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火了，城墙都挡不住。所有的艺人都清楚，在鞍山混，过了“立山”这一关，将来想不红都难。单田芳经过了“最高考核”，并且创造了“最高票房”，他的艺术声誉随即飙升，无论走到哪儿，只要一提“单田芳”这三个字，观众立刻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
●二罪归一，团里的领导个个儿都戴着“有色眼镜”，远远地打量单田芳：“此人，只能利用，不可重用。”那个红极一时的青年评书演员，一下子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他永远
变成了“灰色”，或者更深的颜色。从此万劫不复。
鞍山，是单田芳艺术的“发祥地”，二十刚出头儿，事业便开始芝麻开花节节高，全城二十一家茶社，都成了他施展才华的舞台。似乎带着几分神气儿，这个崭露头角的小伙子，走到哪儿，红到哪儿。标志着单田芳最终“拿下”鞍山的，是他开创了“立山茶社”的最高票房纪录。
“立山茶社”，称得上鞍山市最讲究的娱乐场所，客流量也最大。在曲艺行里，这儿是绕不过去的大码头，如果不在“立山”红，就等于关起门来打场子，混出点儿小名气也没谁认你。
“立山茶社”的当家人李氏兄弟属于极为老到、相当挑剔的商人，他们手里的王牌就是占了块好地盘儿。常说“店大欺客”，一点儿都不假，对于借场子演出的艺人，李氏兄弟横挑鼻子竖挑眼。圈里人背后骂街说：“这么苛刻，都赶上皇帝选媳妇儿了！”尽管如此，说书唱戏的依然争先恐后，趋之若鹜，毕竟“立山”是块肥得流油的风水宝地，有本事在那儿落脚，很快就能成事儿。好处大，门槛自然就高，在“立山”门外转悠的艺人中，既有渴望平步青云的无名小辈，也有圈里圈外混出了声望的沙场老将。
单田芳非常意外，“立山”怎么会如此迅速地找到了自己头上。他们为什么在几十位著名演员中，单单把“红绣球”抛给了初出茅庐的“少壮派”呢？书曲界的同行们也百思不得其解，他们瞪圆了眼睛，密切地注视着事态发展。与此同时，鞍山的街头巷尾也哄嚷动了：“听说了吗？‘立山’提名点姓请单田芳，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儿啊……”
其实，任何机会都是“三分人事七分天”，李氏兄弟的高姿态也不是偶然的。首先，单田芳的评书一套接一套，在鞍山已经有了很强的市场号召力；其次，“立山”内部出了点儿小岔子，有个女演员“产后惊风”，倒在床上无法登台。场子不能空，牌子还不能倒，李氏兄弟这才惦记上了名声日隆的单田芳。
说实话，“立山”有请，年轻的单田芳的确有点儿受宠若惊，如果做得精彩，很可能会因此奠定自己在鞍山书曲界的地位。这一炮打响，才算真正走红。他暗自憋足了一股气，最终敲定，上《水浒后传》。几天之后，“立山茶社”门口竖起了巨大的广告牌子，标名：单田芳，《后水浒》。整个鞍山城都期待着这出即将上演的好戏，一方面，听《水浒》；另一方面，则是想看看单田芳闯这座头号码头的最终结果。
从家到“立山”十多里路，那时候可不像现在的某些大腕儿或者名角，车接车送，前呼后拥，威风得很；单田芳怎么办呢？一辆破自行车来回蹬。他起劲儿地骑着车子，两眼盯着路，心眼儿里还盘算着当天的评书：今天这场，包袱怎么使、扣子怎么拴、贯口插在哪儿……一路上，风驰电掣，嘟嘟囔囔，不了解内情的还以为小伙子犯了精神病。十几里路，脑子被挤得满满当当，没有一丝空闲的地方。
破车子“喀嚓”一架，赶紧往书台上跑，此时的“立山茶社”已经是人头攒动、宾客盈门。第一天，单田芳就暗自纳闷儿：“怎么只上了八成座儿啊？莫非我会在这个码头翻船？”
眼看就要登台了，胡思乱想也无济于事，还是活儿上见功夫吧。单田芳开书就是“大闹忠义堂”，紧接着“石迁、武松误走平凤岭”，然后是“火烧少林寺”、“大闹周家寨”……评书一折一折地说下来，确实很精彩。没过两天，“立山茶社”便百分之百客满了。
每天上午，十点半开书，茶社大门十点就上锁了，晚到一小会儿，哪怕是一眨眼的工夫，台下就没有落脚地儿了，再有钱，也买不来单田芳一场书。关在外边的观众，急得血贯瞳仁，大呼小叫。更有甚者忍不住“咣咣”地砸门；而那些挤上座儿的茶客们则安安静静地坐在原地，一律伸长了脖子、直愣着双眼，如醉如痴地跟着单田芳的评书走。除了偶尔的咳嗽声、轻微的呼吸声，整座茶社一片寂静，只有单田芳在三尺书台上折扇轻摇、纵横捭阖。舞台上空，轻烟弥漫，四壁之间回荡着他潇洒通透、亦庄亦谐的演播声。每天同一时刻，年轻的艺术家就成了所有观众的目光焦点和精神领袖。
关外的秋天不长，一场大风过后，东北大平原漫长的冬天就来了，隔夜的鹅毛大雪几乎把鞍山掩埋了起来。
单田芳刚推开房门，便惊喜地叫了一声“好大的雪啊”——眼前，彻地连天，一片白。下雪固然是好事儿，可是，积雪深可没膝，还怎么出门儿演出啊？这种天气，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茶社了，不如老老实实地在家呆一天吧。当时，电话、交通都不方便，也没办法和茶社联系，单田芳觉得，反正这个天也上不来茶座儿，去不去“立山”报到无所谓。
结果，他想错了。你休息，观众舍不得休息，什么叫风雨无阻啊？开书的时间刚到，“立山”的伙计便心急火燎地跑到了门上，一边擦汗一边喘息着招呼：“单先生，赶紧去吧，就等您呢！急得大伙儿嗷嗷直叫，茶社的房顶子都快给掀开了。”
这个消息太意外了。单田芳二话不说，拽上大衣往外就跑。十几里雪路踩在脚下，“咯吱咯吱”山响，他跟着伙计顶着风雪急匆匆地赶了一个小时才到，累得呼呼直喘，汗流浃背
，一摘帽子，头上便冒起了热腾腾的白气。当单田芳披着满身雪花走上书台的时候，茶社里顿时掌声雷动。
望着这些虔诚的听众，泪水在自己的眼圈儿里打转儿，单田芳恭恭敬敬地向台下深施一礼，只轻声说了句“对不起”，便直奔主题、书接前文……
这才叫“冷局难成，热局难散”。一旦火了，城墙都挡不住。所有的艺人都清楚，在鞍山混，过了“立山”这一关，将来想不红都难。单田芳经过了“最高考核”，并且创造了“最高票房”，他的艺术声誉随即飙升，无论走到哪儿，只要一提“单田芳”这三个字，观众立刻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对于茶社来说，请到了单田芳，就算接来了财神爷，他已经变成了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具备了强大的市场号召力，正所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古人说：“浮名易得，真艺难求。”大红大紫的单田芳并没有因为“立山神话”而心满意足，他确信，“艺无止境”，自己这两下子刚刚开始，要想跟那些前辈名家相比，还得勤学苦练啊！如果眼前确实获得了一点成绩，那么，也只能说明第一个回合打得不错，后边的艺术道路还长着呢。
名望与日俱增，单田芳却过得一点也不轻松。常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躺在家底上吃老本儿，早晚得被别人淘汰。在他的精神世界里，除了评书还是评书。白天，自己登台；晚上，观摩别人；刚一回家，潦潦草草地擦一把脸，匆匆忙忙地扒拉几口饭，气儿也不喘便扎进书本里，念呀，写呀，记呀……直累得头昏脑胀、腰酸背疼。
本来，单田芳是个爱玩的人，打扑克、搓麻将、下馆子、侃大山……可现在已经完全顾不着了，他甚至幻想能在时间面前使一个“分身法”。鲁迅先生把时间比作“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可是，单田芳已经把自己手上那块破“海绵”压榨得一丝水汽儿都没有了。
那段日子，单田芳的笔记心得写满了十几本，翻开每个本子、每张页码，都能听到他艺术上拔节抽穗的声音。遗憾的是，这批宝贵的资料终究没能熬过“文革”，造反派一把大火，纸灰乱飞，什么心血啊、精神财富啊，全都没了，烧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当然，这是后话。
很多听众可能会“误读”单田芳，认为他是曲艺界的“老人儿”，除了表演传统评书之外，还有什么更出色的本领呢？不错，传统评书的主要构件就是才子佳人、江湖剑侠。英雄气短也好，儿女情长也罢，都属评书的一大题材，但绝不是惟一的。其实，在“古战场”纵横驰骋、叱咤吟啸的单田芳，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直接参与了全国性的“新书运动”，称得起是最年轻的“革新派”人物。
鞍山市第一个响应号召的评书演员是杨田荣，他被市曲艺家协会委任为“新书研究小组”的组长。文化口的领导当然不会错过单田芳，第一号谈话对象就是他。上边表达的意思很明确：“你年纪轻，有文化，悟性高，反应快，这次‘新书运动’可得响应号召，带个好头儿啊。你把传统评书放下，创作新的吧。”单田芳毫不犹豫，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说干就干，马上着手另起炉灶，当然，背后撑腰的还是他的师兄杨田荣。哥儿俩仔细地研究底本、认真地切磋套路，时间不长，就可以公开演出了。好在，新评书人物不多、情节简单，把故事顺个大概，上台就说。从处女作《平原枪声》讲起，一直到《红岩》、《草原烽火》、《红色保险箱》，甚至还把国外的题材拽过来，前苏联的侦破小说《看不见的战线》也搬上了评书舞台……这样忙碌了一个阶段，居然成绩可观，他们先后创作出的“新书”足有三十多套。
与此同时，市曲协开始收编社会上的个体演员，把这些人归拢起来，组织成立了鞍山市曲艺团。收入由个人与茶社分账，上缴管理费之后，全部归自己。这时候，曲艺团也开始发工资了，单田芳的月薪标准是八十四元。
可怜，这个曲艺团生不逢时，刚落地就吃不饱饭，那些响应政治号召的“新书”叫好不叫座儿，靠说传统评书积攒起来的家底眼看就要花光，谁也不知道入不敷出的状态究竟能维持多久。曲艺团的头头儿们个个儿愁眉苦脸，再不想办法改变局面，恐怕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其实，单田芳心里早就结上了疙瘩：
一、团里养着成批的闲人，很多部门光吃不干，甚至连话都懒得说。
二、劳动与报酬严重脱节，自己冲锋陷阵，即使挣来金山银山也多拿不到一分钱。
中国人就有这么个倔脾气，“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年轻气盛的单田芳一度心态失衡，他不想叫别人养活，也不想平白无故地养活别人。旧社会也好，新社会也好，艺人从来都是靠本事吃饭，问心无愧；但是，长期为一群不相干的人“做稻粱谋”，他始终想不通，也说服不了自己。
与此同时，妻子正和他闹别扭。听谣传，单田芳和一位漂亮的女同事“关系过密”，本来这是一条捕风捉影的“花边新闻”，可头脑简单的王全桂竟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把这点儿事儿直接捅到了曲艺团领导那里，结果弄得鸡飞狗跳，满城风雨。两口子粗脖子红脸地打离婚，如果不是领导出面干预，恐怕，他们的婚姻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王全桂很拧，一半生曲艺团的气，一半生丈夫的气。怒火上来，管他什么后果？首先，
辞职，也不管组织同意不同意，拉上孩子就走了。她从弥漫着煤烟味儿的鞍山，一口气跑到了草原深处的海拉尔。遥遥千里，劳燕分飞，好端端一个家，就这样被拆得七零八落。
对峙了一些时候，最终，妥协的还是单田芳。他给团里支应了一声，随后，拎起铺盖卷儿，北上海拉尔。
少了这根台柱子，鞍山市曲艺团就更没有主心骨了，满指着单田芳创收哩，怎么忽然间抬脚走人啦？为了“招安”他们夫妇，领导还专程追到了海拉尔，好言好语地许诺“加薪”、“调级”，但是，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了。
对于单田芳来说，拉弓没有回头箭。面对能言善辩的“说客”，干干脆脆就是一句话：“不回去！”领导也急了，想，这两口子真是犟得没道理。回到鞍山，团里死死地控制住他们一家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在那个时代，没有这两件东西，就等于是“黑人”，有钱你也没地方买吃喝去。鞍山抄了单家生存的后路，在外漂了一年多，单田芳终于沉不住气了，他磨破嘴皮开导王全桂；孰料，执拗的王全桂，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她气哼哼地说：“我就是不回去。回去，也没有好果子吃。”
知识分子往往顾虑很多，心事都比较重。单田芳也不例外，他更多地考虑将来的生存，尤其是子女的升学、就业问题。权衡利弊，还得回去。单田芳果断决定，回迁鞍山。王全桂却为此埋怨了丈夫一辈子，直到1992年去世。因为，团里只接收了单田芳，她却成了“化外之民”，哪儿也不要了。
不是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吗？单田芳却不得不默默地咀嚼“回头草”。虽说鞍山市曲艺团没有对他最后封死大门，然而，有过“前科”的人总是招人怀疑。出走，只是其中一件。还有，单永魁的历史问题。他曾暗中资助过“反革命”，并坐过六年监狱，仅此一件，单家的子孙都要跟着背黑锅。即使单田芳的业务再硬、贡献再大，也卸除不了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什么“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派斗争”……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单田芳就得站出来交代问题。
二罪归一，团里的领导几乎都戴着“有色眼镜”，远远地打量单田芳：“此人，只能利用，不可重用。”那个红极一时的青年评书演员，一下子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他永远变成了“灰色”，或者更深的颜色，从此万劫不复。尽管你拼命干活儿，有些名气，但是，一涉及到个人的实际利益，比如入党、晋级、提干等等，就没你什么事儿了，甚至，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样的无职无权的头衔都得不到。他惟一的“功名”就是鞍山市曲艺家协会会员——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