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9期
浙江秧歌口承范式赏析
作者:陈洁琼
【关键词】浙江秧歌;口头程式语句;口头程式结构
(一)
浙江是秧歌大省。浙江杭嘉湖地区以产稻米为主,农业非常发达,被誉为“江南粮仓”;加之浙江人民群众自古便有“越吟”之爱,故浙江是秧歌的创作和流传地之一。
秧歌是我国民间的一种传统的文娱活动,属于社火的一种表演形式。它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农村。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诗人苏东坡在河北定州任太守,他鼓励农民垦荒种稻,充分利用黄河的水利资源。秋天农民在田里收割,边收边唱,情景十分感人。歌曰:“水上白鹤惊飞处,稻禾千里尽秧歌。”苏东坡深受启发,他“遂书其事俚歌”,即兴编词配调,将插秧时的分撮插苗、擦汗、甩袖和收割时的挥镰揽抱、捆结等动作全用到歌里面。经过千百年的不断发展,演变成为现在鼓乐伴奏、载歌载舞的新秧歌。
秧歌在有些地区叫“田歌”、“秧戏”、“田植歌”等,它是劳动人民在劳动时的集体创作,在劳动中耕垦、插秧、薅草,“鸣鼓督工,歌唱忘疲”,目的在于减轻疲劳,缓冲气力,调节神经,振作精神,增加工效。尔后,在农闲时由村寨进入市镇街巷,由歌到舞,由舞夹剧,自编自演,鼓乐伴奏,生动活泼。《北京风俗杂咏》中有“春在京华闹处多,放灯时节踏秧歌,分明虽出田家乐,半是豳风诗句和”的诗句。
我国的秧歌基本形成五大类系:即陕北秧歌、河北秧歌、东北秧歌、山东胶州秧歌和鼓子秧歌。到了清代,秧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具体化了。《岭南杂记》载“潮州灯节,各坊市扮唱秧歌,每队十二人”,“进退而歌”,“辄扮秧歌,锣鼓合之,舞毕乃歌,歌毕乃舞”。南方扮渔夫、茶女,北方扮樵夫、农夫、村姑、牧羊女,有的化装为戏剧人物,俗称“混秧歌”。分文场与武场,文场重唱,武场重舞。从清代到民国年间,各地还利用当地的民俗小调表演一些小演唱,如《对菱花》、《走西口》、《夫妻顶嘴》、《小拜年》、《抛绣球》等节目。后来为克服秧歌的单调,还插入花车、花船、跑驴等形式,借以助兴,传情逗趣,旦、丑角色的加入,更加滑稽幽默,充满乡土气息。
浙江秧歌的形式没有发展成黄河大秧歌由歌到舞,由舞夹剧的秧歌戏阶段,而是保留秧歌最原汁原味的精髓部分,属于原生态的秧歌。浙江秧歌对农业耕作的几乎每一道耕作程序都有歌谣演绎,有犁田歌、撒谷子歌、车水歌、插秧歌、拔秧歌、耘稻歌、牵砻歌……除了有种稻米,杭嘉湖地区还种有棉花,因此种棉花的秧歌也有,如余杭《种棉花》、平湖《拓花歌》等;浙江的秧歌不但歌其劳动,也歌其人民、歌唱自己的生活,如富阳《务农人家真叫甜》。浙江秧歌的创作内容反映了劳动的形态、情绪,更富有哲理性,如温州瑞安的《插田歌》中唱的:
手把青秧来插田,低头就见水底天;
六根清净才算稻,退步原来是向前。
浙江人民勤劳纯朴、聪明智慧,在数量丰富、内容质朴的秧歌创作中可见一斑。
本文以《中国歌谣集成•浙江卷》收集的秧歌词为对象,借助“口头程式理论”,对浙江秧歌词作一文本分析,以解释浙江秧歌创作的规律,提供理解浙江秧歌的一个视角。
(二)
“口头程式理论”是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与其合作者艾伯特•洛德,通过对实施的实证研究和比较方法而创立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深化了传统的以书写和文本理解传统的方式,“激活了去重新发现那些最纵深的也是最持久的人类表达之根”,对其他民间口承样式(民间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研究方法。
浙江秧歌直接受民歌影响,保留着十二月调、四季调等程式性特点明显的唱段。程式性语句是文本的基本组成要素,一般出现在开始句首。我们以十二月调为例,咏叹十二月的景象为叙述线索来展开叙事抒情。
《十二月种田歌》 (安吉县)
正月种田正月玩,正月无事也无闲。
好种好苗收好稻,晒种修犁忙在前。
二月种田种起头,犁耙耕牛遍地走。
做好秧板耙好田,播种弄苗无闲手。
三月种田真种田,脸朝黄土背朝天。
有秧种来一大把,无秧种来两三根。
四月种田是清明,水浅水深要经心。
肥多长稻肥是宝,也防肥田瘪谷轻。
五月种田五端阳,端阳粽子带身上。
山冲田小出力多,出力为个肚子圆。
六月种田六月热,六月草多不敢歇。
田里地里要除草,田耥三遍米粒饱。
七月种田七月旱,天干地干汗不干。
天边日夜水车翻,无有水车靠肩担。
八月种田八月中,吃口月饼田边走。
打苞不怕灌深水,扬花就怕阴雨天。
九月种田九重阳,日短夜长活路忙。
清沟排水割田埂,选种为求明年粮。
十月种田小阳春,割稻掼捅闹盈盈。
用力拎起多掼掼,粒粒谷子都收进。
冬月种田霜风紧,霜风落叶不留情。
收好稻子堆好草,牛靠稻草到明春。
腊月种田整一年,一年莫望腊月闲。
打柴舂米蒸年糕,办好年货好过年。
程式性语句出现在不同农作内容的秧歌词里。一年四季在田里耕垦、插秧、薅草、收割、晒稻、储藏,耕作稻米;还要种棉花,种棉花也是从年头干到年尾的活儿。
《种棉花》(余杭县)
正月里来偷一朝,姑娘打扮买香烧,
初一烧到正月半,棉花末节三丈高。
二月里来暖洋洋,婶娘叫得应天响,
河港水浅田难种,篾签插地落花秧。
三月里来是清明,豌豆小麦碧波青,
场上轧篓有花捡,望好日脚下花种。
四月棉花二叶头,哥哥出外削草头,
削得草头粉粉碎,削到棉花根根头。
五月棉花黑油油,黄梅田畈闹悠悠,
落了一月长阴雨,棉花淋得萎瘪瘪。
六月太阳似火烧,棉花晒得赤乌焦,
起了一个冷阵头,花叶好比汤来浇。
七月棉花像人高,人人都忌起风潮,
望天沙风勿要大,初一月半买香烧。
八月棉花结铃头,大妈阿婶剪花头,
剪到花头只只饱,铃子生到脚跟头。
九月棉花像雪球,大妈阿婶忙兜兜,
东邻西舍人人活,今年棉花大丰收。
十月棉花白飘飘,外地轮船只只到,
一共到了一百只,船头装到船后尾。
十一月棉花上轧车,半爿种子半爿花,
生丝钓子猛猛打,生铁锭子摇细纱。
十二月棉花上布机,织布姑娘笑嘻嘻,
一天要织三段布,大男小女着新衣。
程式性语句经过若干年的传唱加工形成了传统固定的演唱套路,具有稳定性、重复性和概括性,形成如十二月调、四季调等。程式性语句发展成为稳定的结构,民间艺人就可以拿这种结构程式用在表现其他劳作和生活的事项中。
《务农人家真叫甜》(富阳县)
正月茶花开得早,穿起新衣忙拜年;
猪肉酒饭有得吃,做人好比活神仙。
二月杏花开得好,田畈生活要做早;
筑好田塍开好缺,还要做张毛纸槽。
三月桃花迎风开,务农生活样样全;
种稻种麦又种桑,养鸡养鸭又养蚕。
四月蚕豆鲜又甜,收成要好靠勤俭;
油菜好割豆好收,割了小麦又种田。
五月石榴红似火,车水耘田要脱裤;
黄梅闷热天烦躁,一日吃茶好几壶。
六月荷花开得美,日晒雨淋汗浃背;
三伏天气不晒背,隆冬腊月要后悔。
七月鸡冠顶上开,秋凉天气逐日来;
做沓毛纸赚点钱,家用开销衣物添。
八月桂花香满园,起早落夜在菜田;
葱韮大蒜萝卜菜,自种自吃苦情愿。
九月菊花嫩又嫩,稻头摇晃黄澄澄;
收起谷子又种麦,务农勤劳是本分。
十月芙蓉小阳春,秋收冬种早完成;
剩下功夫修水利,修桥铺路村连村。
十一月里雪花飞,男女老少穿棉衣;
十分辛苦十分乐,家家户户皆欢喜。
隆冬腊月三九天,务农人家真叫甜;
红烛花炮送旧岁,迎来新春又一年。
可以看出,浙江秧歌对某种劳动和生活事项的表达基本上都是用固定的叙述范式,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使用其他表达方式。这种特点在口头程式理论里被定义为“俭省”。“程式性语句的重复使用,不仅意味着诗人遵循着一个固定的词语范型,而且也意味着他拒绝使用所有的其他方法来表达这个意思”。显然,俭省的程式表达方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间艺人记忆和创作的繁复性。
程式性语句和结构在浙江秧歌中是很普遍的,这是艺人们记忆深层的基本套式。根据转换生成理论,一个基本的深层结构套式能生成无数表层形态,它们像是主干是生长出来的枝干,枝干可以繁盛也可以疏朗,但是基本的结构方式是主干,枝干不脱离主干。
从秧歌记忆和传承的经验看,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必然会形成诸多记忆的程式性的表达方式,反过来,程式性的表达方式又为人们记忆更多的秧歌文本带来便利。如果进一步关注秧歌的创作和表演,还会发现民间艺人把程式性语句和结构灵活自如地运用在秧歌创作和表演中的即兴创作中(由于浙江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遗憾在这次的写作过程中没有遇到浙江秧歌的表演和即兴创作,但从其他地方的秧歌表演和创作中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浙江卷[M].中国lsbN中心岀版,1995.
[2](美国)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黄旭涛.民间小戏中的口头诗学—山西祈太秧歌的一种研究视角[J].民俗研究,2005,(3).
[4]丁一波. 秧歌探源[J].寻根,2001,(2).
【作者简介】陈洁琼(1980—),温州大学2005级民俗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