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露时代”与《文学界》

  明治维新时代的“文学改良”,至少包括两大内容:欧化主义和白话运动。然而这种具有普遍化特征的文学或社会主义思潮,受到了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国粹主义文人的反对。明治中后期,文学创作上进入所谓的“红露时代”,亦即尾崎红叶和随后登场的幸田露伴共同成为文坛主角。尾崎红叶和幸田露伴的小说没有顺应“言文一致”的小说发展趋势,而在创作中坚持了他们自己的表现特点。他们的小说,被称作“雅俗折衷体”。也就是说,古典文学中的雅语表现与江户以后的俗文学表现混和在一起。作为范本,是江户时代井原西鹤的小说文体。由于坪内逍遥、山田美妙等人的改良小说尚在初级阶段,盛行一时却并未在创作上留下传世之作,于是红叶、露伴那种基于坚实传统表现的文学,构成了新时代明治文学的重要内容。

  实质上,“红露文学”却体现了当时复古思潮的一种反时代性。然而尾崎红叶的创作特征前面已有所涉。总之在其代表作《三人妻》、《金色夜叉》中,充分地显示了他独特的华丽文笔。其中《三人妻》堪称尾崎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围绕主人公余五郎和三个妾之间复杂的人事纠葛,通过类型化的性格描写,呈现了封建家庭关系中的义理人情。尾崎红叶谙熟世间的种种伦理凡常,因而在精到入微的人物描写中,构建出一幅幅真实可信、富于人情味的人间风俗画。尾崎红叶的小说适应广大读者的通俗喜好,在心理描写上亦别具特色。

  幸田露伴(1867~1947)跻身文坛在尾崎红叶之后。他的处女作是《露水滴滴》 (1889)。最早的连载作品《一刹那》(1889)刊于“砚友社”的机关刊物 《我乐多文库》。作品风格上模仿了井原西鹤的小说文体。幸田露伴的成名作是刊于《新著百种》第五号上的《风流佛》(1889)。随后,露伴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重要作品。代表作有《五重塔》 (1891~1892)、《风流微尘藏》(1893)、《击天浪》(1903)、历史传记文学《命运》(1919)、短篇小说集《叶梢集》(1890)和中篇小说集《新叶梢集》(1891)等。幸田露伴青年时代酷爱读书,在东京图书馆和菊池私塾,他涉猎了有关东方文化的各类书籍,且接触到种种进步的启蒙思想。从父亲成延那儿,他还受到基督教信仰的感化。这些经历,在处女作《露水滴滴》中皆有表现。同时创作之初,幸田露伴受到坪内逍遥小说理论的影响,之后又倾倒于井原西鹤的小说。

  幸田露伴的小说尽管同样模仿井原西鹤的小说文体,但作品的主题、人物、内容、风格却不同于尾崎红叶的小说。他独特的艺术构思集中表现在代表作《五重塔》中。《五重塔》的主人公,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木匠十兵卫。十兵卫空怀绝技。因相貌愚钝、拙于世事,始终运势不佳。当他听说谷中感应寺拟建五重塔,并选中了川越的名匠源太时,便认定这是扬名四海的大好时机,决心向住持提出请求,改由自已来承包这项工程。名匠源太豪爽过人,当即同意十兵卫作自己的副手。十兵卫却不同意。源太又提出更加屈就的方案,自己为副,十兵卫为主。可十兵卫仍不同意。最后,源太同意将全部工程转让十兵卫,同时主动提出,将自己的“秘传”手艺传授给十兵卫。可这十兵卫却冥顽不灵,坚决不领源太的情,要靠自己独自的力量建筑五重塔。源太被激怒了。他的弟子们认为十兵卫是以怨报德的小人,憎恨不已。于是百般加害于十兵卫。十兵卫没有屈服,他苦心营造,终于建成了五重塔。“落成典礼”的前一天,不幸遭遇大暴风,十兵卫坚信自己的力量,悠然地屹立在暴风雨中。他成功了,暴风雨过后,五重塔巍然不动。幸田露伴通过这种独特的构思,展现了一个无视义理人情的“怪人”十兵卫。显然,这十兵卫是个人见人厌的小人物,但却身怀绝技。他终于以独自的方式,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实际上,幸田露伴的《五重塔》旨在印证福泽谕吉主倡的独立与自尊,且力图摆脱明治初期的封建性。

  有趣的是,幸田露伴与尾崎红叶在文学风格上形成鲜明对照,露伴被称作理想理念派,红叶却是风俗写实派。幸田露伴的小说世界体现了明治初期勃兴的自我中心思想,同时充满了男性化的雄浑气魄。相反,红叶的文学表现却具有女性化的特征。露伴的文坛评价略高于红叶。但是另一方面,红叶的风俗写实基于现实的体验或感觉;而露伴的作品却常常观念先行,因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

  幸田露伴的文学,具有浪漫主义的文学特征。或者说,“红露文学”已经不同于以前的“戏作文学”,作品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受到当时社会文化上种种封建残余的制约。因而,作品中的情感表现时时悖离积极的近代精神,未能触及二叶亭四迷那种近代性的自我苦闷。近乎同期,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兴起。

  《文学界》被称作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大本营。这一文学刊物的创刊人是北村透谷、岛崎藤村、平田秃木、户川秋骨、星野天知等。《文学界》创刊于明治26年(1893),最初的发起人是浪漫主义诗人北村透谷。北村在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开始写诗写随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楚囚之诗》 (1889)、《蓬莱曲》(1891)、《厌世诗人与女性》(1892)和《我的牢狱》 (1892)等。在他的诗情之中,饱含着希求精神自由的否定性的浪漫主义思想。毋宁说,《文学界》作家的精神基础,正是一种源自基督教精神的平民意识,或是来自于欧美文学的浪漫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他们力图靠自己的直觉来把握人的内在精神,进而达到有限的精神解放。

  北村透谷1868年(明治元年)出生,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批评家。在 《何谓关涉人生的文学》(1893)等文学评论中,他反复强调文学是一种“空幻的事业”,不应以俗界追求为目的。他说文学的天职在于面对无形的自然力,以灵魂的剑刃指向绝对。这种文学主张显然反对文学的现实功用说,因而在当时实用主义盛行的社会主义氛围中别具一格。后来,北村透谷进一步将自己的这种文学理论衍化为文艺学专著《内在生命论》 (1893)。他针对当时忽略人类生命的思想倾向,鼓吹要重视人的内在生命力。同时,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观察人的“内在生命”,而要依据那种瞬间的灵感,形象化地展示内在生命的极致。北村透谷的这种理论固然有失偏颇,但却触及了文学艺术的独自特性。在明治时代那样一个历史文化阶段,的确尖锐地对立于具有封建性特征的文学理念与文学意识。他将文学置于某种架空的观念世界中。

  北村透谷的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1889)和《蓬莱曲》(1891)等。作品表现了透谷浪漫性、内在性的自我体验。其中《楚囚之诗》是最早的自由律长诗集。长诗以亲身经历的“大阪国事犯”事件为素材,表现中受到拜伦自由体诗的影响。《蓬莱曲》也受到拜伦、歌德的影响,作品具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通过这种尚不成熟的诗歌形式,透谷对现实表现了强烈的否定,并在痛苦的体验中显现出近代人的觉醒。 《蓬莱曲》的一大特征还在于,作品犹如自由体诗歌形式写成的评论文章。不妨说,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他最为著名的一篇评论文章是1892年刊于《女学杂志》上的诗论《厌世诗人与女性》。其中一句名言颇具代表性,他说“恋爱乃人生之秘诀,先有恋爱尔后有人生……”。这句名言集中体现了日本近代打破封建桎梏,实现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

  时治20年代(1887)前后,新政府确立起绝对化的政治权力体制。就是说,此时政治权力统治着国民的内在精神,亦即宗教、思想、艺术等各个领域。明治23年10月(1890),以国家权力最高体现者——天皇的名义,颁布了所谓“教育敕语”,其核心便是“国家至上主义”。作为当时普遍化的观念意识,是认为政治权力同时代表着思想或伦理性权威。于是,对国家政治无关紧要的、非社会性的文化艺术或个体意识,一开始便被当作伦理之 “恶”。不妨说,近代社会一开始就处于这样一种政治权力绝对化的过程中。因而,明治初期福泽谕吉的启蒙运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明治10年 (1878)前后的自由民权运动,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功绩,因为运动是对当时的藩阀政府直接的政治性反抗。“自由民权”运动对日本日后的思想文化发展影响很大。

  应当说,日本的近代文学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中产生并展开。因而一方面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则背负着特定的存在理由与目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森鸥外等,都发生过各自不同的历史作用。北村透谷也是如此,他曾投身于激荡人心的自由民权运动,后转而致力于文学。北村透谷的特定意义在于,由政治转向文学的直接原因并非仅在运动的失败,尚有对于人的绝望。他由“民权运动”内部体察到某种前近代式的非人性或人之颓废。透谷认为,近代文学的目的、意义正在于否定那种旧有人性,毫不迟疑地向传统的审美意识、伦理意识挑战。他鼓吹尊重人的“内在生命”,并将高尚的恋爱感情奉为“内在生命”的最高发现。他反对偏狭卑俗的实利主义文学论,而强调文学的功能在于解放普遍的人生——自我的全面解放。这些特点证明,北村透谷具有独自的文学追求,透谷文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本近代文学的终极目标。他所反对的文学卑俗化现象,确非一时一地之状况。文学过份趋附于政治或颓废,必然丧失内在精神的自我支柱。透谷的文学主张,可用两句话加以概括:尊重人性,确立自我。但这里的所谓自我,又具有十分强烈的精神主义和主观性特征。最后,透谷还深受基督教二元论的影响,在他的叙事长诗《蓬莱曲》中这样写道:

  我相信在我心中,

  有不可调和的两种精神,

  一是神性,

  一是人性,

  二者不停息地战斗。

  总之,北村透谷一方面苦于神性与人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则对人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当时日本的社会条件下,他始终扮演了一个反政治、反社会的角色。同时代表了《文学界》运动最具积极性的方面。也还预言过日后以自然主义为中心的日本近代文学的方向与特质。北村透谷自杀之后,《文学界》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而以北村之死为分界,《文学界》运动实际上分为前期与后期。北村透谷是《文学界》前期的代表作家,后期的代表作家则是上田敏。前者被称为人生派,后者则被称作艺术派。后者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追求学者诗人或诗人学者的复合境界。在这两种风格之间,尚有一位苦于左右摇摆的重要作家尤值一提,亦即浪漫主义诗人岛崎藤村。

  上田敏 (1874—1916)精通欧洲文学。他是评论家、翻译家、小说家兼诗人。他的翻译诗集《海潮音》,被誉为日本近代译诗史上的顶峰之作。集中收入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29名诗人的诗作,且以法国近代高蹈派、象征派诗歌为主。波德莱尔、马拉美等人的诗歌,占有重要比重。上田敏的代表作品尚有 《现代艺术》、《但丁神曲未定稿》、《上田敏诗集》等。

  上田敏崇奉古典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这种特征又使他逐步演化为唯美主义作家。作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北村透谷的浪漫主义继承了拜伦、歌德等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积极部分;而上田敏所崇奉、憧憬的却是19世纪中叶英国的拉斐尔美术画风。上田敏等《文学界》后期同人,背离了透谷式的苦斗,面对阴暗的日本风土——“家”或“肉体”。构成后期作家文章中心的,是对于更加新近的西方艺术、文化的憧憬,或对于学术、艺术的赞美,他们发挥各自不同的秉赋,进入了相应的学问领域或艺术世界。与此同时,岛崎藤村却以他甘美新颖的诗风,肯定了透谷的苦斗与追求。岛崎藤村处在《文学界》前、后两派的风格矛盾中,写出了具有新鲜造型美感的诗集《嫩菜集》(1897)。1898年,《文学界》停刊,明治期间的浪漫主义文学至此告一段落。尽管随后出现的女诗人与谢野晶子重又点燃了浪漫主义文学之火,但此时的浪漫主义已经远离日本社会的文化本质,不再具有透谷那种全人类式的苦斗精神,而呈现出虚幻、单调的官能性享乐特征。

  不管怎样讲,《文学界》所代表的日本浪漫派文学虽为其后自然主义文学所取代,它的历史地位却不能忽视。尤值一提的是,像岛崎藤村这样本属 《文学界》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家,直接转入自然主义文学阵营后,成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创始者。《文学界》解体之后,藤村发表过另一部诗集《落梅集》 (1901)和散文集《千曲川写生》(1899)等。然而,岛崎藤村最为重要的小说作品却是1906年刊出的《破戒》。《破戒》被称作日本近代小说的嚆矢——自然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慧星一般的才女作家樋口一叶(1872—1896)。一叶虽非《文学界》同人作家,却有许多传之后世的名作刊于《文学界》。她结交过许多《文学界》文友,如平田秃木、户川秋骨和马场孤蝶等,创作中汲取了他们的浪漫主义思想。樋口的代表作品有:《一比高低》(1895)、 《十三夜》(1895)、《歧途》(1896)等。这些作品大多表现受虐待的贫穷女性的愤怒与悲哀,且叙事中包含了敏锐的文化批评意识。《一比高低》受到森鸥外、幸田露伴和斋藤绿雨盛赞,樋口一叶遂被称作最为出色的女性作家。由于过度劳累,樋口患了肺病,死时年仅24岁。

  樋口一叶特殊的史学意义表现在,她的作品大多运用陈旧的文体,审美上接近《源氏物语》等古典文学的世界,却又以写实的手法试图令作品具有种种新意。同时,当时的日本文坛为男性作家所统治,一叶的文学活动以及她所取得的成就,使她亦成为日本女性解放史上一令人注目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