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论湘西地区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
作者：周 礼
【关键词】湘西地区；音乐文化遗产；人神崇拜
湘西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古往今来，勤劳淳朴的湘西各族人民在这块神奇而又美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纵情欢歌，翩然起舞，在劳动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如土家族的摆手歌、梯玛调、哭嫁歌、劳动歌、坡头腔、打溜子、咚咚喹，苗族巫腔、高腔、叭咕腔等。这些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仍有不少音乐文化资源较好地保留下来，成为各民族生活的重要内容。民族音乐文化的惟一性和稀有性是湘西独有的，深受国内外专家的赞誉，是一个色彩缤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
由于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任务显得日益紧迫。这就要求我们在遵循一般保护原则基础上，结合湘西民族文化生态背景和特点，来探讨和应对如何保护土家族、苗族的一些濒临灭绝的珍贵遗产。
一、湘西地区音乐文化遗产的特色
湘西处于湘、鄂、渝、黔边地带，有着土家族、苗族、汉族等民族文化“互动”现象，素有歌舞之乡的美誉。湘西的音乐品种丰富，是一笔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 湘西音乐最具诱惑力和神秘性，其音乐文化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蒙昧时期，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湘西自古以来就居住着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各民族人民，他们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经济生活以及社会结构和心理特质，他们创造了具有自己民族风格的、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
湘西民族音乐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不仅指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还指各民族音乐文化内涵的种类、层次的丰富多样性，例如湘西土家族文化，无论是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还是人生礼仪和民间艺术的精神文化，或是山规民约的制度文化，无不丰富多彩。其中摆手祭祖、毛古斯、哭嫁、舍巴节、打馏子、跳丧，打围鼓等，这些土家族文化之瑰宝，以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而独标一格。但是由于湘西较为封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湘西音乐文化必然保留着较多的神话与宗教色彩，凸现着鲜明的原始性特点，巫风傩舞，人神杂糅。
音乐文化是讲特色的，湘西音乐文化有着它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个性特点。如前所述，湘西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之地，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是湘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资源的一个突出的特色。除此而外，湘西文化资源还有一些鲜明特色。
（一）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底蕴深厚
音乐文化是民族文化中最具生机活力的部分，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湘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浓郁。它是民族民间生活的产物，最具原创性。
我们已略知湘西土家族音乐文化的独特多样性，颇具魅力。而湘西苗族，其社会生活、人生礼仪、民族节日之丰富多彩，其音乐文化的丰富多样，也令人目眩。湘西苗寨中的妇女节日盛装及银饰，苗寨依山傍水，椎牛祭祖的神秘，姑娘小伙赶秋、赶边边场、四月八节日人山人海的气势，都是很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极品。如今，在湘西吉首，由于历史的积淀，已形成了这样的民族民间文化的格局，即东歌西鼓，北狮南戏。东歌，是指丹青乡三月三苗族清明歌会；西鼓，是指德夯苗寨的苗鼓风情；北狮，是指马劲镇和矮寨镇的春节百狮；南戏，是指鸦溪、乾州一带每年正月间的各种颇具活化石的原始戏剧表演，如傩堂戏、阳戏、木莲戏及辰河高腔等。
（二）民族音乐文化与历史文化杂糅
湘西地处武陵山区，其地理位置处于我国从西到东递降的第二梯台东缘与第三梯台西缘之间。这一地域被当今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和社会学家称为中国原始文化的沉积地带，已成为世人分外关注的对象，由于湘西所处的这块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环境，以及各种历史的原因，这里确实被人类历史冷藏和积累着丰厚的原始文化信息，并且这些原始文化的遗存，更多地保留在这里生息繁衍的土家、苗、汉等民族的歌舞艺术当中。千百年来，也正是通过这些歌舞艺术不断地传递着这些土家、苗民的原始文化基因，潜化和孕育着这些民族的心理机制，陶养着这些民族的气质和性格，使这些民族在其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串鲜明而光亮的足迹，这些原始歌舞艺术既是历史文化的见证与载体，也是民族文化的见证和载体，二者是杂糅在一起的，从而构成湘西音乐文化的又一鲜明特色。
就土家族特色极为典型的摆手舞而言，究其舞蹈形式与内涵，不论是男女相携连臂而舞的壮观场景所反映出来的原始部落舞、氏族舞的遗习，还是古拙质朴的动作所显示的原始拟兽舞的遗韵，以及战阵舞中所隐含的原始武舞的演化留存，其原始文化意象应是祭祀怡神的巫舞，其最终所反映的是人类祖先普遍关心的生存与繁衍两大课题。而其内容与形式上所反映出来的关于农事生产活动及军阵战斗的舞蹈，则显现出土家民族在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项。如舞蹈中众多的农事生产动作：插秧、薅草、掰包谷等，反映的就是唐宋以后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先进生产工具——铁器的传入，使土家民族的农耕文化得以丰富和发展；而舞蹈中隐含的原始武舞的演化留存，则反映出摆手舞与古代巴人军阵舞的关系密切，其隐藏在歌舞背后的是一段惊天动地的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历史典故。可见摆手舞中所隐含的原始武舞的演化留存，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土家民族歌舞艺术，它还承载着土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彰显民族性格，从而构成土家民族音乐文化又一鲜明的特色。
（三）浓郁的巫风色彩和人神崇拜
湘、鄂、渝、黔边接壤的武陵山区是中原汉族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楚文化及巴蜀文化的多元文化沉积带，自古以来就是巫风盛行之域。众所周知，巫风盛于殷商，正是因为殷人盛行巫术，所以牧野之战中巴师神奇怪异的巫歌巫舞方能产生特殊效果。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苗巫文化、楚巫文化与土家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致使浓郁的巫风伴随着这些民族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历代相承，至今仍余韵悠然。
湘西地区崇山峻岭、深沟险壑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为巫风盛行提供了特有的土壤。基于“万物有灵”的观念，在当地土家、苗、汉等民族先民们的心中萌生了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原始宗教应运而生。先民们感到身外的种种神秘力量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不容忽视，于是便试图接近并利用这些力量。出于对自身利害的取舍，先民将这些神秘力量区别为行使巫祀的正神和行使巫术的邪神，对于这两种神灵，人们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但探究其内在的原始文化意象，不管是行使巫祀还是行使巫术，他们都是指向生存和繁衍这两大根本目的，只不过区别在于：行使巫祀是借助神灵来改善生存条件，而行使巫术则是依靠自身来改变生存条件罢了。但不管哪种巫文化，都是一种人与神的沟通行为，而作为人与神沟通的特殊语言则正是由土家、苗族的歌谣来充当，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对神灵吟唱的歌谣与人的自身一样自然成了巫文化的基本载体。
不仅这些民族歌谣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巫文化土壤，而且其传承和发展也有着特定的巫文化气候。古往今来，相临而居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融是必然的，这些文化的交融也更多的体现在这些民族的歌舞艺术当中。史籍记载：苗族的巫文化是产生最早的，古三苗就有“相尚听于鬼神”之说。土家文化之中的巫风成分与苗巫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而对土家文化产生最直接最重大影响的是楚巫文化，从歌唱中的“下里巴人 ” [1]便可见一般。楚文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浓郁的巫风色彩，楚国大诗人屈原的作品就集中代表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巫术文化体系。唐代刘禹锡被贬郎州时感受颇深，他的《竹枝词》“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 [2]便是直接从土家族巫祀时常唱的竹枝歌演变而来。土家、苗族的巫文化几乎涵盖了这些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作为这种巫文化重要载体的民间歌谣，它不仅是土家、苗族的习俗仪式歌，而且还作为一种“通神语言”形成巫祀仪式歌，如土家族的梯玛神歌、薅草锣鼓歌以及“以歌兴哀”为突出特点的土家丧葬仪式中的“丧堂歌”等，都集中体现了巫文化的投射与沉淀。虽然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生活的演变，人们审美意识的逐渐加强和对自身力量认识的不断深化，各种仪式歌中的巫风色彩逐渐淡化，娱神成分不断削弱而娱人成分不断增强，吟唱的内容也越来越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但其中所积淀的巫风遗韵和巫术意识仍然鲜明的昭示着湘西各民族歌谣生成和发展的特定生态环境与特殊的文化内涵。这也为当今人们研究这些民族的文化及民族意识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坐标，同时也是对湘西民族音乐文化艺术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