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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俄，工业生产日益集中，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些国家争夺国际市场，继续执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剥削殖民地人民，引起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反抗，也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巴黎公社起义给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斗争方向，从七十年代开始，欧洲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相继获得新的发展，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但在工人运动内部，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一时期出现了英国的费边主义、工联主义，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俄国的孟什维主义，特别是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等，这些机会主义派别先后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严厉谴责和彻底揭露。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各国工人运动的左派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欧洲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反封建斗争，继续开展。在北欧各国，经济上也有所发展，自由资产阶级或地主富农占统治地位，改良主义的影响较大。
二十世纪初，国际革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俄国。1905年在俄国爆发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为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
这一时期，在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力量面前，资产阶级为了竭力挽救自己的衰落，除了用武力公开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还从思想上向无产阶级进攻，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潮。法国的泰纳继承实证主义哲学，用实验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和精神活动，认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受着共同规律的支配，得出“罪恶和道德是同糖和硫酸一样在产品”的错误结论，从而否定了社会现象和精神活动的阶级内容。他认为人完全受制于物质环境，抹杀了人对环境的改造作用；并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提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三大要素的理论。泰纳的决定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七、八十年代，对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化思潮发生过重大影响。
九十年代在法国产生的以柏格森(1859-1941)为代表的直觉主义哲学，反对泰纳的决定论，强调人的主观认识作用。他认为唯一的现实乃是藏在粗糙的物质外衣下的“永恒的生命洪流”，人们只有通过直觉、本能和感情进入“永恒的生命洪流”，才能认识一切事物的实质。柏格森的直觉认识论是一种反理性、反科学的神秘主义。
反理性、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还突出地表现在德国尼采(1844-1900)的超人哲学中。尼采以反对资产阶级传统道德、反对基督教的面貌出现，鼓吹意志的力量，断言这种力量是自然和社会中一切过程的动力。他否定人类的进步，蔑视人民群众，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超人哲学，认为弱肉强食是一切生物的本性。尼采的反动哲学是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是后来法西斯统治的理论基础。
十九世纪末，对欧洲各国思想界产生深广影响的，还有上一时期就已出现的德国叔本华(1788-1860)的悲观主义哲学。叔本华也否定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否认历史上任何进步现象，宣称世界是由盲目的、非理性的、荒唐的意志统治着的。他的“唯意志论”助长了十九世纪末的悲观主义思潮，而且和尼采哲学一样，成为后来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
对欧洲这一时期思想界影响很大的另一种学说，是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1856-1939)的心理学。弗洛伊德认为“下意识”，特别是“性的本能”，决定了人的意识和一切社会活动；他歪曲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为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罪恶辩护。
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很多，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外，还先后出现了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公开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的文学，这反映了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的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些流派和上述的思潮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无产阶级文学在上一时期已经发挥革命的战斗作用，1871年以后，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中，自然主义首先产生于法国。六十年代中期，泰纳的学生左拉在他一系列的论文中探讨自然主义的理论；随后，为了进一步明确他的观点，又提出“实验小说”的口号。按他的看法，小说家不单是要把事实“客观地”记载下来，而且应该用所描写的事实来证明某一科学定理(如遗传学的定理)。小说家的创作实践就像科学试验，要把人放在依据事实创造出来的环境中，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左拉还认为小说家在研究和描写事实时不应作出判断，小说家应该是超党派、超政治的。左拉和泰纳一样，用自然规律来代替社会规律，抹杀人的阶级性。同时，他把艺术创作和实验科学等同起来，实际上是取消了艺术的存在。根据自然主义原则写成的作品，总是着重对生活琐事、变成心理和反常事例本身的详细描写，缺乏具有社会意义的艺术概括，歪曲事物的真相，模糊事物的本质，把读者引向悲观消极，丧失对社会前途的信心。自然主义对当时欧洲文坛的影响很深。许多作家如法国的莫泊桑、挪威的易卜生、德国的霍普特曼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自然主义的倾向。八十年代末，在德国还产生了以史拉夫和霍尔茨为代表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
八十年代首先在法国产生的象征主义诗歌，是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颓废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流派之一。象征主义理论家、诗人马拉美认为，诗歌应当表现“理想世界”，这种“理想世界”是理性所不能把握的，是超现实的，只能通过象征去予以暗示。对他说来，诗是一种隐晦的、谜语式的寓言，如果直陈其事，那就已经将诗歌四分之三的快感取消了。象征主义抛弃了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反对如实地描写客观世界，反对诗人明确地表现自己的思想，要求艺术家逃遁到奥秘的个人内心世界中去。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和同一时期哲学领域中的直觉主义相呼应的。象征主义宣扬艺术至上，逃避现实，破坏了思想逻辑和语言规范，把诗歌引向歧途。象征主义诗歌的形式主义，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其他国家颓废诗歌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影响，它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对王尔德所代表的英国唯美主义也发生了影响。
八十年代末，资产阶级维护其反动政治阵地的企图，在当时文学领域里也得到强烈的反映。有些作家，如法国的巴莱斯、德国的李林克隆，从陕隘的民族主义出发，歌颂强权，宣扬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此外还出现了维护和粉饰殖民主义的文学，英国的吉卜林把推行殖民主义政策说成是白种人的“神圣义务”，法国的洛蒂则用异国情调的描写掩盖殖民掠夺政策的实质。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各国的发展参差不齐。在西欧，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最大，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和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有较突出的成就。英国有哈代、肖伯纳等作家。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时期才繁荣起来，出现了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等作家。这一时期西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作品中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谴责上层社会道德的堕落，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感到忧虑，不满于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势力的日益猖獗。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彷徨苦闷情绪。这些作家不了解或者惧怕无产阶级革命，并受到唯心主义哲学、自然主义和颓废文学等多方面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不能正确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批判的成分和无可奈何的沮丧心情往往结合在一起。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真实地表现正在成熟壮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往往歪曲、丑化劳动群众。和上一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相比，这些作品中的个人反抗和人道主义思想虽然也有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同情人民的一面，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其消极的一面显得更为突出了。
在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各国，随着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形成和发展起来，特别是波兰、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
在西班牙，培尼托·贝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和维森托·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创作了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加尔多斯的《民族演义》(1873-1912)共四十六部。全书以十九世纪西班牙资产阶级五次革命为背景，从1805年西班牙人民反抗拿破仑入侵开始，到1875年资产阶级政府垮台，封建势力复辟为止，展示了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的广阔画面。伊巴涅斯的《茅屋》(1898)突出地表现了在封建地主压迫下，西班牙农民的悲惨命运。伊巴涅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发表过《启示录四骑士》(1916)。这部作品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暴露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在欧美很受欢迎。
在北欧，七十至八十年代，批判现实主义在挪威获得很大发展。“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易卜生创作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剧”，揭发资产阶级的伪善和守旧，描绘出挪威中小资产者的心理面貌，对当时欧洲的戏剧改革作出了贡献。
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代表作家是列夫·托尔斯泰，他的后期作品对当时国家、教会、社会和经济等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反映出1861-1904年整个时期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特点以及它的威力和局限，表达了俄国农民群众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和情绪。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局限也很明显，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以后，俄国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他们不可能站在时代最先进的思想高度上，真实反映人民的伟大历史运动，其作品中的批判成分往往和反对革命的种种因素混合在一起。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也建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思维和存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论述，科学地揭示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所理解的不同，文学是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并积极影响着社会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揭示出作为上层建筑现象之一的文学，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反过来对基础起着巨大的反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为文学的阶级性原理、文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原理，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学的商品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文学创作的敌对性原理。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使文学理论从此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光辉著作中，还直接论述和涉及许多文学问题。他们在文艺领域里的斗争，主要是为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在文艺中争取地位。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这是对革命作家的伟大号召，号召他们表现已经参加了五十年战斗的无产阶级。
二十世纪初，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进入一个新阶段。列宁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在文艺领域里进行的斗争，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创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艺。他在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是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纲领性文献。当时，包括文学书刊在内的出版物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革命斗争要求无产阶级出版物更自觉地、公开地用党的思想教育人民，更有成效地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列宁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粉碎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创作自由”，指出写作事业必须以党的思想为指针，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
这一时期，无产阶级文学经过几十年的酝酿，积累了经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获得了重大成就。七、八十年代产生的巴黎公社文学，反映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昂扬的斗争精神。著名的《国际歌》传遍世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巨大精神武器。在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文学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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