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论民间文学影响下的汪曾祺小说中的民俗

作者:曹 浏




  在他的小说中充满了诙谐幽默的民间歌谣,如《受戒》就引用了民间情歌:
  妞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还有他的《拟故事两篇》、《仓老鼠和老鹰借粮》的语言深得民间文学神韵:
  天长啦,夜短啦,耗子大爷起晚啦!
  耗子大爷干嘛哪?耗子大爷穿套裤哪。
  他对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对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力和农民式的幽默诙谐,颇为着迷,并写进自己的作品中,在《小说笔谈·语言》文中,他再一次表明了自己对民间语言的感受:“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在校尉营一派出所外宣传夏令卫生的墙报上看到一句话:‘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语言。这样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9]其在语言上的情感倾向不言自明。
  
  三、民间故事结构模式
  
  民间故事的结构都比较完整,多采用三段式,如“三女婿拜寿”、“三秀才赶考”、“三姊妹出嫁”,有头有尾的传记性或生活史式的,而不是片断的或插曲式的。因此,有的国家称它为“定型故事”,它特别重视故事线索的单纯明晰,在情节的发展转换处,往往有明显的过渡提示。汪曾祺对民间文学结构的借鉴还表现在故事形式上,例如:“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再说……”等等。故事的人物、情节、语言往往是类型化定型化的。这种民间故事固定的套式也为汪曾祺所尝试,他自己也说:“一般的民间故事和叙事诗多侧重于叙述。但是叙述的节奏感很强。‘三度重叠’便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常见的美学法则。重叙述,轻描写,已经成为现代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10]汪曾祺的小说多采用这样三个一组故事的讲述方式,如《岁寒三友》、《皮凤三楦房子》、《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幽冥钟·茶干》、《小说三篇:求雨·迷路·卖蚯蚓的人》、《故里三陈:陈小手·陈四·陈泥鳅》等,足以看出汪曾祺对中国传统数字“三”的喜爱程度。
  他的一篇名为《晚饭花》的小说中叙述了三个故事,分别是《珠子灯》《三姊妹出嫁》和《晚饭花》。在《晚饭花集·自序》中汪曾棋就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至于为什么总是三篇为一组,也没有什么道理,只是因一篇太单,两篇还不足,三篇才够“一卖”。“事不过三”,三请诸葛亮,三戏白牡丹,都是三。一二三,才够意思。可见,汪曾祺对“三”情有独钟。而在《三姊妹出嫁》中又分别叙述了三个姊妹是如何嫁出去的,把三个姊妹的如何选女婿、如何出嫁、如何相互嘲谑,逐一进行描写。小说写秦老吉的三个女儿大凤、二凤、小风,分别许了三个手艺人女婿,大凤许的是一个皮匠(脸上有几颗麻子),二凤许的是一个剃头匠,小凤许的是一个卖糖的。三姊妹同一大出嫁,都是腊月二十三。先出门的是小凤,其次是大凤,二凤最后一个离家,因为二凤的女婿剃头兼吹唢呐,他得吹唢呐送小姨子、大姨子。临到他自己,是他爸爸时福海吹。“时福海吹了一气,又坐到喜堂去受礼。”两头忙。这是个单纯的故事,富有民俗美,令人想起民间剪纸“老鼠嫁女”。这篇小说与民间故事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主题,主题很现代,秦老吉的三个女儿都嫁了,三个女婿各有自己的职业,谁来继承秦老吉的馄饨担呢?“真格的,谁来继承他的这副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的馄饨担子呢?”这当然不是一副馄饨担子的问题,而是这副担子所象征的生活观念,善良的、自食其力的、美的生活观念,这样的生活观念能继承下去吗?汪曾祺在留恋中似乎不无忧虑。
  民间故事这种基本固定的结构,类型化的故事,定型化的人物;情节和语言,能使故事讲述家们很容易掌握,从而用它来日日瓶装新酒,以不变应力一变地去演义新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民间故事叙事传统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得到比较明显的继承。民间故事中人物角色大都是所属民族社会上通用的共同名字,或者是表示某种人物性格、状貌、性别,职业等一类的通称,没有确定的名姓的特点一样。如《异秉》中的王二、陈相公,《陈小手》中的陈小手。汪曾祺还注重从民间叙事中吸取养料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组织法,那就是根据民间特有的良心原则建构起来的一系列主题类似的小说,《岁寒三友》的三个友人: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在困难当中真心相助,毫不吝惜金钱;《寂寞和温暖》中的知识分子沈沅与老车馆王栓之间完全出于道义与良心的相互扶助;《皮凤三楦房子》中的好人高大头利用智慧植房子,终于战胜了恶人谭凌霄和高宗汉。他还改编仿写过民间文学作品。《螺螄姑娘》系根据民间故事改编,叙述单纯而富浪漫气息,在汪曾祺小说中别具一格。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聊斋志异》中的12篇小说的改写,取名为《聊斋新义》。在原有故事情节不变的基础上,寄托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情怀,更加显示了他对民间叙事文学的情有独钟,可见他受到民间文学影响之深刻。
  
  四、民俗的叙事方式
  
  叙事是能够体现叙事主体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身份的。从叙事主体来说,可以分为知识分子叙事和民间叙事。汪曾祺小说主要是民间叙事,是知识分子代言的,以民间形式为载体,以民众生活为题材,以民间话语为言说方式的政治意识形态作隐匿话语主体的叙事。
  汪曾祺的《陈小手》写于八十年代,是《故里三陈》的第一篇。全篇仅一千五百字左右,是微型小说运用民间叙事的典范之作,情节简练却意味深长。小说以回忆的手法讲述了苏北高邮里下河水网的故乡之事。我们以叙事学的角度分析文本,可以看到汪曾祺在对民俗对叙事方式上的独到之处。
  在叙事文学中,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是一种最本质的关系,故事讲述者与故事的关系象一个电影导演与剧本的关系。他首先要确定的是哪一个角度或者哪一系列角度的组接和变化能够最有效地将故事呈现给观众。[11]小说中的大部分叙述在做风俗介绍、人情介绍,等到故事开始时,小说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篇幅。开头说:“我们那地方……”采用全知视角等作者叙事情境,以外部聚焦的方式叙述了整个故事。以一个历经世事的老人的口吻,为我们聊家常式的讲述了一个他所经历而我们大多不甚明晓的旧时乡事。在小说《陈小手》的故事叙述与情节展示中,作者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在《受戒》、《大淖记事》、《复仇》、《黄油烙饼》等小说中也有体现。
  小说里虽然大段在写风俗,(这也是汪曾祺小说的特点之一,也是其被奉为“风俗画”小说的原因)但最终的目的还是写人。不是为了写风俗而写风俗,小说不是是风俗志。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从对风俗对建构中体现生活在这样风俗氛围中的一群人们的生存状态,这才是小说的最深层意义。汪曾祺说:“风俗和人的关系,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以风俗作为人物背景。一种是把风俗和人结合在起,风俗成为人的活动和心理的契机。一种是,有时看起来是写民俗,实际上是在写人。他在概括“风俗画”小说的特征时指出写风俗不能离开人,不能和人物脱节,不能和故事游离。写风俗不能流连忘返,收不到人物身上。”[12]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分析文本《陈小手》中就能清楚地看见。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因为请老娘也有种种“讲究”。这段叙述让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当地民俗文化的独特性和边缘性。民俗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定的区域风俗民情。民俗文化模式均含普通与特殊两类。前者是指小同的民俗文化在小同的时空中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即它内含的全球意识和参与世界的精神;后者是指民俗文化在一定的时空中出现的独有的特征,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即它内含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13] “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这一原因导致了陈小手最终悲剧的发生。团长的太太难产,于是请了医术高明的男性产科医生陈小手接生,太太在难产中活命并产下个儿子。团长谢陈小手一十块大洋,却在陈小手返身上马的时刻,团长一枪撂倒了陈小手。让人匪夷所思的理由很简单: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这一陡转同样深深震撼了读者的心灵,给我们留下了无穷想象。这种“转折式”的民间叙事结尾在短小的篇幅中让读者通过转折式的错位结尾去延伸并想象到比文字表面所传达出来的更多更深的意蕴。而在小说从头到尾都让我们看到在那样一个被封建意识和封建礼教浓浓包裹的旧时代农村,名医陈小手一直没有摆脱故事开头所交代的传统接生的种种“讲究”的阴影;也始终没有摆脱以他的同行为代表的嘲笑他的“男性的老娘”行医方式。而最后,他竟倒在受医者愚昧的枪下。
  故事平朴而简单,但它所揭示的思想意义是丰富而深刻的。陈小手的死不在于医不好人而在于民俗文化下的人们的思想观念。《陈小手》小说情节发展的悲剧源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民间风俗,民俗导致的悲剧是支配人物命运发展的重要因素,作家借助民俗文化的叙述表达了造成陈小手死的表面原因是团长,真正的更深的潜在的原因是我国传统的劣根,消极的民俗文化因素的作用。是愚昧、落后的制度民俗文化。而专治难产的名医陈小手代表了区域文化下现代科学与传统民俗碰撞时的必然悲剧,是一种愚昧和反文明的悲哀。民俗文化的展示是小说必须展示的重要内涵之一,这篇微型小说的叙述的最大功能就是是承载了文化这一厚重的生命因素。小故事,大背景;小人物,大主题;揭露封建愚昧,倡导科学文明,对封建社会,对愚昧、对恶势力的批判,正是小说《陈小手》民间叙事的主题思想与社会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汪曾祺. 汪曾祺文集:文论卷[C].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2]汪曾祺.汪曾祺文集[C].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3]汪曾祺.我和民间文学[A].汪曾祺全集(三)[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A]. 汪曾祺全集(四)[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汪曾祺.中国当代名人随笔:汪曾祺卷[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6]罗钢. 叙事学导论[M]. 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7]武文.民俗叙事方式与民俗学话语系统[A].民间文化论坛,2004.
  
  【作者简历】曹浏(1982- ),女,湖南郴州人,湖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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