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巴黎偷来一条命

作者：边　芹

　　
　　一个人可以在好多条平行或交叉的线上生活，有时一种生活和另一种生活是那样的不相干，我怀疑自己究竟偷来了多少条命—那些本不该属于我的命。我想这些的时候，不是坐在巴黎某家咖啡馆，而是W城名为“小上海”的饭铺里，刚才从公车上下来，雨大，便钻进来。没有咖啡，要了一客小笼包。现代社会的神奇，便是这种只需十小时的飞行就可获得的背景转换。
　　坐在玻璃窗边漆成粉色的小桌边，看雨。如果能像舞台一样关掉幕灯，只留下面前那一堆雨，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好像有雨便是桥了。大概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生命扒手”的感觉。但地上深深浅浅的积水和小桌面上未揩净的荤油光，提醒我：没有桥，飞机不是，雨也不是。只有一个个偷来的命，它们只能留在不同的世界里。
　　就在几天前，我还冒雨跑到拉丁区一家小影院看电影，是纪念导演特吕弗去世二十周年作品回顾展。
　　到了这样的年龄，迟到的人已经很难选择，是作故事里的人物，还是只完成一个现实的角色？要不要把自己放进故事里？电影院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灯关掉以后，我就成了生命的窃贼。
　　那天我看完王家卫的《2046》，离开圣日尔曼德普雷广场，接着去看特吕弗的《一个爱女人的男人》。《2046》里的爱情，每一下都是一道割痕，爱上一个人已经不容易，离开一个人更不容易。而《一个爱女人的男人》里的爱情，每一下都只是章鱼又伸出一个触脚。前者是分手那刻最刻骨铭心，后者则是相逢的瞬间最惊魂动魄。主人公贝特朗在洗衣店只瞥见一个女人裙摆下的一双美腿，心口那盏灯便被点亮了。追出去只记下女人的车牌号码。于是又找警察，又搞假车祸，又骗汽车保险公司，才找到女人的姓名地址。寻到那里女人却改穿了长裤，只窥见一双腿的他，竟无法知道这是不是他爱上的人。
　　人常常这么莫名其妙地偷了一条命。陷入任何一种爱情，都是买了一张单程票，无论怎么，一部分的你已经有去无回。
　　在西方呆久了，渐悟到在他们，两性情感是相遇那刻最重要。特吕弗拍过一系列爱情自传片，在《流逝的爱》里，男主人公某次等公用电话时，看见里面那个男人冲着电话咆哮，狂怒地撕掉一张照片就走了。他进去捡起地上撕碎的照片，拼凑起来，竟然喜欢起照片上的女人。她有枪一般的眼睛，那目光是杀人的，他成了第一个俘虏，没有逃的可能。于是开始漫长的寻找。人的一生就是在成为俘虏或准备作俘虏中度过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喜欢上的那一刻最重要，而不是舍弃的那一时。那就算偷来了一条命，并不是本来就该属于自己。
　　我在巴黎那些大大小小的电影魔术盒里度过的时光，每每都让我产生那种不知哪个天神之手落在自己身上的错觉。
　　此时W城的街景宛若电影，这是那种夜里穿行而过不用去想黎明的城市。整座城都像个市场，弥漫着鞭炮和烧纸的烟灰和气味，欢乐与悲哀都被这个民族坚拒在最浮表的那一层，只有舍弃的那一刻最不肯放手。
　　没有什么比在地球的某一点上，想到自己的前半生实际上只是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互不相通的点，更惊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