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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以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公元476年为起点，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17世纪中叶结束，前后共经历了大约12个世纪。这段历史又可分为初期（公元5至11世纪）、中期（公元IZ至15世纪）和末期（公元15至17世纪中叶）三个阶段。初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中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末期是封建社会衰亡和资本主义产生的时期。欧洲文学史上的“中古文学”指的是初期和中期的文学，末期（确切地讲应从14世纪开始）则属于“文艺复兴时期”。一、影响文学的诸要素
1．“民族大迁徙”与近代国家的雏形
西欧各国的封建制度是在罗马帝国奴隶制度解体、新的封建因素产生的基础上，同时又在日尔曼人原始公社制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两种因素错综复杂的结合，形成了西欧各国的封建制度。
侵入西罗马帝国的外族包括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但摧毁西罗马帝国的主要是日耳曼人。罗马人称他们为“蛮族”。
日耳曼人是“蛮族”世界中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集团，是最好动的民族。公元前的几个世纪里，日耳曼人分布在多瑙河以北、北海和波罗的海以南、莱因河以东、维斯杜拉河以西之间的广大地区。据史书记载，到公元1世纪末，日耳曼人已经完全定居下来，处于氏族社会解体的阶段。到公元3世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日耳曼人已经结成了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萨克逊人等许多部落联盟。公元4世纪后半期，日耳曼人各部落联盟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居住地，于是便大规模地向罗马帝国境内移动，史称“民族大迁徙”（公元376至568年）。当日耳曼人侵入罗马帝国境内时，不堪奴隶主剥削压迫的奴隶和隶农，同日耳曼人联合起来，最终于公元476年彻底摧毁了西罗马帝国。
日耳曼人在征服罗马各地后，军事贵族和亲兵们分得大量土地，成为大地主阶级。原来的奴隶从新主人手中领份地耕种，向主人缴纳赋税并服劳役，于是从这些先前的奴隶和隶农以及贫困破产的自由民中，形成了封建社会中最基本的受压迫阶级——农奴。西欧的封建社会就是这样通过土地的大量集中和农民的农奴化，逐渐完成了由氏族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自公元5世纪起，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先后建立起一系列王国，其中以法兰克王国（公元481至814年）最为强大，存在的时间最长。在查理大帝统治时期（公元768至814年），法兰克王国被建成囊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查理曼帝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之间发生内战，843年，将帝国一分为三，初步形成欧洲大陆三个主要国家的疆域：东法兰克王国（后来的德意志）、西法兰克王国（后来的法兰西）和意大利。法兰克王国的建立，标志着封建制度在欧洲正式形成。
2．基本矛盾、封建割据、城市兴起
欧洲中世纪的统治阶级是封建主阶级，封建主阶级与农奴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最基本的经济形式是封建庄园的自然经济。
与东方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不同，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割据，国王势力薄弱。为了拥有更多的财富和领地，各外族王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它们的疆域不断变化，中世纪最初的几个世纪就是处在这种混战的状况中。从1096年至1270年，西欧各国的封建主阶级又以收回“圣地”为借口，先后发动了8次十字军东征，把掠夺的手伸向地中海东岸各国。
由于封建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加上连年的战争，生产破坏，土地歉收，瘟疫流行等因素，阶级矛盾十分激烈，农民不断发起反抗斗争。到公元10至11世纪，随着城市的兴起并迅速发展，产生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层（工商业者），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日趋复杂。市民阶层在政治上没有权力，而且也受封建主的压迫，于是就和农民一起反抗封建主。在整个中世纪，反封建斗争始终显得很活跃。
3．基督教神学统治
欧洲中世纪的又一大特点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基督教文化主宰着一切世俗文化。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犹太人是众多受苦受难民族中受苦最深的一支，在犹太教中有一种传统思想，相信上帝耶和华将派“救世主”（希腊语为“基督”）来拯救上帝的“选民”——犹太人脱离苦难。这种“救世主”的观念颇能适应绝望的人们的需要，成了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在犹太教的影响下，基督教消除了民族界限，成为一切受苦受难者祈求信仰的宗教。早期的基督教徒都是罗马帝国的下层人民，正如恩格斯所说：“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早期的教徒不分种族，不歧视被压迫阶级，只要信奉耶稣，就可成为教徒。他们仇恨富人，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具有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精神。随着基督教的日益发展，信徒中的富有者不断增加，并逐渐取得领导地位，到公元2世纪后期，基督教就从最初“受苦受难人”的宗教蜕变为富有者、统治阶级的宗教。公元392年，基督教被正式定为罗马国教。至此，基督教就成为罗马帝国的精神支柱，成为统治阶级麻醉和统治人民的有力工具。
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创立了一整套基督教神学思想，竭力树立神的绝对权威，歌颂上帝的仁爱，鼓吹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思想，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教会为其思想体系创立了理论基础——原罪说，并通过教会文学大力宣传。《圣经·旧约·创世纪》中写道：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由于经不住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违背了上帝的禁令，犯了大罪（即原罪），被上帝逐出乐园，来到充满灾难和艰辛的大地上接受惩罚。基督教认为人类始祖的这一大罪要在人类中世代相传，人一生下来就负上了祖先的罪孽，人类将在世上终身受苦，放弃一切世俗欢乐的欲念，顺受忍耐，刻苦修行，努力赎罪，才能求得来世解脱，进入天堂，享受上帝的恩典。
教会进行神权统治的主要武器是《圣经》。僧侣们随意解释《圣经》，制造出种种适合封建统治需要的“理论”，树立了许多宗教人生伦理准则，如“七德”（谨慎、节制、坚强、正直、信仰、希望和仁爱）、！’七恶”（骄傲、妒忌、愤怒、懒惰、贪婪、暴食和好色），以及“君权神授”等等。《圣经》成了信仰、生活和一切言行的依据，知识、真理的渊源，区分是非善恶的标准。
教会神权统治的另一恶果是它对古代文化的严重摧残。在中世纪初期，由于封建主热衷于征战，轻视文化，致使僧侣们取得了独占文化教育的地位。在民族大迁徒时期，欧洲的古代文化已经遭到破坏，而教会更把与基督教教义相抵触的信仰和学说视为“异端”加以排斥，甚至力图消灭。教会对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十分敌视，想方设法销毁古代的文物典籍，只保留一部分有利于基督教的古代文化，导致文化发展的断裂。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教会把一切世俗文化纳入神学的范畴，为宗教服务：把哲学当做“神学的婢女”，把科学看作“宗教的仆人”；文学艺术被用来为宗教服务，诗歌的作用是写圣歌和祈祷词，音乐的作用是唱赞美诗，散文是写仟悔录和圣徒、教父传，戏剧成为搬演圣经故事和圣徒事迹的宣传形式；而修辞学则成为说教布道的艺术。这种基督教文化唯我独尊的现实，严重地束缚了文化的发展，扼杀了学术的生机，整个中世纪欧洲的科学文化发展相当缓慢。二、文学状况
宗教色彩，象征、寓意、梦幻、神秘色彩，民间文学色彩以及开创性．是中世纪文学的突出特征。
教会文学是基督教盛行的中世纪欧洲的正统文学，主要作者是教会僧侣。
教会文学取材于《圣经》，体裁有圣经故事、圣徒传、祷告文、赞美诗、圣徒言行录、梦幻故事、奇迹故事、宗教剧等。创作目的是宣传基督教教义，直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主要内容是赞美上帝的权威和歌颂圣徒的德行，宣扬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思想。手法上以梦幻、寓意和象征为主。
教会文学脱离现实生活，主要是搬演《圣经》中的经文、故事，缺乏深刻的思想性和真实性，艺术性较差，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严重。因此，教会文学不能成为中世纪欧洲进步文学的代表。
骑土文学是西欧封建骑士制度的产物，是世俗封建主文学。
所谓骑士，就是封建领主的武装侍从。在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各封建主为了占有大量的领地和资源而养了许多武士。他们为主人打仗，并从主人那儿得到奖赏而成为小封建主，形成骑士阶层。开初，骑士的社会地位较低，后来，在多次十字军东征中，随着战争的需要，骑士的地位大大提高。形成了”忠君、护教、行侠”的“骑士精神”。骑士们酷爱“荣誉”，把为自己心爱的贵妇人去冒险和取得胜利、博得贵妇人的欢心视为最大的荣耀。骑士身上既有忠君、护教，维护封建制度的一面，又具有除暴安良、保护妇女、尊敬老人的一面。骑士文学反映了大量骑士与贵妇人之间的“典雅的爱情”，肯定对现世生活和幸福的追求，这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无疑是对基督教禁欲主义、来世主义思想的极大冲击，显示出较强的反教会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骑士文学以描写骑士爱情和冒险故事、宣扬和美化骑士精神为基本内容，盛行于公元11至13世纪西欧封建制度巩固繁荣的时期，以法国的骑士文学成就最高。有骑士抒情诗和骑士叙事诗两种。
骑士抒情诗的中心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其作者主要是封建主和骑士，但也有少数社会下层出身的人。普罗旺斯抒情诗在艺术方面受民间诗歌的影响较大，但内容则是描写骑士们的所谓“典雅的爱情”，其中心主题是骑士对贵妇人的爱和崇拜、最常见的普罗旺斯抒情诗的形式有牧歌、破晓歌、夜歌、怨歌以及感兴诗和十字军歌等。其中以破晓歌最为有名，写的是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前依依惜别的情景，抒发了现世的个人爱情，描写了不同等级间的恋爱关系，具有反禁欲主义和封建等级制度的特色。在艺术方面，骑士抒情诗写的是现世生活，具有现实性，而且注意心理描写。它从民间诗歌中吸取养料，形式多样，诗律严谨，语言也形象生动，富于音乐性。在普罗旺斯抒情诗的影响下，法国北部、德国和意大利的抒情诗也逐渐发展和流行起来，它为文艺复兴时期抒情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骑士叙事诗又称骑士传奇，其中心在法国北部。这是一种长篇叙事诗歌，一般长约数千行，也有逾万行的。内容是写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情，写他们为获得荣誉和博得贵妇人的青睐，除长驱魔、降龙伏虎，以及他们为了护教而征讨异教徒的故事。骑士叙事诗缺乏历史的根据，带有明显的虚构性。骑士叙事诗的题材或取自古希腊罗马故事，或取自亚瑟王的故事，或取自拜占庭的历史传说，因而可分为三个系统：即古代系统、不列颠系统和拜占庭系统。古代系统根据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作品改写而成，著名的作品郁亚历山大传奇》、（洛伊传奇》和《埃涅阿斯传奇》等。不列颠系统主要写不列颠王亚瑟和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这些故事以亚瑟的12名骑士围坐在圆桌旁叙述爱情和冒险经历的形式，反映了骑士的愿望和理想。这组作品数量很多，是发展得最充分、最典型的骑士叙事诗。重要的作品有《特里斯丹和伊瑟》、《朗斯洛或小车骑士》、《伊凡或狮骑士》等。《特里斯丹和伊瑟》在德国、法国流传最广，而且表现出一定的反封建精神。作品取材于不列颠凯尔特人的传说。康瓦尔王马尔克派他的外甥特里斯丹到爱尔兰去为他迎娶公主伊瑟。伊瑟的母亲给伊瑟和马尔克准备了一种魔汤，在结婚时喝了便能彼此永生相爱。但是，特里斯丹与伊瑟误饮了魔汤而产生了不可克制的爱情。伊瑟虽同马尔克结了婚，但一心热恋着特里斯丹。马尔克对他们进行种种迫害，终不能制止他们的爱情。最后，两人殉情而死。作品歌颂了真挚的爱情，对封建的婚姻提出了抗议。拜占庭系统是根据与拜占庭的历史和传说有关的故事写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13世纪法国的《奥卡森和尼柯莱特》。这部叙事诗采用散韵结合的文体，叙述了贵族公子奥卡森违背父亲意志，不顾保家卫国的骑士职责，与一个女俘恋爱，经过斗争、逃亡、飘流而终成眷属的故事，反映出骑士精神的衰落，表现出反封建思想的萌芽。
骑士叙事诗是封建主阶级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美化了封建贵族的生活和道德，掩盖了他们寄生与残暴的本性。但其中也表现出一些反禁欲主义、反封建婚姻礼教、肯定现世生活等积极因素。在艺术方面，骑士叙事诗的人物、情节和环境大都是虚构的，甚至是离奇的；但这类作品以一两个主人公的经历为线索来组织长篇故事的结构方式，情节生动，注意人物刻画和心理描写，对以后欧洲长篇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中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出现了一批歌颂封建时代理想英雄人物的长篇史诗。从作品形成的时间和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前期英雄史诗和后期英雄史诗两种。
前期英雄史诗成书于中世纪初期，是氏族社会末期各部落的民间集体创作。这类史诗反映的是氏族社会末期的历史事件和部落英雄的光荣事迹，具有较浓的神魔色彩、巫术气氛和异教色彩。著名的作品有日耳曼人的一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史诗《贝奥武甫》、日耳曼人的《希尔德布兰特之歌》、芬兰的《卡勒瓦拉》（又译《英雄国》）、冰岛的《埃达》和《萨迪》等。其中，《贝奥武有》是流传至今的前期英雄史诗中保存最完整的一部，用古英语写成，共3182行，分上、下两篇。大约成书于公元7、8世纪之间，但诗中反映的事件是在公元6世纪，即盎格鲁·萨克逊人还在欧洲大陆时的生活。史诗上篇《鹿厅》讲述的是瑞典南部的高特王赫依拉的外甥贝奥武甫率领14名武士渡海前往丹麦，帮助丹麦斩除巨怪葛婪代及其母亲的故事；下篇《屠龙》讲述赫依拉父子战死后，贝奥武甫当了国王，维持了50年的和平后，国内发生了看守宝藏的火龙因失窃了金杯向高特人报复的火龙灾害，年迈的贝奥武甫再次率领武士杀死火龙，自己也受重伤牺牲的故事。史诗刻画了一个英勇无比，见义勇为，大公无私，慷慨仁爱，勇于自我牺牲的氏族英雄形象，体现出部落人民关于英雄的理想。作品中既有历史成分，也有传说因素。诗中人物性格鲜明，结构严谨，选材集中，层次清晰，语言富于形象的比喻。
后期英雄史诗是中世纪中期，封建国家逐渐形成和封建制度发展以后的产物。后期英雄史诗的中心主题是爱国主义。诗中的英雄具有忠君爱国，英勇善战的高尚情操。有的作品中还出现了人民心目中的理想君主形象。后期英雄史诗一般都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基础，经过艺术加工而成。最著名的后期英雄史诗有法国的《罗兰之歌）（1080？），西班牙的《熙德之歌》（约1140年），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约1200年），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1185～1187年）等。
《罗兰之歌》是后期英雄史诗中最杰出的作品。它在公元11世纪中叶以前已经开始流传，约于11世纪末12世纪初编定，全诗4002行，用罗曼方言写成。史诗以公元777至778年查理大帝远征西班牙的史实为基础加工而成，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查理大帝遣使受降与迦奈隆叛变投敌。查理大帝远征西班牙已经历时7年，整个西班牙只剩下信奉伊斯兰教的萨拉哥撒一地还未征服。当查理大帝的大兵压境时，萨拉哥撒王马尔西勒接受了部下白狼康了假降的建议，决定派遣使臣前来求和。查理大帝决定遣使受降，并采纳了罗兰的提议，派罗兰的继父迦奈隆为使臣，前往谈判。由于任务艰巨危险，迦奈隆对罗兰恨之入骨，并决心伺机报复。在谈判中，迦奈隆被马尔西勒用重金收买，背叛了查理大帝。他替马尔西勒出计骗取查理大帝的信任，让查理大帝班师回国，并同敌人定下毒计：建议马尔西勒派重兵袭击查理大军的后卫。第二部分主要写马尔西勒伏击法军及罗兰奋战身亡。迦奈隆回来后，用巧言骗得查理大帝的信任，使查理大帝和罗兰都没有察觉马尔西勒的假降和迹奈隆的投敌叛变，于是决定收兵返回法兰西，并接受迦奈隆的建议由罗兰率领2万精兵作为后卫部队。当罗兰的后卫部队行至隆世福山谷时，中了10万敌人的伏击。罗兰率军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罗兰也英勇战死。临终前，他吹响了号角，查理大帝闻声后即刻回师，一鼓作气歼灭了全部敌人，为罗兰及全体殉难将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第三部分主要写查理大帝回国后将迦奈隆四马分尸，并同时处死了30个为叛徒迦奈隆辩护的亲戚。
爱国主义是这部史诗的基本主题，爱国思想在罗兰形象上得到集中体现。他英武刚毅，忠于祖国，把保卫“可爱的法兰西”当作自己的天职，在战场上更表现出非凡的英雄气概，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直到战死沙场。他忠于查理大帝，他的忠君思想是和爱国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迦奈隆则是贪生怕死、背叛祖国和君主、残害忠良的反面角色，通过这一形象以及他的可耻下场，衬托出罗兰的高尚情操。
史诗中的查理大帝是个理想化的君主形象。他正义仁慈，英明勇敢，威名远扬。塑造这样一个贤明、刚强、能保卫祖国、又能制服封建主叛变的国王，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罗兰之歌》以公元8世纪时查理大帝出征西班牙的史实为依据，但为了揭示主题，史诗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艺术虚构和艺术加工。公元778年，查理大帝远征西班牙，因国内发生叛乱而返回，途中遭到巴斯克人的袭击。《罗兰之歌》以此为素材，将历史上只有几天的战争写成历时7年的征讨异教徒的大战，还把当时36岁的查理描写成200岁高龄的白发老人；而叛徒迦奈隆的形象却纯属虚构。另外，史诗的事件被写成征讨异教徒、保卫基督教的战争，对查理大帝形象的美化，罗兰忠君一面的过分强调，罗兰死后升入天堂等等都表现出明显的人为修饰倾向。
艺术上，《罗兰之歌》情节单纯集中，结构紧凑，主题突出；人物性格鲜明、生动；保留了民间创作粗犷自然的风格，并且成功地运用了重叠和对比等创作手法。
除了长篇英雄史诗外，到14世纪以后，一种被称为“谣曲”的短篇故事诗在欧洲许多国家的民间流行起来。其内容以描写生活的悲剧或历史题材为主，不少作品中着力塑造下层人民喜爱的英雄，具有较浓的平民意识。最有名的是英国的关于绿林豪侠罗宾汉和他的伙伴们的谣曲。
城市文学是反映中世纪城市生活和新兴市民阶层思想愿望的文学。公元11世纪后，欧洲各国出现了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市，市民阶级的出现使得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市民阶级为了争取独立和发展自己的利益；与封建主展开了长期斗争，矛盾尖锐。同时，随着城市政治、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内部也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彼此间的矛盾也不断加深。
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阶级不仅提出了政治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文化要求，到11至13世纪，产生了具有反封建反教会性质的城市文化，出现了非教会的学校和反教会“异端＂ty动，打破了基督教文化的垄断地位。
城市文学就是适应市民的政治要求和生活愿望，在非教会的世俗文化土壤中应运而出的。它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揭露封建主和僧侣的暴虐、愚昧和虚伪，赞颂市民的才智，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它的主要创作手法是讽刺。作品语言生动鲜明，风格朴素活泼。其主要体裁有韵文故事、讽刺故事诗、抒情诗和市民戏剧等。
韵文故事（又称笑谭）是一种诗体小故事，是从民间歌谣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它主要采用滑稽逗笑的手法嘲讽现实生活中各种丑恶的人情世态，具有强烈的讽刺性。教士是经常被嘲笑的对象，他们的欺诈行为和贪婪本性被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充分表现出市民文学的反教会倾向。法国的《驴的遗嘱》写某教区主教控告一教士把一头死驴埋葬在教会墓地，犯有亵读神灵的大罪，教士急中生智，说驴在遗嘱中决定将生前积攒下的20个银币捐献给主教，那主教便改口说愿上帝饶恕它的一切罪过。由此可见，教会的神圣教规也是随教士的利益而灵活变化的。此外，法国的《农民医生》、《农民舌战天堂》，德国的《神父阿米斯》等都是有名的韵文故事。
讽刺故事诗的代表作是法国的《列那狐的故事》。它是中世纪市民文学最重要的作品。《列那狐的故事》是在动物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约在公元9至11世纪，法国广泛流传着动物故事，到公元12世纪后，形成了一批以列那狐为中心形象的故事诗。《列那狐的故事》产生于12世纪70年代到13世纪中叶，共包括27组故事，计3万多行。
《列那狐的故事》以动物讽喻现实，通过动物间的斗争来反映城市内部各阶层间的矛盾冲突。其中，列那狐与伊桑格兰狼之间的斗争是主要内容。列那一生诡计多端，善于应变，而伊桑格兰狼却贪婪、粗鲁、愚蠢，总是上列那的当而大吃苦头。列那狐是市民的化身，在它身上体现出市民阶级的双重性：一方面它与象征豪门权贵的狮、狼、熊、驴等大动物斗争，表现了市民阶级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抗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欺凌和残害象征贫苦下层人民的麻雀、乌鸦、鸡、兔等小动物，表现了市民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矛盾。诗中运用喜剧手法，通过动物的形象歌颂了市民阶级的机智，讽刺和嘲弄了贵族、僧侣等统治阶级，格调幽默诙谐。
法国的长篇故事诗《玫瑰传奇》是中世纪市民文学中一部风格独特的作品。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写于13世纪ZQ年代，下部写于13世纪BO年代。整部作品用象征、梦幻的手法，描写“情人”经过种种努力，排除各种阻挠，最终获得“玫瑰”（恋人）的梦幻故事。但两部分的思想内容完全不同。上部基本上是宣扬骑士“典雅的爱情”的贵族文学作品，下部则突破了狭隘的爱情主题，明显地反映了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贵族特权、反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等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成为后来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
13世纪后出现的市民抒情诗也是中世纪城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著名的市民抒情诗人是法国的吕特博夫（1230？一1285？）和维庸（1431？一1463？）。他们的诗被认为是抒情诗的最早成就。吕特博夫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考，大致知道他是个出身贫寒的专业行吟诗人。他的诗歌作品，保存下来的有宗教诗歌和个人抒情诗。个人抒情诗主要有《吕特博夫的穷困》、《吕特博夫的婚姻》、《吕特博夫怨歌行》、《吕特博夫之死》等。他在诗里坦诚地抒写自己贫穷潦倒的生活和悲苦的情怀，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的苦难。他摒弃了单纯歌咏爱情的做法，使诗歌成为反映日常平凡生活的文学。他是法国文学史上在诗歌中强烈、真实和诚恳地表现个人内心活动的最早范例。维庸出身平寒，幼年丧父，被一个有地位的教士收养。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他成了一个玩世不恭及带有小偷小摸习气的青年，一生入狱多次，几乎死于绞刑。但他在诗坛上的美名和他品行不端的恶名同样远近皆知，因此，每当他被囚禁或将被处决时，总有名公贵人为了“怜才”而向他伸出援救之手。他的主要作品是《小遗言集》（1456）和《大遗言集》（1461）。他在诗中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同时，还写了许多人间不平之事。但作品中颓废情绪严重，他认为不管是富贵者还是贫贱者最后都免不了一死，死后全部长眠地下，毫无区别。维庸诗歌的动人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声，是感情的自然流露。．14世纪后，从；民间杂耍表演和宗教奇迹剧、神秘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民戏剧开始流行，其主要剧种有道德剧、傻子剧和笑剧三种。道德剧以宣扬市民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内容，目的在于劝善惩恶，通过寓意的手法，将抽象的道德观念拟人化。傻子剧通过装痴卖傻的舞台人物形象达到嘲讽贵族和教士的目的。笑剧是市民戏剧中最受群众欢迎、最富现实意义的剧种。笑剧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以市民作为主要反映对象，表现人情世态，生活气息较浓，风格诙谐，充满戏谑和嘲弄。它最初作为穿插于宗教剧中的“幕间剧”而演出，后来独立出来。最有名的笑剧是法国的《巴特兰律师》，写巴特兰律师与羊倌串通一气捉弄布商，最后律师又被羊倌所捉弄。剧中赞扬了巴特兰律师的狡猾和羊倌的机智。揭露了商人的贪婪和法律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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