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6期
南北文化交流对鲁西蝈蝈葫芦的影响
作者：贺 军
【关键词】东昌府；蝈蝈葫芦；刻书业；文化交流
以儒家正统学说为核心的齐鲁文化，是山东运河区域的本土文化，孔子的故乡曲阜和孟子的故乡邹县，都处于山东运河区域之内。在京杭运河贯通之前，山东较少有异质文化的渗入，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这种状况，到明清时期发生了变化，南北东西的各种不同特色的文化因子随着大运河的通达，不断浸润着鲁西平原，使这一带的文化景观发生了明显变迁。
一、书院林立，科举兴盛
嘉靖、万历年间，明政府两次大规模整治闸河，正是山东运河畅道无限的时期，也是运河沿岸经济发展的鼎盛和南北物资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这一切都为书院的兴建和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明朝后期，鲁西地区书院的纷纷建立，正是运河通达带动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的突出表现。同时，嘉靖年间，王阳明的心学学说迅速传播，山东运河流域得地利之便，在北方省区中最先受到心学思想的冲击，鲁西的张后觉（茌平人）、孟秋（茌平人）、王道（武城人）、穆孔晖（堂邑人）等大力倡扬王学，使这一区域出现了浓重的学术气氛，北方王学的传播者纷纷以书院讲学的形式宣传自己的学术主张与政治主张，大大刺激了山东运河区域书院的发展。
明代山东共计有书院96所，其中有42所在运河流经州县及辐射地区，而有18所位于东昌府之内如堂邑的元蓭书院、聊城的东林书院、临清的清源书院等。随着清政府统治经验的不断丰富和汉族文化影响的加深，为了拉拢汉族士大夫，清延改变了以往限制书院发展的政策，开始鼓励创设书院，从此清代的书院迅速发展，乾嘉以后达到鼎盛时期全国各府、州、县几乎都有书院之设。清代书院总数约达4365所；其中山东213余所而仍有86所分布在沿运地区。东昌府区有32所，如堂邑雀城书院、夏津大同书院、聊城阳平书院、龙湾书院、启文书院、光岳书院、摄西书院、平阴书院等，这些书院大都为官府所办，不像江南的东林书院、岳麓书院那样以学术讲会为主，而是以考课为主，即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绝大多数是为明清时期高度发达的科举制度培养后备人才的基地，正因如此，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出现了科举盛行，文风昌郁的局面 ，在山东运河畅通的明朝至清朝中期，沿运各州县及辐射州、县科举兴盛、人才辈出，所出举人数量占全省的半数左右，尤其在运河管理最称完善的明朝后期，该区域的举人数也达到顶峰，竟然占到了全省举人数的近70%，这恰恰又与这一时期该区域创建的书院的比例相符合，足以说明运河通达对沿运文化事业心的促进是极有成效的，除了大量举人产生于运河区域外，明清时期沿运州县还产生了一批被世人目为天下魁首的文武状元，明清两代山东籍状元共26人，而运河区域有12人，东昌府区就占6人，可谓“人文飚起，名卿蝉联”。
临清、东昌、汶上、东平在明清时期也涌现出许多名硕儒。临清人谢榛是明朝前期的诗坛领袖，他16岁即负诗名，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七人结成诗社，史称“后七子”。谢榛曾以布衣执诗社之牛耳，为七子之魁，名噪南北，从者皆呼谢榛先生。谢榛诗作主要有《四溟集》10卷和《四溟诗话》4卷，二者均被收入《四库全书》。东昌在明清两代，不仅出现了邓钟岳、朱之蕃、傅以渐三个文科状元，还涌现出穆孔晖、王道、张后党、孟秋等理学硕儒。穆孔晖和王道都曾在南京拜王守仁为师，深得王学嫡传，他们成为山东王学学派的领军人物。随后张后觉、孟秋也都师事王守仁的再传弟子，由于穆、王、张、孟都师承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在山东运河区域开办书院，主持讲席，大力推广传播阳明心学，使东昌成为明代中后期北方理学的重镇和传播中心。留心史籍，我们不难发现，山东运河流经的鲁西一带，历来就有注重科举入仕，在朝为官的传统，这大概与长期受孔孟学说教化有直接关系，习惯走“学而优则仕”的“圣人之道”。从隋唐开科取士，鲁西人就孜孜于科考功名，光宗耀祖，他们取得的成绩也是骄人的。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壬午科到五代后汉乾天祐三年（950）庚戌科，300多年间山东共考中8个状元，无一例外地都是鲁西人；宋元辽金时期，鲁西长期成为割据政权的拉锯战场，文化凋零，经济惨破，故而所产状元数在全省16人中只占1/4。明清两朝，运河贯通重新给鲁西带来生机，经济文化得到迅速恢复，运河两岸各州县书院遍布，科举兴盛，文风馥郁，硕卿联蹁，明清山东籍状元共26人，鲁西就占了12人，而考中的进士、举人更不计其数。这些科甲登第者，许多人既是朝廷显宦，又是文章高手，不少人的著作被收入集古代学术文化之大成的《四库全书》。山东运河区域涌现出的众多才俊，以其不凡的官绩和著述，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区域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些文人雅士的出现，对于鲁西蝈蝈葫芦的把玩，特别是对其艺术价值的提高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观念也不断渗透到蝈蝈葫芦的装饰艺术中，使得蝈蝈葫芦雕刻技艺更加精细化和繁复化。
二、东昌刻书业对鲁西蝈蝈葫芦的作用
书院林立，科举兴盛，带来了刻书、印书业和公私藏书的发展。在海源阁出现以前，聊城的刻书业就已经十分繁荣，创始于明初的“好友堂”印卖蒙学课本、通俗读物及唱本之类，行销甚广；清代前期“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益堂书庄”四大书庄相继开业，以后则发展到二十几家书坊，均集中在聊城城内鼓楼东大街及东城门内外。这些书庄、书坊大多为前店后坊，都有专门的刻版技工和校勘先生。据记载，“书业德”资本雄厚，书版达千余种，在济南、太原、介休、祁县等地设有十多个分号，所刻印的木版书行销于京师、晋、冀、鲁、豫、东北和江南各省，生意兴隆，一年到头，无时不忙。《老残游记》中对聊天城书业的繁盛也有生动的记述，第七回记一书坊掌柜向老残介绍道：“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是最盛的……小号店在这里，后面还有栈房，还有作坊。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板，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浓郁的文风、发达的刻书业、便利的交通以及漕运咽喉要道的重要位置，使得许多文人墨客留恋忘返，乃至聚集、侨寓于山东运河区域，他们将各种书籍带到这里，为此地藏书家拓展了视野，带来了珍籍。同时，山东运河区域的士宦学子们也借助便得的运河交通，把往来南北各地所搜求的各地藏书送回家乡。这一切为该区域私人藏书业的兴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崛起于运河岸边的杨氏海源阁藏书楼便是山东藏书家们共同的骄傲。
清朝中后期，随着石印和铅印的出现，木版手工刻印受到排挤，兴旺发达的刻书业从此一蹶不振，刻书者开始转行，他们是从为书籍雕刻插图开始，扩展到门神，纸码等品类的创作，现在80岁以上的老人回忆：“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刻版画的”，考查知道的这些人名是：徐清会、徐清河、徐广成、徐广忠、徐洪新、徐以发等，还有很多不知姓名的。清末民初一次就有十几个人同时去张秋镇刻画版，他们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民艺刻版专业群体，这个群体一年四季从事雕刻技艺劳动来谋生，有的被资本充足的作坊常年雇用，有的在自己家里刻。当时东昌府民间版画作坊分布于聊城、堂邑、阳谷、寿张、东阿、莘县、朝城、范县、古城等二十多个城镇和乡村，究竟多少家，已经很难详细统计，目前知道的有：王福祥、义和祥、福盛和、同泰、同顺和、裕兴和、福源成、德聚成、魁元隆、广和、同顺兴、义和成、源茂永、鲁兴聚等，这些版画作坊，有的是农历六月，有的是九月、十月着手开始印画，着手最晚的作坊则是农历腊月初挂作坊牌子，整顿铺面，筹备货物，即开始营业。每个作坊每年平均需用纸600令，产品销往鲁西、鲁南、鲁北各县，东边有泰安、济南、潍县等地，还远销我国的山西、河南、河北、东北等地，同时还有一些订货加工的商务活动。东昌府的清孝街、铁塔寺、位于京杭大运河岸边，方便于同北商业般队订购版画的商务活动，这里作坊多，物美价廉，招引了大量来自东西南北的商贩，他们根据本地的风俗，拿着自己需要印的“画样”，纷纷找作坊主定货，作坊主接到“画样”交给自己提前请到作坊专门负责刻版的艺人，马上刻印，短短几天时间，商家拿到自己满意的货物，装船从大运河运往全国各地，这是大商贩的经营方式。小商贩以手提肩杠，人推木轮车，牛拉四木轮大方车等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销售，常卖神码的人讲：“过年，提前到各村庄口贴上贴子，写上某月某日送门神纸码来，另外的商贩只要看到村口的字条，都会主动寻找没没有字条的村子贴上自己预售日期。”这反映出民间生活有秩序的一面。
这种源于东昌府古老的刻书业，所形成的专门的雕刻艺人，其人数之多，技艺之精。在某种程度上对东昌葫芦雕刻艺术有着重大影响，他们把雕刻技艺手法由平面转向立体，同时也把版画中所雕刻的题材、纹样、样式用于葫芦雕刻，不仅提升了葫芦自身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而且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手工艺品，为这个专业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谋生手段，同样上述年画的销售方式，在一定方面对作为手工艺品的东昌蝈蝈葫芦的销售也有着不小的影响，据当地老艺人讲：“过去的售卖蝈蝈葫芦的商贩都是肩挑着大纸箱子，摊于街头，常常通过吆喝或各种器具发出声响来招揽顾客，箱子分上下两层，上层罗列雕刻好的蝈蝈葫芦的虫罐，蓄虫其中，下层置微火或热水以温虫，不致冻僵，商贩们都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专用吆喝词：“豆绿蝈蝈！点药的豆绿蝈蝈！”每到一处，边吆喝边唱，以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有的葫芦艺人现做现卖，艺人们在现场制作时将熟练的手艺展示给围观的人们，本不想买的也会援手购买，现场制作还可以应购买者的要求进行花纹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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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毅．中国民间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4]王海峡．透视：中国民俗文化中的民间艺术[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贺军（1981- ），聊城大学艺术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民俗学。