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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的古代文学，和捷克文学一样，始于九世纪而结束于十八世纪末。十一世纪以前，它同斯拉夫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摩拉维亚—巴龙尼传说》是它最早的文献之一。自十一世纪初起，斯洛伐克成了匈牙利的一部分。匈牙利封建 主来到斯洛伐克，并与斯洛伐克贵族混杂在一起，于是后者逐渐丧失了民族性。这种情况使斯洛伐克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不能像在捷克地区那样得到有利的发展，他们的民间口头创作传统几乎中断；书面文学也多受匈牙利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它同捷克在文化上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它经常派遣学生去布拉格查理大学学习。捷克的胡斯运动在斯洛伐克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胡斯、赫尔奇茨基以及夸美纽斯等人的著作就曾在斯洛伐克得到广泛的传播。
十四和十四世纪是斯洛伐克经济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但比起捷克来仍缓慢得多；文化生活的发展也不及捷克，经过几个世纪，斯洛伐克语言才成为文学语言。由于拉丁文化在匈牙利盛行，在造型艺术方面，罗马风格在斯洛伐克一直维持到大约十四世纪。
从十五世纪起，除拉丁文外，捷克文也被用作斯洛伐克的书面语言，这对斯洛伐克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最古老的斯洛伐克文学手稿出现于1479年。1467年在布拉迪斯拉发创办了一所大学。
中世纪的斯洛伐克文学受到封建意识的制约，服务于封建特权阶级，宗教文学占统治地位。作家用拉丁文或捷克文撰写了一些宗教作品，特别是赞美诗，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宣扬上帝的万能。
从文艺复兴时期起，世俗的主题以及现实主义的因素开始渗透到文学中来。斯洛伐克民间文学包括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童话、歌谣、山歌等，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十九世纪捷克著名女作家聂姆曹娃就曾搜集、整理、出版了十卷斯洛伐克童话和故事。在斯洛伐克民间文学中，民歌尤其发达，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它主要反映了民间生活。以爱情和婚姻为题材的民歌占了一定的比重，其中绝大多数适合女性歌唱，例如：
我有一个心上人，
三天两头拌嘴儿，
上帝可知我的心：
死也跟我小爱人。
十七世纪，斯洛伐克盛行一种描绘农民艰苦生活的民歌或山歌。它描绘了被奴役者受君王、官吏、贵族压迫和掠夺的痛苦生活，反映了绿林好汉和起义者们反对封建压迫、要求社会改革的强烈愿望。这在歌颂斯洛伐克传奇式人物、著名的绿林好汉——扬诺希克的民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以扬诺希克为首领的绿林好汉们同群众生死与共，血肉相连。人们用动人的歌来赞颂他的业绩：
扬诺希克，扬诺希克，
你的名字在树梢上升起，
扩大开去，
响彻整个山岭，
直上青云。
斯洛伐克民间文学的发展，逐渐成为斯洛伐克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成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来许多作家创作的源泉。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叶，斯洛伐克才开始有书面文学，它继承了民间文学的革命传统和艺术风格，并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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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洛伐克，与捷克地区相比，资本主义发展要迟缓得多。斯洛伐克还保存着和古代奴隶制区别不大的农奴制。1785年，匈牙利废除农奴制，因未取得贵族方面的支持，结果形同具文。斯洛伐克的落后，与这一情况有一定的关系。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斯洛伐克人民的处境虽然比捷克人民更加恶劣，但反抗这种残酷统治的民族意识也随之日益增强。到十八与十九世纪之交，斯洛伐克民族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民族运动中，最有觉悟的活动家是知识分子、传教士和来自民间的教师。他们竭力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提高斯洛伐克人民的地位。使祖国语言经过规范化而成为书面语言，这是斯洛伐克民族复兴初期最重要的文化活动。首先尝试这项工作的是安·伯尔诺拉克（1762—1813），他于 1790年根据斯洛伐克西部方言写成了文法书。最早用这种文字写诗的是扬·霍利（1785—1849）。他是一位传教士，其诗作大多歌颂斯拉夫人的勇敢精神，这对增强民族自豪感，激起民众的民族意识都是有意义的。斯洛伐克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是约·伊·巴伊扎（1755—1836）和尤·方德利（1750—1811）。巴伊扎在两卷集的小说《一个青年人的遭遇》里，真实地描绘出贫民饥寒交迫的惨状和贵族娇奢淫逸的生活。方德利在小说《僧侣与魔鬼之间的忠实契约里，使用僧侣同魔鬼对话的形式，宣传启蒙主义思想，遭到教会查禁。另一位著名诗人扬·科拉尔（1793—1852）搜集出版的民间诗歌，对斯洛伐克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爱国主义戏剧得到发展。最著名的剧作家扬·哈卢普卡（1791—1871）的讽刺喜剧《落后者》，嘲笑小市民的阶级偏见和贪得无厌，在人民中很有影响。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斯洛伐克文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什图尔为首的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成为民族运动的主力军。他们的纲领不仅包括文化问题，也涉及社会的、民族的政治问题。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是于1843年制定了一种新的标准文字。这是在斯洛伐克中部的大众口语的基础上制定的新的书面语言，至今仍被使用。由于文字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什图尔这辈人的创作得以保存下来。这一时期文学的特点是，文学工作者在优秀的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开始采取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卢·什图尔 （1815—1856）是当时斯洛伐克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代表人物，民族运动的组织者。他在布拉迪斯拉发读书时就开始了他的社会活动。1847年他成了匈牙利国会议员，在国会里积极为取消农奴制和为斯洛伐克人开办学校而斗争。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受到警察视，在此期间便转向文学创作。他的第一部诗集《夜歌》，控诉了人世间的不平，呼唤人们行动起来，为自由而战。他最著名的情诗《离别》，是描写他为了全力投入民族解放斗争事业而同自己爱人告别的情景。什图尔的代表作是1853年出版的诗集《诗与歌》。斯洛伐克民族美好的往昔、风俗人情以及自然景色等都成为该诗集中的新颖题材。他不仅以自己的诗歌影响斯洛伐克文学、新的一代向浪漫主义文学过渡，并且在《关于民歌以及斯拉夫种族的传说》（1853）论著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文学、艺术、民族等的观点，对同代人影响较深。
什图尔派最重要的几位诗人是哈卢普卡、斯拉德科维奇和克拉尔。
萨·哈卢普卡（1812—1883）深受斯洛伐克民间文学的影响，诗作多取材于斯洛伐克古代历史传说或自己家乡的轶事。在所写的抒情诗、颂诗、情诗以及战歌中，大都讴歌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自由而战的勇士们。
安·斯拉德科维奇（1820—1872）出生于教师家庭。他的代表作是抒情叙事大型组诗《玛琳娜》（1846）和《杰特万》（1853）。作者歌唱美和青春，倾吐自己对玛琳娜的真挚爱情。诗中的玛琳娜是诗人心目中的一切美的体现，对玛琳娜的爱即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他的诗抒情优美，语言朴实，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斯洛伐克民歌的优良传统。
扬·克拉尔（1822—1876）是斯洛伐克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他在布拉迪斯拉发读书时就开始写诗，并积极参加学校的政治活动。从法律系毕业后，去布达佩斯任律师。曾积极参加 1848年的革命起义，并被逮捕入狱。出狱后任小职员，直至去世。他的生活创作道路都很坎坷崎岖。激进是他政治生活和创作活动中的显著特征。他体察民情，关注现实生活。他特别注意收集、整理斯洛伐克民间英雄扬诺希克的事迹，把它写成诗歌、童话和传说。他的代表作《被妖魔控制在瓦赫河中的少女和奇怪的扬科》是诗人自我写照。诗人看到了世界上的贫穷、不义，便从这个丑恶、虚伪的世界逃走，到人民中去寻找慰藉。他在《春之歌》一诗中，直接号召斯洛伐克人民起来投入战斗。克拉尔的诗歌的形式和语言都非常近于民歌。
什图尔派的散文家扬·卡林恰克 （1822—1871）生于小贵族家庭。大学毕业后任教授、校长等职务。他最初写诗，办杂志，后来着重写散文。他的代表作是小说 《复辟》（1860），描写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小贵族阶级在社会活动中的种种没落的表现，说明他们已不再能起到进步作用。卡林恰克的散文词汇丰富，喜用民间谚语。他在斯洛伐克文学史上有语言大师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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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革命失败后，奥匈帝国对斯洛伐克民族压迫日益加重。斯洛伐克文化因受到匈牙利化政策的多方压制，发展十分困难。1848年以后开办的三所斯洛伐克学校全被封闭，直到1918年还没有斯洛伐克人自己办的学校。而在匈牙利的大学中，斯洛伐克大学生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斯洛伐克文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力求保持斯洛伐克语言和文化的生命。1848年革命失败后，什图尔派许多著名作家、诗人遭到迫害，文学界一度出现沉寂的局面。在这些黑暗年代里，斯洛伐克知识分子把视线转向了自己的捷克兄弟，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开始频繁起来。可是有些作家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在背叛了民族、已经匈牙利化了的小贵族身上，这遭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赫维兹多斯拉夫、库库钦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的作品不仅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朽、堕落，也表达了他们对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同情和了解。
帕·奥·赫维兹多斯拉夫（1849—l921）是斯洛伐克著名诗人。他的作品艺术地再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斯洛伐克社会生活和政治关系。他不仅是人民痛苦生活的表达者，而且也是一位为民族自由、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战士。
他出身在一个较穷的小贵族家庭，从小目睹农民繁重的劳动和贫困的生活。他学过匈牙利文，曾用它来写诗，深受裴多菲和阿兰尼的影响。法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奥拉瓦城当律师。
他的主要抒情诗集《嫩枝》（1885－1895）是诗人的一部日记。它记录了诗人生活中快乐和悲伤的各种时刻，倾吐了他丰富的内心感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斯洛伐克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和对他们诚挚的爱。另一部组诗《春夏漫步和思念》，表达了诗人对人民、对青年一代的赤诚而热情的歌颂。
他的叙事诗同他的抒情诗一样获得好评。中心主题大多围绕着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主要叙事诗集有《守林人的妻子》和《埃诺·伏尔柯林斯基和加博尔·伏尔柯林斯基》。前者描写一位年轻的守林人米哈尔和自己的妻子汉卡在林中过着和平宁静的生活；而这种美好的生活却遭到当地一个贵族少爷的破坏。汉卡被少爷纠缠不休，逼得她出于自卫将少爷杀死。米哈尔出自对汉卡的爱而让自己承担杀人的罪名，于是下了监牢。神经错乱了的汉卡去法庭自首。法庭释放了米哈尔。时间医汉好了治卡的心灵的创伤。林中重又归于平静。后者描写贵族同农民间的阶级矛盾。贵族代表腐朽，而未来属于人民。他的诗作感情真挚，内容深刻，形式优美，词汇丰富且形象，多来自民间语言，深为读者所喜爱。
马·库库■（1860—1928），是斯洛伐克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出身于农民家庭。医学院毕业后，他去克罗地亚布拉奇岛行医多年，那儿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并在此创作了不少作品。后来他同一大批穷人去南美，从事文化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返回祖国。
他以描写农村生活著称。作品主人公大多是农村里的牧鹅人、鞋匠、泥瓦匠等。这在中篇《没有觉醒的人》、短篇小说集《火红色的小牝牛》等中有所反映。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斜坡上的房子》（1903—1904）取材于克罗地亚人的生活，通过一个地主儿子与农家姑娘的恋爱悲剧说明了两个阶级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厚，多用生动的群众语言。
鲍·斯·基姆拉娃 （1867—1951）生长在农村。她的整个一生都在自己家乡度过。她没受过系统的教育，主要靠自学获得知识。但她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将所见之物如实描写出来。因此她的作品被称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斯洛伐克农村生活的艺术文献。”其代表作是中篇小说《停滞不前的人们》（1914）和《英雄》（1918）。前者揭示了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在斯洛伐克农村家庭生活中的种种表现，描绘了一幅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极端贫乏的斯洛伐克农村图画。后者表明作者反对战争、反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的思想，批判那种口头爱国派的种种虚假行为。
基姆拉娃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她的语言通俗；大众化，民间口语较多，故事情节生动上。
约·格·塔约伏斯基（1874—1940）是著名的散文家和戏剧家。他出身于手工业家庭。他当过教员、银行职员。他的作品大多反映普通人的艰苦生活。他写寡妇、佣人，对她们深表同情。他著名的短篇小说《波士特科娃老妈妈》描写一辈子同贫困、疾病作斗争的女佣人的高尚情操，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斯洛伐克劳动妇女的形象。
他的戏剧代表作是《妇女的法典》。他以诙谐幽默的笔调描绘了乡下屠夫们的生活，财产的多少决定着人们之间关系的好坏程度。作者在这个闹剧里对人民中的缺点给予了批评，但相信他们的未来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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