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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克
勒内·玛丽亚·里尔克（1875—1926）是布拉格德语文学的重要诗人，也是新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父亲是铁路高级职员，母亲是皇家顾问的女儿。里尔克十一岁时父母离婚，他被送入军书学校学习。这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形成抑郁、脆弱、孤僻、敏感的性格。四年后因体弱多病离开军校。1891年入林茨商业学校，他对经商不感兴趣，不到两年又休学。1895年至1896年在拉格大学学习哲学、艺术史和文学史。他从1894年开始进行诗歌创作；早期作品有《生活与诗歌》 （1894）、《祭神》（1896）、《梦幻》（1897）等诗集，情调缠绵，富有波希米亚民歌风格。
1896年底，里克在慕尼黑结识出生俄国的女作家萨洛美（1861—1937），深受她的影响，并在 1899、 1900年与她结伴两次去俄国旅行，开阔了视野，还会见了列夫·托尔斯泰。这时他在艺术上更趋成熟，完成的诗集有《图象集》 （1902）、《祈祷书》（1905）等。诗篇感情炽烈，语言精练，富有音乐性；体现了作者的泛神论思想和世纪转折时期的矛盾心绪。1901年，里尔克和女雕塑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结婚，第二年旅居巴黎，结识大雕塑家罗丹。1905—1906年，他在罗丹处当了八个月秘书，学习这位艺术大师勤奋持久的工作、耐心细致的观察自然和社会的精神。这时他的诗歌风格又有了变化，从主观抒情、流动的、音乐的诗，变成直觉形象、凝固的、雕塑的诗。这些诗作称为“咏物诗”或“观察诗”，收入《新诗集》（1907）和《新诗续集》 （1908）中。
1912年，里尔克应一位女公爵之邀去意大利亚德里亚海滨的杜伊诺作客，开始创作《杜伊诺哀歌》（1923）。这时他漫游西班牙，但战争的阴影笼罩欧洲，他感到悲观失望。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慕尼黑，1915年被征入伍，在维也纳战事档案馆服役。1919年他迁居瑞士，在一座古堡中完成《杜伊诺哀歌》和 《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1923）。这两部组诗集（前者10首，后者55首）是里尔克痛苦思索的产物，他在孤独、迷惘中坚持不懈地探索人生的意义。诗集中充满象征性的比喻。
在创作诗歌的同时，里尔克还创作了不少小说。《旗手克里斯托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1899完成，1906出版），既是一篇传奇小说也是一篇歌谣体散文诗，抒发了对英雄业绩的向往。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 （1910）带有自传色彩，表现了对人生的恐惧感。他还写有一些诗论。1926年12月29日他在瑞士的蒙特罗逝世。
里尔克一生漂泊。他生活在新旧时代转换的世纪之交，聪颖的资质、敏感的性格和痛苦曲折的经历，都凝聚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的作品充满孤独、感伤、焦虑、惶恐的世纪末情绪，而在艺术上又有不少探索和创新。因此他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艺界和知识界的一位精神代表，对二十世纪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精通多种外语，曾翻译过英、法、意、俄等国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巴雷特·勃朗宁，纪德，瓦雷里等的诗作。
有的学者从编狭的角度探讨布拉格德语文学，把里尔克排除在外，理由是：他虽然出生于布拉格，但不是犹太家庭；他具有浓厚的贵族传统，大部分时间出外旅行，在布拉格呆的时间不多；他政治思想保守，用恩赐观点从上而下看待捷克人民，并且有反犹太主义思想。这些论点有一定道理。但是里尔克毕竟出生于布拉格，用德语写作。他并不出身于贵族世家，他祖父是北波希米亚一处小庄园的管家，父亲是铁路局高级官员，由于父母很早离异，他从小没有故乡和家庭，因此常外出旅行希望找到一个第二故乡，但并没有如愿以偿。他是一个深沉的孤独的人，政治倾向一直比较淡薄，说不上有什么严重的保守观点和反犹太主义思想，相反的却保持着一种无条件的民族的和宗教的宽容，具有世界主义思想。而最主要的是他的作品饱含波希米亚的风味和布拉格的气息，他直接描写布拉格的诗歌至少有十一首之多。诚然，布拉格德语文学的作家多数是犹太人，但并不能说不是犹太作家就不应归入布拉格德语文学的范围。实际上，里尔克是布拉格德语文学的先驱。
在里尔克众多的诗歌中，1903年发表的《豹》，是他诗歌成熟期的代表作。全诗如下：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象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象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冯至译）
据说，里尔克写这首诗时在巴黎植物园（有些地方的植物园中包括动物园）中的豹栏前观察了三天。诗人对豹的观察、描写可以说是到了绝顶的境界。作为猛兽的豹长期关在栅栏内，已被铁栏所驯服，“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诗人从对豹的描写中探索了人生的一些复杂思绪，特别是反映了知识分子（包括里尔克自己）在世纪转折时期看不到出路、前途，一种迷惘彷徨苦闷的心情。这是诗人深入发掘自我的结果。本诗的遣词造句十分讲究，形容词的选择搭配煞费苦心。全诗韵律和谐，富于音乐性，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里尔克的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于1904年开始创作，1910年发表。小说的主人公布里格有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因此这部小说具有某种自传色彩。
布里格是一个性情孤僻敏感的丹麦青年诗人，原系名门出身，但父母早亡，家道中落。他只身漂泊到巴黎这座大都会里，住在大学生区，过着贫困的生活。他要写诗，渴望接触美好的事物，祈求有一个新别墅以便静心创作。但理想无法灾现。他患病在床，回忆往昔美好的日子，回忆童年的生活、母亲的去世、外祖父的农庄和宫殿般的住房。然而，巴黎社会的丑恶现实使他大失所望。作者通过布里格的眼睛，揭露了巴黎的贫穷、病态和精神堕落，表现了对人生的恐惧感 （疾病和死亡带来的恐惧），提出了为后来的存在主义文学所力图阐明的现代人的重大主题：存在的价值以及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讨。在艺术形式上，它没有连续的情节线，而是采用记事的手法，日记、随感、回忆、描写、叙述融为一体。时空关系颠倒，童年生活的回忆、当前现实的描述和对未来的沉思幻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散结构”整体。所以，这部小说也可以看作是早期的“现代派”小说。
卡夫卡
布拉格德语文学中，除了里尔克外，弗兰茨·卡夫卡 （1883—1924）是最重要的作家。他和爱尔兰作家乔伊斯（1882—1941）、法国作家普鲁斯特 （1871—1922）一起，已被公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奠基人。
卡夫卡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犹太血统，父亲是一个百货批发商。卡夫卡从小受德语教育。1901年中学毕业后，入布拉格大学，初学文学，后来迫于父命，改学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1906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次年 10月，进入一家私人保险公司服务；1908年，又受职于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直到1922年7月因病离职。由于卡夫卡染上肺结核病，几度疗养不见痊愈，1924年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逝世，年仅四十一岁。
卡夫卡从小爱好文学，中学时开始读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的著作和易卜生的戏剧。大学时期开始创作，与同学马克斯·布罗德结为知交。他们两人经常参加布拉格的一些文学活动，从1909到1912年曾几度结伴去巴黎、苏黎世、卢加诺、米兰、魏玛等地参观游历。这时，德国作家赫勃尔和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作品对卡夫卡很有吸引力。以后，他对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发生兴趣，也开始研究中国的老庄哲学。以上这些作家、思想家对卡夫卡的人生观和创作思想都有相当的影响。
卡夫卡与进步的捷克知识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情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但保持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反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沙文主义，对战争持消极态度。卡夫卡的个人生活十分不幸，性格上充满矛盾，从他在1910到1923年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孤独、苦恼、自怨自艾的种种矛盾之情，他把自己的创作视为“我梦幻般的内在生活的描述。”
卡夫卡创作勤奋，但完全是在业余时间、后来并且是和病魔斗争情况下进行的。他的作品并不要求发表。卡夫卡逝世时，他的好友马克斯·布罗德在遗物中找到要求焚毁遗稿的信。但是，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不仅没有焚毁他的手稿，而且把能够搜集得起来的卡夫卡的所有作品，包括草稿和片断、日记和书信，统统整理出版。1925、1926、1927年分别出版了《诉讼》（一译《审判》）、《城堡》和《美国》三部长篇小说；1935至1937年出了六卷集， 1950至1958年又出了九卷全集（卡夫卡生前发表过的作品只占其中一卷篇幅）。这些作品发表后，在世界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高度的评价，同时也在研究者中引起了热烈的争议。
西方世界所以对卡夫卡发生浓厚的兴趣，看作是“新发现”，这与西方社会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法西斯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恐怖，战后的动荡局势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从卡夫卡的小说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所谓“现代人的困惑”；人们也从卡夫卡小说的多解性中，去认识自己和人类社会。因此，在西方社会中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卡夫卡热”。
卡夫卡流传下来的小说，除上面提到的三部长篇外，还有七十八篇短篇 （其中生前发表过的四十四篇），著名的有《判决》（1913）、《司炉》（1913）、 《变形记》（1915）、《在流放地》（1919）、《乡村医生》（1919）、《饥饿艺术家》 （1924）、《中国长城建造时》（1931发表）等。卡夫卡的长、短篇小说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揭示了一个无形中折磨着人的“异化”世界；从主题思想上看，可分为四类：（1）揭露社会现实的荒诞、非理性，人的自我存在的痛苦和原罪感。（2）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3）描写资本主义社会里，中小资产阶级（许多是小人物）找不到出路的孤独、苦闷情绪和无能为力的恐惧感。 （4）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反对异族侵略，在某些方面还反映了对祖国、对犹太民族的失望情绪。这些作品是通过“卡夫卡式”（一译“卡夫卡风格”）的形象塑造和多层含义的隐喻来表现的，往往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梦魇般的气氛。他的许多小说，所写的中心事件是荒谬的，但反映的本质却是真实的。
卡夫卡的小说，不论是短篇还是长篇，思想内容怪诞离奇，艺术形式新颖别致。他摆脱了传统小说描写景物、安排故事的束缚，在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为后来的现代派文学开创了先河。他的小说的艺术特点，可以概括为独创性、象征性、荒谬性、冷漠性和意识流。此外，卡夫卡小说的结构都比较紧凑，文字简洁流畅。他往往通过富有实感的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探讨人生哲理，揭示社会矛盾，收到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
卡夫卡的作品是在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之外展开的，它包容了相当宽广的历史范畴，既具有寓言的色彩，又带有“先知式”预言的内容。现代主义的许多流派都纷纷和卡夫卡攀亲结缘，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象征主义和存在主义文学找到了自己的知音，荒诞派和新小派遇到了自己的同类，黑色幽默和魔幻现实主义见到了自己的先辈。
卡夫卡一生中还写了不少书信，有写给家人的，有写给好友布罗德的，也有写给女友费丽丝和米伦娜的，尤其是1919年写的长达三万五千字的《致父亲》更为著名。他还长期写日记。他的书信和日记，既是研究作者思想、生活和创作的文献资料，也是优秀的独特的文学作品。
卡夫卡于1915年发表的《变形记》是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重重迫害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一家公司的旅行推销员，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挣钱养活家人。一天早晨，他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感到十分恐慌，担心失去工作，也无法见人。他的父母和妹妹见到这个情景，非常震惊。父亲不理他，母亲很悲伤，妹妹开始时怜悯他，给他送食物和打扫卫生，但后来她也感到厌倦了，格里高尔的饮食就没有保证，房间也越来越肮脏。由于少了格里高尔的工资收入，家里人只得另找工作谋生，并招来三位房客，以增加收益。一天，格里高尔被妹妹的小提琴声吸引出来，暴露在房客面前，全家大乱，房客吵着要退租，妹妹表示无法忍受要把它弄走。格里高尔当晚在孤独中死去，全家人仿佛卸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卡夫卡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一只甲虫后的思想和活动，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变形记》表面看来似乎荒诞不经，但细节描写十分真实，内涵非常深刻，成为现代派文学的一篇代表作。文字简洁，语调冷漠。作者正是通过这种超然的语调和简短的句子使平庸显得可怕，又使可怕变得平庸，以激起读者的理性，从而去思考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诉讼》于1914年开始创作，1919年基本完成，但生前没有发表。他1924年去世后，布罗德于1925年首先出版的就是这部作品；以此为先导，卡夫卡的作品在西方文坛愈来愈受到重视，卡夫卡的声誉也愈来愈高。
《诉讼》主人公约瑟夫·Ｋ是银行的一名高级职员，他在三十岁生日的早晨，突然被法院逮捕了。奇怪的是Ｋ的被捕仅仅限于法院看守给他一声通知，后来法院曾传讯过他一回，但从来没有公布过Ｋ的罪行和罪名。Ｋ也能依然自由行动，照常上下班，同过去一样生活。Ｋ起先对被捕非常愤慨，曾当面讽刺看守和监督。第一次开庭时，他在法庭上大声谴责司法制度的腐败，揭露官吏的贪赃枉法，并决定根本不去理睬这桩案子。但事实上他总忘不掉这件事，内心压力和威胁越来越重，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负罪感。他自动上法庭去探听，参观设在顶楼上的法院。Ｋ对自己的案子越来越关心，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他对银行里的职务感到厌恶，整日为自己案子奔忙。但聘请的律师除了用空话敷衍外，几个月写不出一份抗辩书。Ｋ又向一位为法官画像的画家求教，也没有什么帮助。最后Ｋ在教堂碰见一位神父，这神父讲了一个“在法的门前”的寓言，告诉Ｋ说，要找到“法”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低头服从。在Ｋ三十一岁生日的前夕，他被两个穿大礼服的人架到郊外，用屠刀戳死。Ｋ最后说：“象一条狗似的！”
这是一部荒诞的、非理性的小说，展示了一个“异化”的世界，但它确实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问题，揭露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腐败的司法制度。作者运用象征的、夸张的艺术手法，通过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发展变化，别具匠心地达到揭露社会现实的目的。《诉讼》是“卡夫卡式”小说形成的标志，最能代表卡夫卡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所谓“卡夫卡式”，表达的是一种任人摆布、无法自主、神秘莫测、似真似幻的处境，《诉讼》真是描写这种状况的典型作品。
卡夫卡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成书于1922年，同《诉讼》一样，最富有卡夫卡的特色。小说主人公Ｋ自称是土地测量员，经过长途跋涉，从家乡赶来城堡，准备履行自己的职责。Ｋ先在附近村子里暂时住下，但城堡就在眼前，却可望而不可即，永远进不去。主管Ｋ工作的是一个名叫克拉姆的部长，他通过信差给了Ｋ两封内容充满矛盾的信。Ｋ千方百计要见到克拉姆，但始终达不到目的，最后甚至断绝了与城堡的一切联系。小说没有写完，据布罗德在《城堡》第一版后记中说，卡夫卡计划的结局是，Ｋ将“奋斗至精疲力竭而死”，在弥留之际，城堡传谕，准许Ｋ在村中居住和工作，但不许进城堡。
如果说，《诉讼》描述的是“法”，那么《城堡》描述的主要是“政”。在《城堡》中，卡夫卡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权的通病，诸如：封建专制压迫，社会等级森严，官僚荒淫腐化，机构庞杂无度，人间世态炎凉，人民苦难深重等等，其中特别是城堡，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它阴森地窥视着广大黎民百姓，给人民构成致命的威胁。“城堡”实际上成了“异化”世界的代表。当然，对卡夫卡的作品是不可能解说得详详细细的，它容许有种种解释，它确实给了读者一个新的天地。
布罗德和韦尔弗
马克斯·布罗德（1884—1968）是卡夫卡的挚友，奥地利作家。1884年5月27日出生于布拉格一犹太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攻读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后来在布拉格邮政局当律师，又是几家报刊的戏剧和音乐评论家。他是卡夫卡的中学和大学同窗，卡夫卡的作品所以能陆续发表，流传于世，主要是因为布罗德的工作。同时他也是布拉格德语文学的中流砥柱，靠着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宣传推荐，布拉格德语文学的作家得以脱颖而出。
布罗德很早就进行文学创作，早期作品有颓废和追求奇特的倾向，如长篇小说 《死亡属于死者》（1906）、《妓女之训练》（1909）、《一个捷克女仆》 （1909）等。后来他也受到表现主义的影响，作品中具有表现主义的倾向，主人公大多陷于追求肉欲生活和精神反抗的矛盾之中，这时期较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弗兰齐，又名二等爱情》（1922）、《被追求的女人》 （1927），剧本《雷本尼一犹太人的公侯》（1925）等。他的这些作品都比较怪诞、晦涩。艺术上较成功的是历史小说三部曲《为真理而斗争》：第一部《蒂肖·布拉赫走向上帝之路》（1916），第二部《犹太人的君主罗伊贝尼》 （1925），第三部《伽利略在囚禁中》（1948）。这三部小说用宗教观点分别阐述了三位著名人物的生活道路，但在内容上并无联系。
1939年捷克为纳粹德国吞并，布罗德逃离布拉格去巴勒斯坦，开始时任特拉维夫一个剧院的戏剧顾问，后来专心创作，作品内容也进一步转向宗教主题。重要的有长篇小说《我主耶稣》（1952）和《可怜的西塞罗》（1955）。1953年他还把卡夫卡的《城堡》改编成话剧上演。他的自传《反叛的心灵》 （1957）和《迷雾中的青年时代》（1959），描写了在布拉格度过的青年和成年时期丰富多彩、充满友情的生活。
卡夫卡于1924年去世后，布罗德是搜集、整理卡夫卡著作和遗著的热心人，也是当时唯一的出版人。在他的努力下，三十年代出版了卡夫卡著作六卷集，五十年代出版了九卷全集。与此同时，他对卡夫卡和卡夫卡作品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卡夫卡的论著，重要的有《弗兰茨·卡夫卡传》 （1937）、《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1948）、《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和解脱》 （1959），以上三个专著于1966年合集，书名为《论卡夫卡》。1951年，他又发表论文《作为路标人物的弗兰茨·卡夫卡》。毫无疑问，布罗德的关于卡夫卡的论著，确实提供了关于卡夫卡的许多第一手资料。但是也应该指出，布罗德的论著更多的是从民族和宗教的角度 （犹太主义），以宽恕和严惩两个极端，对卡夫卡的生平和创作进行解释，就卡夫卡作品本身进行深入研究则比较少。尤其是在后期，布罗德拒绝接受文学研究中的新趋势，观点上保守、僵化，曾遭到同行的批评。1968年12月20日，布罗德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逝世。
弗兰茨·韦尔弗（1890—1945），奥地利诗人、小说家，布拉格德语文学重要作家。他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与布罗德、卡夫卡友情甚笃。中学毕业后在莱比锡和汉堡大学学习。1911至1914年在莱比锡和慕尼黑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任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地利军队服役，后来在维也纳战时新闻社工作，继而成为专业作家。二十年代曾去意大利、埃及和巴勒斯坦旅行。1938年奥地利为纳粹德国吞并，他流亡法国；1940年与亨利希·曼一起经西、葡两国去美国。1945年8月2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去世。
韦尔弗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都有建树。他是在表现主义影响下开始创作的，早年出版的诗集有《世界之友》（1911）、《我们是》（1913）、 《彼此》（1915）等，这些诗歌大都属于主观表现式的，不是呼喊式的；充满了对人类苦难的同情，歌颂人的善良本性.渴望人类不分种族、国家和信仰而亲密团结，憧憬美好的未来。《致读者》一诗中有这样的诗行：
人啊，我的理想就是做你的亲人！
任你是谁——是婴孩，黑人还是杂技演员，
是唱歌的女仆，还是从木排上仰望星星的放排人，
是飞行员还是士兵。
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
我是你的，我是大家的，我们亲如兄弟！
那就别存心跟我作对！
啊，要是有朝一日我们
彼此张臂拥抱，那该多好！
他的诗歌表达了普遍的人间之爱，语气亲切、平缓，富有音乐性。但在某些诗歌中也担忧人类的厄运。
韦尔弗的剧作多以反战和向往人类大同为主题，重要剧本有《特洛伊妇女》（1915）、《镜中人》（1920）、《尤阿雷茨和马克西米利安》（1924）等。
韦尔弗的主要成就是小说，他一生写了十部长篇小说，还有两部未完成稿。在《凶手无罪，罪在死者》（1920）、《威尔第，歌剧小说》（1924）、 《中学时代》（1928）、《穆萨·达赫的四十天》（1933）、 《贝纳德特之歌》 （1941）等小说中，他把下级军官、普通的音乐家、低级法官、受压迫的亚美尼亚人、捷克女佣、布拉格小市民、胡斯信徒等作为他作品的主人公，批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现象，谴责野蛮的民族主义。这些小说充满人道主义精神。韦尔弗在流亡后期世界观上有重大变化，他表现出悲观和抑郁情绪，从公开的反战逃避到宗教神秘主义中去，由犹太教皈依天主教。1946年作为遗著发表的长篇小说《未出世者的星座》，描写想象中的遥远的后代那种没有贫困、丰衣足食的生活，充满宗教乌托邦思想，表达了“理想的天主教教义”，是一部“乌托邦旅行小说”。
在以上这些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长篇小说《穆萨·达赫的四十天》。该书通过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残酷压迫亚美尼亚人的故事，揭露了1915—ｌ9ｌ6年土耳其政府的亚美尼亚政策，以此来影射希特勒的法西斯政策。这部小说既有强烈的战斗性，又有感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并猛烈地抨击了种族主义和屠杀人民的罪行。由于小说发表的时间正是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因此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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