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0期
浅谈吉祥语、禁忌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作者：陈琼丽
【关键词】吉祥语；禁忌语；文化信息说话是一门艺术，有的语言人们喜闻乐听，比如吉祥语，有的语言人们避之惟恐不及，比如禁忌语。
一、吉祥语
人以一生渴求美好。总喜欢听讲美好祝福的话，不喜欢听到不美好的话。遇上喜庆事儿，总希望别人再说些祝愿的话语，锦上添花。比如升迁，那么，“鹏程万里”，“鸿运当头”就会使听者更觉前途一片光明；再如结婚，“百年好合”、“白头偕老”、“比翼双飞”会使新郎新娘备感幸福无比。这样，说者乐意，听者欢喜，就会更添喜庆之气，其乐融融也！即使遇上不如意的事情，也还是想要听好听话。汉人以为，吉祥语具有逢凶化吉神秘莫测的力量，在逆境中听到吉祥语，有如黑暗中见到一丝光亮，让自己觉得还有盼头，“走过去，前面是个天”。于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吃一堑，长一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话语便应运而生。
语言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是记录和承传历史文化的载体，语中的词汇必然会留下深深的历史文化印记,于吉祥语，亦然。中华民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重人生、讲伦理，崇尚世俗理性,强调克已敬人，推崇乐观进取，渴望自我实现。且在思维方式上，较少抽象的思维，而是多形象的想象。他们常把情感和观念与现实人生融合，使人的内在欲求获得满足。当这一切表现到言语行为中时，则反对出语伤人，“多栽花，少栽刺”，乐得友好相处。这便是以祝福为主要内容的吉祥语的文化背景。这等同于西方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真理需要装饰”的观念。
祝福最早的用途是祝颂和祈祷，古人由于生产力落后，对一些自然现象感到恐惧，而日常耕作又依赖于自然，因此经常进行祭祀祈福。清朝王兆芳《文体通释》中阐释：“祝者，祭主赞辞者也，祭神祈福之辞也。又不祭而祈神福亦为祝也。主于陈信之诚，不杂沮酬。”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祝辞的祈祷功能渐至弱化，而祝颂功能强化，终于演变成今天以祝愿为主要内容的礼仪语言。
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生日、过年过节的特殊日子里，人们会通过同音或谐音手段创造吉祥语。在南方，春节的时候，几乎每家每户都要买盆桔子树放在厅堂里，以示吉祥如意；潮汕地区春节拜年时，客人必带双数的大桔，主人在客人离去时，必送一对大桔，表示双方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大吉；甚至孙子打喷嚏，老奶奶会立即接上一句“大吉利是”，源于该地区“吉”音与喷嚏打出来的音相似；若有人不小心摔破了碗碟，马上念“岁岁（碎）平安”或“落地开花，富贵荣华” ，祈寄可化不利为有利。在北方，过年的风俗则是门上倒贴一个大福字，取“福到”之意，或是贴一张白胖娃娃骑鱼像，表示“年年有余”。潮汕人在布置房子时，有讲究的会在前院摆一盆松树，在后院种一丛竹子，因地方方言“松”与“成”，“竹”与“得”同音，取“前成后得”之意。
广东与港澳地区，年三十晚吃团圆饭时，必不可少的菜式是发菜、肉丸、鱼、皆取“发财、团圆、有余”之意；干杯说成“饮胜”，因水是财，所以忌言“干”。海陆丰地区，“梅菜扣肉”有个独特的叫法，称“福肉”或“笑肉”，源于“扣”“哭”在方言里是同音字。在潮汕地区，年夜饭有个别致的叫法，称“围炉”，也是象征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气气的喜乐气氛。
人们对吉祥语的喜爱程度，还体现在与好字眼谐音的数字。比如“8”，在粤语里与“发”谐音；“6”，有“六六大顺”之意；“9”，表长久永恒……这些数字被人们所重视，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依然存在的迷信因素，但更主要的，在数字上面，依附了人们希望博个好彩头的愿望。
有的吉祥语是一个富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海丰话不忌言蛋，送礼时却把蛋叫“春”。“春”比“蛋”多了一层积极的感情色彩，春，喻生机勃勃。凡办喜事，左邻右舍就会送“四粒春”祝贺。
老百姓认为，吉祥是一种天赐，有“天官赐福”之说。古人创造一个“福”字，以为凡福事必依赖神明，每到春节，家家户户用红纸写上福字贴于门墙上，实际上这是一种精神寄托。这些皆可看出寄寓吉祥语的历史文化烙记。
二、禁忌语
莎士比亚曾说：“名字里面有什么呢？一朵玫瑰花用任何别的名字，还不是一样馨香。”意即语言是人们用来区别事物的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是具任意性的。但是，古人常常把语言与事物等同起来，迷信语言的魔力。在原始社会，由于很多人们不愿意出现的现象出现，于是感到神秘。或是基于自身局限的认知水平，无力解释雷电风云等自然现象，便导致了恐惧，便禁忌说某些话，认为这样话语后面所隐藏的事物就不会出现，直至今天，很多地区还保有这种习惯。如以出海打鱼营生的渔民，吃鱼是不翻鱼身的，而且汤匙也是不倒放，因为翻船是他们最禁忌的，以致生活习惯也刻了烙印。
在社会生活中因忌讳而使用委婉词语的现象十分普遍，今天的文明社会，还是充满了禁忌，有的出于迷信心理，有的由于主观愿望，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不能说的话，有许多不能做的事，这时候，委婉便派上了用场。
委婉，做为一种修辞手段表现为用婉转含蓄、曲折迂回、闪烁暗示的话来表达不宜直说的本意，其交际气氛和谐融洽，表达效果文雅得体，给人以思索、回味、联想的余地，避免了直露与粗俗，减弱了言语的刺激性。这是一种历史悠久而普遍的汉语修辞现象，它体现了汉民族含蓄深沉的心理特点。
想起鲁迅先生举的一个例子，说是一家财主，晚年得子，其子满月之际，置办酒席、大宴宾客。席间，把子抱出，以示众客。一君曰：“此子眉清目秀，此后必饱读经书，官运享通。”主喜。一君不甘落后，“此子天庭饱满，必将大富大贵，长命百岁。”主愈喜。此时，又一君步上前，端祥一番，曰：“此子终将必死。”主脸色顿变，召来家丁，痛打此君。其实，三个人中，只有最后一个讲了大实话，人谁无死？前二者的话能否实现，无从得知，就如人们见面互道“恭喜发财”一样。日常会话需要交谈双方合作，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效果。双方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风俗习惯，这是合作的基础。不尊重对方的习俗，话语犯忌，就不能说是取合作的态度，则难免妨碍会话的顺利进行。
“死”字的委婉语就很多。尽管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然过程，但人的本能总想多活几年，于是人们想象在冥冥世界中一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主宰着人的命运，只要忌言“死”字，似乎死神就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从古到今，“死”是人们最忌讳的字眼，在汉语发展史上，有很多关于死的同义委婉语。古代用“沉没”比喻死亡。“没，沉也”、“没，终也”（《说文》），“没”即死的委婉语。比较有趣的是由古至今，对“死”，各阶层皆有自己的委婉语：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士们，由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视皇帝为至高无上者，对其死的委婉语是极多的——“崩、崩殂”、“驾崩”、“山陵崩”等等；而老庄们，认为只要修身养性，万事看透，死后便会成为神仙，化为仙鹤，于是，便以“仙逝”、“羽化”、“化鹤”、“仙游”代言“死”；信奉佛教的人，虔信行善积德，死后就会成佛或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圆寂”“升天”“涅槃”应运而生；信奉基督的，自然是“见上帝去了”。现代汉语里有关死的同义词更多，有“病故”、“逝世”、“去世”、“永别”、“决别”、“身亡”、“作古”、“夭折”，甚至简单的“去了”、“死了”亦可表达。部队里以“光荣”、“牺牲”代替。还有一些地区，有自己独特的说法，象海陆丰一带，就以“过身”、“老了”、“老父老母”代“死”。
禁忌语还存在地区的差异，例如上海人探病不宜带苹果，因苹果与“病故”谐音；鲁西称呼人不叫“大哥”叫“二哥”，因那里出过武大郎，谁也不想当戴绿帽子的矮子；在广州话里，“空”“凶”同音，人们便把“空屋”改称“古屋”或“吉屋”，反映了人们避祸求吉的心理。在广东的陆丰地区，数字“53、67、69”被视为骂人的数字，因此，一些餐馆收费时总会避开这些数字，以示尊重客人。而很多商铺在给商品定价时尾数多取“6、8、9”以求财求顺。
在禁忌语方面应讲究的是“入乡问礼”、“入境问禁”、“入国问俗”，这样，在“不能说又不得不说”的场合中能较轻松应付。
吉祥语和禁忌语是语言的一种，它们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表达了社会成员的能力和习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传载这个社会的文化信息。它们会穿越时空，积淀历史，又“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