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母与子的别样亲情
作者：渔 樵
（一）
我和丈夫叶蓬勃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士。1945年1月,在江苏省泰兴市的一个小村庄里,小培建出生了。然而,儿子10个月大时,我和丈夫所在的部队就要离开泰兴，虽然很舍不得儿子,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他跟随外公、外婆生活。所以,在儿子的童年里,我这个母亲是缺席的。
1949年春天,解放全中国的战争打响了,我所在的部队被调往长江北岸开展渡江战役准备工作。部队路过泰兴时,我趁队伍休息的半天请假回到老家。
当我看到四岁的儿子长得既聪明伶俐又活泼可爱时,心里真的很欣慰。可我没想到,在我伸手想抱抱儿子的时候,小培建却一个闪身躲到外婆身后。母亲忙对小培建说:“建儿,快去啊,这是妈妈,快叫妈妈。”小培建眨巴眨巴眼睛说:“她不是我妈妈,我没有妈妈。”我一听到这句话从四岁的儿子口里说出,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对他的歉疚翻江倒海般涌上心头。作为一个母亲,我亏欠儿子的太多了。
1952年,我和丈夫从朝鲜战场凯旋后,所在的部队移驻浙江奉化。考虑到农村教育条件有限,我们将七岁的培建接到了南京卫岗小学—一所军队干部子弟学校,次年又转到杭州西湖小学。但是那时,我们仍然不在儿子身边,只能隔一段时间又抽空看看寄宿在学校的儿子。
离开了熟悉且亲切的农村,再加上父爱母爱的缺失,那时的培建显得少言寡语。好在他的班主任时常开导他，培建才和我们有了一点交流。
(二)
1962年,培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湖州中学。高考刚刚结束,他就回了泰兴老家看望外公、外婆,直到填报志愿的时候也还没有回来。我和丈夫考虑到儿子平时很爱看航天方面的书,便帮他分别填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可临近开学时,培建收到的却是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原来那年浙江省怕优秀人才外流,特意把高分学生都留在了本省大学，培建上的是无线电系。
1968年,培建毕业后,被分到了航天部529厂,任无线电技术员。
到航天部工作以后,培建成了真正的工作狂。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他再也没有时间回家了,我感觉和儿子的距离更远了。
到了第二年,儿子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结婚了。我听后差点没气昏过去,这么大的事,居然先斩后奏,他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妈啊！
好在培建的妻子既孝顺又细心,常常打电话问候我,把培建的近况说给我听。应该说,多亏了媳妇的这些电话,让我觉得离儿子不再那么遥远。
只是培建依然很少回家。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年来,培建回家呆得最长的一次是1997年春节,一共呆了四天。
转眼间,60多年的岁月匆匆而过,每每看到头发也已经花白的儿子,我总是在感慨一生和儿子相处的日子屈指可数。
(三)
2001年10月,培建开始介入探月工程,担任“嫦娥”卫星总设计师。我明白“嫦娥”探月工程的重要性,因此,很少打扰他,也嘱咐弟弟妹妹不要打扰他。
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令我们全家都无法接受的消息传来。
当时,培建一连七天没有打电话回南京,他的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就在我和女儿准备动身赶往北京的那天,培建来电话了,在电话那边，他泣不成声。原来,就在“嫦娥一号”准备工作最关键的时刻,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突然病倒了，由于没来得及救治,媳妇患病不到一个星期便去世了。直到她离开人世的时候,培建还在他的实验室里和助手们攻关,这成了儿子一生的痛。
“我不是不想陪她,也不是故意冷落她,我确实不能放手啊……”电话两头,我们娘儿俩哭了近一个小时。“妈妈知道,妈妈当然知道,你和她40多年的感情,她在天堂会原谅你的,等你的‘嫦娥’翱翔天空的时候,她就明白了……”
此后,培建常常泡在实验室里,不分白天黑夜。
2007年10月中旬,离卫星发射的时刻越来越近,我比儿子还要紧张，女儿只得来陪我。
终于等到了10月24日，下午5时30分,我让女儿扶我起来,戴上老花镜在电视机前等待“嫦娥”发射。6时05分,电视画面中的“长三甲”火箭一飞冲天,“火箭飞行正常”“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两分半钟后,火箭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转眼间消失在天际……
6时29分,听说星箭成功分离,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7时30分,电话响起,是培建打回来的。他告诉我“嫦娥一号”已经进入正常轨道,让我放心。电话这头的我已经激动得声音有些沙哑:“妈知道了,你放心,妈好着呢,妈等你回来,让妈好好看看。”
（摘自《中国社会报》2008.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