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7期
从乡约看近代士绅与近代社会
作者：季 剑
一、士绅与乡约的制定
乡约是宝贵的中华文化遗产。千百年为了追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理想，中国人提出了乡治理论。乡约是自治的体现，由乡民自发、自助地制定规约，处理乡村生活中的治安、经济、社会、教育、礼俗等问题。何人来制定乡约?当仁不让是有知识的士绅。我国最早的成文乡约，是陕西蓝田吕大钧(1031～1082)制定的《吕氏乡约》，制定的目的是使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乡约采取自愿原则“其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由于乡约利于士绅在乡村的利益和以“礼”维持乡村社会，因而乡约的发展得到以后历朝的重视，许多名臣大儒和各级官员留下了很多乡治的经典。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乡约己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制度，它把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括进来。人们的生老病死都由乡约组织，通过自治互助的办法来处理。但到了清一代，皇帝纷纷颁布圣谕，打击士绅，各地主要是宣讲圣谕，偏重教化，乡约演变成一种文化，乡村自治较前期弱，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威胁到清政府的存在，官府和地方士绅才又重新采用乡约这套制度，希望靠它来和团练相结合，以解燃眉之急。清各地，尤其是江南振兴乡约，突破了圣谕的宣讲内容。其中作为突出的有曾国藩、冯桂芬。到晚清随着西方各种思潮和制度的传入，社会面临重大变革，一些思想家试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传统和西方制度两个方面，探索出路，以实行乡村自治。其中著名的有直隶定县翟城村米氏父子以吕氏乡约为村治的鼻祖，带领村民制定规约和自治章程；民国时期阎锡山的山西村政；1930年左右粱漱溟等“村治派”在山东乡村建设实验，仿照乡村的模式建立乡农学村。
在乡约的制定过程中，咸丰初期江苏等地设立乡约局是一个创举。由于太平军占据金陵，江南岌岌可危，江苏奉檄办理团练。无锡绅士顾凤仞，江阴绅士郑经等提出“团其身必团其心”、“若仅讲团练，不以文教治之，练丁即有勇，何能知方?遇顽且思逞，岂甘守法?若与宣讲乡约，练丁则忠义明而果敢气作矣，愚顽则孝弟敦而守望志坚矣。”团练是有形的保卫，乡约是无形的长城。这个主张由绅士热心提倡，并受到朝廷的赞许，在全省各府州县一体遵行。江阴县在咸丰四年设乡约局，邻县也照此办理，凡乡约局都由士绅担纲，乡约部南官吏提倡，有经费接济，宣讲乡约也都是士绅，“选举公正绅董，专办化导事宜。”河北翟城村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自治村，其乡约就是由秀才米春明及子米迪刚(留学日本)而制定。近代这的乡约无不是士绅们制定，无不以《吕氏乡约》为蓝本，透着儒家的仁义道德味儿。士绅们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制定乡约，用自己的伦理道德思想规范着乡村社会。通过乡约、保甲、义仓，紧紧地控制乡村社会，维持着士绅的特权地位和利益。
二、士绅与乡约的宣讲
士绅们制定了乡约，为使得全体村民受教化、守乡约，作为文化阶层的他们也肩负着乡约的宣讲与监督执行的工作。宣讲的内容很多，如积谷说、施粥说、恤孤说、周寡说、扶病说、救溺婴说、劝惜谷说，都是提倡公益的善事，“有力者，助以钱米，使糊口有资，医治有费。则扶其一人之病，实扶其一家之病。无力者，助以心力或代为奔走，曲为经营。则今日扶彼，安知异日不扶我之病也。”激励人民互相求助。据江阴、常熟等县的乡约局内容： “局中另聘公正诚笃之上二人或四人，各为约正，分值四乡，会同各乡图董振兴乡约，挨图轮流公讲。每乡有乡约长一人，主持各乡乡约，由约正就当地会讲时，与当地父老董事，商请老成敦品之人充任。有些地方利用迎神赛会这种人多热闹的场合，宣讲乡约，每年举行四会，先请学官或县官亲临讲解一次，表示政府重视，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后由士绅宣讲，用方言讲解，可以引证古今比喻，使人易于了解，乐于听闻。突破了清初死扣圣谕的宣讲内容，尽量扩大到有益民生的一些具体事情上。
士绅通过宣讲乡约，表达自己的见解，宣扬儒家的义理，强调乡利社会的“礼”，并表达对具体乡村事务的处理、看法，乡村一切都由“乡约”规范着，而乡约之绳紧紧地握在士绅们的手里。
三、士绅如何通过乡约控制乡村社会
在中国士绅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每一个中国村庄都是一个自治的小公园，而士绅是这个小公国的国王，是乡村里面的头面人物，被称作乡长、乡老或首事。头面人物的职责很多，大致可归为与官府有关，与村了有关，及与私人有天的三类事务。头面人物最有能力处理这些事务，因而也时刻关注着这些事务。
士绅对官府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是统治者的代理人，但就绅士的私人身份来说，他们与被统治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士绅通过家庭组织，姻亲联盟和自身的政治经历与权力联盟，对官府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在有关官府的事务中为，最主要是上地管理和粮税征收，在这些方面地方官必须与地方头面人物互动，官府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实施具体的行动。举个事例：“那个县住着一个鲁姓的人家，有一个祖先在18世纪官至阁老，有一次县官从这家征收普通土地税，不得已他来到豪宅的门前，谦卑地拜求门房为他说情把税交上。管家的一位年长的寡妇，想好了一套托辞，她来到县衙，向县官讨要县官先前向她家借的若干两债务，又附带说，她的门房经常受到衙役的骚扰，这些人以收粮食税为名经常在她家门前游荡。她不想再听到这类现象。另一例，县官将阁老的家奴打了。不久这个县官接到前任四川某地任职。刚到新职不久，又接到升迁云南的任命，可刚到不久又被通知升任关外的道台。他沿途的花费巨大，麻烦甚多，县官无法忍受行程所染的疾病折磨，更无法忍受这一场政治“升迁”的折磨，于是“吞金”而亡，而永远逃避了进一步的升迁和磨难。
与村庄有关的事务可以列举出以下几类：建修围墙，看护大门，开设和管理集市，约请戏班，组织看管农作物，惩处违反公约的人，开掘公用水、学校等因村子的传统和现状乡约规定的事务。那些占据头面人物职位的人会发现甚至会促进任职有利于自己。比如调解家庭、邻里纠纷，头面人物肯定会频繁地被请去处理。事后会受到当事人的感谢和宴请。上述事务中很少发生“当权者”和“在野者”对立。在许多村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具有为检查帐目而必需的最起码的识算能力。而在文化知识符合要求的人中间，许多人对公共事务及他们从未有机会接近的事务缺乏实际了解。在许多村庄，有一些人与头面人物发生冲突，他们会被任何一个衙门都看作是“刺头”而不被支持；他们总会面对一场只输不赢的官司，因此中国人奉行“不关我的事”，“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士绅游离于权力和农民中间，维持着自己的特权。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依靠一种强权实现着成员间的协作，进而显著地改变了所有其他社会现象并导致了十分重要的后果。
乡约“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当外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临严重摧残，封建保守的小农经济模式遭到前所未有的毁灭，战争社会灾难迭起，农民再也不能安于土，“中国农业不仅是一种技术问题，而且是一种风俗制度和领导的体系”，农村的萧条最后威胁到乡约、绅士的特权，他们开始分化。那些固守传统特权的人必须求助于更强有力的政权的支持。而另一部分脱离了十地，从事职业工作，并以此谋生。而当整个农村再也无法安宁于整个时代和社会的灾难之中，一场暴风雨的到来也势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