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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进一步帝国主义化。战争使它牟取了巨利，成为债权国，并且使它乘机在远东地区扩张了势力。战后垄断资本得到发展，而广大人民却进一步赤贫化，因此，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上的困境，对外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联革命，并且积极准备侵华战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镇压一切人民的反抗，并且加强军事实力，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到了二十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东方一个新的战争策源地。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首先爆发了1918年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米骚动”(抢米暴动)，迫使寺内内阁垮台。从此日本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得到迅速的传播。在新的革命浪潮下，于1922年7月15日建立了日本共产党，宣告日本无产阶级运动进入自觉的新阶段。工农革命群众在日共的领导下，对反动政府的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斗争。翌年反动政府乘关东大地震之机，捏造口实大肆逮捕共产党人，进行镇压。在严酷的斗争面前，1924年党内出现了右倾取消派分子，竟不顾广大党员的反对，于同年3月解散了日本共产党。1926年以德田球一、渡边政之辅等为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的广大党员重建了党中央，克服右倾和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了全国工农运动。三十年代初，日共加强了工农联盟，开展了广泛的人民民主斗争，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发动了侵略我国的“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日本政府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使日本全面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推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日本反动政府在国内采取极其野蛮的法西斯统治，镇压一切革命进步力量，迫使日共转入地下进行艰苦的斗争。在这样艰苦严峻的岁月里，日共蒙受了最为严重的摧残。
日本现代文学就是在这样革命与反革命的激战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首先，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应运而生，以崭新的战斗姿态登上文坛，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形成坚强的文学力量，有组织地开展了文学运动，为推动日本革命运动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二十年代初，出现了“劳动者文学”。它是劳动人民亲自描写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生活和自发斗争的文学创作，以电机工人宫岛资夫的《矿工》、建筑工人内籐辰雄的《洗马》、木工吉田金重的《冒雨》等为代表，它是日本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诞生的前奏。
1921年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播种人》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这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产生的信号。当时，还有一些进步青年作家，深入工厂，了解工人生活，写出以工人生活为内容的作品。1924年又创办了《文艺战线》，并以此为中心组成革命文学团体。它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从1924年到1928年成立了不少革命文艺组织，创办了不少革命文艺刊物，经过多次的分化和组合，终于在日共的直接领导下，于1928年3月15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组织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同盟(简称“纳普”)，促进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革命作家辈出，革命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还与以菊池宽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逆流展开了坚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
小林多喜二(详见本章第二节)是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代表。其他象叶山嘉树、黑岛传治、德永直、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直村浩等作家也有广泛的影响。
叶山嘉树(1894-1945)是下级船员出身，曾于1917年参加工人运动，领导过工会工作。1926年他发表了代表作《生活在海洋上的人们》，成为革命文学的重要作家。这部长篇小说描写往返于室兰和横滨之间的“万寿号”煤炭船的船员生活和罢工斗争的故事。在寒风呼啸的大雪日子里，船员们在甲板上进行沉重的劳动，受到残酷的剥削，生活、生命都没有保证。一个少年船员受重伤得不到护理，引起船员们强烈的不满，要求船方照顾，却遭到船长的拒绝，终于引起罢工斗争，迫使船长低头同意提出的条件。回到横滨之后，船长引来了军警进行镇压，使罢工失败，这大大地教育了船员。这部优秀作品以新的面貌反映了日本工人阶级的觉醒和二十年代高涨的革命形势，给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发展以有力的影响。这部作品主题宏伟、色彩鲜明、风格粗犷，富有浪漫主义的情调。小林多喜二的优秀作品《蟹工船》就是在它的直接启示下创作的。
黑岛传治(1898-1943)的作品，反映了两个方面的主题：描写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士兵的反战情绪。前者有许多杰出的短篇，以《盂兰盆会前后》、《两文钱》、《猪群》等为代表；后者以《雪橇》、《风雪西伯利亚》、《盘旋的鸦群》为代表。193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武装的市街》是以1928年日本出兵我国济南制造惨案的事件为背景，描写了日本资本家勾结日本帝国军队，打着保护“日侨”的幌子，侵略我国济南，制造惨案，引起我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作品以日本资本家在济南开办的火柴工厂为中心，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工人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生活，尤其童工(包身工)的悲惨命运；也描写了几个敢于造反的日本下级士兵，他们来自工农，受到本国革命运动的鼓舞，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不满本国反动政府的侵略政策，后来却遭到上司的暗算，被秘密杀害了。最后写出中日两国革命群众携手进行斗争。这部作品由于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引起当时政府的恐慌，因此在它出版之后立即遭到查禁的处分，直到1953年才第一次全文刊行。黑岛传治风格质朴简洁，他善于抓住生活中的典型情节深化主题，使作品生动真实，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日本革命文学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平林初之辅、青野季吉以及“纳普”时期的藏原惟人在这个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平林初之辅(1892-1931)首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文艺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文艺与时代、阶级的密切关系以及它的社会作用，提出确立和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伟大任务，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青野季吉(1890-1961)在《自发成长和自觉目的》等文章中，根据列宁的观点，阐发了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加强革命的自觉性，使它成为革命运动中的有力的一翼。藏原惟人(1902-)在总结前期革命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根据革命文艺创作实践的要求，进一步提出了文艺大众化和加强左翼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等问题，他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道路》一文中指出，革命作家“第一，要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观点观察世界；第二，要以严正的现实主义方法描写世界”。这对当时革命文学运动的统一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他的主张带有明显的机械论的倾向，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作家世界观改造与革命实践等等重大问题缺乏全面的、辩证的论述。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开始以后，由于日本法西斯的残酷镇压，日本革命运动出现了低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进入了所谓“十年暗谷时代”。1933年小林多喜二的被惨害，给当时文坛以极大的震动。在反动政府的铁蹄下，不少作家表现出妥协、屈服，有的甚至背叛革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御用工具，一时间“转向文学”甚嚣尘上。但少数革命作家却站稳脚根、顶住恶浪。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和评论，批判风靡文坛上的投降变节的风气，捍卫了以小林多喜二为代表的日本无产阶级的文学战斗传统，坚持了反法西斯斗争的精神。在他们的影响下，文坛上出现了抵抗文学的倾向。这时期西泽隆二(野山广)(1905-1976)的革命诗抄《编笠》是当时重要的革命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日本宣告投降、法西斯彻底失败而结束。战后日本处在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附庸国的地位。当时反对美军占领、争取民族独立和在政治上争取民主结合起来，形成了全国的民族民主政治运动。战后初期，日本文学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以无产阶级文学为核心组成了广泛的民主主义文学的统一战线，促进了文学的新繁荣。德永直(详见本章第三节)在这个时期先后发表的《妻呀，安息吧!》、长篇巨著《静静的群山》是当时革命文学的重要成果。中野重治、江口渔、壶井荣、江马修等作家的创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宫本百合子(1899-1951)是日本无产阶级的重要代表作家。她出身在富裕家庭里，从幼年就酷爱文学。十七岁时发表了《贫穷的人们》(1916)，它以人道主义感情写出日本广大农民的贫困生活和农村的凋蔽、落后的面貌。不久又以个人生活经验为题材创作小说《伸子》(1924)，表现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女子突破家庭的牢笼，寻求新的生活道路的主题。1927年访问苏联，给她很大的影响，使她决心走上革命道路。回国后参加了“纳普”，不久加入日共。这时期发表了《一九三二年春天》(1933)等优秀的报告文学以及《乳房》(1935)等短篇小说，表现了当时高涨的革命斗争形势和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英雄行动。在法西斯猖獗的年代里，她先后五次被捕，数次被禁止创作，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她仍然坚持革命文艺创作，先后写出了《昼夜随笔》(1937)、《走向明天的精神》(1940)等作品，不仅表现出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也批判了文坛上“转向文学”的投降变节的恶风，维护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战争结束、法西斯统治的垮台使她精神焕发，恢复了创作青春。在战后很短的时间内，她写出大量的文学评论和文艺作品。1946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播州平野》和《知风草》。这两部作品描写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战后初期动荡、残破的日本社会现实，也反映了日共在战后积极开展重建工作的革命动向。嗣后，她又创作了《两个庭院》(1947)、《路标》(1950)，与《伸子》一起构成三部曲。作品描写了一个青年女知识分子如何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中突破出来，经过革命的洗礼，走上革命的道路。宫本百合子因长年的劳累和日本法西斯对她的迫害、摧残，于1951年1月逝世。她是以坚定的信念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她的优秀作品是日本革命文学的宝贵遗产。
五十年代以后，革命文学阵营迅速扩大。在革命文学内部，有人以扩大民主主义文学的统一战线为由，提出偏离无产阶级文学方向的所谓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遭到一些革命作家的抵制和反对，引起革命文学阵营的分裂。当时德永直、西泽隆二、江马修、岩山顺一等革命作家创办《人民文学》(后改为《文学之友》)，组成新的革命文艺团体。在新的形势下，他们提出了文学要表现工农，要为工农服务；作家要深入工农生活，并且在实践中改造世界观等重要问题，坚持了无产阶级文学方向，对战后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予以有益的影响。
总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描写了广大工农群众的苦难，歌颂了工农的英勇斗争和他们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日本文学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成为日本现代文学中一支强大的力量。
一些来自中下阶层的民主作家，受到现代时期的革命风潮的冲击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在各自的创作中，对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黑暗，作了有力地揭露和抨击。老作家岛崎籐村、正宗白鸟、志贺直哉等都写出了具有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优秀作品。一些新起的民主作家也很活跃，反映了当时日趋尖锐的现实矛盾。广津和郎(1891-1968)是一个十分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家。他继1917年发表了《精神病时代》而成为文坛上知名作家之后，又于1934年发表了《风雨方兴》。作品写一个出身没落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青年恋爱着倾心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女子，但由于时代风云的变幻，又和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结合，表现了在动荡的年代里一代知识青年的精神不安。以后，他又发表《街的历史》(1940)，描写在法西斯高压的统治下，一个左翼政治活动家的艰辛困难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高涨的民主政治形势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他为正义奔走呼号，控诉日美当局对革命人民的迫害。1953年所写的小说《走向泉水的道路》，通过日本青年参加营救反动当局制造松川事件而被诬害者的政治活动，反映了战后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表现了日本青年一代为了祖国、民族的未来奋勇战斗的事迹。作品赢得了广泛的反响，成为战后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
进入现代历史阶段的日本资产阶级文学有了新的变化。无产阶级文学登上文坛，给资产阶级文学以巨大的冲击。资产阶级右翼作家菊池宽公开提出“剿灭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与无产阶级文学对抗。另外一些资产阶级作家为了逃避现实斗争，鼓吹“艺术革命”，提倡西欧盛行的现代主义文艺。他们以表现新奇的感觉来代替对现实客观的描写，组成“新感觉派”，其代表作家是横光利一和川端康成。以后他们又和一些资产阶级文人一起，成立了“新兴文艺俱乐部”。这些作家政治上有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在文学创作上努力追求艺术形式的新奇，他们把西方流行的现代派文学的手法诸如“意识流”、象征、心理分析等等与日本文学传统的手法溶合一体，为日本文学表现形式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但是，他们总的文学倾向是反映了城市生活中的腐化和颓废。
自侵华战争以后，日本政府日益强化法西斯政策，控制舆论，驱使一些文人组成“文人报国会”，派遣作家到各个侵略战场充当战地记者，歌颂日本军国主义所进行的所谓“圣战”。于是，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歌颂血洗殖民地人民的日本侵略军的战地文学，风行一时，成为反动的文学潮流。然而，在日本法西斯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一些颇有正义感的作家敢于抵制，写出了一些表现人民反战情绪的优秀作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予以揭露和讽谕。其中金子光睛(1895-1975)的诗作《鲨鱼》和石川达三(1905-)以战地记者身分所写成的小说《活着的士兵》，就是这种文学倾向的重要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资产阶级文学出现了新的发展和演变。战后急剧的社会变化激化了日本社会中的矛盾，加深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危机。随着资产阶级没落、腐朽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文坛上色情文学、恐怖文学、颓废文学泛滥起来了，对日本人民起了有害的影响；为了适应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需要，鼓吹军国主义复活的文学也有所出现。
与这种反动文学逆流相对峙，民主文学在战后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呈现了繁荣发展的景象，涌现出不少颇有成就的作家和作品。
一些饱受战争创伤的青年作家，他们以急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开展了文学活动，组成“战后派”的文学团体。他们来自小资产阶级，在战争中受到战乱和军国主义的摧残和迫害，尝尽战争给日本带来灾难和痛苦的滋味，怀着愤懑的心情，大胆揭露了军国主义的罪恶，引起人民广泛的共鸣。他们在与革命文学关于“政治与文学”的论争中，具有强调文学特殊性的唯心主义倾向，但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敢于突破日本文学中固有的表现手法和文体，吸取西方现代文学的艺术手法，大胆创新，丰富了日本文学的表现能力，扩大了文学的题材，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野间宏(1915-)是“战后派”的代表作家。战前他是帝国大学学生，战争期间应征入伍，饱受了战争的痛苦。战后他以急进的民主思想进行创作，揭露战争的罪恶和战后混乱不堪的社会。他一度参加了日共，成为具有影响的左翼作家。他的代表作《真空地带》(1952)以极大的愤怒控诉了日本军队内部法西斯残暴的统治，描写了一个普通士兵遭到诬告陷害、受到非人道的监禁，最后成为长官争夺权利的牺牲品，被送到远方充当炮灰。小说以细致深刻的心理剖视和严肃的现实主义描写见长。
战后也涌现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井上靖(1907-)是当代日本著名作家。他的作品甚丰，五十年代所写的《斗牛》、《冰壁》等对资产阶级商人投机取巧，为了牟取利润不惜手段，以致诬害伤人，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同时，也创作了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它们表现了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小说《天平之甍》(1957)以饱满的热情、酣畅的文笔歌颂了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它描写我国唐朝鉴真和尚，多次东渡日本未成，后来双目失明来到日本，为发展中日文化献出毕生精力的悲壮感人的故事。其他象木下顺二(1914-)、有吉佐和子(1931-)也是这一时期享有名望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
战后大众文学流行。以松木张清(1909-)和水土勉(1909-)为代表，用严正的现实主义方法，把娱乐读者的推理小说(侦察小说)的形式和严肃的社会内容结合起来，创立了社会派推理小说的文学流派，成为战后一个具有影响的文学派别。他们以真实的描写、严密的逻辑推理的分析，写出浮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松本张清以推理小说手法写成的报告文学集《日本的黑雾》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它通过对震动全国的重大政治、经济案件的描写，揭露了日本政界、财界的黑幕。
第二节 小林多喜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间，产生了日本最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1903-1933)，他为了日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法西斯残酷镇压的严重岁月里，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用强烈的激愤和坚韧的毅力，写下反映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光辉作品，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奠定了基础。
小林多喜二生于日本北部秋田县一个贫穷村落的佃农家里。因为生活熬不下去，在他四岁时，一家人迁到北海道的港口小樽，投靠开面包作坊的伯父，勉强维持生活。小林多喜二从小就参加劳动，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小学毕业后，在伯父的资助下，上了小樽高等商业学校。1924年毕业后，他被小樽一家银行录用为职员。他还在求学时期，就热衷于文艺创作。从1923年起开始在文艺刊物上发表作品。他早期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和随笔，如《龙吉和乞丐》、《杀人的狗》等等。这些作品以深厚的感情描写了北海道处在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自发反抗，也表现了小林多喜二探求社会出路的积极愿望。在《泷子及其他》中，主人公泷子最后放火烧掉酒馆，表现了作者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心。
1926年和1927年，全国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在北海道这个边远落后地区，工人的罢工斗争、农民的抗租斗争也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局面。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震动了小林多喜二，促使他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感到时代前进了，大家觉醒了”(1927年3月14日日记)。从这个时期开始，他自修社会科学，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在创作上，也受到了刚刚发展起来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很大的影响。早在1923年他就接触过革命刊物《播种人》，同时也阅读了高尔基和本国革命作家的作品，得到了很大的启发。1927年7月他参加北海道工人总罢工，为罢工工人编写传单，开始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不久，又参加了革命作家组织——劳农作家同盟小樽支部的活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他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创作，对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进行了严肃的剖析：“我可以说一贫如洗，磨磨蹭蹭地生活过来了，还上了高商(靠亲戚的帮助)。那种知识分子沾染的精神贵族气味，自然地要和‘赤贫’的我混杂共处。我遇到一切事件而产生的矛盾，不彻底性，是从这种‘混杂’而来的吧——正象是那种有着双重国籍的人啊!”(1926年9月21日日记)这种严肃自我剖析的精神，小林多喜二保持了终身，在后来的小说《到东俱知安行》(1928年)里得到突出体现。作品深刻地批判作者化身的公务员“我”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要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彻底革命、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的决心。
1927年底开始创作的中篇小说《防雪林》，是标志着小林多喜二思想创作上发生重大变化的过渡性作品。这部小说取材北海道“垦殖”农民的悲惨遭遇和他们的斗争，描写一个青年农民源吉在沉重的生活压迫下不断觉醒，奋起反抗，最后，他把地主宅院付之一炬。这部作品克服了早期作品反映生活悲苦的郁愤情调，突出了农民的反抗精神。主人公源吉形象鲜明，性格坚定顽强、爱憎分明，而且富有反抗精神。但是作品并没有明确指出斗争的真正道路，源吉的反抗也是孤军奋战，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1928年是小林多喜二新的起点。这年开头他就写下：“在思想上坚决走向马克思主义。”(1928年1月1日日记)当时的反动政府为了绞杀革命，妄图一举扑灭革命火焰，便制造了血腥的“三?一五”大逮捕事件。全国许多革命者、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和迫害。在小樽许多和小林多喜二接近的革命者连连遭到逮捕和刑讯，他们在军警特务的严刑拷打下，表现了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三?一五”事件强烈地激起了小林多喜二的革命义愤，他通过这一事件，进一步认识到当时政府的反动腐朽，看到了献身于工农解放事业的革命志士的高贵品德。
在这次事件发生后的三个月，小林多喜二就创作了以这次事件为篇名的中篇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他用耳闻目睹和调查来的材料，冲破法西斯的新闻封锁，大胆地揭露了这一事件的真象，严厉地控诉了法西斯军警的暴行，热情洋溢地描写了工人运动的先锋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面对敌人野蛮暴行而威武不屈的革命气概。作品里工会书记籐是个久经风霜的老战士，他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表现了革命者高尚的气节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工会委员渡是位乐观顽强的战士，在敌人面前从不后退，敌人的酷刑拷打不仅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反而在他心中增添“新的阶级仇恨”；革命知识分子龙吉有着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和严格自我改造精神，在关键时刻能够经受考验，在火的锻炼中成长。作品也揭露了佐多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平时缺乏刻苦改造自己的精神，经受不了严酷斗争的考验，在重要时刻成了动摇分子。作品突出了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把它置于描写重心，用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来压倒敌人酷刑迫害的反动气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是小林多喜二第一部成功之作，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1928年4月小林多喜二参加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同盟(“纳普”)，第二年，又被选为作家同盟的中央委员，负责小樽分会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发表以后，小林多喜二成为著名的革命作家，因而受到反动当局注意；然而他毫无畏惧，更加积极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这时期他参加了重建小樽工会的活动，也为小樽海员工会编辑新闻小报。在他长期与工人交往中，积累了不少现实斗争的素材。当海员罢工时，他和工人们一起参加战斗，并且还深入现场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终于在1929年3月创作了一部激动人心的中篇小说《蟹工船》。
《蟹工船》的故事集中在渔船“博光号”的渔工与监工浅川的斗争上。当时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农村破产，大量失业的劳动者流落街头。他们为生活所迫，来到渔船作苦工。可是在渔船上超经济的剥削使他们无法忍受，国内、国际的革命运动又予以他们积极的影响，使他们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必要，终于进行了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斗争迫使监工浅川低头，取得了胜利。可是，在渔船回到港口之后，反动的监工浅川引来帝国军舰对这次罢工进行了镇压。作品最后写出血的教训使广大渔工提高了觉悟，为下一次罢工斗争准备了取得胜利的策略思想基础。
作品真实地描写了渔工们由分散到团结、由落后到觉悟、由不满、反抗到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的描写，充分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进行剥削的残酷性、野蛮性；也揭示了日本人民在深重的阶级压迫下，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必然觉醒、奋起斗争，取得胜利的现实趋势。这是一曲工人群众觉醒和斗争的赞歌。作品也成功地塑造了反动监工浅川的形象。他媚上压下，视财如命，对工人群众凶残横暴，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家走狗；可是在强大的工人罢工斗争面前，他又慌了手脚，乖乖地低头认罪，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显露出虚弱的本质。浅川还充当日本帝国的特务，在海面上搜集、盗窃情报，并且对工人大肆进行军国主义宣传。作品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反动监工浅川，通过他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对外野蛮侵略和扩张的反动本性。
《蟹工船》为小林多喜二赢得了世界荣声。原作出版的第二年我国就译成中文，作者还特意为中译本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文，称赞我国的工农革命斗争、中日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差不多同时，俄文、法文、英文的译本相继出版，获得了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称颂。
《蟹工船》虽然生动地写出渔工的集体形象，但是没有塑造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革命工人形象，这在艺术上给作品带来一定的影响，使其不能更加完美、生动。小林多喜二总结了这一创作经验，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为塑造一个生动感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努力地进行探索。
同年4月16日，日本反动政府在全国又进行一次镇压革命的大逮捕。小林多喜二的革命文学活动也受到军警特务的严密监视，就在这时，他又发表了《在外地主》。《在外地主》取才于矶野佃农抗租的斗争，深刻地描写了那些地主兼工商资本家“在外地主”对贫苦农民进行的欺骗性剥削，以及他们与政府、军队、银行勾结一起对农民进行层层的盘剥。同时，也表现了农民奋起抗租、在农会有组织的领导下，得到城镇工人的大力支援所取得的胜利。作品突出描写斗争胜利的关键是工农联合的革命力量。小林多喜二在《致雨宫庸藏的信》中也说：“这部作品基本特点是描写了‘农民’和‘工人’的联合。”这在当时，就世界范围来说，作品反映工农联盟的革命思想还是少有的。《在外地主》与《防雪林》同样是取材于农民抗租斗争的故事，但仅事隔一年有余，却发生本质的变化。《在外地主》明确指出斗争的道路，说明了小林多喜二在创作实践和思想认识上有了飞跃发展。
《在外地主》的发表引起反动统治阶级的恐慌。1929年末小林多喜二被银行革职。1930年3月他到东京，继续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曾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到各地进行巡回演说。这期间，他曾遭到反动军警诬告被捕入狱，监禁半年之久。在狱中，他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坚贞不屈的品质，不为敌人的暴力所屈服。出狱不久，即在1931年5月出席作家同盟第三届大会，7月被选为该同盟的书记长，担任领导职务。同年10月加入了日本共产党。
这时期，他在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继续创作，写出了《工厂支部》、《组织者》、《安子》等中篇小说，两部未完成的长篇著作《沼尾村》和《转形期的人们》以及另一部代表作品《为党生活的人》(《党生活者》)。这些作品依然以工农革命斗争为主题，并且塑造了具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形象。在进行革命作品创作的同时，小林多喜二还进行大量理论建树的工作。他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推动革命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批驳了资产阶级文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无耻诬蔑，批判了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右倾失败主义和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明确阐述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强调革命作家参加工农运动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培养工农作家、开展工农群众性的评论活动对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重大作用。这些宝贵意见，对推动三十年代初日本无产阶级文艺发展，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1932年以后，党的组织和革命文艺团体连续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小林多喜二为此不得不转入地下，积极领导革命文艺工作。1933年2月20日，在一次秘密联系中，不幸被军警特务逮捕。他在敌人的毒刑拷打下，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当晚被迫害致死。
这一血腥的事件震怒了世界人民和进步作家，纷纷电唁哀悼，痛斥日本法西斯的暴行。鲁迅闻得噩耗，代表中国人民立即拍去唁电，表示深沉的悼念。唁电中指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中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消灭这道鸿沟，小林多喜二的死，就是一个明证。这一切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正在坚强沿着小林多喜二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注：《鲁迅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491页。)
小林多喜二的一生是很短暂的。他被敌人残害时还不满三十岁，但是他短短的一生是共产主义战士为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旗手的战斗一生。在这短短的几年之间，他经历了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刻苦磨炼的过程；在创作上，也经历了在不断努力探求之下，形成刚健、质朴、奋发向上的革命战斗精神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过程。小林多喜二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密切联系自己思想实际，严格解剖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的实践；在创作上，不断探索，不断革新，紧紧抓住工农革命的重大题材，深入工农，与工农共命运，歌颂、描写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正象他自己在《片断谈》中所说：“我和‘现实’劳动着的工人在一起的……至少我是和工人一起成长的。”事实就是这样，他作为日本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代表，他的成长和创作与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融为一体。小林多喜二的无产阶级文学业绩和他的高贵品质，是日本人民一份珍贵的革命遗产。
二、《为党生活的人》
《为党生活的人》是小林多喜二以个人地下革命活动的经验为素材，以当时日本工人阶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革命斗争为背景写成的。作品于1932年8月脱稿，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直到他牺牲后，以《转换时代》为题于1934年刊登在杂志上。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篇自传体小说总结了小林多喜二一生的战斗生涯，是小林多喜二为创造共产主义战士典型形象进行长期探索的一个辉煌总结。它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普通革命者英雄形象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品写于1931年以后，这个时期正是日本法西斯开始猖獗，而革命遭到破坏，开始进入潜流的时期。由于1929年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加深了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摆脱危机，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这一系列侵华战争的发生，使日本国内反动势力更为猖獗。反动统治当局为了把日本人民投入战场，对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破坏革命组织和进步文化团体，搜捕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逮捕了一千四百多人。反动统治者还组织了名目繁多的法西斯组织，收买右翼机会主义团体，鼓吹战争，破坏工人革命运动。革命党人当时处在异常困难的时候，但仍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在“九?一八”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就号召工农起来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转化为打倒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内战争。战争的灾害、统治集团的残酷压榨，使日本人民进一步赤贫化。工人罢工斗争、农民抗租斗争不断出现，仅在1932年全国就发生近六千次。
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激变、动荡的革命时代。它以自叙的方式开展全篇的情节，描写侵华战争爆发后，东京仓田工厂军火任务突然增加，厂方招收了比正式工人多三倍的临时工，地下党员“我”——佐佐木安治和须山、伊籐等用别人的履历打进了工厂，进行革命活动。军火任务将近完成，厂方为了顺利地解雇临时工，并且从中榨取更多的工人血汗，制造种种阴谋，欺骗工人。地下党员同志为了揭发厂方的阴谋，在工厂新闻、秘密传单上进行宣传，表达工人对厂方剥削的不满，号召工人群众反对政府的侵华战争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同时，他们扩大革命力量，组织工人群众，为罢工作准备。由于叛徒太田的出卖，“我”被迫离开工厂转入地下活动，继续领导工厂的斗争。在“我”的领导下，须山、伊籐打进右倾机会主义组织“僚友会”，进行革命宣传，揭露天皇政府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实质，对“僚友会”的维护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反动活动作了有力的斗争。在他们不断努力下，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为了挫败厂方解雇临时工的阴谋，必须鼓动士气，组织一次反解雇的罢工。但是，厂方早有戒备，在准备罢工当天的清晨解雇了厂里所有的临时工，使罢工未得成功。在这意外的遭遇下，地下党员们并没有气馁，一方面在工厂组织了新的力量，一方面沉着地迎接“地区”的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从革命宣传、酝酿、组织罢工，到遭到意外挫折，是作品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围绕这一线索，编进了许多“我”的个人生活片断、感想、议论，组成一幅完整的阶级斗争画面。“我”的生活一面是繁忙、劳累的党的工作和躲开敌人追捕的地下革命活动，一面是如何刻苦改造自己割断私情来往，使个人生活服从党的工作需要，突出地插入他和母亲的关系。
作者在《致中村惠的信》中说：“在这篇作品里，我做了一次冒险的尝试，与我过去写的《蟹工船》、《工厂支部》等作品的写法不同。”这不同之点，就是精心塑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的光辉形象。“我”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他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以马列主义思想原则和清醒的政治头脑，密切注视斗争形势的发展，拨正罢工斗争方向，把工人革命力量引向正确轨道。初到工厂，他只从经济利益启发工人进行斗争，忽略从政治方面教育群众、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没有把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结合起来。在上级领导的帮助下，他深刻意识到这是“群众的尾巴”，立即纠正工作中的右倾偏差，把工人斗争引向政治斗争的方向。尤其后来，在他领导下，伊籐、须山率领先进工人与反动“僚友会”的沙文主义展开有力的斗争，突出表现了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觉悟。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党“永远是有一条正确的鲜明而粗大的红线贯穿在当中”。他正是站在这条正确路线上披荆斩棘、奋勇战斗的。
“我”是一个坚定顽强的革命战士。他不怕反动军警的追捕，不怕复杂艰巨的革命工作，任何时候都站在斗争的前列，领导工厂的工人斗争和一个“地区”的革命工作。他每天为党进行繁忙、劳累的工作。工作繁忙、生活条件低下，使得他浮肿了，但是他仍然抱病坚持去到各处联络地点为革命工作。虽然最后工厂罢工斗争遭到厂方预谋的破坏而未成功，但他并不沮丧，反而从中吸取了教训：“敌人是敌人，不是木头。”他“用以比以前更大的精力，从事新的工作”，来迎接新的战斗到来。他坚信“最后的笑是属于战斗者的”，胜利是属于共产主义战士的。
“我”作为地下党员，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是天然成就的，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在革命的风浪里，经过思想、感情的艰苦磨练而成的。在作一个地下党员之初，他很不习惯，“曾经象小时跟同伴们比赛谁能把头伸进水里最久一样，感到窒息一般的痛苦，那种难受确实说不来的。”这种窒息般煎熬的痛苦，形象地反映了他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所经历的艰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
“我”是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进行革命活动的，尤其被叛徒太田出卖之后，转入地下更为艰苦。在敌人密布罗网的条件下，为了革命工作，必须避开敌人一切追捕，他没有个人公开活动的自由，没有属于个人私情的生活。他的衣、食、住、行无不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一点点的个人生活也没有剩下了。甚至，春夏秋冬都成了党的生活一部分。连四季的花草、风景、天空、雨，这类东西都不是独立的东西。”紧张繁忙的革命活动，并没有使他忘记生活小节，面对生活小节更加敏感起来，使之适合自己的革命工作。作为一个地下党员，他觉得“就是要使自己至少能接近这样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成为阶级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地下党员的生活特点。
在他与母亲的关系中，突出表现了一个地下党员如何把个人私情的来往服从革命的需要。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共同渡过许多艰苦岁月。但是当他突然遭到追捕不得不离开母亲时，母亲担惊受怕，眷念自己的儿子；“我”也怀念孤单的老母。为了革命工作，不能母子相见，必须割断这种私情来往，而且要启发母亲的觉悟，让她相信自己为之斗争的事业是正义的，不能团聚一处是阶级敌人迫害所致，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把争取母亲的工作当作是争取群众的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假如连自己的母亲都争取不过来，怎么能够把工厂里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人组织起来呢!”经过多次地帮助、启发，终于让母亲提高了觉悟，了解了实情。最后，母亲说：“与其这样提心吊胆见到你，还不如不见你——只要知道你精神很好地工作，我心里就好得多了。”“知道在我临死的时候你回来是很危险的，那么，临死的时候一定不让你知道。”这些充满阶级深情的语言，使他感到莫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安慰，使他更加专心一意地为革命工作。与母亲分别后，他深沉地感慨道：“从此，我把过去残留下来的，个人生活的最后退路——和母亲血肉关系也切断了!”使母子之情也隶属于革命事业之中了。
“我”是坚强、质朴的革命家，代表了三十年代英勇奋战的日本无产阶级战士。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日共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反映了日共在那个时期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小林多喜二以全部热情，生动地塑造了这一革命者的光辉形象。这在当时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起到了压倒法西斯的嚣张气焰，增强革命人们的信心、鼓舞斗志的战斗作用。
“我”的母亲的形象在《为党生活的人》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她出身在贫困农民家庭，一生在贫穷中度过。在儿子参加革命后，她为儿子生命危险感到忧郁。后来在儿子因斗争形势骤然转变而突然离开她转入地下活动时，她更加担心儿子的安全，迫切渴望和儿子见面。须山探得母亲这种心情后，给安排了一个时间让母子相见一面，从相见到告别的场面是非常感人的。母亲由沉缅于母子之情到关心为革命献身的儿子的人身安全，思想感情上起了重大的变化，反映了普通劳动妇女在日共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工农群众斗争影响下的新的觉醒。母亲的形象富有典型意义，她代表了当时日本千百万劳动妇女的成长。
《为党生活的人》在艺术上也是很出色的。它首先在人物描写上，除了“我”、母亲外，其他革命者须山、伊籐也都写得栩栩如生，形象感人。作品抓着人物的特征，通过语言、行动和心理活动的简洁、质朴的描写，予以突出，虽然着墨不多，但生动鲜明。在“我”的身上，突出他严肃、沉着、坚定、质朴，一个地下革命者的特点；在须山身上着意刻画他勇敢、坚强、活泼乐观，富有革命朝气；在伊〓身上，则突出表现她刻苦改造、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同时，作品还把人物置于多种关系之中，多方面揭示人物特点。在“我”与母亲关系的描写上，显示出作为一个地下党员，为了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特点；写伊〓与她的母亲的关系，则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百折不屈的傲骨。
其次在结构上作品采取以仓田工厂革命斗争为经线，以“我”的革命活动、生活为纬线交织的描写方式使作品主干和支干脉络清楚，既突出反映了日本工人阶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也细致地描写了地下党员艰难困苦的革命工作和他们坚韧不拔的高贵品质。此外，在情节上作品运用了不可预测的陡然突变的手法，象叛徒太田的出卖使“我”处于逆境以及作品最后罢工斗争遭到意外，使情节跌宕起伏、曲折逶婉，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这种情节突变的手法正是基于现实阶级斗争的复杂多变，它反映了在敌人残酷统治下，从事革命斗争的艰巨和复杂。
这部作品是小林多喜二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匆忙之中断断续续完成的，缺乏细致润色，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些地方叙述过多，另一些地方又有些粗略，交代不清，尤其在反映现实广度上更显得薄弱一些；而在“我”与笠原关系的描写上也有些不当，有损主人公“我”的形象完美。
《为党生活的人》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杰作，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宫本百合子在《小说读法》中指出，它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作家细致再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生活的最早的作品”。即在今天，这部作品仍在人民之间传诵，激励着革命人民为自身的解放事业进行英勇斗争。
第三节 德永直
德永直(1899-1958)是日本现代杰出的工人阶级作家，他与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一样，在世界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德永直出生在日本熊本市郊黑发村一户贫农家里。父亲勤俭朴实，租种几亩薄地；日俄战争爆发后，被强征去当兵，后来受伤致残，只好用退役金买了一匹瘦马，赶大车养家。母亲更辛苦，除了种地，还得靠做竹筷和买卖兵营的剩饭来糊口。德永直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家境中度过的。
德永直从小就刻苦好学，很想在学校多读几年书，但是贫困的生活使他在小学六年级时就被迫辍学，开始了各种劳动。他在熊本市当过印刷厂的徒工，在米店里当过小伙计，在香烟专卖局和发电厂当过工人。在这期间，他从这个社会大课堂里，观察人生，初步体验了被压迫阶级的痛苦，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给他以后的斗争和创作，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1921年，德永直离开熊本市到东京博文印刷厂(即后来的共同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从此，他开始了现代产业工人的斗争生活。他积极参加工会的实际活动，是日本印刷工会的组织者之一。他领导过1926年日本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共同印刷厂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虽然在日本法西斯政府和垄断资本家勾结镇压下失败了，但德永直在斗争中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进一步认识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并获得成功的。
德永直的文学创作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创作活动的第一个时期是从1925年到1933年。德永直在上小学时就爱好文学。在熊本市工厂当工人期间，就编过在同伴中传阅的刊物。到东京以后，他经常利用休假日写小说，并主动向青野季吉、金子洋文等著名文艺家请教。从1925年起，他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发表在工会办的刊物上。这些作品大多数是描写作者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批判。例如：表现穷苦人与马相依为命、同病相怜的短篇小说《马》(1925)；描写日俄战争给人们留下心灵创伤的《战争杂记》(1925)；通过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善良青年的悲惨命运，控诉社会不平的《畸零人》(1925)等等。尽管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还不成熟，但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朴素、诚挚感情，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德永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没有太阳的街》，从6月到12月连载在当时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机关刊物《战旗》上。这部长篇小说轰动了日本文学界，它与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并列，被称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双璧。从此，德永直步入职业作家的行列，并参加了日共领导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
《没有太阳的街》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第一部以产业工人有组织的大罢工为题材的作品。它生动地反映了在日本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共同印刷厂三千工人历时七十天大罢工的全过程。这次大罢工，是在1927年初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支持军国主义者对外实行侵略中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对内加紧榨取工人血汗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因此，斗争的政治意义是明显的，它不仅是日本工人阶级反对解雇、争取生存的经济斗争，而且矛头指向日本统治阶级的内外政策。这次罢工斗争的规模及其影响在日本工人运动史上也是少见的。如作者在小说里所叙述的：“动员起来的全日本的左翼斗争力量，已全部集中在‘没有太阳的街’。超过两万元的捐赠和五千个支援战士，从九州、四国、青森和札幌等地象砂砾似地飞向前来。”德永直自始至终参加和领导了这场斗争，并且把它艺术地再现在《没有太阳的街》里。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以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一开始就突出了阶级搏斗的紧张气氛：在军警严密戒备，护卫“圣驾”巡视东京高师校园的特定场景中，有组织、有准备的印刷公司罢工团员在密集的人群里撒传单，揭露资本家的罪行，申张工人的正义要求，争取群众的支持。这些传单象重型炸弹一样，引起了巨大的骚动，警察驱散人群，密探追捕罢工团员。随后，作者就把镜头转向罢工斗争的中心——千川沟里“没有太阳的街”。这是一块不足一平方英里的肮脏阴暗的贫民窟，拥挤着无数好象粘在地面上的隧道似的工人住宅。在这条街的中心区，就是榨取工人血汗的印刷公司。它的董事长、高级职员的公馆、楼房就筑在山谷的高坡上。就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日本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产业工人罢工斗争的图画。在这场剧烈的阶级搏斗中，敌我双方的营垒极为鲜明。一方是资本家、议员、密探、流氓和军警，他们凶猥、残暴，在镇压罢工斗争的刽子手。作者以愤怒的笔触对这个集团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鞭笞，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另一方是极端贫困、过着暗无天日生活的工人。他们对统治阶级怀着刻骨的仇恨，为了高举工会红旗，用鲜血和生命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中间有罢工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有血气方刚、坚贞不屈的青年男女工人，有阶级觉悟日益提高的工人家属。作者在描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倾注了满腔热忱。作者着力刻画的罢工领导者荻村和青年女工高枝等人的鲜明形象，集中地体现了日本工人阶级勤劳善良、坚持真理、不畏强暴、勇于牺牲的品格。
这场波澜壮阔的罢工斗争，最终是被反动派血腥镇压下去了。但是，作者以“旗影黯淡了”作最后一章的标题，在悲壮的气氛中，以“保卫团旗”作结，寄寓了这样的思想：斗争虽然暂时失败了，但红旗终究未倒，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没有被摧毁，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无产者!
《没有太阳的街》在艺术上是成功的。作品里塑造的主要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们的思想感情沁人肺腑。即使是一些次要人物，经作者几笔淡描，也被勾画出活现的神态。小说的情节也比较紧凑，各个场面写得真实如画，而且转换灵活。
德永直之所以能写出《没有太阳的街》，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做出重大贡献，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主观上，他是个工人，长期生活在工人中间，有强烈的阶级责任感，他要用笔为本阶级呐喊，向资产阶级进攻。因此，即使在失业和半失业的状况下，他都忍饥挨饿，刻苦学习，以惊人的毅力进行创作。客观上，日本二十年代后期，阶级矛盾激化，罢工浪潮此起彼伏，革命形势逼人。这对于德永直的思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他努力排除曾经接受过的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果没有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先觉的革命知识分子艺术家们艰苦斗争的历史，任凭我多么喜欢在手纸上用铅笔写什么近似小说一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都不可能成为作家。”
继《没有太阳的街》之后，德永直还发表了长篇小说《失业都市东京》(1930)，短篇小说《参加斗争的行列》(1930)、《在工会红旗下》(1929)、《效率委员会》(1929)等。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热情讴歌工人阶级昂扬的革命斗志。
从1934年春“纳普”解散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德永直创作活动的第二个时期。
二十年代末期，日本法西斯政府为了推行向外扩张侵略中国的政策，首先对国内民主进步力量实行镇压。1928年和1929年先后搞了“三?一五”和“四?一六”大搜捕，把大批的革命者，包括德田球一在内的几乎全部日共领导人投入监狱，进行残酷的迫害。1932年，日本文艺界的四百余名知识分子被逮捕。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旗手小林多喜二在1933年2月惨遭杀害。“纳普”于1934年2月被迫解散。从此，开始了日本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这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里，德永直曾经有一段时间陷入彷徨、苦闷的境地。但是，他仍然坚持继续创作。为了提高文学修养，他在这个时期认真地研究了国内外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据作者自述，对他影响最大、教益最深的是高尔基和明治时期德田秋声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的熏陶下，德永直在艰苦的环境中，又写了许多作品(主要是短篇创作)，如《八年制》(1937)、《辛勤的一家》(1937)、《最初的记忆》(1939)等。这些作品虽然不能象以前那样表现革命的主题，但作者还是以暴露的方式，描写了战乱中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批判了日本社会的黑暗现实，倾吐了作者对人民的诚挚的感情，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而且艺术技巧上也有很大的提高。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世界人民的打击下终于无条件投降。从这时起到1958年德永直逝世，是他文学创作活动的第三个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思想和创作最光辉的时期。
日本投降后，尽管不久美国就确定了扶植日本统治集团，发展日本垄断资本的方针，加紧镇压工人运动，但是，人民革命斗争的力量已经以雷霆万钧之势急遽地壮大起来。日本文学界也广泛地建立了民主主义文学的统一战线，配合日本进步的政治力量，展开了反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德永直和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等人创立了“新日本文学会”，重新投入革命文学运动。1946年，德永直加入日本共产党。
德永直在战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妻呵，安息吧!》。这部作品从1946年3月起在《新日本文学》上连载，被誉为战后初期民主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妻呵，安息吧!》是一篇自传体的作品。它的主人公是作者的亡妻敏绪。她在贫困中出生，七岁丧母，依靠双目失明的外祖母生活。她从九岁起就先后给阔人家当佣人，到工厂当童工，受尽了压迫与欺凌，十六岁那年跑到东京当了四年护士，好容易挣了点钱，却又碰上大震灾，死里逃生回到故乡。她嫁给作者后，虽然对作者的革命活动缺乏了解，常有口角，但她勤俭持家，与作者同忧共苦。由于终年劳累，营养不良，她仅四十余岁就在饥饿和炮弹的爆炸声中悲惨地死去了。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虽然只是作者的亡妻，但诚如作者所说：“她是千千万万死亡中的一个，是……为了免于家人受饿而自己首先挨饿，最后自己牺牲于战争下的许许多多妇女中的一个!”因此，敏绪的形象，是那个年代里日本广大勤劳妇女的典型。作者通过她一生的遭遇，反映了日本人民的生活悲剧，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行，同时还表露了这样的决心：“为了不让做妻子的再死于侵略战争，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决心要拿出勇气参加战斗。”
以《妻呵，安息吧!》作为德永直战后文学活动的新起点，不久他又创作了反映日本人民进行民主斗争的、长达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它的第一部连载在1949-1950年的《赤旗报》上。第二部也发表在《赤旗报》上，登载的时间是1954年3月至12月。
《静静的群山》写的是从1945年8月到1947年4月这几间日本战后的现实。作者通过这部作品中众多的人物形象和错综复杂的情节，具体、真实地反映出战后两三年间日本社会的诸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日本民族要求独立自主与美帝国主义把日本沦为殖民地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和平与美帝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矛盾，等等。在描述这些斗争中，作者贯穿了这样的思想：日本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工人、农民的联合斗争，是解决社会诸矛盾的基本力量。
《静静的群山》第一部描写的是日本投降后最初十个月里的事。在这段时间里，整个日本社会处在激烈的变动之中。一方面是穷凶极恶，侵略成性的法西斯政权垮台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席卷全国，反动统治阶级惊恐万分；另一方面是由于大批工厂停工，成千上万的军人复员，造成农村土地问题的尖锐化，资产阶级和商人乘机浑水摸鱼，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而劳动人民的生活却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者抓住人民民主力量迅速高涨这一历史主流，以东京芝浦电气器材公司的工人斗争为题材，选取这个公司所属的全国四十三个工厂中斗争最坚强的川岸工厂(书中作川添工厂)及其所在地区的典型事件，加以集中、概括，写出了这部作品。
川岸工厂是在战时为了躲避美国飞机空袭，从东京近郊迁到长野县冈谷市郊来的。这个工厂的斗争，不仅与“东芝”所属其他工厂的斗争相联系，而且直接影响到该厂附近乡村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带有“地域”的性质。作者在小说里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这场斗争，写出了工人们在战后逐步由普通工人成长为自觉战士的过程。
在这部小说的前几章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一群工人，是一些没有组织，没有觉醒意识的分散的个人。他们在战后初期惊慌失措，被资本家遣散后，各顾个人地离厂回家。但是，经这一段时间后，这些工人被组织起来了，他们组织了工会，和资本家进行斗争。仅十个月的时间，他们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已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成长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坚强的阶级队伍。在他们当中涌现出成百个共青团员，锻炼出池部、大野木、谷川等第一批共产党员。作者通过川岸工厂这支工人队伍成长的过程，写出了日本共产党组织在战后的发展和壮大，生动地表明共产党是领导无产者获得解放的核心力量。
《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写的是1946年冬到1947年4月这几个月间的事。这期间，日本民主进步力量更加强大了。工人运动已由部分工厂的联合斗争、地域性质的斗争，发展为全国性的统一行动。斗争的矛头已不仅指向资本家，而且提出了打倒反动政府的政治口号。而日本反动政权，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极力分裂和扼杀民主力量，破坏工农联盟。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阶级大搏斗中，1947年“二?一全国五百万工人总罢工”是一个重大事件，它是日本民主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标志。在这部小说里，作者通过这个事件的描述，撕下了美帝国主义虚假的“民主”面具，揭露它镇压日本民主运动的罪行。同时，作者用大量的篇幅着力描绘了古老闭塞的农村在“耕地改革”及山林解放斗争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写出了长期被封建旧习束缚着的贫穷的农民群众，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在共产党的教育下觉醒起来走向斗争的过程。作者在这里正确地揭示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反映出各阶层农民的不同愿望，歌颂了先进工人和共产党员在支援农民兄弟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此外，作者还多方面地揭露并鞭笞了骑在日本人民头上的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官僚、法西斯军人、垄断资本家、大地主等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罪恶活动。
《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完成后，作者原计划接着写第三部和第四部。据作者说：“打算描写受美国资本支援的‘东电’公司的资本家，和发动侵朝战争的美帝勾结，共同迫害革命工人，利用劳动强化和解雇等手段来剥夺日本工人通过斗争取得的全部胜利果实，写出他们破坏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日本民主力量，企图绝灭侵朝的后患的阴谋。同时描写为了抵抗这些来势凶猛的反动攻势，工人和农民团结在一起所进行的、战后日本最壮烈的斗争。”不幸的是，作者在1958年2月15日病逝，这个计划没能实现。
《静静的群山》虽然是未完成之作，但就第一部和第二部而论，它也可称为战后日本民主力量成长壮大过程的一部史诗。日本著名作家野间宏在论及这部作品时写道：“这真是一部庞大的小说，仅就作者企图巨细无遗地写出日本工人与农民、工厂与农村的联系来说，也满可以说是日本文学史上的最初尝试。我在读这部作品时，深深感到为了了解日本现实的各个方面，也必须读这部作品，参考这部作品。尤其是工农联盟成为日本革命中心问题的现在，这部小说的价值更为巨大。”由此可见，仅就小说所触及的战后日本社会诸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来看，《静静的群山》在当代日本文学著作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除了长篇小说，德永直在战后还写了五十余篇短篇小说和一百五十多篇论文。这些著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取得了比较高的成就。
德永直是无产阶级自己培养出来的作家。从他开始进行文学创作那天起，就是工人群众的代言人，在他成为职业作家后，仍旧不脱离群众。在战后，他更自觉地与工农保持密切的联系，汲取创作的营养。他的作品的基本题材是工农阶级的革命斗争，而且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工农大众的内心世界，生动地描绘出他们的生活。他三十多年的文学活动，为日本工人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日本著名评论家青野季吉所说的：“工人文学这一名词应当说是从德永直身上开始实现的。我以为必须把这一点看作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牢牢记住。最后我想再补充一句，成功地打破了文学是知识分子创造的这一观念的人也是德永君。”
德永直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在战后曾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作过积极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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