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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文学史上“三月革命前文学”这个名称指的是自1835年至1848年三月革命之间的文学。在德国古典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之后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德国文学基本上包括了“比德迈尔”、青年德意志和政治抒情诗这三个内容，可以把“比德迈尔”看做是后两者的一种对立。虽然海涅和毕希纳从年代上讲属于这个时期，但从他俩在思想和作品上所达到的高度，已远远超出了他们同时代的一些作家，这已在上一章做了专题介绍。这里对“比德迈尔”、青年德意志和政治抒情诗分述如下。
“比德迈尔”
所谓“比德迈尔”是一个含有嘲讽意味的词，它指的那种心满意足，循规蹈距的老实人对秩序、安全、舒适当做生活理想的心态、精神。十九世纪后半叶，一些文学史家为了能恰于其份地表达复辟时代的一些作家的风格，就用了这个名词。把它做为青年德意志、政治抒情诗的文学政治化风格相对立的一种潮流，指的是一种冷淡政治、疏远时代，宁静安适的文学。这种文学，有的评论称为是“出于忧郁的欢乐”。他们意识到古典文学的理想、浪漫主义的童话与现实不是一码事，它们彼此不可能统一；他们承认，古典文学和浪漫主义要克服的生活与艺术的不和谐本来就是生活的二元论。这样，对他们来说，断念就成了时代的道德理想。为了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自己的那一点幸福。他们笔下的人物多是清心寡欲，有着克制本性的力量和心中的愿望。属于“比德迈尔”文学有一批作家，如爱德华·默里克（1804—1875），弗·吕克特（1788—1866）、奥·冯·普拉顿（1793—1835），K·伊默曼（1796—1846），安内特·冯·德洛斯特—徐尔斯豪夫（1797—1848）以及一些奥地利作家。
默里克生于路德维希堡，曾在图平根神学院学习神学，毕业后任过神职工作，因不感兴趣，1843年就称病退休，与独身姐姐在梅特根海姆等地隐居。他青年时代曾有过几次爱情经历，但他都把它深深地埋在心理，羞于表露，只是用诗歌用书信来表达他的情感，直到47岁时他才结婚。为了生计他不再退隐，在斯图加特做教师，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作为一个抒情诗人，默里克创作了许多描绘自然，抒发胸臆的诗歌。在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这是他的诗歌的主要基调。这样，他的一些诗歌便产生了一种朦胧感，在富有浪漫主义梦境和渴望在内心把握生活之间摇曳不定的那种朦胧感。正因此，他的大部分诗歌在当时只有少数人才能真正理解。但他的一些吟咏大自然的田园诗富有民歌风，感情真挚，音调优美，受读者喜爱，也激起许多音乐家乐思。
除了诗歌默里克还写有长篇小说《画家诺尔顿》（1832），它描写有才华的青年画家诺尔顿的爱情悲剧，由于妒嫉和小人的播弄，作品的几个主要人物都以死亡收场。他还写有六部中短篇小说，其中著名的有《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 （1856），它描写了这位音乐大师在妻子陪同下由维也纳去布拉格出席歌剧《唐吉万尼》首演式途中的一段经历，莫扎特在一个伯爵夫人的府邸里稍带忧郁地叙述自己的身世和《唐吉万尼》的创作过程，并用钢琴演奏了一些片断。默里克在他所喜爱的作曲家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情思和一种感伤的断念。这篇作品由于文字优美，语言洗炼，充满诗意，而成为德语文学散文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伊默尔曼是复辟时代的长篇小说艺术上取得成就最大的一位作家。他出身一个普鲁士官吏之家，大学时攻读法律，解放战争时期他从军，战后重返大学完成法律学业，1819年在明斯特任陪审官。在这里他认识了男爵吕佐夫的妻子，比他大八岁的艾利莎，这个美丽而热情的女人令他倾慕。1825年吕佐夫爱上了一个轻浮的女人，艾利沙与吕佐夫离婚，此后伊默尔曼与她的关系日愈亲密。她与伊默尔曼住在一起，共同外出旅行，但却一直拒绝嫁给他。在他俩住在杜塞尔多夫时，他们的住处成为文艺界名流集会的沙龙。1837年他在前往瑞士旅行期间认识一位十八岁的少女尼迈尔。当他再度向艾利莎求婚遭到拒绝时，他暗地与尼迈尔频繁通信，他向少女求婚并得到应允。1839年10月他们结婚，但翌年他却病逝。在长达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中，艾利莎对伊默尔曼的思想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作品中的一些女性形象上，而有些重要的作品就是在他在她的激励和促进下构思和完成的。伊默尔曼写过诗歌、戏剧，但成就最大的是他的长篇小说，主要是他晚年发表的两部作品：《后裔》（1836）、《闵兴豪森》（1838—1839）。《后裔》全标题是《后裔，九卷本的家族回忆录。1823到1835》，这是作者受歌德的 《威廉·麦斯特》的影响写成的一部时代小说，它的主人公赫尔曼既与贵族社会有千丝万缕联系（他是一个贵族的私生子），也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有着亲密关系 （他的伯父是一个工厂主）的青年人，经过种种经历和事件，他最终既成了一个贵族家庭的后裔也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继承人。作品通过对古老的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描述，表明无论是贵族还是工厂主都不能解决发展中社会的矛盾，作者以怀归的情绪开出了一个药方：关闭工厂，工人成为手工业手人，返回乡村，这自然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两重性。但作为读者，更感兴趣的是伊默尔曼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一个家庭的命运和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冲突。《闵兴豪森，一个阿拉伯风格的奇怪故事》是为作者带来极大声誉的一部长篇，他摒弃传统的手法而采用浪漫主义的方式，小说中有两条平行的情节。这使人想起霍夫曼的《公猫穆尔的人生观》。作者从一个吹牛撒谎的男爵闵兴豪森故事中引出了另一个故事《奥伯霍夫》，它经常单独抽出出版。这个 《奥伯霍夫》开了欧洲农村小说的先河，他以现实主义的手笔，细腻而真实的描绘处于过渡时期的农村面貌，富有诗意的大自然，恬静的田园般生活和充满宗法气息的氛围。
安内特·冯·德洛斯特—徐尔斯霍夫是德语文学中第一个重要的女诗人，她出身一个贵族之家，从小就受到保守的天主教传统的影响，过着一种平静的隐居式的生活。1838年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没有引起反响，1844年她的诗集《最后的馈赠》的发表给她赢来的声誉，成为名噪一时的抒情女诗人。她的诗歌感情细腻，以女性特有的温柔，描绘了故乡的自然景色，她把琐细的事物、声音、色彩都用富塑形力的语言表现出来，不注重韵律和诗的规则，而着意一种独特的节奏和一种深沉的内在的颤动力。
除了一些抒情诗她还写有宗教色彩很浓的诗歌、谣曲和故事诗。1842年她发表了一个中篇《犹太人榉树》，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篇犯罪小说：主人公弗里德利希是个穷苦的农民，他被牵连进一桩谋杀案。为了欠债事他在一棵榉树下杀死了犹太人阿龙，逃亡异乡，在土尔耳做了二十年的苦工。最后他获释返家，可他一直为自己的罪过感到不安，他总是想避开这棵榉树，但却总被它吸引，终于他在这棵榉树下上吊自尽。作者藉助这个故事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出一幅多山的威斯发伦的风俗画 （这是这篇小说的副标题），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况。
青年德意志和政治抒情诗
1830年巴黎的七月革命不仅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为德国的政治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资产阶级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特别是青年大学生都为这一革命事件所激励，做出了反应。1832年5月在汉巴赫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1833年4月法兰克福大学生起来冲击警察局。一批青年作家以报刊为阵地，以政论、富煽动力的文章为武器，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公民自由，男女平等，犹太人享有公民权，用宪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新闻自由，统一德国等。1835年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决议，查禁青年德意志作家的作品，在这项禁令中称，德国当前在青年德意志或青年文学的名称下，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这个流派毫不掩饰地致力于用最大胆的方式去攻击基督教，去蔑视现存的社会关系和摧毁所有的伦常和道德。禁会还具体列出几个作家的名字：海涅、古茨柯夫、劳伯、文巴格和蒙特。这样在德国文学史上就有了青年德意志这一文学流派。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文巴克在他的《美学出征》一书的扉页上题有献给青年德意志的字句。这个由官方定下来的名称青年德意志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作家流派或文学团体，它实际上只是一些思想激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的一个笼统的称谓。这一批作家，不包括海捏在内，他们渴望革命，然而他们不是革命的实践者，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的革命只是在精神上完成。这些青年作家之间也充满了矛盾，不断地争论。对1815年后复辟时代的憎恶，对现存秩序的敌视，对变革的渴望，这大体就决定了青年德意导作家的政治方向和他们文学实践的原则。他们要求文学成为一种服务于社会斗争的工具，一种政治启蒙的武器。与“比德迈尔”作家们截然不同，他们要把文学政治化，或者说他们致力于一种政治化的文学。他们既反对以歌德为代表的古典文学的政治冷淡主义，也反对浪漫主义所谓的“进步的综合的诗歌”，他们向往的既非奇妙的古代，更非神秘的中世纪，而是瞩目现实。对他们说来，文学既不是自我完善和道德完成的工具，也不是自我表现和追求自我的手段，他们要用文学完成一种精神上而非行动上的革命，要达到一种思想上而非物质上的目的。
谈到青年德意志，首先就要谈到路德维希·白尔涅 （1786—1837），他是青年德意志的精神上的两个领袖之一（另一个是海涅）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没有写过文学作品是一个政论家，一个文艺评论家。他的文章洋溢着火一样的政治热情，对现存秩序充满了憎恨和对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怀有炽烈的爱。他出身法兰克福犹太区的一个商人之家，种族的歧视使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渴求正义和平等。与海涅一样，七月革命后他前往巴黎，成为那里德国流亡者中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就是在巴黎他发表了著名的《巴黎书简》，对德国现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文笔辛辣，语言犀利，表达了正在酝酿着的三月革命前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情绪。
卡尔·古茨科（1811—1878）是青年德意志的中坚分子，在他的身上体现了青年德意志的最积极的一面。他办过杂志，写过评论，也创作有近 30部的戏剧和小说。虽然他的这些作品在今天大多被遗忘，只具有文学史上的值，但在当时却广有影响，一度被视为歌德之后的伟大戏剧家。他的代表剧作有 《发辫和宝剑》（1844），《乌里尔·阿科斯塔》（1846）等，前者是一部喜剧，表达了对压迫和专制的憎恶，与青年一代对自由的要求；后者是一部诗体悲剧，它取材十六世纪荷兰历史，通过一个勇敢的反抗盲目信仰和僵化教义的学者被迫害之死，作者颂扬了自由的殉道者，抨击了教会的愚昧和不义，这部戏剧在德国舞台上多次上演，也多次遭到禁演。
古茨科夫的小说在艺术远不及他的戏剧作品，代表作有《瓦莉，一个好怀疑的女人》 （1835）以及五十年代发表的《精神骑士》（1850—1851）、
《罗马的魔术师》（1858—1861）和晚年完成的《新谢拉皮翁兄弟》（1877）等。
青年德意志作家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卢道夫·文巴克（1802—1872），它是一位理论家，写有《美学出征》等著作，他主张艺术应与生活结合，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反映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并打它的印记。亨利希·劳伯（1806—1886）是一个作家，从事过新闻工作，并受到迫害。他追随海涅，写有游记，小说和戏剧。代表性作品有小说《青年欧罗巴》（1833—1837）、
《旅行故事》（1834—1837），戏剧《卡尔学校的学生》（1847）等。
青年德意志是一个文学上的历史现象，这些作家应运而生。随着 1848年三月革命的爆发，他们这些精神革命者或者消沉，或者转向，这一运动也就应时而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思想更为激进，政治目标更为明确，并且是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的政治诗人。这其中赫尔威格、弗莱利克拉特、法勒斯雷本（1798—1874）、威尔特·弗朗克（1822—1891）、迈斯纳（1822—1885）以及一些出身工人阶级的诗人，如魏特灵（1808—1871）、卡尔·伯克（1817—1879）等，值得注意的，这些政治诗人大都与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着联系，有些人与马克思，恩格斯交往密切。
费迪南·弗莱利克拉特 （1810—1876）出身一个教师家庭，中学辍学，学商，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做小职员。1845年在布鲁塞尔与马克思结识。三月革命前他写了一些政治鼓动诗，后返回德国。他歌颂革命的诗歌通过传单和手抄本在全国流传。这一年8月他被当局逮捕，被判无罪释放。他再度迁居科伦，应马克思邀请参加《新莱茵报》编辑部，他也加入了共产主义同盟，做了许多工作，自六十年代后，他思想发生了变化，重又返回他四十年代的误区：诗歌无党性，晚年还写了民族主义的作品。
作为一位政治抒情诗人的弗莱利克拉特，1848年三月革命前后是他创作的光辉时期。早期他的诗歌有着浪漫主义的异国情调的色彩。普鲁士国王1842年还为他的诗歌授给他年金，但在翌年他的诗歌由于政治动煽劝性而被禁，他也拒绝接授年金。1844年出版诗集《信仰的告白》，其中虽然有些诗有着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倾向，但有些首诗歌抨击了普鲁士的专横，反映了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苦难，如《自由！权利！》、
《西里西亚山中》等。1846年出版的诗集《Caira！》标志着他已成为一位思想成熟的政治诗人了。四八年革命时期他写的诗歌收集在《新的政治诗和社会诗》，其中有些首如 《不顾一切》，《死人告活人书》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格奥尔格·赫尔威格 （1817—1875）在德国政治抒情诗歌史上不容争辩据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海涅称他是“铁云雀”。他出生在斯图加特一个旅馆主之家，曾在图平根学神学和法学，自1837年成为一名作家。1939年为逃兵役出走德国，1840年去瑞士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一个生者的诗歌》。1842年他结识马克思，成为《新莱茵报》的撰稿人，同年他被普鲁士放逐，再度前往瑞士。二年后迁居巴黎，结识了海涅、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和俄国无政府主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时，他热烈欢呼革命，写了一份充满激情的号召书，鼓励人民起来推翻统治者。德国爆发革命的消息传来，他集聚起八百个德国流亡者，组成自由军团，率领队伍开往德国支援革命。这支军队被击溃，他逃往瑞士。赫尔威格早年曾对普鲁士国王报有幻想，应召觐见国王，自由军团失败后也产生过悲观情绪，但他始终忠于信念，晚年成为社会民主党成员，共产国际的荣誉通讯员，1873年为纪念1848年革命还创作了诗歌《三月十八日》。
除了《一个生者之歌》，他在1843年又出版了这本诗集的第二卷，他在世时仅发表的这两卷诗使他赢得了自由诗人的声誉，被称为是“一个德国雅格宾党”，“这个人已经成为一种力量。”
格奥尔格·维尔特 （1822—1856），被恩格斯誉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重要诗人”，他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好友，共产主义同盟的盟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他出身一个神职人员家庭，做过商来学徒，店员。他的诗歌作品创作于19岁到26岁之间，一些刊载于报纸上，生前没有结集出版。维尔特写的诗数量并不多，它们不像赫尔威格，弗莱里格拉特的作品具有煽动性，可也避免了他们的倾向诗的弱点，而是描写无产者的觉醒和斗争的热情，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点。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他的社会主义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样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特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①
除了诗歌维尔特还与了两部小说：《德国商界生活的幽默速写》（1845—1848）和《著名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和事业》（1849）。前者是以漫画的手笔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婪怯懦的本性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后者是由二十一个讽刺故事组成的作品，它通过影射容克贵李希诺夫斯基的发迹，揭露了普鲁士封建统治的腐败。这正如维尔特自己所说的：“我不是在控诉某一个人，不，我描写的是社会的这一阶级。”就是由于这部小说，维尔特因所谓的侮辱了李希诺夫斯基而被判刑三个月。
在以往的德国文学史中，维尔特根本不被提及，直到二次战后，由于前民主德国文学史家的研究和对其作品的整理和出版，他才在德国文学中的占有了一个他当之无愧的地位。① 恩格斯：《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第5 —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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