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2期
试论唐代字样之学
作者：张 辉
[关键词]字样之学；颜师古；颜元孙；正字运动
语言文字是人类传承文化，交流沟通的载体，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语言文字的统一规范更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前提。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运动有着漫长的历史。其中，以唐代出现的正字运动对后世影响最大，当时就把汉字规范工作视为国之大事，达到了运用政府的力量制定颁行标准，规范社会用字、教学用字和书法用字。唐代用以规范汉字的国家标准被称为“字样”即正字书。所谓“字样之学”，也就是研究正字法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辨析汉字形体俗讹，正字音、字意、正书写法式、编纂正字书，进而指导汉字的使用。具有共时性和实用性的特点。一般认为属于应用文字学的范畴。唐代字样之学的出现，对我国应用文字学的发展深远影响，在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史上亦具有深远意义。
一、唐代字样之学的产生
唐代字样之学，属于中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史范畴，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战国时期已有文献记载：“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是思想家荀子批评当时语言不规范现象的言论纪录。此观点反映出中国在由诸侯割据迈向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人们对语言规范化的迫切要求。秦统一六国之后，实行“书同文”政策，废除六国古文，而以当时周朝大篆为基础，简化字体而成小篆，并以小篆为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规范字。魏晋南北朝较长时期的分裂，对文字规范化进程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一时期南北阻隔，政权更迭人口迁移，民族交汇，文字噬变，佛、道参杂，学出多门，经学文字讹谬，诠释不一，“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经学处丁人自为说不相融合的状态。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形成的这种文字混乱现象与唐王朝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是极不相称的。尤其是在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三位皇帝执政的百余年间，国际交往十分频繁。而文字的歧义和混乱成为国际交往的极大障碍。加之书法家各逞笔资、任意增减、上行下效、沿袭既久，出现了大量的异体字、简体字和俗体字。这种文字失控极大的冲击了主流文字——从汉碑隶书蜕变出来的楷书，针对此种情况颜之推曾尖锐的指出：“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第相染尚……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及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
由此可见文字混乱的情况。这就促使唐朝政府在建国伊始，即将经书规范、用字规范和书法规范纳入议事日程。贞观初年唐太宗为了适应政治大一统的需要，诏令颜师古丁秘书省考订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并把其作为经学标准文本，颁行天下，供儒学之士习用。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又令颜师古“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宜剖析，曲尽其源”并录成样本，作为楷体文字的书写标准，供全社会习用时称“颜氏字样”。颜师古首创《字佯》一书，开创唐代字样之学的先河。字样之学也由此产生了。
二、颜师古与唐代字样之学
颜师古能够首创《字样》是与其家学渊源密不可分的。颜氏家族以文字训诂学、书法世代相传，因此颜氏家族在魏晋、隋唐期间有正字学专家的出现是不足为奇的。其中著名的有颜之推、颜师古、颜元孙。他们对正字运动郡有一定的贡献。为唐代字样之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颜师古(公元518～公元645)京兆万年人，颜之推之孙，初唐著名学者，曾负责整理《五经定本》，参与研制《切韵》，著有《汉注》，《匡谬正俗》。颜师古对唐代字样之学主要贡献包括三方面：
第一，搜罗各种五经抄本，参照《说文》、《字林》、《玉篇》等字书。以及前代《石经》拓本，相互比较，确定各经的楷体文字，撰成《五经定本》作为官方的定本经书，供天下取法。后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训》。颜师古刊定经文，撰写义疏，对确立和巩固儒学的正宗地位有重大贡献，在正字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成为唐代字样之学的基础。
第二，颜师古网罗奇书，收集难字，析疑溯源，制作《字样》。颜氏字样在分析疑字的形体结构、笔势笔意的源流变化的基础上，制定的楷书标准写法，是一部以正字为使命的字典，其突破原有经书用字，在全社会范围内规范了文字，并且《字样》盛行当时，所谓“怀铅是赖，汉简攸姿”，是天下学人学写文字的不二法门。原本虽佚，但从现存敦煌写卷$388《正名要录》中，仍能窥其大略。
《正名要录》的作者在抄录《字样》中说：
“古作《颜监字样》甄录要用者，考定折衷，刊削纰缪。《颜监字样》先有六百字，至于随漏续出不附录者，其数亦多。今又巨细参详，取时用合宜者。至如字虽是正，多正多废不行：有体殊浅俗于义无依者，并从删剪，不复编题，其一依《说文》及《石经》、《字林》等书，或杂两体者，咸注云，兼云二同；或出《字诂》，今文并字林隐表其余字书，堪采择者，咸注通用，其有字书不载，久共传行者，乃相承共用。”
上引写卷自述表明，《正名要录》是根据《颜监字样》“巨细参详，去时用合宜者”删定而成的。他和《字样》一样都是正字书，为规范社会用字服务的。不过《字样》收疑难要字可观，《正名要录》只搜集其中和于时用的常用字。《正名要录》摘抄《字样》，收字甚少，但与《字样》一脉相承。《说文》、《字林》兼收后出字，体例大抵分“正”“通”“相承共用”三种。《字样》既以规范社会用字为指归，《正名要录》根据当时变化了的社会用字情况，删剪“多废不行”的正字和“于义无依”的俗字，而“去时用合宜者”为实现规范用字服务。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颜师古针对当时世俗之言中的谬误，“质诸经史，匡而正之”，著作《匡谬正俗》。颜师古著述的基本原则是“依古不从流俗”，运用这种方法他校正文字之谬误，复原经史之真实，成为质疑辨证的文章开创先例。
三、唐代字样之学的发展
字样之学兴起以后，在颜元孙，张参的推动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颜元孙(?-公元714年)字修，颜师古的侄孙，唐代著名的字样学家，著有《干禄字书》。曾任润州长史，迁滁州刺史，累加朝议大夫，上柱国。他的《干禄字书》是一部专讲字型的书，收字1599个。一般认为《干禄字书》是以颜师古的《颜氏：字样》为蓝本校订，增补而成的。据《干禄字书·序》“字书源流，起于上古，自改篆行隶，渐失本真，若总具《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具言俗通正三体，偏旁同者，不复广出，字有相乱，因而附焉。所谓宿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卷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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