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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迪安·豪威尔斯 （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1920）是美国19世纪后半叶有代表性的作家，享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之美誉。
豪威尔斯出身于俄亥俄州的一个记者家庭。同马克·吐温一样，豪威尔斯从小就卷入了生活的游涡，九岁起就在父亲的印刷厂里练习排字，那数不清的铅字使他开始体会到生活的艰辛。豪威尔斯一家不信奉宗教而信仰民主和自由的思想，他们对残酷的蓄奴制深恶痛绝，对命运悲惨的黑奴怀有深切的同情。这一家人在南北战争以前也曾象斯托夫人一家一样，多次对逃亡的奴隶提供帮助。
豪威尔斯少年时最大的爱好是读书，最高的理想是当诗人。他的知识大部分都是通过父亲的教育和自修获得的。他有读书破万卷的雄心，最喜欢读瑞典的哲学家兼作家斯威登堡、英国18世纪的哥尔斯密和蒲柏，当然，还有狄更斯和萨克雷等人的作品。但是他不赞成狄更斯和萨克雷关于文学作用的观点，他甚至认为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一个偶然机会里，豪威尔斯认识了一位德国流亡者，这个人曾参加过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在他的帮助下，豪威尔斯开始学习德语，由于他聪明勤奋，很快就学会了阅读德文著作，欣赏海涅的原文诗，并模仿他的诗作，动手写起德文和英文诗歌来。后来，他还自学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等外语，为他阅读和借鉴外国文学名著的艺术风格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豪威尔斯的早期创作以诗歌为主，1859年出版有《两位友人的诗》。1860年他首次去东部游历，在文化名城波士顿认识了爱默生、罗威尔、霍桑、梭罗等他慕名已久的作家。不久他移居纽约，又与惠特曼结为好友。这个时期，他一边自修，一边为报刊写稿，先后发表了一些诗歌和短文。他的诗作曾受到当时在《大西洋月刊》当编辑的罗威尔等人的赞扬，这使他更加坚定了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顽强地走下去的决心。豪威尔斯在政治上倾向当时的共和党，还积极参加共和党的工作。林肯竞选总统期间，他搜集整理了一些有关林肯其人和他的政治主张的材料，编成了林肯的传记，为林肯竞选总统作宣传之用。他虽然没有见到过林肯总统，但他立下的汗马功劳却使林肯铭记在心。1861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威尼斯的领事。在意大利任职的五年中，他不仅认真研究了意大利的语言和文学，还酝酿了长篇小说的创作。1862年，他与爱丽娜·梅特结婚。1866年他的第一部散文作品《威尼斯生活》问世不久又出版了《意大利游记》。这两部书都用流畅的语言描写了意大利的风光和生活，称得上是很美的游记作品，但是销量很小，作者也只能赢得一个熟知意大利的美名。
1866年，豪威尔斯卸任回国后被该刊聘为助理编辑，1871年又从菲尔兹手里接过了《大西洋月刊》主编的职务，从而完全实现了他自己的理想。这一职务是由罗威尔传给菲尔兹的。在他担任《大西洋月刊》主编期间，他对许多作家的创作都提供过不少方便，其中一些作家如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托马斯·安德里奇、赫姆林·加兰、比彻·斯托夫人等都成了美国文坛上的杰出人物。就在他接任主编职务的这一年，他的第一部小说《他们的蜜月旅行》出版了。这部小说也是作者本人与他的新娘爱丽娜·梅特赴尼亚加拉瀑布之行稍微作了改头换面，并在以前写成的意大利轶闻里加进了一些情节。然而，作者在这本书里抛弃了浪漫主义的写作传统，并宣布了他的现实主义主张。
现代读者了解豪威尔斯主要是通过他的四部社会问题小说：《现代婚姻》 （1882）、《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新财富的危害》（1890）和《来自奥尔吐利亚的游客》（1894）。因为这些小说似乎都主要是直接针对未来而写成的。《现代婚姻》研究了婚姻不谐、妇女地位、离婚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成为罗伯特·赫利克、罗伯特·格兰特、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浦斯和20世纪初期其他作家所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先导。《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同样使人倾向于忘记暴发户与根基深而贫困的波士顿社团之间争斗的情节，却记住佛蒙特州油漆制造商赛拉斯·拉帕姆发迹与破产那更富有人情味的主题以及他那位相貌平平但忠心耿耿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们。《新财富的危害》对美国的城市生活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即使如此，小说仍集中描述马奇家中所发生的相互冲突，因为作者的化身接受了富尔克森的请求，去为德累福斯这样一位百万富翁资助的报纸当编辑。德累福斯虽然由于在农场中发现了天然气而暴发致富，但他毕竟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土老帽。在《来自奥尔吐利亚的游客》这部乌托邦小说中，作者提倡通过公民投票产生出“基督教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这当然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
豪威尔斯一生中共写了近四十部长篇小说，他自己认为朴实无华但心理上震撼强烈的《小阳春》（1888）是他的最佳作品。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位年轻女郎在是否要嫁给一个中年男子问题上的犹豫心理。它所涉及的问题正是美国人需要解决的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因而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881年，豪威尔斯因为健康原因辞去了《大西洋月刊》主编的职务，但他对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终止。1886年，他应《哈珀》杂志的邀请，担任了该刊编辑研究所的研究员，在那里他对19世纪以来俄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作了专门研究。1891年他辞去 《哈珀》杂志的研究员职务后，专心于他的作品选《评论与小说》的编选工作。1909年他担任了美国文学艺术院的首任院长，并于1915年获得该院的金质奖章。
由于长斯的文学创作活动和高踞于美国第一流杂志《大西洋月刊》的主编地位，豪威尔斯在19世纪最后30年的美国文坛上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小说对美国各个层次的人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他直接培养了许多小说家，除如前所述外，还有斯蒂芬·克莱恩、法兰·诺里斯等。在美国首先提倡“现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豪是威尔斯。他认为浪漫主义是空洞和虚假的产物，只有把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和人“忠实地描写下来”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在他的推动下，美国现实主义发展迅速，很快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豪威尔斯的作品描写细腻，语言典雅，对上层社会的读者至今仍有很大魅力。但他的作品却未能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进入上层社会之后，附和了上层社会的人生哲学立场和伦理道德观念；而且，他虽然提倡把“平凡的现实生活”写进作品之中，自己却没有真正做到在现实生活中观察生活，发现矛盾；而是站在上层社会的立场上力图掩盖或缩小社会矛盾，同时还提出“美国例外论”的有害观点。因此，他提倡的“现实主义”没能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而被称为“温和的”现实主义。尽管如此，豪威尔斯仍不失为一个有能力、有作为、有影响的小说家，他在发展现实主义文学、培养和造就人才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不能抹煞的。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在美国文学史上是一位地位特殊的作家。他一生醉心于描写大资产者，尤其是上流社会女子的有闲心理，在艺术技巧上，他善于进行细腻、多层次的心理描写，为美国文学开辟了心理分析的蹊径，对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现代小说的创作影响很大。因此被人们誉为英语“文学大师”。
詹姆斯出生于纽约的一个名门贵族家庭，他的祖父是百万富翁，父亲是哲学家，大哥成廉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兼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亨利·詹姆斯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宠爱，在他四、五岁时就给他请了家庭教师，按正统的文化传统对他进行启蒙和“智力开发”。12岁那年，他的父亲带着全家侨居瑞士、法国、英国等地，以便让孩子们能直接接受欧洲文化的熏陶。亨利先后在日内瓦、伦敦、巴黎等地的名牌学校上学，在欧洲典雅华贵的文化环境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詹姆斯全家从欧洲回到美国后，定居在新英格兰的坎布里奇。这个地方靠近当时的文学中心康考德，那里聚集着爱默生、梭罗、瑞甫利等文化大师和诗人。亨利·詹姆斯对他们的思想主张虽然不太感兴趣，却对其文学才能和成就非常敬慕。他和哥哥威廉都在哈佛大学读书，亨利念法律，威廉攻理科，兄弟两人互相激励，都在自己的学业上取得了成就。除哈佛外，亨利还先后在新港罗得岛等大学改读文学和哲学，总共在大学里读过9年书，他所受到的正规教育在美国文学家中是罕见的。大学教育不仅丰富了他的文化知识，而且培养了他浓厚的文学兴趣。同时，他还学会了多种语言，这对他日后创作风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在罗德岛学习期间，詹姆斯结识了威廉·豪威尔斯。在豪威尔斯的指导下，詹姆斯开始写作。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伊罗的悲剧》（1864）用笔名发表在《大陆月刊》上，1865年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署名作品，正式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有一天夜里，詹姆斯正在写作，住处附近的仓库起火，他和四邻闻声赶到现场，救火时不幸腰部受伤，造成终身轻度残废。此后不久，亨利心仪已久的表妹米尼·坦普尔病逝了。亨利曾向她求过婚，但并未得到对方的允诺。尽管如此，米尼的去世使亨利悲痛欲绝。他从此成了社交界的单身汉：一无家室，二无社交圈子。并且，米尼·坦普尔成了他以后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灵感与模特儿。在米尼激发出的几部小说里，总有一位对她怀着强烈好奇心的青年男子站在她的一边，给她以理解与同情，这位青年男子就是詹姆斯。因为他对爱情不够客观，所以总是处在“失恋”的茫然之中。
1869年他首次单独去英国旅行，1871年发表了他的第一个有影响的小说 《一个热情的旅行者》；1875年再次去欧洲，在巴黎结识了屠格涅夫、福楼拜、左拉、莫泊桑和都德。翌年在伦敦定居。从那时起直到去世，除四次回国省亲外，詹姆斯绝大部分时间住在英国，偶尔也去欧洲大陆访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詹姆斯对美国所持的中立立场十分不满，为表抗议，他于1915年宣布脱离美国国籍加入英国国籍。第二年，他在英国去世。
亨利·詹姆斯从1871年至1881年这10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形成了他的叙事观点和方法，构成其文学生涯中的三个基本主题：美国人的诚恳、粗犷与欧洲人的欺诈之间的对立；生活现实与艺术现实之间的冲突；以心理标准取代伦理标准判断善恶。从那以后，詹姆斯的作品在艺术上更加成熟，对人类困境的评论更加深邃，但在取材上他从未超越过这些基本主题。
詹姆斯一生著作甚丰，主要是中长篇和短篇小说，还有评论、自传和杂记。由他本人精心编选的全集共26卷，于1907至1917年间出版。中长篇小说的代表作有《美国人》（1877）、《黛西·米勒》（1878）、《淑女画像》 （1881）、《波士顿人》（1885—1886）、《卡萨玛西公主》（1886）、《波音顿的珍藏品》（1897）、鸽翼》（1902）、 《使节》（1903）和《金碗》 （1904）等。《美国人》的主人公克里斯托弗·纽曼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他到欧洲物色配偶时被人愚弄，但他并不怀恨，而是“颇有气度地”宽恕一切愚弄过他的人。纽曼虽然失败了。但在维护美国个性的尊严方面却赢得了道德上的胜利。詹姆斯用这个人物最充分地表现了自己同胞的原型。《黛历·米勒》的同名主人公是美国一位富商的女儿，到欧洲游历，由于她“令人费解地集豪放与天真于一身”，追求她的美国人和意大利人都视她的大胆天真为不解之谜。她无视欧洲社会的传统，成了自己天真坦率性格的牺牲品，她不是死于男性的诡诈而是死于高烧。戏剧性的复杂决定了偶然的因素而不是心理的原因。作者用一位姑娘来作为美国国民性，的典型，让她的价值观更接近于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人物是成功的。“黛西·密勒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妇女运动中一种要求更大的自由独立、破除繁文缛节的倾向的代名词《淑女画像》对伊莎贝尔·阿切尔作了更充分更从容的分析。伊莎贝尔·阿切尔追求“自由的选择”，具有不随波逐流的“独立”精神。她侨居英国时，拒绝了英国人华伯顿伯爵的求婚。美国富商卡斯珀·戈伍德专程从美国来欧洲向她求婚，也遭拒绝。伊莎贝尔的表兄拉尔夫也爱上了她，但因身体不好，不能同她结婚，他劝父亲把一笔7万英镑的遗产留给了她。得到这笔遗产后，伊莎贝尔去意大利游历，经梅尔夫人介绍，认识了长期侨居意大利的美国人奥斯蒙德。她发现奥斯蒙德很有艺术修养，趣味高雅，就嫁给了他。他婚后发现自己受了骗，原来奥斯蒙德同她结婚是因为看中了她的财产。不久，伊莎贝尔又发现他们婚姻的牵线人梅尔夫人原来是奥斯蒙德的情妇。伊莎贝尔逐渐感情转移到了奥斯蒙德的女儿潘茜身上。这时仍然爱恋着伊莎贝尔的华伯顿伯爵开始向潘茜求婚。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极力怂恿伊莎贝尔促成这桩婚事，但伊莎贝尔尊重潘茜的意见，再次拒绝了华伯顿伯爵。后来伊莎贝尔去英国时，得知潘茜原来是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的私生女。她本想从此不回意大利，但考虑到自己有责任教育潘茜，便又回到了那个不愉快的家。这部小说的心理层次非常丰富，这可能与作者对表妹米尼·坦普尔的回忆有关，因为她还没有发现自己的生活之前就半途夭折了。然而詹姆斯巧妙地将她的不治之症转移到小说中的观察员身上，让无私的拉尔夫生了米尼的病而使伊莎贝尔避免了米尼的命运，但伊莎贝尔却最后不幸地、令人不能信服地主动丢掉逃脱的机会，重新担起作为妻子与后母的责任。伊莎贝尔比纽曼和米勒更能完美地体现美国人的不成熟与爽直。伊莎贝尔似乎与詹姆斯异口同声：如果这就是生活，那么别让我错过其中任何一个部分。詹姆斯后来在《笔记》中说：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是“一个梦想自由与高贵的可怜姑娘自以为做了件自然、大方的明白事 （拒绝华伯顿的求婚），实际上自己被碾碎在世俗的机器里”。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经历浓缩了人类发展的命运——对生活充满憧憬但最后归于幻灭。
1884年亨利·詹姆斯著文回答英国批评家沃尔特·贝森特的演讲，阐明了事实现实主义与方法现实主义的区别。他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唯一的现实存在于生活留给旁观者的印象之中，而不是旁观者所不了解的任何事实之中。现实主义仅仅是作家以他的所见所闻来表现生活，这种生活可以与“真正的”生活不一样。这样，詹姆斯就把现实主义艺术的土壤从外部世界移向了内心世界。
20世纪初，詹姆斯连续发表了《鸽翼》《专使》和《金碗》三部作品，它们被人称为他后期的”三大杰作”，但实际上是他早期作品主题的继续发掘。小说均以欧洲人的奸诈、冷漠为背景，赞誉美国人的仁慈慷慨和忠诚无私。在《鸽翼》中，英国记者邓雪尔在其未婚妻凯蒂策划下，去追求一个得了不治之症十分有钱的姑娘密莉，以便在她死后继承遗产。密莉去世后，邓雪尔果然如愿以偿；但他回忆起密莉高尚的品质，良心受到谴责，无法再与凯蒂共同生活下去。《专使》是詹姆斯自认为“从各方面讲都是最完美的产品”。作者以一个法国女人对一个美国大资本家儿子产生的魅惑力，表现欧洲高雅文化对美国人的魅力。在这种魅力的吸引下，专程从美国赶到巴黎规劝那个青年回国的“专使”也受到感化。他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放弃同那位青年的母亲 （一个十分有钱的寡妇）结婚的机会，反而劝那青年“不要错过机会”，继续在法国“尽情地生活”下去。《金碗》中美国大资本家阿达姆及其女儿梅季品德高尚，趣味高雅，心地善良，处事谨慎，父女在旅欧期间分别结婚后，发现继母和女婿之间早就有不正常的关系，现在又添私情。父女两人不露声色地解决了这个矛盾：阿达姆把妻子带回美国，女婿 （一个意大利王子）虽然失去了情妇，却认识到妻子的美德，就和她幸福地生活下去。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把心理分析的写作方法推向了他的顶点。小说中的人物很少，而且这些人物中，无论是纯洁的美国人，还是诡诈的欧洲人，都很少行动，总是在不停地思索，在心理上互相“启示”和“暗示”，这些“启示”和“暗示”重重叠叠，纠缠交错，使人产生扑朔迷离的意象。小说中的句子十分冗长，有的一页上只有一两句，句子结构也十分复杂，读起来晦涩难懂。
对于詹姆斯的创作历来毁誉不一，有人以他的作品大都充斥着抽象的人性观念和拘泥于对所谓有教养的绅士阶层的描写而称之为“美国垄断资本发展的精神产物”；另有一些评论家则视詹姆斯为“文学之神”，对他的作品倍加推崇，如康拉德称他是“一个优美的，有良知的史学家”。詹姆斯的早期作品则注重于艺术上的雕琢，特别是人物的心理描写尤为细致入微。此外，詹姆斯还是一个出色的评论家，出版有《法国诗人和小说家》（1878）、《观感与评论》 （1908）等多种评论集。总的来说，詹姆斯出身于上层社会，他的立场和创作始终没有脱离他的那个阶层，是一个贵族式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作家；但是他的作品也多少触及到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人们的精神世界，至少揭示了当时欧美社会的某些弊端。在美国文学史中，人们通常将詹姆斯与艾米莉·狄更生相提并论，因为他和她都是内向型作家，都成功地创作了完美而独具匠心的、揭示人的内心世界的作品。所不同的是，詹姆斯是现实主义小说家，而狄更生则是浪漫主义诗人。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出生在纽约，娘家姓琼斯。她生长于既富裕又势利的上流社会。1885年她与波士顿银行家爱德华·华顿结婚，使她与美国上流社会的联系更紧密了。她在青年时代曾几次游历欧洲，1907年在法国永久定居，直至去世。
伊迪丝·华顿的一生经历与她的朋友、差不多是同代人的亨利·詹姆斯相似。他俩作品之间的相似之处也给批评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她往往被称为“享利·詹姆丝的女继承人”。诚然，她和詹姆斯一样熟悉美国上流社会，作品主要描写上层社会的人物及其心理活动。但不同的是，伊迪斯·华顿对美国上流社会的庸俗和虚伪持鄙夷和抑揄的态度，她尤其厌恶那些“暴发户”。她常常通过对人物内心生活的描写，表现人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故事往往以人物的失败而告终，或者以某种妥协而收束。她的态度仍然是维护上流社会的所谓“高尚的道德标准”。
华顿夫人一生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共写了十余部长篇小说和若干中短篇小说。她的第一部长篇《坚定的山谷》出版于1902年，是描写18世纪意大利贵族中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品。她的成名之作是《快乐之家》（1905）和《天真的时代》 （1920），后者还获得了普利策奖。其它的主要作品还有：《伊坦·弗洛美》 （1911）、《乡土风俗》（1913）、《搭了架子的哈德逊河》 （1908）等。
《快乐之家》描写了一个漂亮的姑娘莉莉·勃尔特被上层社会排挤的故事。莉莉出生于纽约一个破落的望族家庭，一心向往上流社会，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到了29岁还未能如愿以偿。因为她长得漂亮，那些有钱的有妇之夫看中了她，有的借口替她投资，供给她大量的钱去挥霍，她却以为是在取息。有的阔太太利用她的美貌吸走丈夫的注意，以便自己同别的男人幽会，事后却反咬一口，污蔑莉莉图谋夺走自己的丈夫。莉莉终因“接受一个男人的津贴”和“勾引有妇之夫”两桩罪名被上流社会唾弃。她极为苦恼，自知无钱无势，即便吐露真情，也无人同情。为了挤进上流社会，她反复考虑要不要向陷害她的人屈膝投降。她身负重债，“象一颗从天上掉下来的星”， “沦为女工”。最后实在无法忍受这些屈辱，便选择了自杀这条路。在遗嘱中，她把从姑母那里继承来的一点菲薄的遗产用来偿还债务，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部小说无疑是对当时社会的势利、庸俗现象的揭露，莉莉的悲剧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
华顿夫人在后期创作中更倾向于詹姆斯的风格，《伊坦·弗洛美》以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描写见长。农民弗洛美同比他年长7岁、常年生病的妻子热娜感情不合。他看中了热娜的表妹梅蒂，一个正在他家帮佣的姑娘，又为热娜所不容。在梅蒂被迫离去的路上，弗洛美与梅蒂相约一块儿坐在雪橇上撞树自杀。雪橇倒是撞到了树上，可是这两个人都没有被撞死，而是双双落得终生残废。梅蒂被送回去同弗洛美一家住在一起，由热娜护理。热娜为了照顾丈夫和表妹，也顾不得自己的病了。然而经过许多年，梅蒂却变成了一个性情乘戾的痛苦女人。这部小说篇幅不大，情节也不复杂，整个情节的中心事件描写的是弗洛美对梅蒂爱情的失败。梅蒂姓“希尔维（英语原为SILVER，“银”）”，无疑是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她是书中光明和美的唯一源泉。在华顿夫人的笔下，弗洛美对梅蒂的爱情没有一点伤感色彩，却描写得深切动人。小说没有滔滔不绝的肤浅说教，也没有把热娜刻划成卑鄙可耻的漫画式人物。作者要读者对这三位无助的牺牲品都给予同情。弗洛美无力逃避他的婚姻，也无力逃避他后半生的命运，甚至想和梅蒂自杀的愿望都无法实现，只落得肢断体残，在越来越深的痛苦中了却残生。这就是这出凄惨阴沉的悲剧最后一个令人难受的讽刺。
华顿夫人提倡“每一部杰出的小说都应该以深刻的道德涵义作为它首要的创作基础”，这也正是她思想立场的根本反映。华顿夫人曾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在美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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