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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是从文艺复兴向启蒙运动过渡时期的文学，在过去，①它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十八世纪时，人们用巴罗克这个词来称呼这一时期的文学，是有着某种轻蔑的意思。到了十九世纪，发生了一个决定性转变，对巴罗克有了新的阐释，随之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就有了新的评价。事实上，这个世纪确实在文学上出现了象马丁·奥皮茨、安德列阿斯·格吕菲乌斯、汉斯·雅可布·克·封·格里美豪森这样一些卓有成就的作家。
对这个世纪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三十年战争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于1618年爆发，直至1648年结束。这场战争的一方为新教联盟，另一方是天主教联盟，而在他们后面的分别是瑞典、丹麦、法国、西班牙等国家。这不仅是一场教派之间的武装对抗，它是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一场在德国土地上进行的欧洲战争；战争的实质是德意志皇帝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争权夺利、扩展领土的斗争，是参战的各国为争夺欧洲霸权的战争。这场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在一段时间内延缓了历史的正常进程。战争使德国政治上更加分裂，德意志分为二百九十六个小国和六十六个自由市。在经济上，由于人口大量死亡，造成土地荒芜，贸易停滞，矿业停顿，大批已成为自由农的农民又重新沦为农奴，生产力急剧下降。
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依然得到了发展，三十年战争及其后果给作家和诗人提出了严肃的主题，为他们的作品提供了一广阔的背景；社会的、政治的、伦理道德的问题都由于战争而变得格外迫切，人与现实和宗教的关系、人生的意义都必须放在战争的场景内加以描述。这一世纪的文学从发展上看可分为两个阶段，以三十年战争结束的1648年为分界。
第一个阶段是战争时期。战争必然成为每个有时代感、有良知的诗人和作家面对的主题，它直接地影响和限定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并促使他们为表现这一内容去寻找相应的形式。
三十年战争对第一阶段文学发展上的另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促进了民族意识和祖国意识的发展。受战火蹂躏的祖国，政治上的分裂、外国军队在德国土地上的暴行、人民遭受的苦难，这一切激起了他们的民族情感。他们无力在政治领域里有所作为，于是便力求在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上做出贡献。马丁·路德虽然清除了德国语言的积秽，促进了语言的统一，但是宫廷和上层社会依然崇尚法语和意大利语，作家中还多半用拉丁文写作；在民间，战争期间外国士兵也为德语带来了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和知识分子都把德语看作是德国文化统一的一个纽带。他们在各地建立了语言协会的组织。其中1617年于魏玛建立的“丰收学会”是最有影响的一个，许多作家都以成为它的一员为荣。这些协会鼓励人们说德语，用德语进行写作。许多诗人和作家都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对德语的发展和纯洁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三十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战后的安定为诗人和作家① 巴罗克：原只是指艺术和建筑上的一种风格。这个词有混乱、不规则、奇形怪状等之意。到二十世纪人们给这个词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认为巴罗克是力图寄情感于具有感性引力的形式。这些形式注重的不是和谐而是力度。它的特点是气势雄浑，有动态感，善于表现各种强烈的感情色彩。提供了反思的机会，对战争的思考，对战争后果的反应，以及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进程，就必然成为他们作品的题材。在这个阶段，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战争的结束，在文学上发生了分野，一些人依附宫廷，追随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他们为现存的封建秩序进行辩护，而另一些进步作家，代表着资产阶级一人道主义的倾向，他们与人们有着密切联系，对社会抱着批判的态度，他们的作品表达了一种反宫廷的情绪。在这一阶段中，一些长篇小说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第一个阶段中，文学上的突出成就表现在诗歌、戏剧和诗歌理论上，代表人物是马丁·奥皮茨（1597—1639）、安·格吕菲乌斯（1616—1664）；此外，象魏克林（1584—1653）、莫色拉希（1601—1669）、罗高（1604—1665）、弗莱明（1609—1640）以及雅可布·比德曼（1578—1639）等人的作品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第二阶段中，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借鉴外国的骑士小说、流浪汉小说在德国的宫廷史诗、民间故事书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还在第一阶段后期，菲利普·柴琛（1619—1689）就出版了《阿得里亚的罗泽蒙德》（1645）、莫色拉希写出了《菲拉德斯·封·西腾瓦德的奇异而真实的幻境》（1642），而格里美豪森（1621/22—1676）则成了这个世纪的最有名的作家，他在1669年最后完成的《痴儿西木传》不仅标志着这个世纪文学上突出的成就，也是一部对后世产生影响，越出德国疆界的著名作品。此外，另一个在当时负有盛名的作家是克里斯蒂安·洛依特（1665—1712），他在世纪末完成的《舍姆夫斯基》（1696）是德国文学中第一部形式完整的幽默小说，他以夸张、滑稽、怪诞的方式，通过舍姆夫斯基的奇遇和旅行见闻，对市民阶级的上层分子的贫婪、虚伪、精神上的狭隘、举止上的粗俗进行了讽刺。作者把矛头指向市民阶级而不是封建阶级，这与他依附宫廷是有关系的，但是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的性格描绘，对现实中某些弊端的讽刺，它的具有的历史价值，使它的影响远超越出这个世纪，成为这一类型小说的前驱。十八世纪作家毕尔格尔创作的 《闵希豪森的旅行和冒险》即是受到了这部作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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