫鱼肉细嫩，唯刺很多。每顿饭几乎都有非洲鲫鱼，于是我们每顿饭都带酒去。
住数帆楼，洗温泉浴，饮泸州大曲或五粮液，吃非洲鲫鱼，“文化大革命”不斗这样的人，斗谁？
例二、《泡茶馆》：
3、“文化人”与“乡下人”--汪曾祺与沈从文的比较分析
J、汪是沈的“入室弟子”他的创作深受沈的影响。
沈从文突出了“乡村”的原始性，以“乡村”与“城市”对抗（《白河流域几个码头》、《鸭窠围之夜》），而汪曾祺则突出了日常生活的雅洁与情致，他的关于乡村生活印象的散文，不是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物出现的，也没有“读书人”与“乡下人”的冲突。相反，汪曾祺以他的文人的情致雅趣去掉了日常生活的粗鄙陋俗，让他的字里行间永远飘逸着书卷气。
（二）、“闲适”的当代意义：
何为“闲适”？
“闲适”是对一种超越古典境界的向往，是安静和平、追求优雅趣味的“文人”精神的表现，是边缘的和独立的、隐士式的境界的体验。它浪漫而又不狂热，充满体验、品味又对人生保持一定的距离。“闲适”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潮流，而首先是一种人生态度。
“悠闲”也是人生的一面，其必要正和不悠闲一样。
--朱自清（联系朱的“ 不悠闲”来谈）
对于当代人而言，随着竞争的激烈和生存压力的加剧以及物欲享受对于我们灵性的磨损，我们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变得焦虑、惶恐，在对物质的占有和对平面文化的消极接纳中钝化自己生命感知力和艺术鉴赏力。这种“自欺”的人生状态是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初衷相悖的。汪曾祺这类“闲适”散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我们内心中的焦虑、惶恐和物欲的膨胀，使我们的生命在日趋功利化、物质化、浅薄化的现实世界中寻找到一种新的生长点。
不过，“闲适”的追求也是有限度的。人生既然有闲适的一面，当然也应该有不闲适的一面。过于“闲适”，便会消解我们的追求热情和进取意识。现代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说过：以入世的精神创造人生，以出世的精神享受人生。这是具有哲学眼光的人生态度和生命准则。其实，所谓人生，就是“动”与“静”的统一、“入世”与“出世”的统一，追求原则与愉快原则的统一、或者说是“闲适”与“不闲适”的统一。
第六节、话剧创作的新成就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上半期的话剧文学，最初以其政治先导作用而产生过轰动效应，随后艺术危机的降临又促使其探索新生的出路。由政治上的辉煌到沉积；由艺术本体上写实主义--幻觉主义占主导地位，到多方面多层次的创新试验，20世纪中国话剧这不到十年的发展历程，格外引人注目。
70年代末，当思想解放运动还在酝酿时，话剧就率先开始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极“左”政治思潮。一大批政治批判剧和社会问题剧，在短短两三年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由于表现了当时人们最关注的政治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这些话剧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政治轰动效应。作为政治剧一种特殊形式的历史剧，在这时期也相当活跃。
进入80年代，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和艺术格局的变化，话剧面临着新的危机与困境，这就迫使话剧从自身寻找出路。在这种背景下，8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话剧，分化为现实主义话剧和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新潮话剧两大派系。
这时期的现实主义话剧，力图摆脱政治实用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束缚，真实地再现生活的复杂多样性，向人物的深层心理掘进。其中，相当多的作品，以抨击阻碍现代化事业的历史与现实的痼疾为总的主题。代表性作品当推《小井胡同》。这部作品的气派与风格，明显地受到老舍《茶馆》的影响，但又表现出艺术的独创性。
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新潮话剧，发端于上海与北京。此后，这种创新的风气，便以京沪为中心，迅速向全国蔓延，到1984年、1985年，已达鼎盛之势。这类剧作对话剧形态的革新，由单纯的形式突破发展到意蕴的开拓。在这批新潮话剧中，高行健的《车站》与《野人》最具代表性。
80年代上半期的新潮话剧，广泛借鉴中国古典戏剧、西方现代主义话剧，以及其他姊妹艺术的美学原则、表现方法和艺术手段，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路径，丰富和强化了话剧艺术的表现力，为建构中国话剧新形态，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生活经验的贫乏，思想功底与艺术功力的浅薄，这批新潮话剧的思想意蕴往往是靠图解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或人文 、社会科学理论而获得的，艺术上则往往流于手法的花样翻新。新潮话剧因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在1985年后便开始进入退潮期，并迅速走向衰微。
除现实主义话剧与新潮话剧之外，8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话剧，还有少量的浪漫主义诗剧，其代表作为诗人白桦的《今夜星光灿烂》和《吴王金戈越王剑》。
本章思考题：
1、“朦胧诗”从哪些方面给人以“新”的感觉？
2、王蒙探索之作的文学意义。
3、茹志鹃小说在新时期有什么创新？
4、“伤痕文学”对新时期文学有什么意义？
5、在表现“人”的方面，“反思文学”较“伤痕文学”有何进步？
6、“寻根文学”的文化价值。
7、8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比较分析。
8、新时期散文对传统散文有何突破？
9、新时期报告文学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
10、80年代上半期中国话剧有哪两大派系？
11、新潮话剧的成就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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