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中古印度尼西亚文学

  第一节 概述
  印度尼西亚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民族,据一些史学家考据,最早生活在亚洲大陆的东南部,是属于同一个语言文化的种族,后来才迁徙东南亚诸岛。由于山川海洋的阻隔和生产力水平的差别,各地区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导致各地区各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的日益差异,终于形成因地而异的多样化的文化。其中以爪哇文化、马来文化、巽达文化、巴厘文化等最为发达。印度尼西亚的古典文学就是由属于这些不同文化的爪哇古典文学、马来古典文学、巽达古典文学、巴厘古典文学等所组成,而以爪哇和马来的古典文学为主。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全国统一的封建文化,因此也就不存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古典文学。从总的发展情况来看,由各族古典文学所组成的印度尼西亚古典文学大致可分成三类,代表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民间口头文学
  这是外来文化影响和书面文学出现之前印度尼西亚民族固有的文学形式。这类民间口头文学源远流长,产生的年代大都无法考溯,主要有神话传说、动物故事、谐谑故事、咒辞、谚语、谜语、民歌民谣等。神话传说的内容大都与古代人的生产活动和原始信仰(万物有灵论)密切相关。如解释人类的起源,山川的由来,万物的变化等,反映古代人企图借助想象来解释和征服自然力的愿望。在动物故事中,最受劳动人民喜爱的是《小鼷鹿的故事》。这是一部生动有趣而又寓意深刻的民间故事,通过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和持强欺弱反映古代劳动人民对社会强暴的鄙视和憎恶,以及对受欺压者的赞扬和同情。故事中,象老虎、鳄鱼等代表林中豪强的兽类都被描绘得十分残暴、贪婪和愚蠢、而象小鼷鹿、小山羊这类善良的弱小动物个个都成了聪明机智、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正面形象,它们总是能以自己的智慧和相互支援不断挫败猛兽们的袭扰和欺凌。从故事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上分析,这类故事可能出于阶级社会形成之后,似乎已受到古印度文学的影响。谐谑故事也是属于较晚的民间口头创作,其中有些故事(如《勃拉朗大伯》等),直接揭露和讽刺了国王的昏庸无道以及财主的骄奢淫逸。
  咒辞是在和神话传说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原始的诗歌形式,它是一种念咒的口语套式,一般由叫“巴旺”的祭司主持念咒仪式。这是古代人希图借助于有节奏的语言的力量来影响和感染“超自然力”,去为他们征服自然,消灭敌人和禳灾祛病。但咒辞严格地说,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诗歌,真正的诗歌始于民间歌谣,而最能代表印度尼西亚诗歌基本特色的是“板顿”。板顿诗又叫马来民歌,一般由四句组成,前两句是引子,后两句才是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引子往往述说一种譬喻,但与中心思想并不一定有意义上的直接连贯,有的只是为了提供韵脚。板顿诗格式规整,隔句押韵,重顿挫和节奏,富于音乐感,吟唱起来顺口悦耳。下面举两首为例:
  胡椒树枝长得旺,
  椰子跌落棚屋旁。
  宁愿耐心求稳当,
  性急日后要懊丧。
  
  姑娘蘸墨作书简,
  箱中缝针头儿断。
  只因你我相爱怜,
  悲欢苦乐都心甘。
  板顿诗取材广泛,以表达爱情者居多,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人民喜闻乐见的最基本的诗歌形式。它对印度尼西亚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受古印度文化影响时期的古典文学
  这主要出现在各地封建王朝兴起之后。印度尼西亚何时开始进入有阶级的社会,仍是史学界聚讼纷纭的问题。一般认为,公元一世纪前后有些地区就已进入奴隶社会,到七、八世纪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如苏门答腊和爪哇岛则已出现象室利佛逝和夏连特拉那样强大的封建王朝。在已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地区,婆罗门教和佛教成了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我国高僧法显在414年到达爪哇时就提到了“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注:《法显传》。)。七世纪末,我国义净和尚访问室利佛逝时描写当地的情况是“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学读,乃与中国无殊。沙门轨仗,悉皆无别”(注:《海南寄归内法传》。)。可见,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古印度的宗教文化在印度尼西亚已占统治地位,甚至到了今日,巴厘岛上的印度教仍然十分盛行。印度尼西亚的古典文学,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受印度梵文文学的直接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体裁,甚至于人物情节基本上都取自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其他著名的梵文文学作品。尤其是爪哇古典文学,可以说是从移植印度两大史诗开始的,后来结合本国的实际和需要进行仿效和再创作,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爪哇民族特色的文学。
  印度梵文文学何时传入,目前无可查考,但在举世闻名的婆罗浮屠大佛塔(建于九世纪夏连特拉王朝时期)的廊壁上已有大量的佛本生经故事的浮雕;在另一个著名的罗罗?章格朗陵庙的浮雕中也可看到许多《罗摩衍那》的人物故事。这说明在大佛塔和陵庙修建以前佛本生经故事和史诗故事就已流行于世。有人认为,在九世纪就已经有了用古爪哇文改写成散文的《罗摩衍那》,但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写本是十世纪末爪哇马打兰国王达尔玛旺夏授命宫廷作家用卡威文(一种用梵文字母拼写的古爪哇文)译述《摩诃婆罗多》的九个篇章。
  十世纪马打兰国王达尔玛旺夏统治时期,东爪哇成了文化中心,宫廷文学得到迅速的发展。为了使文学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爪哇宫廷作家在译述印度梵文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模仿梵文诗的形式和格律创造出一种用卡威文写的梵体诗——“格卡温”。他们借用印度史诗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进行再创作,用隐喻或暗示的手法为自己的帝王歌功颂德。最著名的格卡温诗是写于十一世纪初的《阿周那的姻缘》。这是取材于《摩诃婆罗多》的神话故事,叙述英雄阿周那在修行的时候应众神的要求回去消灭侵扰天廷的罗刹,恢复了天廷的安宁。作者恩蒲?甘哇以英雄阿周那暗喻国王爱尔朗卡,歌颂他统一复国的丰功伟绩。据说这是爪哇宫廷作家自己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同时也被人誉为格卡温诗的典范。
  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即柬义里王朝和新诃沙里王朝时期,是格卡温诗的鼎盛时期,作家辈出,作品繁茂。著名的作品有恩蒲?达尔玛札于1115到1130年之间写的《斯玛拉达哈那》(爱神的焚烧)。这部格卡温诗取材于印度《鸠摩罗出世》的故事,但内容多有不同,是为歌颂国王卡默斯哇拉而作的。恩蒲?塞达和恩蒲?巴努鲁合写的《婆罗多大战记》(1157)也是被誉为格卡温诗中的杰作。这部取材于《摩诃婆罗多》般度族与俱卢族大战的故事,据说也是为了借花献佛,歌颂柬义里国王查雅巴雅在王室内战中取得的胜利。此外,著名的作品还有恩蒲?丹阿贡的《卢莆达卡》和《威烈达珊扎雅》(鸿雁使),前者是为歌颂庚?阿洛王而写的;后者是一部有关格卡温诗体的创作理论和技巧方面的论述。
  至十四世纪麻喏巴歇王朝时期,印度梵文文学的影响已逐渐衰减,这时期的作品已不再单纯取材于印度史诗故事,而改为直接取材于本国的历史事件;人物也不再是印度的神话人物,而是本国的帝王将相,也就是说爪哇的民族色彩更为浓厚。宫廷作家恩蒲?帕拉班札写于1365年的《纳加拉克达卡玛》(国家兴盛史)就是以描写本国帝王哈奄乌禄和名宰相卡查?玛达的文治武功为内容的。作者对王室的系谱、王朝的兴旺、社稷的繁荣、宗教的传布等记述颇详;与另一部名著《巴拉拉敦》同被视为最有史料价值的作品。以印度教神话为内容的作品也表现出明显的爪哇化,例如《丹杜?邦克拉朗》这部有名的散文作品,把湿婆说成是创造第一对爪哇男女的大神,而把爪哇的第一位君王说成是毗湿奴大神的化身。爪哇化也表现在诗歌形式上,长期流行的格卡温诗体这时也逐渐为更具有爪哇民歌情调的“吉冬”诗体所取代。吉冬诗大都以本国的历史人物和民间传奇为内容,有些吉冬诗如著名的《巽达雅那》、《达玛尔?乌兰》等已摆脱印度文学的传统影响,更直接地反映爪哇人民的爱憎感情。此外,一种叫班基故事的爪哇民间传奇小说也在这个时期大行于世,表明本土文学的日益发展。班基故事完全是爪哇故事,描写戎牙路王子伊努和达哈公主赞德拉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两人本已订下婚约,可是遭到邪恶王妃的破坏,赞德拉被迫女扮男装出走,伊努为寻回未婚妻走遍天涯,历经艰辛,最后终于战胜邪恶,两人结成美满的婚姻。班基故事有许多传本,情节各有出入,但主题和主人公大同小异。班基故事不仅在爪哇脍炙人口,还流传到马来亚、泰国、柬埔寨和缅甸一带(那里称之为伊瑙故事),对那些国家的文学也有不小的影响。麻喏巴歇王朝时期还兴起一种叫“哇扬”的皮影戏,这种具有爪哇特色的民族戏曲把许多古典名著和民间传奇故事改编为传统剧目,深受人民的喜爱。爪哇的许多古典文学作品所以能广泛流传至今是与哇扬戏的普及分不开的。
  三、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时期的古典文学
  随着伊斯兰教于十三世纪末传入印度尼西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逐步取代了几世纪以来印度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最初在沿海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得到传播,在那里先后出现了几个伊斯兰王朝,十四世纪末崛起的马六甲王朝便是信奉伊斯兰教较早的最大的马来族王朝,故伊斯兰文化对马来古典文学的影响尤为深广。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马来古典文学也受印度梵文文学的影响,象《伟大的般度族传》、《罗摩的故事》、《五卷书》等早已流行,但现存的传本大都属后来从爪哇古典文学中转译过来的。
  伊斯兰文学的最初传入是与传教活动分不开的,伊斯兰传教士和商人最初把有关伊斯兰教的先知故事(在爪哇叫默纳故事)如《穆罕默德传》、《阿密尔?哈姆扎传》等介绍过来。后来,阿拉伯和波斯的神话故事和传奇小说也深受欢迎。在伊斯兰文学的影响下,马来古典文学中开始出现两种新的文学体裁:一种是传奇小说,叫“希卡雅特”;一种是长篇叙事诗,叫“沙依尔”。这两种体裁后来成为马来古典文学的基本形式。此外,专为消闲解闷的讲唱文学在民间也风行起来,许多有名的民间故事,如《马林?德曼传》、《穷人传》等,都是通过讲唱文学流传下来的。
  在早期马来古典文学作品中,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最高的首推《马来由史话》。这部写于1615年的名著共分三十四章,全面地叙述马来王朝的兴盛经过,炫耀和颂扬马来王朝过去显赫的历史,但它并非一部真正的史书。作者为了美化帝王,把各种神话传说、民间传奇、宗教故事等都拿来作为马来王朝的史实根据,因此书中所述不足为凭,有的甚至很荒诞。但作者敦?斯里?拉囊曾是柔佛马来王朝的宰相,熟悉宫廷生活,了解朝政大事,他对宫廷的情况和统治阶级的内幕所作的描述颇为详实;这对后人了解和研究当时马来社会的人情世故和政治文化很有参考价值。《马来由史话》的语言文字也被认为是马来古典文学中的典范,对后来的文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早期的传奇小说以写帝王传记为主,记述马来王族的世系和立国的经过,内容多以神话传说为依据,不足信。最早的作品是《巴赛列王传》,写于十五世纪中叶。后来的王朝也纷纷仿效,写了不少帝王传记,如《亚齐王列传》、《布吉斯王谱》等,对国王进行百般美化。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传奇小说在马来古典文学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传奇小说后来多取材于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往往把神话和历史结合起来,带有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的性质,浪漫主义色彩甚浓。不少传奇小说是从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移植过来的,有的则从爪哇班基故事中汲取题材。在传奇小说中,最有马来民族特色的和最脍炙人口的当推《杭?杜亚传》(详见本章第二节),它代表马来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
  马来古典诗歌中,长叙事诗体“沙依尔”一直十分流行。它是由许多节诗组成的,每节四行,长可达数千行,每行的末音节押韵,格律与板顿诗相似。长叙事诗的内容除叙述民间故事来自印度、阿拉伯、波斯的神话故事外,也有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著名的叙事诗有《庚?丹布罕》,取材于班基故事;《贝达沙丽》和《耶丁?纳斯达巴》,都是有关宫廷王族的故事;《猫头鹰之歌》,是以神话故事的形式描述一对不同出身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对封建等级制进行鞭挞和控诉;而《希姆布》则以历史上著名的“红溪事件”(注:1740年雅加达(昔称吧达维亚)市内的华人举行抗暴武装起义,遭到荷兰殖民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万余华人惨遭屠杀,血流成河,染红了红溪之水,故称“红溪事件”。)为题材,描述华人和当地人民并肩抗荷的斗争经过。这些诗的作者都不详,可能是由民间口头创作提炼出来的。
  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的魔爪伸进了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逐步沦为荷兰的殖民地,马来亚也成了英国的属地。马克思说:“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0页。)。荷兰殖民主义者不仅肆无忌惮地掠夺印度尼西亚的物质财富,而且严重地摧残了她的民族文化,使印度尼西亚文学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
  马六甲王朝覆灭后,马来古典文学的中心转移到亚齐地区。十七世纪初,亚齐王朝的苏丹伊斯坎达?穆达爱好文学,在他周围聚集不少著名的文人。他曾叫他们仿波斯的某些作品写有关伦理道德以及宗教文化等内容广泛的讽喻诗。著名的作品有布哈利写的《众王冠》(1603),努鲁丁写的《御苑》(1638)等,但这已是夕阳余辉了。在西方殖民侵略的摧残下,马来古典文学每况愈下,走向尾声。
  十八世纪末爪哇马达兰王朝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吞食下,被迫把王宫迁到梭罗地区(昔称苏拉卡达)。在巴固?布沃诺三世统治时期,爪哇古典文学有过一度复兴,他命约索迪布洛父子用新爪哇语重新改写过去的古典名著,同时也撰写不少有关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的著作,史称这以后的爪哇古典文学为新爪哇语文学。不少作品开始面对社会现实,如约索迪布洛第二写的《怒言》敢针砭时弊;而他的孙子朗哥瓦西多(1802-1873)更是著名的文学革新者,在他的名著《忧虑岁月》、《至理名言》中,批判的锋芒更加显露,悲愤抑郁的心情溢于言表。他开创的爪哇新散文体对后来的文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新爪哇语文学时期,伊斯兰文化对爪哇文学的影响也与日俱增;但古印度文化的传统影响,特别是通过爪哇民族传统的“哇扬”皮影戏的传播,仍根深蒂固。
  到十九世纪,马来古典文学还出现最后一位著名作家阿卜杜拉?宾?阿卜杜卡迪?门希(1797-1854)。阿卜杜拉是阿拉伯也门人的后裔,在马六甲长大,父亲是伊斯兰教传教士和语言教师,从小对他管教甚严。阿卜杜拉除精通马来语外,还掌握较丰富的马来社会文化方面的知识,因此受到英国殖民主义的头子莱佛士的赏识,聘请他当文书和马来语教师。他还经常与西欧商人、传教士等来往,对英国十分崇拜,对莱佛士更是推崇备至。他往往站在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一边对土族贵族的愚顽腐败进行抨击和嘲讽,因此有人称他为“亲英派”。阿卜杜拉的代表作是《阿卜杜拉传》,这是一部自传体的长篇著作,记述作者自幼成长的生活经历和见闻,是一幅十九世纪马来社会的大型风俗画。这部作品在题材上摆脱了以神话传说或宫廷生活为内容的旧传统,直接描写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带有写实的色彩。在语言上,它也有较大的革新,采用了比较接近生活的语言,因此有人尊他为“马来新文学的先驱”。其实,阿卜杜拉只能说是个过渡性的作家,他生活在由封建社会转变为殖民地社会的交替时代,在他身上既有传统的马来封建文化的影响,又有殖民主义者带给他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矛盾复杂的作家。他有崇洋媚外的一面,但也有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面。他大力提倡马来语,并亲自整理不少马来古典名著,对马来语言和文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所以,对他必须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过,就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而言,他仍应属旧文学的范畴,他只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真正的新文学是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才问世的。
  二十世纪民族觉醒以前的马来古典文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把它看作是本国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过去马来文化区的范围包括了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今天分属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版图的地区。现代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后,马来文学逐渐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在马来西亚范围内的马来语文学不再是印度尼西亚文学的组成部分,而在印度尼西亚范围内的马来语文学则发展成为印度尼西亚的现代文学了。

   第二节 《杭·杜亚传》
  《杭·杜亚传》是马来古典文学中的一枝独秀。这部描写十四、五世纪马来民族传奇英雄杭?杜亚一生光辉业绩的长篇名著,曾被誉为马来文学的《奥德赛》。几世纪以来,杭?杜亚这个名字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家喻户晓,一直被当作最完美的民族英雄的典型而受到崇拜。
  《杭?杜亚传》是一部历史人物传奇小说,但在马来民族历史上,究竟有无杭?杜亚其人,仍是个疑问。他在《马来由史话》这部更早的作品里就已经出现。据书中所载,他是与麻喏巴歇名宰相卡查?玛达(卒于1364年)同一时代的人物,但直至1641年荷兰与葡萄牙争夺马六甲时,他仍活着。他竟然活了二、三百年之久,这未免过于荒诞。因此,与其说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毋宁说是马来民族给自己塑造出来的一个民族英雄典型更为合适。
  《杭·杜亚传》产生的年代也无法查考,估计不会早于十七世纪,至少是在葡萄牙和荷兰殖民主义入侵并灭马六甲王朝之后。西方的殖民侵略给马来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国破家亡的厄运使他们格外怀念民族的光荣历史,并盼望着能有盖世英雄出来拯救民族于危难,恢复民族的地位和尊严。杭?杜亚就是作为这样一位理想的民族英雄而被塑造出来的,在他身上体现着马来民族的光荣和希望。我们有理由认为杭?杜亚的故事最初不会是出自封建文人之手,从他出身卑微和来自社会最底层来看,很可能是属于民间创作,后来不知经那一个文人的整理和加工才成为今天的样子。可以看出,后来的加工者在着力渲染封建的忠君思想,力图把杭?杜亚塑造成一生不事二君的忠臣典型。但杭?杜亚所以深受马来民族的喜爱和崇敬,仍然是因为他能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威镇四海的英雄气概捍卫马来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唤起马来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下面简单介绍《杭·杜亚》的主要内容:
  杭·杜亚出身贫寒,父母在民丹岛开小饭铺。他自小在家劳动,帮父母劈柴烧火。他和杭·直巴等五人结拜兄弟,他们都学得一身好武艺,杭·杜亚尤其出众。十岁起,杭·杜亚就大显身手,和他的四个结义弟兄一起奋力击退前来骚扰的一股海盗,平息了岛上的一起暴乱。由于援救宰相有功,他们被引进宫里给国王当侍从。杭?杜亚以智勇双全、人品出众尤受国王器重。国王欲娶因陀罗布拉宰相之女敦?德佳而未成,便派杭?杜亚去麻喏巴歇求亲。麻喏巴歇当时已称雄东南亚,早已觊觎马六甲王国。宰相卡查?玛达发现杭?杜亚武艺非凡,恐其日后成心腹大患,决心除掉他。卡查?玛达先后十次设计陷害杭?杜亚,每次都为杭?杜亚的大智大勇所挫败,最后迫使麻喏巴歇既赔了公主,又损兵折将。卡查?玛达与杭?杜亚之间惊心动魄的较量,实质上反映了麻喏巴歇王朝与马六甲王朝之间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杭?杜亚的胜利意味着维护了马来王朝的独立和尊严。杭?杜亚由于功勋彪炳被提升为海军统帅,掌管全国军权,成为马六甲国王最宠信的大臣。这不免要引起宫廷贵族和佞臣的嫉妒,他们合谋陷害杭?杜亚。国王听信谗言,把杭?杜亚驱逐出国。杭?杜亚为表白忠心,设计把因陀罗布拉宰相之女敦?德佳拐走献给国王。为此杭?杜亚重新获得国王的恩宠。之后,战争叠起,杭?杜亚率军御敌,屡建奇功,扬名四海。杭?杜亚的辉煌功绩和显赫地位更遭贵族大臣的仇视,他们又多方设计陷害他。这次国王下令处死他,幸亏宰相把他藏了起来才保全性命。后来,杭?直巴接替了杭?杜亚的职务,但他不满国王对自己的结义兄弟杭?杜亚的处置而起来造反。国王被迫逃到宰相家中避难,这时他才后悔杀了杭?杜亚,因无人可对付杭?直巴。宰相趁机把杭?杜亚的情况告诉国王。国王大喜,立即召回杭?杜亚并命令他杀死杭?直巴。杭?杜亚为效忠国王挥泪杀了杭?直巴。
  小说用了很大的篇幅详述杭?杜亚远涉重洋,先后出使印度、中国、阿拉伯、埃及、罗马等国的情景和冒险经历,反映了马六甲王朝强盛时期的国际友好关系。其中出使中国的一段描写相当生动,详述杭?杜亚如何受到中国皇帝的破格接待以及他如何设法亲睹中国皇帝的“龙颜”。从这段描写中,可以看出两国的友好关系由来已久。
  此外,小说还着重描述杭?杜亚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战斗。在出使中国期间,杭?杜亚第一次遇到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挑衅。为了维护马来民族的尊严,杭?杜亚在海战中给了他们狠狠的教训。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不甘心失败,从本国调遣庞大舰队卷土重来,直犯马六甲。这时,杭?杜亚已年老多病,但他仍抱病迎战,奋勇杀敌,毙敌统帅,他自己也身负重伤。打退敌人之后,杭?杜亚便告老引退,从此隐居山林,不知所终。后来,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再次进犯马六甲,由于杭?杜亚不在,马六甲终于被葡军用狡诈的计谋所攻陷,显赫一时的马六甲王朝就此灭亡。
  小说充满着传奇的色彩和浪漫主义的情调。杭?杜亚叱咤风云的一生和卓尔不群的业绩象征着马来王朝和马来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小说显然企图把杭?杜亚塑造成马来民族英雄的最高典范,在他身上集中了马来民族一切优秀的品质。他既是勇敢善战的武将,又是治国安邦的能臣。他满腹经纶,通晓天文地理,能上天入地,甚至精通各国语言,简直是个全才。他与马来民族的存亡息息相关。杭?杜亚在,则国泰民安;杭?杜亚不在,则国破家亡。可见,杭?杜亚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不是实际存在的人物,但小说通过浓墨重彩、细致入微的性格刻画,通过波澜起伏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安排,却成功地把他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使人感到真有其人,确有其事。
  小说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在于它能紧紧地抓住杭?杜亚的性格特征加以精雕细刻和反复锤炼,使人物形象既高大又丰满,栩栩如生。杭?杜亚的性格特征可用“忠”、“勇”二字简单概括,小说的着力点正是在这二字上。杭?杜亚的“忠”,首先表现为他对捍卫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不屈不挠和敢于舍身为国的精神。他与卡查?玛达之间十来次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与葡萄牙殖民侵略者的几场恶战,都是围绕着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而进行的。杭?杜亚的赤胆忠心也正是通过那些剧烈复杂的斗争而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受到歌颂。当然,杭?杜亚的“忠”也带上了忠君的封建色彩,尤其经后来文人的加工,封建性的糟粕更显突出。杭?杜亚为了效忠国王而不惜杀死自己的结义兄弟杭?直巴就是突出宣扬封建伦常的一例。但从总的来看,杭?杜亚的忠君和爱国大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二者也往往不可分开,特别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尤其如此。“忠”可以说是杭?杜亚的一种美德,“勇”则是杭?杜亚美德的具体体现,它具有气壮山河的巨大力量。杭?杜亚忠勇兼备、足智多谋,武艺超群、胆略过人,集英雄品德于一身。卡查?玛达几次欲置他于死地,他却能临危不乱,随机应变,化险为夷。通过一次又一次地战斗,他维护了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后来在抗击葡萄牙殖民侵略的斗争中,他又能沉着应战,身无士卒,克敌制胜。小说就是通过对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和浴血战斗的描写,把杭?杜亚的忠勇品质具体生动地展现出来,从而完满而出色地完成了人物塑造的任务。
  杭?杜亚的“忠勇”就是勇敢、机智和富有航海冒险精神的马来民族性格的艺术体现,这种忠勇的性格特征,在民族遭到异族蹂躏而处于危险之际,更是需要加以大大发扬的。《杭?杜亚传》几世纪来之所以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大受欢迎,杭?杜亚这个人物形象之所以被印度尼西亚人民当作是自己的民族英雄来崇拜和歌颂,原因就在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杭?杜亚传》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是与它高度的艺术成就密切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