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红色公主”死亡真相
作者：虹 剑
1968年10月，周总理在办公室里看阅公安部送来的有关孙维世的死亡报告书，“在押犯孙维世于10月12日晚11时送公安部医院，诊断系蜘蛛膜下腔出血，经治疗无效，于14日下午3时30分死亡。特此报告，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周总理心情特别沉重地在孙维世死亡报告上批示并告诉秘书“马上送公安部，叮嘱他们要保护好孙维世的遗体，准备检验”。秘书走后，周总理陷入回忆中……
周总理拿着孙维世的遗照在沉思着……秘书进来说：“总理，孙维世同志的尸体已经火化了，他们说按反革命处理的，连骨灰也没留下。”
周总理拍案而起：“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烈士子女呢！”
以上这几组镜头虽然是电影《周恩来》中的几个画面，但却是历史事实。
6岁时父亲被敌人杀害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革命先辈。1927年春，蒋介石加紧了反共步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予以坚决揭露。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逮捕。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遭严正拒绝。4月20日，孙炳文被敌人杀害，年仅42岁。
当时孙维世（原名孙光英）只有6岁，母亲任锐带着她逃亡到武汉，不久又回到上海，继续坚持地下工作。孙维世从小就受到党的革命思想熏陶，小小年纪就能帮助妈妈烧毁秘密文件或送信。14岁随母亲到上海参加由党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社的进步演出活动（当时江青也在那里），曾在龚秋霞主演的电影《压岁钱》里担任演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随上海戏剧界救亡演剧队到武汉，沿途演出抗日救亡剧目《放下你的鞭子》。作为一名在敌占区残酷斗争中成长的革命烈士遗孤，虽然当时只有16岁，但孙维世的思想却很成熟。
她找到驻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去延安，恰巧碰到周恩来副主席。不久，周恩来便派专人将孙维世护送到延安，先后到抗大、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周恩来和邓颖超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
孙维世也非常尊敬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们看做自己亲生父母，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他们身边。
第二年，孙维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话剧《血祭上海》的演出，显露出她的艺术才华，获得热烈反响。1939年，毛泽东亲批同意孙维世到苏联学习，并由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带她飞往莫斯科。
尽管战争年代条件艰苦，孙维世却安心坚持学习，以优异成绩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
留苏回国成为戏剧专家
1946年秋，孙维世在莫斯科学成归国回到延安，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初期，她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在卫国战争时的见闻，几位领导人都给了她很大的鼓励与嘉勉。为了了解情况，接近群众斗争生活，很快孙维世又投入到土改运动中。
不久，孙维世调华大文工一团工作，无论是生活、学习、工作，还是个人作风上，她事事走在前，处处做榜样，她为人热情、坦率、真诚。每逢行军休息或节假日闲下来的时候，大家总爱围上一圈听她讲苏联的战争和社会见闻。
1948年，解放战争已到了大反攻阶段，在山西，我解放军正围攻太原，为配合宣传党的政策，华大文工一团奉命来到太原前线榆次县南河流村，一面开展群众创作，一面排练新节目准备进城。
恰好由李键庆、李翎编剧，张鲁作曲的小秧歌剧《一场虚惊》被孙维世看中，并亲自导演。
到了11月中旬，《一场虚惊》彩排了。最后，经过孙维世的手这么一导，整个戏完全活起来了，在一片掌声与笑声中大获成功，不仅同志们满意，更得到了榆次老乡们的赞同与夸奖。
1949年2月2日，文工一团进入北平进行宣传，得到了市民与文艺界同行的欢迎。最使人激动的是，在西单长安大戏院汇报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会见斯大林，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她勤勤恳恳，严守纪律，受到了领导人的表扬。但是，孙维世不会想到，正是这次工作经历，多年以后竟成了一场轩然大波的祸根。
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多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但她的专业还是戏剧，翻译并导演了一大批欧洲古典名著。
1956年，孙维世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副院长。她非常热心高等艺术院校的戏剧教育工作，为话剧艺术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新中国话剧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算得上是“才华横溢”的一代才女。加之无出其右的容貌，在红墙子弟中人称“红色公主”。
因做毛泽东访苏翻译遭江青仇恨
文革初期，江青曾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这里提到的仇人就是孙维世。
金山的回忆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中说，在金山和孙维世结婚的那天也就是1950年10月14日，江青找到孙维世，故意拉近孙维世问道：“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去？”孙维世问：“什么事？”江青说：“还不就是讲讲你和主席出国的事情吗？”金山在这里解释孙维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讲她同毛泽东出国的事情是因为事关党和国家机密。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孙维世之兄）是坏人，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捺不住悲愤，写信给江青，要中央派人去调查，并给周恩来写信。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并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的大量信件、照片。
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
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恩来签字。
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已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在五角楼，死后一付冰冷的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在江青授意下，孙维世的尸体被迅速火化。
当孙新世到公安局索要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死讯，痛不欲生，10月14日那天正是他们结婚十八周年纪念日。
孙维世死时年仅47岁，一代才女、红色专家如流星般陨落于历史的尘埃中。
（摘自《党史纵横》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