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2期
清代中期青海藏族部落迁移活动述略
作者：吕德胜
[关键词]清代中期；青海藏族；迁移活动
自明中叶后，随着东西蒙古的大举如据青海，迫使环湖地区各藏族部落向黄河以南地区迁移，环湖地区便成为蒙古族的势力范围。尤其，和硕特蒙古统治青海以后，“青海”都成为了蒙古族的代名词。雍正初编旗后，除在黄河南安置有5旗外，其余24旗均被安置在今日月山以西、黄河以北的辽阔的青海湖周边地区。但因蒙古各旗日益衰敝，人口减少，环湖地区牧地地广人稀。相反，藏族部落摆脱蒙古贵族奴役之后，经雍正、乾隆两朝的休养生息，其社会经济和人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清廷分而治之的过程中，使蒙藏两族出现了牧地与人口极不协调的局面。埋下了两族牧地纷争的祸端。因藏族部落人众地狭的客观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向蒙古各旗展开了争夺草场的斗争。特别是黄河以北环湖草原成为个藏族部落争向迁移的游牧的地区。
一、藏族部落的北迁活动
黄河以南藏族北移活动是客观环境所使然，因而它是自发而无序。北移活动加剧了蒙古各旗的经济的凋敝和人口的流失，引起了蒙藏两族关系的紧张。藏族北移约始于乾嘉之际，在乾隆时期，黄河以南各蒙旗屡遭循化和贵德两厅所属藏族游牧部落的及果洛藏族的攻掠。诸旗王公台吉“赋性懦弱无能，平时番子等来抢掳牲畜，常不能抵御”。针对这个情况，清朝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加强对黄河以南藏族各部的控制，将循化、贵德二厅所属的藏族划归西宁办事大臣管理，后来又下令循化、贵德二厅文武官员也受办事大臣调遣。但屡属关系的改变并未起到根本上约束藏族部落的作用，在藏族部落的抢掠下，导致嘉庆初年黄河以南5旗被迫移往黄河以北当那克地方住牧，“所有河南牧地交循化、贵德二厅分管”。到嘉庆七年(1802年)，察罕诺门汗旗因不堪藏族部落之抢掠，渡河北移。
藏族北移活动所带来的攻掠给蒙古遭受极大的苦难和逃离原住牧地，各扎萨克台吉也只有求助清朝采取措施。清朝考虑青海蒙藏地区的混乱恐危机其统治秩序，采取了一系列以武力征服藏族、扶持残弱蒙古的“扶蒙抑”政策。嘉庆四年(1799年)始，命西宁办事大臣广厚、台布、贡楚克扎布等都曾武力驱剿藏族部落的迁移行为，但成效甚微。嘉庆十二年(1807年)。循化厅属沙布浪等3个部落甚至深入到大通县境“内地边界”进行抢掠活动，引起了清朝的震动。于是命陕甘总督长龄、西宁办事大臣那彦成前往查办。
道光二年(1822年)，循化、贵德两厅所属的刚咱等23部藏族渡河北上，不断抢掠河北蒙古，并游牧于原属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旗牧地。陕甘总督长龄结集8000官兵驱剿，追其南渡，并谕令勒特里巴勒珠尔等6旗返回原牧界内，但勒特里巴勒珠尔等退移之后，势力单薄，害怕无力自卫而不愿返回。长龄等命有察罕诺门汗旗和早年由玉树地区迁至黄河北住牧的阿里克部落在原勒特里巴勒珠尔等牧界助勒盖和柯柯乌苏一带住牧。同时责令其负责防务，以阻止黄河以南藏族北移。但就在长龄等人奏明朝廷“青海全境肃清，蒙古边氓悉获安堵”后不久，河南刚咱、汪什代克等27部落近2万余人又迁入河北，不断抢掠环湖地区蒙古各旗。
二、那彦成整顿青海蒙藏事务
那彦成“查办番案”，改变了单一驱剿的政策，认为河南藏族“偷往河北，不过贪图水草，即其抢掠，亦只图小利，并无他志”，因此，“万不值张皇剿办”。且藏族各部“稍聚肆锊牧畜，或数百人，或千人以上不等，细加查访，其中既多汉奸，而蒙古之贫穷者亦随之谋食，是以人数滋多”，他们又“鸟聚兽散，一闻大兵云集即纷纷窜匿深山，而黄河以北南山之下，东西千里，南北亦数百里不等，贫谷深山竟难必其搜集尽净”。
因此，那彦成对河南诸藏族部落采取了分化瓦解，清厘户口，对部落头人封官赐爵和以武力相威逼等不同方面的治理政策，意在孤立还牧河北的藏族各部。在青海沿边遍设防兵，严守卡隘，加强督查，禁止内地商贩向北移藏族各部私售粮茶，整顿蒙藏两族与内地的粮茶贸易制度，并清除混迹牧区趁火打劫的内地游民。那彦成规定每粮票只准使用一次，“所请若干口粮，即注明粮数、人数及牲口数目，并问明途程远近，定以期限，即在卡伦呈缴。该处兵弁亦即当日具禀缴销，以堵偷买野番之弊，而蒙古亦可枵腹之虞”。还规定河南藏族各部落与内地的粮茶贸易需要按户请票。从而“野番等为日食牛羊肉度命，人多生病，饿毙者亦不少。”于是，移入河北的贵德厅属16个部落，循化厅属11个部落，近2万人陆续南返。在藏族各部落南返后，那彦成着手安置蒙古诸旗，招徕散失人口，将避入内地的约17000余人酌给赈济后，陆续移送出口。
尽管清廷采取了诸多的措施，虽河南藏族北迁的状况有所延缓，但黄河南牧场的差异、人口的多寡根本问题仍没有解决。“河北地土肥绕，河南水草不能皆好，自来番族皆谓偏袒蒙古，尽与善地，常有垂涎河北之心……野番等素无统属散处游牧，因而贪图水草潜行渡河，驯致啸聚成群劫掠。”那彦成“查办盔案”经短短数月，使大批藏族南返，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藏族对蒙古抢掠的压力，有利于对青海的统治的稳定。但根本上未能解决藏旅部落人众地狭之矛盾，因此，不到10年相对稳定之后，再次开始了大规模的藏族北移活动。
三、藏族部落北移住牧权利的实现——“环海八族”的形成
道光十二年(1832年)，黄河南贵德厅外思昂拉千户(今青海火扎昂拉)所属古弄、杨弄等部落因草原不足以养民，生活贫困，于是聚众渡河北移，揭开了黄河南岸藏族再次大规模向北迁移的序幕。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西宁办出大臣苏勒芳阿经过青海左翼盟长车灵端多布担保，准许察罕诺门汗旗迁到河北游牧。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黄河南贵德厅属藏族各部乘黄河封冻，纷纷北移到柯柯乌苏等地。次年，陕甘总督富呢扬阿督甘肃提督、西宁镇总兵等前往征剿，但成效不大。
此时，藏族各部不断向西宁办事大臣及陕甘总督衙门要求葵准许在黄河以北游牧，并保证服从官府约束，承诺不滋生事端，与蒙旗和平相处。朝廷内部不少官员也希冀于将黄河以北本已空旷的蒙旗牧地划给黄河以南的藏族游牧，以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情情况下，于咸丰八年(1858年)，西宁办事大臣福济筹办安置事宜，奏准将移入河北的8个部落即千布录刚咱、汪什代克、都受、完受、曲加洋冲、公洼他尔代、拉安在环湖地区划给地界游牧，并在符部委令千百户层层管束。八部首领向西宁办事大臣呈交承保十事及分守要隘各甘结，表示遵循法度，安于游牧，与蒙旗各守疆界，互不侵犯。至此，持续了百年之久的藏族此移斗争最终以“环海八族”的形成宣告结求，肯海蒙藏分布格局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和变化。此后，虽有其它藏族也陆续迁入，藏族部落不断壮大，但都未能改变已经形成的蒙藏分布格局，其蒙藏关系也得以基本稳定。
[作者简介]吕德胜(1979～)，男，土族，青海民和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