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白先勇的戏梦人生

作者:林 可




  
  在青春版《牡丹亭》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的时候,白先勇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提及,这位闻名海内外的华语作家对于外界来说颇具有神秘色彩。
  
  昆曲,一辈子的因缘
  
  白先勇和昆曲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缘。从10岁第一次偶然听到《游园惊梦》,到后来写成了小说《游园惊梦》,讲述一个昆曲名伶的跌宕命运,再到把小说改成戏剧搬上舞台,到后来几次组织制作《牡丹亭》公演,白先勇的一生,似乎都注定要与昆曲相伴相随,纠缠难分。
  白先勇把第一次看昆曲的感受用“因缘际会”来形容。那次,在上海美琪大剧院,梅兰芳和昆曲大师俞振飞首次合作,演的就是《牡丹亭》中的一折《游园惊梦》。10岁的白先勇,看不懂戏的内容,却被优美逶迤的旋律深深震撼。就是在那一刻起,昆曲的旋律开始在他的脑海里盘旋。几十年之后,当年的一幕成了永远抹不掉的记忆,而昆曲的旋律早已在他的世界里弥漫萦绕,永不挥去,直至融入了他的血液里。
  在白先勇的眼里,昆曲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艺术形式,像一首诗,“把每个人心中潜伏的那首诗都唤醒了,听着昆曲,我就觉得是在家里,听到昆曲我就像回到家。”
  2004年,由白先勇一手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盛况空前,一共有9000人次观看了演出。在香港,在苏州,青春版《牡丹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在苏州大学的演出,2000个座位的礼堂,一共挤了2500人。三天9个小时的演出,中途没有一个人离场。“看到他们为昆曲的古典美而笑,而哭,而感动,这是我最大的满足!”白先勇说。
  
  父母,永远的记忆
  
  白先勇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回忆和父亲相处的20年,白先勇用一个词来形容父亲——“非常严”。
  在有着10个孩子的白家,孩子的地位是按照个人的学习成绩高低来排定的。就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的父亲也会从前线打电话回家,查看他们的成绩单。在10个孩子当中,白先勇的成绩往往是最好的,这样也就使他深得父亲的宠爱。
  “父亲从小就要我们背古文。他做事的态度非常认真,非常严谨。他毅力超人,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力。”时至今天,白先勇对父亲的严厉还是记忆犹新。
  与对父亲的敬畏相比,白先勇对母亲的由衷喜爱溢于言表。在白先勇的眼里,母亲是家里的“主心骨”。她热情、能干、泼辣,能够把白家这样的一个大家族治理得井井有条。她一手带大了白家的10个孩子,还照顾众多的亲戚。在战乱频繁的特殊年代,正是母亲带着大队人马辗转逃难,家中人数共有八十多人,年纪最小的刚刚满月,年纪最大的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白先勇把母亲看作是“女中豪杰”:“她很传统,以做家庭主妇为荣,把照管整个家庭放在第一位,同时,她又很独立,很有个性,家里因为有了她,而时常充满欢声笑语。
  “父亲和母亲对我的影响都很深。我身上有他们两个人的东西。”白先勇说。的确,如果说父亲给予了他坚强与毅力,那么,母亲教给他的则是热情与开朗。
  1962年,对白先勇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这一年,白先勇的母亲去世了。对于25岁的白先勇来说,这是他生命里第一次直面最亲近的人死亡。“像我母亲这样热烈的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撼。”白先勇说。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他写道,看着母亲的棺木埋到土中,真是觉得悲凉,觉得是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也被埋葬了。
  
  也就是这一年,白先勇离开了台北,一个人踏上了飞往纽约的飞机。在机场里,父亲老泪纵横,破例一直把他送到了舷梯。刚刚失去了一个最亲爱的人,现在又要和另外一个最亲爱的人分别,两人都心情复杂,默默无语。而两人都没有想到,这竟又是一次生离死别。
  1966年,当白先勇刚刚从学校毕业,父亲也离开了人世,而4年前台北分别的一幕,也就永远定格在他的脑海里,有作为儿子的悲痛,也有作为“孽子”的内疚。
  直到今天,一谈起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白先勇还是唏嘘不已。对父母,他有着最深沉的爱,他们的音容笑貌,将成为他心底里永远的记忆。而作为儿子,他会把这份深沉的爱放在心底的最深处,它会发光,会发热,伴随自己走在异国他乡的路上。
  
  写作,另外的一个“家”
  
  白先勇的家在美国洛杉矶北面的圣芭芭拉市一个叫做隐谷的地方。这是一栋普通的平房,与周围众多政坛要人、商界大亨、影视明星的豪宅格格不入,但在简朴之中却显示出一种素雅之美,一种东方式的内敛。
  自1966年拿到硕士学位之后,白先勇就开始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在这里一住就是30年。也就是在这里,白先勇完成了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蓦然回首》、《孽子》等。
  现年65岁的白先勇,依然保持着几十年来一贯的写作习惯,他昼夜颠倒,日出而息,日落而起,他必须在一个非常宁静的环境里写作,必须要喝茶;他不会用电脑写作,必须要稿纸,而且还必须用黑色墨水的钢笔。而40多年的写作,让白先勇找到了一个表达自我的媒介,也让他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这个家不是台北,更不是圣芭芭拉,而是一种文化的归宿。有了这个“家”,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便不会太孤寂。
  (朱 虹摘自《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