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2期
徐渭疯狂的原因探析
作者：马小明
[关键词]徐渭；思想性格；精神分裂症
对徐渭中年以后疯狂，诸多学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仍然争论不休，文章欲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以为徐渭的疯狂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促使他疯狂的是他独特的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奇异的思想。文章欲探究徐渭疯狂的原因，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性绝警敏”——压抑的童年、少年和锋芒毕露的才华
徐渭的早年：畸形的出身与奇异的才华。心理学认为，童年体验是人心理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中介，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童年的体验，特别是那些印象深刻地体验，往往给人的一生涂上了一种特殊的基调和底色，在个体的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徐渭为侍妾(后为“侍妾”，当时为“婢女”)所生，始生百日而父死，依继嫡母苗宜人而居。在他十岁那年，因家道衰落，苗宜人竟遣散他的生母和一批仆人，这都在徐渭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十四岁那年苗宜人死，他义不得不改依同父异母的正出的长兄徐淮，这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从小形成了独特的压抑与反抗，拘束与放纵性格。徐渭小时候就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六岁时“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畸谱》)八岁为文援笔立就，“君子缙绅至有宝树灵珠之称，刘晏、杨修之比。”十几岁时为文，“指掌之间，万言可就。”(俱见《上提学副使张公书》)连庶出都算不上的家庭地位，未百日而丧父、亲母被卖、嫡母早逝的痛苦，没有一件顺心的事，这种经历使年幼多才的徐渭很小就行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这种童年的坎坷的经历，尴尬的家庭、社会地位，深深地刺激了徐渭幼小的心灵，使他“性绝警敏”(陶望龄《徐文长传》)遇事多疑，渐生病态，以致后来发展神经分症。
二、“十谒九不见”——屡屡败北
徐渭的青年时代和科举。徐渭早年是一个功名心很强的人物，由于他生在一个科举至上的社会里，他也曾着意科举几乎半生，希望走上仕途，一试身手，本来似乎在科举之途上易如反掌，结果却一再败北，从他自著的《畸谱》来看，他二十岁中秀才后，从二十三岁始参加科考，直到四十一岁，连考八次，却屡屡败北。什么原因?他在十九岁时因童试再次落第愤而上提学副使书中自己作出解释：“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上提学副使张公书》)所谓“不合规寸”即是不符合当时的封建思想，那对当时来说就是异端思想。四十四岁时还想参加考试，因故未能成行，此后即废考。他热切向往功名顺遂，以便一展身手，他很自信，“男儿抱策满万言，殿头日炙研水干，今朝一得龙颜笑，明日金鞍摇马鞭。”此诗虽是写给友人的，但也表明了自己的理想。徐渭的自我价值始终得不到实现，而“自我实现是人类最基本的动机，人类都具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各种潜能的趋向。”他在《省试周大夫赠篇罢归赋此》中说：“十谒九不荐，那能长作儒，江光凌弃璧，关色黯归孺。薇蕨求新主，羹汤问小姑，风雷亦何限，终是恼凡鱼。”为脱离在长兄徐淮哪里乞食的生活，这位兄长对徐渭并不好。徐渭在《上提学副使张公书》中自叙处境时说：“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长兄那里生活不下去哪。后来不得不入赘潘家，五年后妻死搬出潘家，赁房开馆授徒，以后长期困顿，时不时人人幕府求食。一次次痛苦的科考失意极大地震撼了他，使他非常伤心。他的《桑枝半月一蝉振羽》说：“饮露自怜留月伴，吟秋谁解倚风听。人间梦想冠缨贵，唱断清声唤不醒。”对痴情进入社会上层的某些人物，借秋蝉的鸣声巧妙地提出了讽谏。从热中功名到淡薄名利，这是徐渭思想的一个巨大转变。徐渭的思想最终可归结为一句话：法乎自然。他说：“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虑而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读龙惕书》)它把顺应人的血肉之躯而全其自然天性视为人生的基本要义，这就是“中”，所谓“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谓也”(《论中》)。徐渭推崇自然天性的认识和当时另一位思想家李贽反对禁锢“人欲”达到了殊途同归。
从幼年到壮年，徐渭经历了人生中种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一幼年失怙，青年丧偶，家园零丁，科场顿挫。他所遭受的不幸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人的心里发生严重的畸变，何况是一次次的遭受打击，何况徐渭的自我意识又是那样强烈，这些都埋下了精神病变的祸根。
三、徐渭的师从与异端思想
徐渭幼年从陆如刚学习“时文”，二十八岁师“季长沙”，后又从表兄王龙溪，而季王皆王守仁门人，为王学左派，将“良知”引向禅学，对徐渭有较大影响。王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徐渭的一生：“乐是心之本体，本是活泼，本是脱洒，本无挂碍系缚。尧、舜、文、武之兢兢业业，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体不失此活泼洒脱之机，非有加也。”(《明儒学案》)明代中叶在理学解体的过程中产生了心学，人的价值得到了日益重视，人的欲求得到了肯定，在美学上出现了背离礼乐传统的趋势，表现真性真情的主张。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对男女性欲的表现以及对自我个性的张扬。徐渭的《论中》认为“自上古以至今，圣人者不少矣，比多矣，自君四海，主亿兆、锁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把“圣人”的范围扩大化。这实际是对道学文人为维护纲常而代圣人立言的猛烈抨击。他还在《评朱子论东坡文》中指责朱熹“只是要人说他是个圣人，并无一些破绽，所以做别人者人人不中他意，世间事事不称他心，无过中比求有过……”矛头直接对准理学大师，揭其“小人”面目。徐渭这种早年的异端思想不仅没有因为科举的失意而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如他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十二岁再赴乡试时，提学副使薛应旗在他的试卷上批云；“句句鬼语，李长吉之流也。”(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的思想儒道释兼而有之，徐渭在对他少年时的朋友萧翊的评价中说萧：“独喜秦汉古文，老庄诸子，仙释经录及古书法”(《萧女臣墓志铭》)，这是他自己的表白。
徐渭除学习王学左派思想外，后来又得禅宗高僧玉芝和尚(比“玉通”如何)的指教，这就是“既而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学。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自为墓志铭》)。他说：“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虑而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它把顺应人的血肉之躯而全其自然天性作为人生的基本要义。徐渭终身追求适心任性，放情恣情，不为心违，不为性拘，维护自己的天性。然而，徐渭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间或籍气势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言”，这就导致“及宗宪被逮。渭虑祸及，遂发狂”(陶望龄《徐文长传》)晚年又多次自戕，“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满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然而“竟不得死”(袁宏道《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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