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0期


从“四郎探母”看辽宋歧沟关战役

作者:郭虹虹




  【摘要】四郎探母是发生在辽宋歧沟关战役之后的传说,这是一场以北宋失败为结果,并开启辽宋新的关系史的战役。文章站在双方角度,分析了这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战役,提出粗略的看法。
  【关键词】歧沟关战役;游牧民族;农耕文明
  
  一、四郎探母
  
  宋朝时,宋辽交战,杨四郎(延辉)被俘后,改名木易。辽邦肖太后将女铁镜公主许配于他,招为驸马。十五年后,辽摆天门阵,杨四郎母佘太君奉旨亲自出征。四郎知母率军亲征,意欲前往探母,为公主识破,四郎以实相告,并请公主援助出关,言明一夜即返。公主在肖太后处骗来令箭,杨四郎急赴宋营,与杨延昭、佘太君及其发妻相会。
  这是一出传统剧目,杨门虎将中的一个精彩片段,在两军对峙,一场流血的政治撕杀的前夜。四郎冲破森严的壁垒,圆一场重温亲情的梦,冒险盗令出关,匆匆一夜往返,只为在母亲面前磕上几个响头,哭诉几声心曲……《四郎探母》的“老调子”在京剧舞台上唱了近二百年,可谓久演不衰。故事虽属“戏说”,于史无据,这个受人民喜爱,又饱受争议的传说的背后则是1000多年前辽宋的歧沟关战役,金戈铁马如梦如烟,忠贞气节世代流传。
  
  二、战争双方对比
  
  这场战争的大背景是汉族与契丹族的民族关系,而这种民族关系也主要通过战争的形式和贸易的关系来表现,同时 又外化为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汉民族建立的宋朝之间的战与和的关系。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 7 9年),宋太宗领兵灭北汉后,乘胜进军幽州(辽的南京,今北京市)。一路势入破竹,但宋军因连续作战疲惫,最后攻打幽州时,十五日不能下,辽将耶律休哥带骑兵援助,在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大败宋军,高粱河之战后,辽兵又时常南下骚扰,宋室永无宁日。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再度兵分三路北伐,东路军一曹彬为统帅,出瓦桥关,进军幽州;中路军以田重进为统帅,出飞狐口,攻打蔚州;西路军以潘美为统帅,杨业为副,出雁门,取云中,刚开始时中西路军进军顺利,收复了不少地方,但东路军抵达涿州时遇契丹主力,因军困粮缺,仓皇撤退,退到歧沟关时,被契丹大将耶律休哥率领的骑兵打得的大败,宋太宗悉合中西两路回防,并命潘美、杨业护送朔、寰、云、应四州人民内迁,杨业孤军奋战仍不能敌,歧沟关战役失败。
  宋辽歧沟关之战是宋辽20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两国经过十多年的相互试探后的一场总决战,对双方影响之巨大,意义之深远,非以往可比,其中史载陈家谷战役杨业战死,传说中四郎被俘。双方战况对比如下:
  
  (一)双方主帅对比
  歧沟关之战初以宋为主攻,谋复幽云十六州及营、平二州之地,而以失败告终。宋:赵光义(宋太宗)史称其:“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看起来还是个明君,但实则不然。高粱河之败就是他一意孤行的结果,毛主席曾经评价说“此人不知兵”,高粱河之战的惨败是他的错误军事决策所导致,满城之战的胜利却是在宋军临时改变了他预定的部署而取得的,最惨重的岐沟关之战更是其失误指挥。
  明代陈邦瞻对太宗的这一战略失误,有一段深刻的论述:宋之受制夷狄, 由失燕蓟;其不能取燕蓟,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与周世宗谋取天下,欲先定南方, 次及燕,最后乃及太原。盖燕定则太原直中兔耳, 将安往哉!太宗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汉,尽锐坚城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
  辽:萧绰(萧太后,小字燕燕)“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圣宗称辽盛主,后教训多。”萧太后女中丈夫,是中国古代女性政治家、军事家的杰出代表。观其在秉政后的内平不服,外御强敌,亲征澶渊等一系列活动中的作用,可以看出此人的雄才大略诚可谓当时的佼佼者。用人方面唯才是举,韩德让、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人尽其才。比起她的对手赵光义优势不言而喻。
  
  (二)对比双方将领
  宋军的将领脱胎于五代曹彬、米信、崔彦进、田重进、袁继忠、潘美、杨业等个人武力和临阵勇猛方面不输契丹人,但极少有谋略过人的。歧沟关之战,杨业部出雁门,收寰、朔、云、应四州后还屯雁门。曹彬歧沟关战败,田重进、潘美蔚州战败退后,潘美、杨业受命护四州百姓撤退。耶律斜轸大军来追,杨业建议避其锋锐,结果遭到王侁的讥讽,受激出战,狼牙村中伏大败,退至陈家谷,不见援兵,遭擒而死。
  辽: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耶律抹只、耶律奚底等契丹诸将,能够团结对外,比起争功贪利的宋将为优。就个人能力而言,休哥为名将,不逊色于当时任何宋将。“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 劝农桑,修武备, 边境大治。”又在近塞各处修筑城堡以加强防御。斜轸其内小有政绩,其外大有战功,当时的宋将中,亦罕有其比。耶律斜轸在狼牙村设伏,击败杨业,追至陈家谷,将其生擒,杨业绝食而死。耶律斜轸横扫山后,将被宋军夺取的山后诸州尽数收复。
  
  (三)战略对比
  恢复幽燕,完成太祖未竟的统一事业,太宗用心所在,据张其凡和漆侠二先生的论述,与攻取北汉并无二致,都是借以改变名声,提高威望,以避免皇位动摇。北宋完全不顾客观情况,企图一举收复幽燕,建立不世之功。王夫之有一段认为不可轻易北伐的论述:“契丹之得十六州也,得其地,得其人矣。得其地,则缮城郭,列岩险,知宋有欲争之情,益儆而日趋于巩固。”其意着重在总结高梁河战役及此后雍熙三年北伐失败的教训。而萧燕燕摄国政,对内改善政治,调整民族关系,又任命耶律休哥总南面事务,以便宜从事。“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又在近塞各处修筑城堡以加强防御。可见宋失败的隐患。
  
  (四)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对比
  另一个角度可以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各自的区别特点来进行比较。辽宋金元时期,以宋王朝为代表的中原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已高度发展,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而契丹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顺寒暑,逐水草畜牧”,冬则入处穴中,夏则出逐水草。车帐到处即为家,无论男女老幼都善于骑马射箭,因而民族性格开朗、旷达、豪放、率直、崇尚武力。这些都是游牧民族的特征。另外游牧民族的特长便是骑兵,当骑兵与步兵交锋自然略胜一酬。另一方面在游牧文化中迁徙是常态,而农耕文明的乡土意识更浓,游牧民族可以把纯粹打击作为成果,不以一地一城得失去衡量战争胜负,所以更显轻松。而农耕文明城市国土的丢失则为成败的象征,幽州的未收复便是宋的心病,只能占领不能丢失,而求全,求胜的迫切造成心理上的被动。
  游牧民族本身的生活特点决定了他们对自然环境的绝对依赖,以及生产生活的非自足性,不可持续性,在和平时期的榷场互市保证了这种互通有无,但他们对战争的准备则是随时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经济特点决定其尚武习性,从主帅到将领甚至普通民众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同时游牧民族的这种军事心理也对宋的农耕民族造成压力,更何况这场战争是辽守宋攻,难怪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宋以逸待劳,结果则会不同,这也是游牧民族经不起补给不足的考验。然而历史毕竟已经成为历史。
  
  三、战争结果
  
  在高粱河、歧沟关战役皆失败后,北宋放弃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计划,对契丹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契丹趁虚深入,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附近,消息传到开封朝廷惊惶失措,有的大臣主张迁都南方,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并劝宋真宗到前线督师以鼓舞士气,当宋真宗和寇准等人同往潭州途中时契丹统帅中宋军伏駑而死,契丹士气大挫,故双方行订立了“澶渊之盟”。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达百余年的三国鼎立、和平相处的新时期。辽宋这场战争只是中国境内两个政权在政治上的争夺,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战争促进交流融合,结果是为和平开创道路则是人心所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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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张义忱.论宋辽高梁河之战[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3).
  [10]任仲书,苏红.辽宋金元时期的民族关系[J].渤海大学学报,2006,(6).
  【作者简介】郭虹虹(1980-),女,山西临汾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